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一 在界墙啄木鸟群中
我们档案馆的人都叫他冯提。可不是嘛，很多在路上遇到他的人都说：“喂，冯提呀，又收到从弗里德兰德来的信啦？千金小姐怎么样？不只是普伦茨劳贝格，而是到处都在传梅特结婚的事情。冯提，这是怎么回事？”
就连他那白日夜晚寸步不离的影子也叫道：“不，冯提！那是在为革命四处漂泊的前几年，当时您在暗淡的灯光下，给您的隧道文学社社友朗诵些苏格兰题材的东西，一首叙事谣曲……”
得承认，这听起来是在胡扯，就像霍尼或者戈尔比
一样，可是在冯提那儿，就得如此。甚至就连他那结尾时用y的愿望，我们也得盖上胡格诺教派的公章加以确认。
从证件上看，他叫特奥·武特克，可是因为他出生在诺伊鲁平，特别是因为他出生于1919年除夕的前一天，所以能够找到足够的材料，反映出一个穷愁潦倒者的艰辛。只是在很久之后，人们才在背地里谈论他的声誉，而且后来又建立了一座纪念碑。我们用冯提的话来讲，把这座纪念碑叫作“坐式青铜制品”。
不是考虑到死亡和墓碑，更确切地说，是受到全身像的大型纪念碑的驱使。他孩提时代经常独自一人，有时候拉着父亲的手，站在这座纪念碑前。在这种情况下，年轻的武特克——不管是作为文科中学学生，也不管是穿着空军蓝的衣服——已经对于死后在后代人记忆中的永世长存耳熟能详，于是，这位上了年岁的武特克，这位自从为文化协会做巡回报告起就被冠以“冯提”这一称呼的武特克，便有了大量可以随时引用的名言。所有的名言都很贴切，这使他在各种闲聊圈子里都能充当发起人。
他谈到“我那非常有名的梨子叙事谣曲”，谈到“我的格蕾特·明德和她的那次火灾”。他一再谈到艾菲，而且把她称作“空气的女儿”。杜布斯拉卡·封·施特希林和金灰色头发的莱纳·尼姆普奇，面似浮雕的玛蒂尔德和脸色过于苍白的施蒂娜，连同寡妇皮特尔科夫，有弱点的布里斯特，变得滑稽可笑的沙赫，森林管理员奥皮茨和体弱多病的采齐莱，他们都是他的人。他肯定不是眨眨眼睛，而是感受到的痛苦向我们诉说，他在1848年革命时当药剂师简直是在服劳役。后来，他遇到的困境就是当普鲁士艺术科学院秘书——“我一直都极度虚弱，神经衰弱”——以后又用同样方式谈到那场几乎把他送到精神病院的危机。他就是他所说的那种人，而那些把他称作冯提的人，只要他一闲聊起来，给勃兰登堡贵族的伟大和没落披上噱头十足的逸事外衣，他们都会把他的话当真。
就这样，他使我们阴郁的下午很快就打发过去了。他还没在来宾席上坐稳，就开始说了起来。他可是对什么都熟悉，他甚至能够给他心血来潮时称之为“我那些功勋卓著的痕迹清除者”的传记作家的错误列个清单。而当他感到满有把握，可以成为我们的样板时，他就会大声叫喊：“真可笑，居然把我描绘成 ‘性格开朗，满不在乎’的人！”
他往往比我们——他的“勤奋的注脚奴隶”都强。他能够把存放在我们那儿的来往信件，譬如说同女儿的信，一字不漏、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地摘引出来。看来，在永恒的书信情调中继续这种书信来往，已成了他的一种乐趣。可是柏林墙刚一拆除，他就立即给由于神经衰弱在哈尔茨山的塔勒疗养的玛尔塔·武特克写了一封梅特式书信：“……当这些不管怎么样都可以说得上是意义重大的事件，在我看来毫无意义时，妈妈自然要泪流满面。我宁可着眼于别有情趣的细节，譬如说那些小伙子。在这些年轻人中，有一些颇具异国情调的外国人。这些所谓的界墙啄食者或者界墙啄木鸟，正在从事毫无疑问、值得欢迎的事，他们在拆除这道数十公里长的‘家产’。他们当中，一部分人把这当作破坏圣像的运动，一部分人则把它当作零售活动。他们手持
