“不算”（代前言）

每当被要求“标签”父亲沈仲章，我便犯难。依父亲性情，对任何头衔，他都会摇头说“不算”。

父亲沈仲章的一生，充满“不算”。

先说学业。父亲去过私塾“不算”受业，读过小学“不算”毕业。没有上过一天中学，却进过几所大学，然因不屑领证书，皆无凭据可以说“算”。《与金克木（丙）》中有小段概述，不妨参阅。

再说职业。父亲多次放弃可以“算”的职称，甘居“不算”的“职务”。《与刘天华》一文叙及，恩师刘天华意外归天，北平大学艺术学院聘请他接替教职，父亲婉辞。理由是他已报考该校，又“算”学生又“算”老师，会给校方带来不便。（其实，父亲入学前已协助该校教授出考卷。）

有时父亲还把可“算”的名与位，视作某种“侮辱”。抗战结束，政府任命他为粤港区接收文物图书的正职负责人，父亲坚辞，还漏嘴蔑视别人“看重的名分地位”。《与徐森玉》一文稍提此事，并述父亲宁愿留江南当一个项目的副手。该项目收获大量书籍，国家级图书馆和多家省市级图书馆皆受益，可史册欠缺记载，猜想也“不算”吧。

“不算”的或者“算”在他人名下之事，父亲一向乐意尽心尽力。而父亲对不少独力之举，也往往执意“不算”，或者主动“算”作别人功劳。诸如此类习以为常，例证举不胜举。本文集仅触及少许，均未细述。

“不算”这类词语，也是父亲口头禅之一。《与金克木（甲）》一文叙及，父亲根据《御制五体清文鉴》，主持选辑了一本维汉对照词典。傅斯年说“算”是沈仲章编的，但父亲却不“算”自己编的。《与斯文·赫定》提到，青年沈仲章显露才干，受到中外双方赞赏，父亲却认为那都“不算”什么。

自幼受这样的熏陶，使我曾有这样的心态：父亲对我讲的，虽然很有意思，我愿珍藏于记忆，但从治史角度，都是“不算”的，不适合公布刊发。而且我也迟疑，举贤是否仍当避亲？甚至担忧，子女写文，会不会有损父亲“不求人知”（叶恭绰诗跋）的一贯风格？

年复一年，我时时思索，慢慢有所领悟。父亲回避名气地位，原因之一是为了“做事”。父亲一再言及，有了名气地位就麻烦了，人事方面就复杂了，“我就不能真做事了”！父亲生前始终低调，确实做了不少事。他晚年意识到，记录独特的经历也是一件大事。父亲不曾张扬，只是悄悄试着做，可惜事未竟而身先死。虽然父亲去了另一个世界，但他传给我的忆旧资料，是他留给这个世界的又一份贡献。因此我觉得，我应该替父亲接着做这件事。

然而，工作、家庭……忙忙碌碌无数杂事，一直很难得空。再说，我不喜抛头露面，也不太留意报刊与新近出版物，有怯生生之感。种种心绪如钟摆，眨眼又是多年流逝。

我终于提笔，推动力来自儿子。他认真请求，为“阿公”（沈仲章别号Argon的孙辈专译）留份传记。我用对孩子谈祖辈的形式，一口气写到第十三章，进入主人公的北京大学时期。父亲涉足领域越来越广，关联人物越来越多，旁枝大而不掉，有独立成株、相聚成林之趋向，需要考证解析的任务也越来越重，传记体裁似乎载不动了。我思虑该沿哪条线深入，一时踌躇不前。

我积攒了一阵子勇气，请数友预览一二章节，得到点拨改写成专题单篇，干脆先探究父亲沈仲章与朋友们的交往，又经再三敦促，方始零星发表。

写着写着，我渐渐产生一些想法，但不少仍在思索之中。顺着“算”与“不算”之议，下择三点，略抒愚见。

其一，父亲沈仲章的任职都“不算”重要。

数次被要求写个百来字的沈仲章简介，按格式须罗列职务，挑“重要”的写。我本有满肚子父亲的独特经历想讲出来，却一下子卡住了。父亲很少对我说职称，印象中凡可算重要的职位，大多被他辞谢。

