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平的环境很重要
人心，是最难测的。
因此，如何判断一个人是忠臣还是佞臣，就很困难。
于是，有人就向李世民献策，说他有办法能立马判断出一个人是忠臣还是佞臣。
李世民当然也很感兴趣，马上召见他。
这个人的计策是这样的，让李世民召集大臣开会，在会上故意作出错误的决策。
有人反对就严词训斥，如果这个人还是无所畏惧坚持原则，那他就是忠臣。
如果有人迎合李世民的错误决策，那他就是佞臣。
方法看上去挺好，也很有道理。但是不是感觉有点眼熟？
是的，现在的说法大概叫“钓鱼执法”。
或者类似于某些时候的引蛇出洞一网打尽。
李世民听了，笑了笑，说你的办法是挺好，但我不用。
为什么？因为我是领导，领导就像是水的源头，下属就像是水流，源头污染了怎么能去要求水流清澈呢？
我如果使用了诈术，怎么能要求下属正直诚实呢？
我是用信义治理国家，用坦诚团结班子。我不能像隋炀帝杨广那样用权术手腕来带班子抓队伍（《资治通鉴》：有上书请去佞臣者，上问：“佞臣为谁？”对曰：“臣居草泽，不能的知其人，愿陛下与群臣言，或阳怒以试之，彼执理不屈者，直臣也，畏威顺旨者，佞臣也。”上曰：“君，源也；臣，流也；浊其源而求其流之清，不可得矣。君自为诈，何以责臣下之直乎！朕方以至诚治天下，见前世帝王好以权谲小数接其臣下者，常窃耻之。卿策虽善，朕不取也”）。
人都有私心，但做领导的不能有私心，特别对自己的身边人更要严格要求。
629年，贞观三年，濮州市高官（濮州刺史）庞相寿因为贪污被罢免了官职。他向李世民写信，自述是原来秦王府的人，希望能得到老领导的关心。
也对，想想李建成、李元吉在的时候，处处打压李世民秦王府的人，尽管处处受到刁难，但秦王府的人都是好样的，没一个叛变投敌。
更可贵的是，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的时候，太子府的人曾试图攻打秦王府，但秦王府的人都拼死抵抗，为李世民最后的成功立下赫赫战功。
你说，这些出生入死的兄弟，稍微贪点钱财，过点好日子，不是也应该的吗？
李世民也是这样想的，想动用自己的权力，法外开恩，让庞相寿官复原职。
按照一般的情况，别人也不会反对，毕竟违背领导的意图，得罪同僚的事情谁也不会干。
但魏征反对，理由很简单，领导不能徇私。如果这个口子开了，那以前秦王府的人太多了，个个都要求领导照顾，这无疑会让人对领导的公信力产生怀疑。
领导的公信力一旦受损，下面就没有人会真心实意地来为朝廷出力了。
劣币驱逐良币，老实人被投机耍滑的人排挤，好的政治生态就没有了。
千里之堤溃于蚁穴。
李世民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只能私下里用个人财产对庞相寿表示慰籍，安慰他说：“我以前是秦王府的领导，现在是国家的皇帝，要秉持公心，不能单独对老朋友和身边人的徇私，望你体谅。”（《资治通鉴》濮州刺史庞相寿坐贪污解任，自陈尝在秦王幕府；上怜之，欲听还旧任。魏征谏曰：“秦府左右，中外甚多，恐人人皆恃恩私，是使为善者惧。”上欣然纳之，谓相寿曰：“我昔为秦王，乃一府之主；今居大位，乃四海之主，不得独私故人。大臣所执如是，朕何敢违！”赐帛遣之。相寿流涕而去）。
庞相寿哭着离开了。
那些谏臣一看更起劲了，工作的动力更强了，有时甚至到了吹毛求疵的地步。
比如有一次李世民在谈到陕西四川（关内）等地方的人与河南河北（山东）等地方的人在性格、能力等方面的异同，可能话有点偏激了，带了点地域歧视的味道，下面马上就有人劝谏了，说李世民是一个国家的领导，全中国的百姓都是你的子民，你不能有厚此薄彼的想法，不能有地域歧视的思想萌牙，要一视同仁，公平对待（（资治通鉴）：上尝语及关中、山东人，意有同异。殿中侍御史义丰张行成跪奏曰：“天子以四海为家，不当有东西之异；恐示人以隘。”上善其言，厚赐之）。
哎，这皇帝当的，憋屈得很。
还有更憋屈的，李世民有一次想出宫休个假，好好玩玩放松一下，安保后勤都准备妥帖了，但迟迟不动身。
大家都很奇怪，魏征进去一问，原来李世民是怕魏征这些谏臣反对，所以迟迟不敢出发，最后就停掉了（《资治通鉴》：（魏征）尝谒告上冢，还，言于上曰：“人言陛下欲幸南山，外皆严装已毕，而竟不行，何也？”上笑曰：“初实有此心，畏卿嗔，故中辍耳。”）。
李世民因为一辈子征战，所以对弓箭、战马、鹞鹰等十分喜爱。
有一次他得到了一只极好的鹞鹰，正放在手臂上玩耍，突然魏征晋见汇报工作。
李世民慌乱之间，只能把鹞鹰藏在怀里。
等到魏征走了，李世民拿出鹞鹰一看，竟被闷死了（《资治通鉴》：上尝得佳鹞，自臂之，望见征来，匿怀中；征奏事固久不已，鹞竟死怀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