头和凿子，开始清除这件全德意志的艺术品，使每个人——不愁没有顾客——都得到自己的那份纪念品……”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我们会让人称冯提的特奥·武特克在何等落后的时代里复活。同样情况也适用于他那日夜相伴的影子。其昔日经历以《塔尔霍维尔》的书名来到西方书市上的路德维希·霍夫塔勒，在上一世纪四十年代初采取行动，但他肯定没有在他的传记作者结束传记的地方停止自己的实践活动，而是自本世纪五十年代中期起，继续从他那膨胀过度的记忆中获得好处。这样做，据说是由于有许多尚未了结的事件，冯提事件就是其中之一。
霍夫塔勒就是如此。他在动物园火车站变卖白铁制成的东部货币，使他能够用银光闪闪的西方货币邀请他的宾客，庆祝七十大寿：“不能让这种事悄然无声地就过去了，必须喝酒庆祝。”
“这真像是人们要向我表示最后敬意的一次彩排似的。”
冯提使他那些熟悉的老伙伴想起一种情况，想起那种由于《福斯报》的邀请出现的情况。斯特凡尼主编的一封信送到了家里。可是在一百年前他已经当即通过邮局无精打采地作出了反应：“只要有一个过得去的胃，每个人都可以活到七十岁。”
只是当霍夫塔勒答应，不像当初的《福斯报》那样，让柏林社交界的四百个上层人物济济一堂，而是把庆祝会的来宾控制在很小的范围内，如果可能的话，甚至完完全全局限于年迈的老寿星和他那个在困境中救苦救难的人身上时，冯提才让步：“虽说我宁肯蜷缩在我的沙发角里——即将七十周岁的人可以这样做——但如果必须这样做的话，那就只好作为特殊情况处理了。”
霍夫塔勒建议祝寿地点在马特恩大街的“海鸥”艺术家俱乐部。然后他请他的客人考虑造船工人水堤旁那家讨人喜欢的剧院餐馆“甘尼美”。没有一家合适，就连城西那家凯宾斯基酒店也不中冯提的意。“我眼前，”他说，“浮现出某种苏格兰情调的东西，倒不一定是风笛，不过肯定是接近苏格兰情调的……”
我们这些留在档案馆里的注脚奴隶告诫自己，别匆匆忙忙地为七十周岁送行，而是去做关于那次散步的报告。这个报告会在十二月中旬已经举行。它在过了好一阵之后，提供机会去商讨即将来临的生日，筹划祝寿事宜。
在一个严寒的冬日，在一个从现在起不再分裂的城市上空，被蔚蓝色的天幕笼罩着的日子里，在12月17日，也就是迄今为止的执政党在迪纳莫大厅举行会议，以便用新的名字乔装打扮一番那一天，在一个使老老少少都大为振奋的星期天，就连他们也沿着奥托·格罗提渥街角，沿着莱比锡大街坚定不移地走进镜头：在宽肩矮个的旁边是又长又瘦的高个。用深色毡子和灰色混纺毛料做成的帽子和大衣的轮廓融合成一个越来越大的整体。成双成对相互接近的趋势，看来是不可阻挡的。他们已经走过政府各部大楼，说得更准确些，是走过这栋大楼的北面。时而是高个子打手势，时而是矮个子打手势。然后，两人又意味深长地把从肥大的袖子里露出来的手拉在一起，这一个在迈着大步，那一个在急速小跑。他们呼出的气形成团团白雾，然后又烟消云散。他们就这样一前一后地走着，但是他们仍然相互结合，成为一体。因为这一对搭档步调不一致，看起来，就好像是两个好动的剪影在动来动去。这部无声影片在通往波茨坦广场的方向上演。在那里，当作边界的界墙已经有一条街那么宽的地方被拆毁，向汽车行驶的各个方向敞开着；可是因为经常堵车，这条通道只好让车辆放慢速度，从城市的这一半通向城市的另一半，在两个世界之间，从柏林通向柏林。