提交本文集出版方案前，我向有经验者讨教，闻惯例应附简历。于是，我从别人所撰纪念沈仲章的文中，照抄了一串任职，当时扫过一眼，职务都不算重要。但我觉得，履历表不能代表父亲这个“人”。

几十年来，曾有不少父辈友人、同代世交、知情者和读史有心者，分别对我表达别种看法。快速检索书面及语音留言，择录几条对父亲的评价：“是做实事的”（2015年），“专做别人不做或做不了的事”（1987年，1995年），“生前作为令人敬佩”（2002年），“天下第一好人”（2017年），“并非无足轻重”（1990年），“特殊的经历，多姿多彩的生活，值得传留”（1985年）……“真要学习传承中华道德文化，沈仲章是楷模”（2014年）。

围绕“史”与沈仲章，多位评议者阐发感想，浓缩归纳大意如此：有他没他，历史上某些事件，走向会不一样；有他没他，学术上某些进展，成效会不一样；如果缺了他的第一手资料，某些部分恐怕不算完整。

持这一观点者各自针对专题举证，激励我把父亲的生平公之于世。在本文集内，取三例附议（以下三段后部自“倘若”至“完整”，言“史”处综有他人评论。比如“史”的分类名称，不少经了解相关领域者提示）。

北京大学附设音乐传习所关闭后，不久便成立了沿袭其风的北大音乐学会，持续十来年，历史作用值得研究。至少，刘天华因此而留在北大直到去世，音乐教育也因此而得以在综合性大学，尤其在极富影响力之北大，保存了一席之地。父亲是组建音乐学会的两个领头人之一，并几乎自始至终全面主管该会。倘若缺了他所忆环节，中国现代音乐史、艺术教育史、北大校史、刘天华对乐界以外的影响……恐怕都不算完整（参见《与刘天华》）。

刘半农识人有方，招募沈仲章，开展多项民俗田野调查，让沈仲章一人顶一个团队，跑腿动手用耳用心。有评价曰：刘氏人生末段为其采风成果“最辉煌的时期”，正合沈仲章为刘氏得力助手之时段。尤其是1934年塞北行，某些事件沈仲章乃独一当事人。倘若缺了沈仲章所记事例，中国民间文艺史、田野调查方法史、北大文科研究所史、历史语言研究所“民间文艺组”的发展……恐怕都不算完整（参见《与刘半农》两篇）。

父亲受聘于中瑞合组的西北科学考查团（后正式改为“西北科学考察团”）理事会，任唯一干事，承担沟通职责，操办一应事务。他在1935年采集品放行瑞典一案中，起了关键作用，如起草文书、检查标本、制作清单等。倘若缺了沈仲章所知内幕，该团团史、中外学术合作史，以及那批采集品放行之始末……恐怕都不算完整（参见《与斯文·赫定》）。

其二，父亲沈仲章肯定“不算”有名。

父亲不求出名，但求隐名。有意思的是，在知道沈仲章为人的各类圈子里，他的这一特性，倒可说小有名气。父亲的老友对我说，你爸爸是“十大名士之一”（20世纪70年代，所指范围大概是北大或北平学界），“无名有实”（1987年）。

父亲一生结交知名人士不少，也得到了他们的尊重。父亲对外不提他与名人之友谊，但在家常常对我讲述有趣的人物、逸事和神情。父亲晚年反复说，他本人并没什么，但有些人有些事，恰巧他比较了解，他愿意讲出来，也嘱咐我有机会写出来。我听父亲回忆往事，认为他视角特殊，可以提供启示，引发思考，为一些历史人物的传记年谱补遗，使之更为全面详细。

比如陈寅恪：皆知寅恪先生曾于北大授课两学期，也许因同学们“没有一个学过梵文”（据劳榦语），对课堂实况大都语焉不详，犹似远观；而学过梵文的沈仲章所述，则为近察。至于视力衰弱的寅恪先生面对空无一人的听众席滔滔不绝，亦只有第一个步入者即沈仲章目睹。再者，备受尊敬的陈寅恪困居日占香港，曾引发内地民众责怪当局不尽力援救。虽然陈家最终脱险，但对长达四个多月的全过程，记录尚有缺漏，尤其忽略了受援方的意愿与努力。本书所收1942年3月陈寅恪致沈仲章函，呼救情急，切切可感。此外，父亲与世交所言陈家琐事及其待人接物，都使我脑中的寅恪先生更加有情有趣，是一个与家人友人融融相处的“活”的形象。

