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序三 隐藏的智慧
吴晨
《经济学人·商论》执行总编辑
工业革命开启了全人类飞速发展的时代，破旧立新、人定胜天、发展主义和科技万能主义成为主流思潮，然而，《21世纪进化论》的两位作者对此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一方面，他们强调人类的文化和基因在过去20万年的共同进化中所封装的智慧，或许在现代人看来不合时宜，却具备帮助我们理解复杂系统时所需的“隐藏的智慧”；另一方面，他们呼吁我们正视工业革命所开启的200年剧变只是人类发展史上的一瞬，要警惕丰饶的人造景观给我们带来的局限和盲点。
如果从1870年上一轮全球化开启到2010年这一轮全球化的末尾来计算，在这超过一个世纪的140年中，全球经济发展是惊人的：人均GDP是最初的近8倍，人口数量也变为最初的近8倍，全球经济呈爆炸式增长。经济发展这一主题几乎成为我们对于这段历史的最熟悉的唯一记忆。对地球上的大多数人而言，这意味着稀缺已经成为被遗忘的记忆，丰饶塑造了我们的世界观。
不过需要警惕的是，放在人类发展20万年的历史长河中看，短期的丰饶并不一定指向长期的繁荣。本书特别提醒我们，未来人类的发展并不只有经济增长一途。与科学发展、GDP为纲的发展模式相比，自然共生的可持续发展更可能带来长期繁荣。
乌卡时代（VUCA），即充满易变性（volatile）、不确定性（uncertain）、复杂性（complex）、模糊性（ambiguous）的时代，很多人疲于奔命，陷入了应接不暇的焦虑之中。乌卡时代的核心特征是不确定性和复杂性。面对“未知的未知”（即无法通过过去推导出来的不确定性），面对大自然的复杂生态，我们需要抱持一定的敬畏之心，同时保持不断探索的能力。封装的“古老智慧”是人类与自然共生的长期策略，可以给人以定力。回归自然，与自然互动，培养成长所需要的勇气和好奇心，培养对意外事件和未知事物的开放态度，鼓励思想的碰撞，才能在自由探索中不断创新。
需要把本书置于一个更宽广的框架中去审视。用经济发展的尺度来审视过去200年工业革命之后的资本主义大发展，不难发现与此前“人类文明三千年”中经济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持续波动相比，人类终于跳出了生物界任何一个物种都要面临的生存约束——马尔萨斯陷阱，取得了空前的物质文明进步。人类得以发展到全球80亿人口的规模，人们的平均生活水平也不断增长。《精要主义》（Essentialism）则从反面去追问现代人的物质需求到底有多少。它所提出的一个人应该把所有家当装在两个皮箱里的构想，代表了对消费主义这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经济主导的发展模式的否定。硅谷创业的胜利，让“新镀金社会”充斥着一种“科技万能主义”的思潮。面对各种社会问题，科技万能主义者的口头禅是There’s an app for it（为其打造一款应用）。以追求百岁人生为例，“人定胜天”的硅谷创业者认为现在只要能活得够长，就能达到死亡的“逃逸速度”，科学的飞速发展会使“永生”成为可能。人工智能的拥趸则认为，无论是通过脑机接口，亦或是硅基文明（基于芯片的人工智能）取代碳基文明（人类和其他生物体），奇点的到来将意味着文明的剧变。
这些思潮都代表了工业革命之后现代性对人类社会的彻底重塑，却也让跳出现代、科技、发展的框架，从自然、进化、共生的视角重新审视人类自身、人类社会以及人类与地球的关系，变得更加重要。这不仅因为自然的复杂性超乎我们想象，也因为物质文明的发展背后其实隐藏着巨大的、常常为人类所忽略的代价。
在乌卡时代，如何在传统和变化之间做出取舍？
乌卡时代，剧变让先天与后天之间的界限变得日益模糊。虽然基因适应环境的进化和文化适应环境的变化之间是密不可分的，但因为外部环境的剧变一边凸显基因变化的缓慢，另一边凸显人类掌握了全新技术之后的开创性改变的巨大能力，会让我们产生了一系列错觉。而这样的错觉一方面让人类在复杂的地球环境面前变得过于自大，另一方面让资本家通过滥用人类无法很好地克制的欲望来牟利。