他们穿过一个荒凉几十年之久的无人区，这个地区如今作为大片大片的土地在渴望找到主人。已经有了第一批一个比一个更胜一筹的规划，已经出现建筑热，土地价格已经上扬。
冯提喜欢这样的散步，尤其是因为最近西方给他提供了动物园作为活动场地。现在才看到他的散步拐杖。关于这位不拿手杖、却提着胀鼓鼓的公文包的霍夫塔勒，大家都知道，他除了暖水瓶和面包盒之外，任何时候都随身带着一把一按钮就可以撑到正常宽度的小雨伞。
这道界墙在几乎不再设防的情况下，在出入口的两侧提供种种方便。在犹豫片刻之后，他们决定往右边，往勃兰登堡门的方向走去。金属敲在石头上——从远处，他们就已经听到了响亮的“啄食”声。在低于零度的气温下，这样一种嘈杂声传得特别远。
界墙啄木鸟们或站或跪，密密麻麻，一个挨着一个。他们分组干活，相互轮换。有几个人怕冷，戴着手套。他们用头和凿子，有时往往只用铺路石块和螺丝刀来啃这道胸墙。这道墙的西侧在它建起后的最后几年中，被一些隐姓埋名的艺术家用显眼的颜色和轮廓分明的线条改造成了艺术品。这件艺术品不乏象征意义，道出不少名言，它在呐喊，在控诉，它在昨天还有现实意义。
在这些地方，界墙看起来已经百孔千疮，露出它的“内脏”——水泥里的钢筋，这些钢筋很快就会生锈。有若干公里长，直到前不久还在延长的壁画面积很大，如今成了可以送进博物馆的碎片，成了一些手掌大小的混凝土块，在极小的碎块上显现出怪诞的绘画——释放出来的想象力和凝固的抗议暗号。
所有这一切都值得纪念。在离锤子敲击之处不远的地方，在可以说是从西部开始进行拆毁的第二代人中，已经做起生意来了。分量不轻的碎块和小块碎片放在摊开的布或者报纸上。一些商人在出售三至五块碎片，没有一块比马克硬币大，都装在透明袋子里。人们可以耐着性子，用惊奇的目光，观察界墙绘画剥落的大致情况，譬如说可以观察额上有一只眼睛的怪物的头或者一只有七个指头的手。陈列品都标有价格，尽管如此，仍然可以找到买主，更何况一份注明日期的商品产地证明书——“柏林墙原件”——赋予了它们以纪念品的美名。
对任何东西部都要评论一番的冯提大声说道：“碎片比整块好！”由于他只拿得出东德的钱来，一个看来已经赚够了钱的年轻商人就送给了他三块十芬尼大小的碎片，它们的颜色留下的痕迹——这一块是黑色配上黄色，另一块是红里透蓝，第三块是三种绿——肯定会被视为珍宝：“这儿，大爷，只优惠东边来的顾客，再说，今天是星期天。”
开始时，他那日夜相伴的影子并不想观看这种虽说是非法的，但在界墙两边都被容忍的民间娱乐活动。冯提必须牵着他的袖子。他拉着他的同伴从那些有画的墙边一米一米地走过。不行，霍夫塔勒不喜欢这种玩意儿。这种界墙艺术不合他的胃口，可是他又不得不观看这些往往已经使他作呕的东西。“乱七八糟！”他叫道，“简直是乱七八糟！”
他们来到一个变得狭窄，由于鼓起一块而抬高了的混凝土平板地上，从这儿可以眺望东部，因为前不久从这个划定边界的建筑物顶部打开了一个很大的缺口。这时，他们停下脚步，通过敞开的楔子往外瞧。从楔子那锯齿状的边缘露出一些有的被扭弯、有的被锯掉的钢筋来。他们看着安全地带、警犬巡逻设施、辽阔的射击区，目光越过死亡地带，望着瞭望塔。
冯提通过扩大了的缺口，在齐胸高的地方，从那边往这里看，看得见肩膀以上的地方：霍夫塔勒站在他身旁，两个人都戴着帽子。如果说，出于东部安全的需要，还有一名边防军在警戒的话，那他也许会在两张照片中，把一张经鉴定机关鉴定的照片射穿。