有关刘天华：细察父亲沈仲章与其恩师刘天华如何互相欣赏及授受进阶，以及刘天华为何对沈仲章另眼相看，可助理解刘氏对民族音乐教学改革的思考与试验，有其特定价值。其中轶事小如《何适》曾为《病中吟》候选曲名，大如刘天华在幕后为沈仲章出谋划策延续传习所，也幸亏父亲记述内情。

有关刘半农：父亲沈仲章回忆亲身经历，贡献了随刘半农两次外出考查的生动细节。特别是刘半农与沈仲章私下商讨的采风、摄影以及为抨击时弊而进行社会调查等计划，意义不小。八十多年来对刘半农“盖棺定论”的“斗志消沉”，我认为应据此而重新衡量。

接下来几篇是沈仲章与学友知交的“快照”“合影”：有不让须眉的“穿裙男孩”陈珪如和她丈夫胡曲园，夫妻俩相争“阿刚”（沈仲章别号Argon音译之一）算是谁的同系同学；有笔趣盎然、情深义厚的周祖谟，周伯伯对我说“你爸爸是我老师”，可父亲却说“不算”；还有学语、观星、助译……人缘天缘共有的金克木，以及朋友们“难忘的影子”。拙笔所书父亲与前辈之言之行之意趣，或未见于已刊文献，或有补于已刊文献，当有益于重梳学人们之联谊网络，再现北大、复旦教授们之风采意趣。而重温他们年青时代所历所闻，或许还可略窥过往习俗心理。比如，沈仲章报名去西北考察，教授竟擅自替他做主除名；而陈珪如考得再好也不会作数，则因女性“不宜”从事考古。

转回父亲的师长辈。有关徐森玉：父亲为了协助徐森玉的工作，几次改变自己的人生轨迹。徐沈两人合作数十年，关系融洽不计你我。我写先辈旧事，不时请教徐家公子。而父亲则是最了解徐森玉者之一，故沈氏所知当也有助于详究徐氏行迹。本书虽仅收短短一篇相关文章，但其人其事见于多篇，可为日后专述张本。

众所周知，Baron Alexander von Staël-Holstein（钢和泰）在中国讲授梵语并倡导翻译佛经，然而少有实例在录，父亲沈仲章的回忆则能添一实例。而查询父亲参与的具体项目，又引出鲜受关注的Erwin Rousselle（鲁雅文）译经实践，并追踪久被湮没的Richard Wilhelm（卫礼贤）佛缘步履。

有关Vincenz Hundhausen（洪涛生）：或许因所存实录无几，人们对这位洋学者所知甚少。其世外桃源般地度日，传闻如处仙岛。洪氏确实在北平绕宅掘河造“岛”，父亲沈仲章曾被邀上岛小住。父亲还为洪氏欧洲巡演筹建乐队，亲见亲闻难得。至于洪沈之间那“一出戏”尤其是终场，出人意料，耐人寻味。

末篇有关Sven Hedin（斯文·赫定）：从父亲本人和好友的语气中体味，赫定曾是父亲沈仲章的榜样。赫定在华最后数月，父亲为他暗中陈情，各方张罗，并直接经手清点待运品，担任现场指挥。赫定返欧不久，国际战势趋烈，中国政局频变，相关记录不全。故而，赫定基金会和我都认为，对照串联沈仲章与赫定的相关回忆，非常有必要。

除了标题“主角”，各篇字里行间和补记中，还可见诸多前辈之影，包括外籍人士。其间有些明星比如胡适，向为镜头所聚焦，然而父亲独到之忆并不重复众言，且显示一般人难以见到之侧面。另有些人物史载笔墨欠浓，还有些较淡，甚至有些余痕极少，比如唐钺、杨仲子、陈德义、邓高镜、张友鹤、周殿福、何容、张砚田、孙晓村、李述礼、崔明奇、谢大祺、Folke Bergman（贝格曼）、Erik Norin（那林）、Georg Soderbom（苏德邦）、Walter Liebenthal（李华德）、Hellmut Wilhelm（卫德明）、Rosa Jung（雍竹君）等，本书或详或略，勾轮廓、添色泽、增音响、显动态……或多或少为众先辈之所历所作，留下星星点点痕迹。