当今时代，基因和文化之间的不同步，引发了一系列尖锐的冲突。一类尖锐的冲突就是，人类的直觉与资本对人类直觉的滥用之间的冲突。人类基因仍然保留着在一些在并不丰裕、经常饥饿的时代所累积下来的“肌肉反应”，而这种直觉式的反应根本无法应对剧变的新环境，经常被滥用。人类对糖的迷恋促成了工业加工食品和垃圾食品的大规模生产，也导致肥胖症、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成为现代社会最主要的长期疾病。人类的成瘾行为，无论是对烟草还是对社交媒体，给了资本家滥用一些人大脑的条件反射牟利的机会。
另一类尖锐的冲突则表现为科学（可衡量维度的进步）与自然之间的冲突。认为西医的治疗方法都是科学的，希望用简单的方式治愈复杂的病症，却容易忽略人体作为一个整体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很多人认为很多所谓的育儿专科宣扬的育儿方法是科学的，但不要忘了，现代学校也是工业革命的产物，而“工业化”传授知识的模式反而可能阻碍人们自由探索智慧之路，而如果一部分育儿变成了外包的商业行为，那么家庭和亲情在儿童成长中的纽带作用会被削弱；把复杂的环境简化，人为地给孩子以一种过度安全的环境，规避必要的风险，又可能让下一代人在过度呵护中丧失应对小错误的历练机会，变得更加脆弱。
这些矛盾冲突本身也突显了基因与文化共同进化过程中人类面临的新难题。
当外部环境相对稳定、缺乏变化时，文化作为代代相传继承下来的智慧，能够确保人类保持持续的繁荣。当外部环境发生巨大变化时，作为思想进化的产物——文化，也会变得不合时宜（遑论缓慢进化的基因），这时候需要更加活跃的思想市场。乌卡时代是人类历史上变化最快的时代，迫切需要按照以前从未见过的规模推动思想的解放和碰撞。这时，意识变得混乱，因为环境的变化导致更多意识涌现，它们相互之间不断拉扯。因此我们需要停下来思索，审视人类祖先的智慧，思考哪些文化具有长期价值，不应该被一棒子打死。
这就让挖掘文化隐藏的智慧变得十分重要。
文化与基因的共同进化，需要理解其隐藏的价值
进化是一种长期的适应性策略。无论是基因的进化还是文化传统的绵延，其背后都贯彻了一种长期性，一种在长期试错过程中积累下来的经验。但在工业化所释放出来的现代性面前，这种长期性被丰饶主义所取代，对此，我们需要保持警觉。
不能用单一的、简单的指标来衡量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人类不断拓展地球上的生存空间，不断推动经济增长，这些是可持续的吗？其代价到底有多大？发展论带来的新颖和奇特，又掩盖了多少更为重要、更为持久的价值？本书作者显然希望恢复一定程度的前工业化时代的价值观，至少用一种同情的态度看待文化和传统。
文化是长期的、传承的、保守的、不易改变的。在现代人看来，有些文化可能是食古不化甚至迷信腐朽的，但在真正全面理解其价值之前，作者认为最好不要贸然否定它。拉长时间尺度，我们就会发现文化是一种适应性产物，即进化的产物，代表了古老的智慧，一代又一代传承下来，帮助人们形成应对问题的思维框架。当然，在剧变的时代，这种古老的智慧也会变得不合时宜，甚至很容易被击溃、被驳倒、被全盘否定。但千万不要低估这种文化和传统所蕴含的隐藏的智慧。
什么样的文明具备隐藏的智慧？答案是兼具以下三个维度的文化：复杂性、变化性和持久性。在介绍复杂性时，本书一再强调采用“切斯特顿栅栏原则”，即谨慎对待那些尚未完全了解的系统，不要轻易改动。对于复杂且没有完全了解的东西，不要一棒子打死。变化性是指每个个体都可能产生不同的反应。持久性是指，长期进化的产物背后一定有适用性的价值。兼具三者的文化是大智慧，任何成本高昂且长期存在的文化特征都应该被视为具有适应性。
本书通过两个有趣的例子展示了共同进化的基因和文化背后隐藏的价值，随着我们理解的深入才能理解古老智慧。