他们通过被敲击过的楔子，沉默了好一会儿，可是每个人都在回想着各自的经历，而且都没有流露出来。霍夫塔勒终于开口了：“尽管我们最迟也是自‘人造地球卫星’事件以来就已经预言过这次拆毁行动，这还是使我感到伤心。当时预言，有朝一日有人能够看到我们有关这次国家制度崩溃的报道。这种事当时没人注意到。没有一位领导同志感兴趣。我了解这种情况：在晚期装聋作哑已经习以为常……”
霍夫塔勒通过界墙缺口，在低声耳语般地，而不是高声大叫地倾诉他那职务上的忧虑。突然，他哧哧地笑了起来。一种长期受到压抑，现在积存得过多的哧哧大笑使他全身发抖。而那位不得不把自己的耳朵凑到低声耳语者跟前的冯提听到的是：“本来就很可笑。这是政权疲劳的典型事件。什么事情都不去抓。可是人们一定想知道，是谁拉开了这道门闩。那么，是谁在沙波夫斯基同志考卷下面放了这张作弊时夹带的小纸条呢？谁允许他广播通知？逐字逐句地宣扬……‘从今天起……’喂，冯提，谁会想到‘芝麻，开门吧’这句开门咒？谁会想到呢？毫不奇怪，自从11月9日几万人，我是说，几十万人步行着，乘着他们的特拉比来到这儿，当时西方就惊讶得目瞪口呆。简直是万分惊异……高声大叫着：疯狂……疯狂！不过，情况就是如此，因为人们多少年来都在悲叹：‘界墙必须拆除……’嘿，武特克，谁说过‘没关系，就把我们吞掉吧’这句话，谁终于开窍了？”
这位一直歪着脑袋，默默不语的冯提并不想猜来猜去。他宁愿顺便就提出一个反问：“当时，在这里各家各户都关门闭户，走上街头时，您到底待在哪儿了？”
他们就像装在镜框里一样，一直站在齐胸和齐肩高的缺口里，真像一张双人照。因为两人都乐于遵守熟悉的询问程序，所以我们就假定，冯提事先就知道，霍夫塔勒在冗长乏味的举例之后要说什么。“由于反革命……当时只有依靠苏联……接踵而来的便是政治上的清洗……”
他历数那些业已放弃的安全措施，谈到种种失望。他对社会制度方面的缺陷深感惋惜。他终生难忘6月17日：“我遭到贬谪，在国家档案馆里坐冷板凳，意志消沉，郁郁寡欢。因此，我不得不离开这个工农国家。不过，这并非原则性的思想危机。不，塔尔霍维尔并未完蛋，只不过是改变了方向而已，他在那边很有用场。很可惜我的传记作者不相信这种事，他对西方流行的自由评价有误，看到我这个没有出路的人，就瞎说我想去死，好像我们这样的人就会完蛋似的。冯提，我们是不会完蛋的！”
霍夫塔勒说起话来再也不低声耳语。现在，他不再站到裂开的、强迫他交代问题的墙板建筑前，而是重新小跑着，从没完没了的墙画前跑过。他兴致勃勃地说：“现在人们甚至可以公开说：非常乐意做这种事。这是不言而喻的，这是我的专业！改名换姓跑到那边去。改成‘雷沃拉特’对待。气候的变换对我的身体有益。可是就连那一边也不乏令人失望之处。我对日益逼近的封锁的警告全都白费了。我在科隆用影印的送货单证明在西方大量采购的所有东西，那些为修筑这道和平墙所急需的材料——水泥、钢筋、一大批铁丝网。最后给普拉赫提出一个带有警告性质的建议，但无济于事。最后，当间谍雷沃拉特发现，就连西方也想筑墙时，已经为时太晚。在这之后，甚至一切都变得更简单了。对于两边都是如此。就连美国佬也赞成。妄想得到更多的安全，几乎是不可能的事。瞧，这就拆了！”
“没有永恒不变的事。”冯提安慰道。他们在午后的斜阳下，一人迈着大步，一人小跑着，走向勃兰登堡门。西沉的太阳把他们的双人影子投在了壁画上，这个影子跟着他们，并模仿着他们的姿势。每当他们从肥大的大衣衣袖里伸出手来，手舞足蹈地讲话，把再次出现的安全缺陷要么称之为冒险——“如果将来的某一天，人们还希望又倒回来的话”——要么称之为“高额利润”时，他们就欢呼：“没有胜于有！”