其三，父亲沈仲章当“算”哪一类？

不断有读者问我，“你爸爸”当属哪类？也不断有学者与我讨论，如何为“令先君”归类？众问俱合理，各论皆不无道理。可能是巧合，多人用了“算”这个词。然而我稍稍细想，觉得倘若仅据一二特征来说父亲算哪类，实在难以概括他的“one of a kind”（自成一类）。很巧也很有意思，“自成一类”或近似词语，正是好几位与我探讨给父亲沈仲章划类各持己见者，对此均无异议的暂定类别。

回顾最初起念写“阿公”传，首先是为自家后代留记录，其次亦思为史界存资料。后来，岔离“传”这条线，转而关注父亲与师友之交，逐渐倾向“史”这一面。于是，自然免不了思量，究竟何以算史？

“史”的基本义项包括但不限于：过去，记录过去，研究过去的记录，记录和研究过去的学科……依我一管之见，不管有否记录、如何研究、怎么划分学科，“过去”都是曾经存在、曾经发生的。若取宽松之义，定“史”为有关“过去”，当不忤众史家？续查多派立论，狭义谓人类社会之递进，更窄些称有文字记载前为“史前”；广义则指一切事物的演变，亦涵括宇宙起源，包罗延伸，非我目力能及。

学术大题非我主攻，而议史学编史书乃史学界专业，但我逐渐意识到，什么算史什么不算，其实并不关父亲本人愿不愿公布。父亲沈仲章与众不同的经历，是很有意思的“过去”。能否填入史典框格是一回事，留存记录则是另一回事，二者相干，但未必相扰。

再者，像父亲沈仲章这样“不算”的人，远远不止一个，回想我曾接触过、算不上什么但难以忘却之相识，不乏言具个性、行呈异趣者。我不由地想，无论算不算有“历史”地位，但历史上存在过这些人，发生过涉及这些人的事，倘若不记录他们的言行举止，不探寻他们的情怀格调，对整个“人类”来说，治史是否可算完整？

此等议题，对我显然超负荷。想则想到矣，却不敢往深处大处多想；即便往“小”的方向，也未曾多想。原因很简单，我对领悟父亲这一个人的境界，尚在探索求解之中。

纠结算与不算历史，既逆父亲沈仲章志趣，也违我本人意趣，不如转向，陈述实际情况：我确实觉得有个“calling（感召）”，使我自认接续先辈为命，自励护痕传史有责，亦叹余生余力难测，自促先于小处着力，保存线索，分享猜测，盼获教诲。

但愿人们之所历不随日久而消失……所作不因无闻而湮没……

是以陆续写文，迄今发表三十多篇，然任重道尚远。

本书辑录十六篇已刊拙文修改稿，取材为父亲与北平学界师友之谊。仅此主题，人未齐事亦未详。父亲踏入领域广，待理资料多，一方面乞容细细梳慢慢道，另一方面走一步是一步，先抛碎砖片瓦，冀引珠玉完璧。

我于史学文学皆是外行，勉力客串而已，书内十六篇均为试笔，担心很难算某一学科，或算某一文体。我曾对一位世交学者坦言，我现在做的写的，也是“不算”的。正因“不算”而少有人做，我愿试试。

依循这条思路，本书大概可算工作笔记，在结构、考证、议论等诸方面，不一定循规蹈矩。况且，摸索也隐寓作者多向勘测之意图，我虽借鉴一些理论，但不想过早拘于一格一体。沿途遇到问题，无论算与不算，若篇幅允许，则顺手标志以备再思。于尝试中，我对方法论兴趣渐长，求索渐增，亦随记思绪以便续探。方法论题大，想未透，理也乱，有待另议。

最后解释一下书名。“众星何历历”典出无名氏《古诗十九首》，取义彰仰众先贤，兼喻天体万物互有引力，相互作用……我肉眼恨视短，凡胎愧悟浅，唯捕捉光波末梢，叙我见抒我思。

我亦回首少年时，与父亲沈仲章相伴，白天听他回忆故人，倾诉世间往事历历；晚上陪他仰望夜空，指点天间星辰历历……

草于戊戌初一至初三（2018年10月据英译略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