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我处三封陈函

我有三封寅恪先生在20世纪40年代写给我父亲的信札，读函时感觉两人关系相当亲密随便，寅恪先生很信赖沈仲章，反之亦然［37］。

第一封陈函无实寄信封，外套一个白信封，上有父亲手书“寅恪师函”四字。函末落款日期是3月19日。函内寅恪先生写明，他仍住在香港九龙的老地方。由此可知，此函写作年份应是1942年。因为父亲在1941年秋离开香港，为了木简制版试印样张之事，到上海找鲁迅的弟弟周建人帮忙。不料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父亲去不了香港，寅恪先生也出不了香港。寅恪先生在信中诉说他困于港岛，并对父亲沈仲章直言经济上的窘境，“恐不久将断炊”，不遮不掩［38］。

第二封陈函寄自桂林良丰，就是前文唐子仁说的那个地方。对照信封上的几个邮戳，可辨认出是1942年。从桂林寄出的邮戳是7月，到上海的邮戳已是9月。真没想到，抗战期间通信竟如此不易。寅恪先生在信中告知，他已于5月初离开香港返乡，7月初抵达桂林，写信通知沈仲章，以免挂念。写信时，寅恪先生说下一步“行止如何，尚未决定”［39］。

第三封陈函寄自南京，信封上的邮戳是民国三十五年，即1946年。寅恪先生在信中对沈仲章说，如果去香港的话，请替他办一些事，而取回的书籍和衣物，就“暂存兄处”。参照周祖谟写给沈仲章的一封信，里面提到，据袁守和说：“内地也正在找你，将任你驻港要员。”想是寅恪先生也听到同样的消息，以为沈仲章不久将去香港。其实，战后父亲被徐森玉拉去清点汉奸陈群的藏书，留在沪苏一带；又被何容与魏建功邀去台湾推广国语，并没有去香港就职［40］。

父亲自己也有很多东西留在香港，后来找不到了。私物中包括他随刘半农考查时拍的照片、徐志摩给他的诗集等。公物中包括他编撰的居延汉简图册书稿、他带去的西北科学考察团的资料物品等。直到生命最后几年，才听说香港大学重新发现了寄存的考察团资料，但始终没有见到实物［41］。我不知寅恪先生留港的东西，是否得以保存。

关于寅恪先生的几封信，暂时得放一放。因为我刚做初步识读，还要请朋友校勘。而对信内提到的人和事，也需略做考证。此外，我为老家部分信件资料被人未经同意拍卖之事，正在头疼心疼。将心比心，如果有人公布父亲和我家人的书信手稿，我当然希望事先跟我打个招呼。虽然我相信，寅恪先生的后人不会反对发表这几封陈函。但最好还是先刊登此文，希望他们读到后，通过编辑与我联系［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