有几个界墙啄木鸟在顽强地从事他们的手工活儿，就像有人计件付酬一样，一位上了年纪的先生甚至使用一个用电池供电的电钻。他戴着一副护眼罩和一对护耳。孩子们在看着他。
很多人还在半路上，甚至还有土耳其人。一对对的年轻人在以此为背景，摄影留念，好让他们在以后，过了很久之后能够回忆起来。不少长期离散的家庭在这里重逢。远道而来的客人都感到惊异。日本人成群结队。一个巴伐利亚人身穿民族服装。气氛欢快，但并不喧闹。而在这一切的上空，笼罩着的则是这种模仿啄木鸟的嘈杂声。
两个西部骑警向他们走来，他们不看这星期天的劳动场面，却看着他们。霍夫塔勒出于职业的原因，鼓起劲来。可是对于是否允许这种拆毁发生这一问题，一位警官却说：“不允许，不过更没有禁止。”
冯提送给他那日夜相伴的影子三个十芬尼大小的城墙碎片，以示宽慰。当他就像保护小钱包里的证明文件一样，还在护住这单面彩色碎片时，霍夫塔勒已经开口了：“无论如何从1961年8月起，又该发生什么事情了。我原来那个机关在求我，我也就答应下来了。可是这一点您是知道的，我已经是全德的……”
他们的程序再也不会提供任何东西。他们默默无言地跑遍整个界墙。他们的呼吸只不过作为雾气随风飘散而已。这一对搭档慢慢，慢慢地，然后便在拥挤不堪的人群中停下步来，站在勃兰登堡门前，或者说得更确切些，站在往外延伸得很远的、仍然将大门隔离开来的弧形混凝土墙前。几个星期以来，全世界正翘首以盼的摄影师们在等着拆毁界墙。
界墙十分坚固，好像是一座永久性建筑。看来，几个边防士兵是在这儿，在这座可以巡逻的堡垒隆起部分的上部闲着没事干，而不是在执勤。只有这些士兵的窘态预示着，日期已定，这座堡垒不久就会寿终正寝。我们可以肯定：霍夫塔勒看着这一切，百感交集，可是冯提却喜欢星期天这种田园生活的次要情节。年轻的妇女们和被母亲高高举起的孩子送给士兵们鲜花、香烟、橙子、巧克力条，当然还有香蕉，还有那些当时很受欢迎的南方水果。简直不敢相信，这些不久前还身穿军服，进入射击位置的人竟然会接受礼物，甚至还接受西方的香槟酒。
在这里，笼罩着星期天的气氛，周围都是爱看热闹的人。在这些人中，年轻人没有用攻击性的口气，而是带着喝完啤酒后的兴奋劲儿，叫喊着：“打开大门！”当时，在满怀希望，举行圆桌会议，夸下海口，苦思冥想时，在高官被解职和很快就做成第一批交易时，在1989年12月的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当“统一”这个词越来越得人心之时，冯提突然大声背诵那首以《入城式》为题的长诗，其声音之大，连霍夫塔勒也压不住。那首诗于1871年6月16日利用某种机会，在柏林准时发表于外国人专登广告的小报上。它的诗句是颂扬对法战争的胜利结束，帝国的建立和为普鲁士国王加冕，使之成为德意志皇帝。这些诗句有很多诗节，它们引导着以近卫军为前导的所有归国团队前去受阅——“同他们一道前来，作为整体，联在一起，手持军刀，荣誉倍增，马斯拉图尔身穿淡蓝色军衣的骑兵，可是从数字看这一半只是……”——让他们穿过勃兰登堡门，然后以整齐的步伐前进，走过宽阔繁华的椴树下大街。“不应忘记身穿方格花纹衣服的普鲁士人、黑森人、巴伐利亚人、巴登人、下萨克森人、施瓦本人以及狙击兵、射手、戴尖顶头盔、戴钢盔和戴帽子的……”