一个常见的例子是过度卫生带来的悖论。为什么到印度连刷牙都需要用纯净水，就是为了避免肠道感染，即拉肚子。可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讲，拉肚子是人在复杂（不是那么干净的）环境——人类数万年来生活场景的常态中的正常反应。而恰恰因为人会拉肚子，才应该保留阑尾这一器官。一种假说认为，阑尾为人类肠道中的菌群提供了一个庇护所（菌群与人类共生，为人类带来的好处，现在已得到充分证明），在人通过拉肚子清理肠道之后，庇护所里残留的菌群可以再度繁殖，而避免因为肠道菌群失调带来的麻烦。换句话说，阑尾具备人类进化中的隐藏的价值，貌似无用的废物，在随着我们对人体这一复杂系统的理解，它隐藏的作用终于被我们发现。
阑尾的例子让我们再次意识到敬畏自然的重要性，强调复杂系统背后隐藏着许多我们尚未破解的智慧，与其割除，不如去思考其“适应性”的消失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比如过度卫生所带来的问题。而过度卫生本身又是现代性悖论的一个隐喻，减少细菌本身就蕴含着现代人对自然的误读。
就好像过度呵护孩子，规避他们在成长环境中可能遇到的一切风险，也是反自然的。
另一个例子则体现了传承文化中隐藏的智慧。
在贫穷的马达加斯加，为什么人们热衷于豪奢的庆祝，背后的假说是，这是人类在波动性环境周期变化中的一种适应术。如果在丰饶的年份，当地人就放开胆子生育——物种最根本的需求是繁殖，那么在后续的灾年就必然导致出现吃不饱肚子的饥荒。为了避免这种苦难的发生，最好的选择是在一个丰收的年份把超额的收获在豪奢的派对上“浪费”掉。这种应对周期的传统基于当地农业产出存在一个较低水平的波动这一大前提，所形成的自我保护机制。在支持“进步论”（经济发展论）的人眼中，这种做法可能一文不值，却仍然有其商业道理在。玛雅人在丰饶的年份修建金字塔，每次修建一部分，也是因为公共建筑在贫瘠的年份不会跟普通人抢食物。这两个例子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是相同的。
丰饶时期貌似浪费的悖论，在现代人看起来匪夷所思，但其背后其实是一种“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均衡发展，不透支资源的长期发展思路，从而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貌似无用的器官可能隐藏着复杂系统长期运转不可或缺的功能，看上去不合时宜的旧思想也可能隐藏着长期可持续发展所需要的思路，遗留下来的古老现象中可能存在着不易觉察的长期策略，这就是隐藏的价值。
面向未来，我们需要重温常识
“人定胜天”的乐观主义常常让我们无视自然界中一直存在的常识和规律。当我们陷入“既要、又要、还要”的陷阱中时，几则常识特别值得重温。
首先是取舍思维，在很多时候我们都需要权衡，不能“既要又要”。因为很多情况下，我们根本做不到“既要又要”：一方面是由于资源限制，做了A就很难投入资源做B，另一方面是因为设计局限，既能最敏捷又能规模最大化是不现实的，鱼和熊掌不可得兼。例如，你不可能要求企业既是反应最快的公司，又是最大的蓝筹公司，规模化生产所需要的官僚体系与敏捷应变所需要的灵活团队之间有着本质的冲突。无论企业还是社会，不承认权衡可能会导致灾难性后果。
如果我们观察自然，就会发现任何进化出来的特征，无论是生理特征的还是文化特征，都是某种权衡的结果。农耕时代，人类的能力虽然已经超越其他生物，却仍会受自然承载率的限制。人类的长期发展就需要避免人口过度增长所导致的资源不足，也就是要警惕马尔萨斯陷阱。马达加斯加人的丰收盛宴和玛雅人的巨大寺庙，就是避免落入马尔萨斯陷阱而做出的权衡。同样，任何为了求偶而进化出的炫耀产品，无论是孔雀开屏时展示的绚丽羽毛还是麋鹿雄壮的鹿角，都对应着极高的成本。
当然，发展论者可能会认为，马尔萨斯陷阱是农耕社会的问题，而工业文明所释放出来的巨大生产力，让人类可以在人口激增的同时大幅度提升个体的生活质量。这时，我们需要从几个方面重新审视隐藏的价值。
