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感科学

在情感科学领域，詹姆斯·格罗斯（James Gross）的开创性成果为后期的大量情绪调节研究奠定了基础，并最终促成了灵活情绪调节模型的出现。在下文中，我们简要回顾一下该学科领域的部分重大研究成果。

詹姆斯·格罗斯对情绪调节的定义

格罗斯主张以基于过程的模型来认识情绪调节，该模型主要强调在某一情境（诱因）之前或给定情境（反应）期间发生的调节活动。基于此，他确定了两大类具体调节活动：以诱因为中心的策略，包括情境选择、情境修改、注意力部署和认知改变；以反应为中心的策略，主要体现为反应调节，如掩饰情绪或假装感受到某种具体情绪。

格罗斯的研究成果为数百项后续研究奠定了基础，它们从不同角度探索了个体如何采用调节策略改变情绪状态及其带来的影响。这些研究的一个共同结论是，严格执行情绪调节策略往往会导致临床问题。这些问题充分表明，使用这些策略调节情绪状态时必须保持足够的灵活性。正是在这些发现的基础上，阿米莉亚·阿尔多（Amelia Aldao）、盖尔·谢普斯（Gal Sheppes）和詹姆斯·格罗斯在2015年提出了情绪调节灵活性模型（model of emotion regulation flexibility）。

情绪调节的灵活性

情绪调节灵活性模型主要强调两个变量：可变性（variability）与灵活性（flexibility）。按照阿米莉亚·阿尔多及其同事给出的定义，可变性是指“在多种情况下使用一种或多种情绪调节策略”，而灵活性则是指“可变性与环境自然变化之间的关系”。

根据阿尔多等人的观点，可以用不同步骤增强情绪调节的灵活性，其中包括：不同类型评价方式的练习；不同类型接受方式的练习；对多种多样的情绪进行调整；反调节策略；跨社会背景的调节；不同策略之间的切换。

对于情感科学如何强化对情绪调节的理解，我们可以陈列如下：（1）在情感科学中，情绪调节被视为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个体使用不同策略影响他们所感受到的情绪，以及他们在特定情境之前或之后表达这种情绪的方式；（2）情感科学假定，个体对任何情绪的感受都涉及一个评价过程；（3）情感科学似乎把解释和接受过程归结为一种评价形式。

最后，我们不妨回顾一下情感神经科学如何理解情绪调节。

情感神经科学（affective neuroscience）

在神经心理学层面，丽莎·费尔德曼·巴雷特（Lisa Feldman Barrett）和理查德·戴维森（Richard Davidson）的研究始终引领情绪领域的学术潮流，也正是他们的研究成果启发并催生了本书所述的16周治疗方案，这也是我们即将探讨的内容。

在下文中，我们不妨快速浏览一下他们的学术贡献。

丽莎·费尔德曼·巴雷特

丽莎·费尔德曼·巴雷特是来自波士顿东北大学的神经科学家，她曾试图复制保罗·埃克曼（Paul Ekman）关于情绪普遍存在于不同文化背景的研究。通过调查研究，她注意到，在反复进行的实验中，即使严格遵循所有研究程序，研究结果依旧与埃克曼的结论存在显著差异。

巴雷特发现，在埃克曼的一个经典实验中，研究人员要求被试观看呈现特定情绪表情的面容，并将面部表情与单词列表中表述特定情绪的单词进行配对，这自然缩小了被试在识别某种情绪时的选择范围，但也会产生认知偏见，因为他们只是在有限范围内选择某个词汇。

在巴雷特开展的研究中，研究人员向被试展示相同的面部表情，但没有提供描述情绪的词汇选项，与此同时，要求被试任意说出自认为能反映相应面部表情的情绪词汇；在采取这种研究设计方案的情况下，埃克曼的研究结论的准确性急剧下降。

巴雷特的“情绪建构理论”（theory of constructed emotion）对我们长久以来对情绪的传统认识提出了质疑。你准备好了吗？如果你喜欢喝苏格兰威士忌，那么，在阅读巴雷特的主要研究成果时，很可能需要喝上一杯：

杏仁核是大脑情感中心的说法只是一个传说，事实上，神经回路分布在我们的整个大脑内，分布式地处理不同类型的情绪。

以泛泛的面部表情对情绪做出统一描述的想法同样是个神话；无论是在同一文化内部，还是在不同文化氛围中，个体在体验相同情绪时所呈现出的面部表情，既有可能是相同的，也可能不同。

情绪不只是人类的外在表现形式，实际上，它们也是大脑的一种架构或预测方式，因而是一种生理事件。情绪是基于先前的学习而形成的，因此，在我们经历与以往躯体或内在感受相似的事情时，先前习得的情绪会再次被激活，于是，我们的大脑会迅速预见到我们即将感受的情绪。正因为这样，我们才说，情绪粒度（emotion granularity）是培养行为灵活性的关键。

在我们的大脑中存在一个神经模型，我们可以用它来预测身体内部即将发生的事情。这个模型会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不断被外部刺激所激活，因此，无须检查原始数据，仅仅根据“预测误差”进行的推断，它就能预测到即将发生的事情。

我们之所以需要不断学习，就是因为存在“预测误差”。巴雷特指出，在与我们的内心世界互动时，我们的大脑会不断预测任何既定体验下的情绪状态；但是，只有在大脑预测我们与外部和内部世界的互动出错时，我们才会进行新的学习。简而言之，学习仅发生在大脑告诉我们“你的心跳正在加快，这表明你很焦虑，所以你最好要当心”时。但大脑要进行这些预测，会要求我们检查自己的身体到底发生了什么，因为心跳加快可能对应于很多情绪状态。

巴雷特的上述研究成果也为临床医生提供了一个重要提示：重新思考以前接受的教育，不要再认为感觉可“统一”反映为个人的面部表情，如皱眉等于愤怒、低头等于羞耻，等等。按照巴雷特的观点，相同的面部表情对同一个人可能意味着数百种含义。巴雷特要求我们深入了解人的体验，而不是根据面部表情去自然而然地推断某种内涵。

理查德·戴维森

理查德·戴维森把正念作为研究和治疗的核心要素，并对正念进行了深入、严格的分析，此外，他在威斯康星大学密尔沃基分校的实验室也是美国最早，而且也是唯一对僧侣进行大脑研究分析的实验室。

关于情绪，戴维森认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情绪表达风格（emotional style），通过这种特有的风格，我们可以解读气质、个性、情绪特征和情绪状态的关系。按照戴维森的定义，情绪风格是“我们对生活经历做出反应的基本方式……它由可识别的特定大脑回路所控制”。

戴维森解释了如何按如下六个维度评价这些情绪风格——灵活性、前景、社会直觉、自我意识、对环境的敏感性和注意力；此外，他认为，情绪风格是一种可传授、可训练而且是可指导的可习得素质。

戴维森的研究为认识正念的功能为我们提供了全部的必要数据，这些数据表明正念会改变大脑功能，而且有助于个人建立新的情绪风格。

在了解了上述三个不同领域——基于实证的治疗、情感科学以及情感神经科学对情绪调节的重大贡献之后，我们应有足够充分的理由认为，无论是我们自己还是普通大众，都会对情绪调节有更深入的理解。

然而，在情绪调节这个话题上始终存在大量误解。下面，我们不妨看看在临床工作中经常遇到的问题，它们不仅会影响患者的自我认识，也会影响临床医生与患者的互动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