这种事情一再发生，因为普鲁士人战胜丹麦和奥地利之后，在最初几次统一战争之后，同样举行了阅兵式，写了押韵的《入城式》诗歌。这是一种狂热崇拜，冯提用第一节诗唤起那些在被封锁的大门前看热闹的人对于狂热崇拜的回忆：“你瞧，他们第三次通过这个大门走进城来；皇帝走在前面，阳光照耀，所有的人都在欢笑，所有的人都在哭泣……”
在这里，在露天下，他非常引人注目地朗诵着，他把昔日文化协会巡回报告员，大家都称之为冯提的特奥·武特克的声音传得还不够远。只有几个人在哈哈大笑，没有人高兴得哭泣，在他用最后一个诗节让腓特烈二世纪念碑前——“弗里茨纪念碑”前举行的凯旋阅兵式慢慢结束后，就连掌声也是稀稀落落的。
诗歌朗诵的声音刚一消失，这两个人便离开了人群。冯提看来似乎有急事要办。霍夫塔勒在后面对他讲：“这大概应该是您对于即将到来的统一所做的贡献吧？真是威武雄壮，生气勃勃。我耳朵里还在回响着：‘他们的脚步发出轰鸣，沿着椴树下大街往上传去，普鲁士—德意志同样感到它……’”
“我知道，我知道！这纯粹是雇佣劳动，更何况报酬很低……”
“还有很多哩，诗写得时而生硬，时而傲慢，别别扭扭的。”
“真可惜。不过也有比较好的——就这样吧！”
这当儿，他们在冬天呆板的树下离去。他们对实用抒情诗价值的对话很快就烟消云散。我们不让人对它评头论足。他们迈着不同长度的步伐，迎向那些想去勃兰登堡门的，星期日的行人。他们的目的地是凯旋柱，柱顶的天使作为新镀上金的丑八怪在夕阳下泛着金光。他们想从动物园正中取道而行，到巨星街去。动物园在往左拐的支路上要把人们引向路易丝大桥，引向亚马孙族女战士像和有长椅的卢梭岛。不过他们并未偏离目的地。他们在经过苏军纪念碑时几乎都没有放慢脚步。
从勃兰登堡门抬眼望去，只见他们越变越小。这是高矮不同的一对。他们又在打着手势：这一个手里拄着他称之为“我的勃兰登堡旅杖”的拐杖，另一个伸着右手短短的手指，因为他左边提着一个胀鼓鼓的公文包。这是无声电影。这一个在迈着大步，另一个在快步小跑。从巨星街回头一望，只见他们正在往前走。尽管他们走路时并未手挽手，但大衣与大衣碰在一起，构成一个剪影。在检阅大街尽头，他们俩消失了片刻工夫，因为他们不得不通过一个专门为步行者修建的隧道，去“偷袭”在凯旋柱周围无法限制的环行交通。
现在，在这一对搭档消失不见时，我们试图议论柏林这座高耸云天、逃过两次大战浩劫的名胜。可是冯提打断了我们的话。他们刚一露面，在这个高耸入云、直至获胜部队标志的尖顶计有六十六米高的柱头的基座前，就出现了离开正题，通向具有历史意义的战场的机会，而这一次如果不是借助于一些多诗段的诗，那就是出于某种回忆，回想起色当战役的日子以及后来的事情。
听起来好像他们一起经历了1873年9月2日凯旋柱的揭幕式。当时，身材高大的普鲁士作为胜利女神耸立在国王广场，如今的共和国广场上。在二次大战前不久，根据最高当局的命令它被拆除，从国会大厦前面的空地迁往巨星街。
有一幅浮雕应当成为名胜，这幅浮雕通过一个又一个的胜利场面来展示、颂扬统一战争。在这里，一个头发鬈曲的小伙子为正同母亲拥抱告别的父亲背着步枪。在那里，战时后备军的成员上好了刺刀。一个司号员在吹着冲锋号。人们在跨过阵亡者的尸体向前进。
他们察看这个基座。因为这座纪念柱，连同瑞典红花岗石，四面八方的金属铸件和顶上的胜利女神，在上次遭到惨败的战争中被损坏，所以霍夫塔勒用食指到处都可以指出窟窿眼儿来。这些窟窿眼儿看不出是被炸弹碎片，还是最后时刻被榴弹碎片击中的。一个步兵的胸部满是窟窿。钢盔被对半分开。这只手只有三根手指。在这里，一匹铸铁制成的龙骑兵的马缺少右前腿；在这里，一个无头上尉在冲锋陷阵，而不管这是在迪伯尔，还是在格拉沃洛特。霍夫塔勒在愁眉苦脸地作出总结。他数了五十几个弹着点，花岗石基座上的损坏还未计算在内。可是冯提所能提供的那些与胜利有关，大体上可以回顾普鲁士历史的东西，还不仅仅是凯旋柱。