第一，我们要思考这种发展模式的代价是什么：是资源的加速耗费？生态的破坏？还是气候加速变暖在未来可能到来的一系列灾难？
第二，我们要理解收益递减、非意图后果和负外部性。现代性的一大盲点是衡量可以衡量的，而忽略无法衡量的东西。GDP为纲，就是衡量经济增长这一可衡量的数据，其代价可能是严重的工业污染、农业化肥和杀虫剂的滥用、城镇化导致植被退化等，更不用说因为化石能源的广泛使用带来的气候变暖。
收益递减、非意图后果和负外部性都是这一盲点的展现。当做出决策的个体不必承担这些决策的全部成本时，就会出现负外部性。例如，只衡量经济发展而不衡量环保成本时，环境破坏就成为谁都不需要负责的负外部性。
非意图后果也是我们忽略复杂系统所产生的严重后果，弄乱一个不完全了解的古老系统就可能会产生一系列无法预见的问题。比如在一个地方推广一种农作物，虽然从表面上，通过精耕细作，作物产量会大幅增加，但也可能因为缺乏生态多样性导致本地农作物的抗病虫害能力大大减弱。19世纪导致几百万人爱尔兰人死亡的爱尔兰大饥荒，起因就是英国统治者在爱尔兰广泛推广特殊品种的土豆种植，从而导致了这种非意图后果。当马铃薯晚疫病在爱尔兰蔓延开来，导致土豆严重歉收的时候，大饥荒就很难避免了。
最严重的盲点是收益递减，也就是一根筋地追求单一可衡量目标，本身就会出问题。如果我们一直固执地追求一个静态目标，就需要投入越来越多的资源才能实现这一目标，而收益却越来越少，这时我们就极大地限制了其他目标的实现。这一规律在商业活动中一再出现，因为外部环境在变化，如果策略一成不变，其结果一定是成本不断激增。
第三，我们需要深刻理解复杂性，也要理解个体的多样性。
任何试图化简为繁、一劳永逸的解决方式，或者说突出某个问题而忽略了其他问题的方式，都是不可能长久的。为了保护牙齿而在自来水里加氟，结果却导致儿童大脑发育问题。向工业加工的食物中添加化学物质，以获得更长的保质期，也会导致长期的健康问题。这些都需要我们去审视。此外，整体并不是局部的简单相加，整体往往大于局部之和，这也是为什么富含氨基酸的小药丸取代不了健康饮食。
对待复杂的问题，没有简单的答案。要切记隐藏的成本。
第四，需要强调回归自然，自由探索的重要性。
现代性的悖论在于，我们认为现代的方式是唯一的方式，而忽略了人类积累古老智慧的方法——通过在自然界中不断地探索和试错。回归自然，而不是待在现代性所构建的场域中，无论是现代的学校、工厂、办公室、家庭还是虚拟空间，有助于我们锻炼探索和创新的能力。
一方面，人是在与环境的互动中进化的。亲近自然，在自然中移动得越多，对世界的感知就可能越全面、越完整、越准确。相比于人造的景观，自然是结果不确定的环境，会不断激发人们去探索。在数字时代，我们感叹，因为手机导航，人们连看懂地图的能力都丧失了；也因为手机中有太多方便的应用，规划从景点到餐厅的全部路线，我们在陌生的城市邂逅的机会都变得很少见了。回归自然，其核心是回归“第一性原理”，放弃任何会导致人的能力退化的工具。
另一方面，我们需要培养勇气与好奇心，教会年轻人在新想法或新数据出现时积极地、自信地评估世界。所有这些都需要摆脱教科书式抽象文本，需要走进复杂而多样化的自然界。当然，也只有走进自然之后，才会珍视地球生态多样性带给人类的价值，而不堕入唯增长论的发展陷阱或者科学万能主义的陷阱之中。
最重要的是，这样的自由探索能够推动人们朝着反脆弱的方向进化。反脆弱是当受到伤害或压力时能力增强的状态。通过承担可管理的风险、突破原有的界限、培养对意外事件和未知事物的开放态度，我们才能变得越来越强大。
这恰恰是本书提出的“矫枉过正”观点的意义所在。它给我们最大的警醒在于，不要迷失在现代性的丰饶假象之中，而忘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所积累的智慧。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曾说：“物质利益可能驱动火车沿轨道前行……思想却是扳道工。”我们不要忽略，“隐藏的智慧”才是人类繁荣的长期策略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