他引用施威林伯爵和他的旗帜——老德夫林格尔的话，引用齐滕将军和赛德利茨将军的话，此外，还援引从费尔贝林经过霍恩弗里德贝格直至佐恩多夫的所有战役。他肯定想把普鲁士的胜利和偶尔遭到的失败同著名团队的团旗联系起来，用寥寥几句引用语来表现腓特烈大帝受到歌颂的勇士——“赛德利茨先生在狂饮时打断了所有酒瓶的脖子，大家都知道，他充其量只不过会打断脖子而已……”——这时，冯提已经把呼吸变为叙事谣曲的声调，举起双臂和手杖。就在这当儿，他被人从后面轻轻碰了一下。
他后来给我们描述时说，一个满脸雀斑的男孩像背书似的说出一个愿望：“您能不能给我系一下鞋带？因为我不会系。我才五岁。”
冯提弯下腰去，放下手杖，按照小孩的愿望，把右脚鞋子上松开的鞋带打了个蝴蝶结。
“好啦，”他说，“不会散了。”
“嗯，下一次我就可以自己来了！”男孩大声说着，然后便向那些在凯旋柱四周、绕着环行交通线玩足球的男孩跑去。
“这个时候您就知道了”，冯提说，“只有这种事才重要。战役、胜利、色当和柯尼希格雷茨都等于零，都不足挂齿。一切都是胡说八道，滑稽可笑。德国的统一，纯粹是空想！可是第一次成功地把鞋带打成蝴蝶结，这个算数。”
霍夫塔勒穿着一双已经穿破的、有搭扣的鞋，站着。他不愿意回首往事。
后来，太阳落山了。他们穿过人行隧道，再一次拐入巨星街，然后沿着六月十七日大街，想在动物园站乘市郊高铁。两位老人在交谈。他们的姿势越发笨拙。也看不到他们投下的影子了。
只是现在——并非过于匆忙，来得过早，而是在离时机完全成熟还不到十四天时——霍夫塔勒才开始准备他的请柬：“七十大寿并非天天都有。”
“要祝寿吧，我还缺乏几公担的信念。”
“信念会有的，肯定。”
“从哪儿来？”
“建议在腓特烈大街火车站，中欧卧车和餐车股份公司饭店。那儿曾经是间谍会面地点。可以说是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地方。”
冯提摆出一副沉默寡言、要进行破坏捣乱的面孔，迈着更大的步子。
尽管霍夫塔勒的腿很短，但他仍然待在冯提身边：“我保证，不大张旗鼓，只有几个合得来的客人……”
“尽管如此，像上次一样，还是会闹哄哄的……再说，我也讨厌……”
“这是不是要谢绝客人呢？”
“这就是说，我非如此不可啰？”
“是为了不把憋在心里的话发泄出来，我看就是这样。”
“要是我说不呢？”
“这会使我伤心，武特克。您也明白，我完全可以采取别的办法。”
在他们默默无言地走完最后这段路之后，冯提在市郊高铁站前停下步来。现在脸上再也没有要进行破坏捣乱的表情，他举起右臂好像要挥臂讲演似的，可是后来又把它放了下来，对着霍夫塔勒的头顶说：“在俄国人不向前推进时，拉昂的老约克是怎么说的？——‘你瞧，事情也只能如此。’”
我们从档案上得知，这句名言是一封致勃兰登堡教士海因里希·雅各比信件的一段引文。另外，在这封信中还可以看到：“我不给您写有关我的‘周年纪念’的事情。那些有一点儿讨厌我，把我称作‘背信弃义之人’的保守派报纸——不过情况还不算太糟糕——很少登载这方面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