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言
今日之世界，国家之间的争斗愈演愈烈，核武器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不断涌现而且威力越来越大，且动辄以核武器相互威胁，人类面临着自我毁灭的危险。世界之所以纷纷扰扰，就是因为国家利益至上的现实主义大行其道。国家之间的权力斗争已经深入到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了，大国竞争之下的局部战争不绝如线，受战火袭扰的人民苦不堪言。贸易保护主义让今天的世界经济举步维艰，老百姓不堪其扰。地球村还是一个宇宙间没有建立村规民约的原始村落。要想让世界成为一个有序的和平世界，必然要对世界和平进行哲学思考，为人类的永续生存谋一条出路。
为世界和平而进行的哲学思考，应该融合东西方文化，既不是东风压倒西风，也不是西风压倒东风，而是要融合东风与西风成为一股和风。关于世界和平的哲学思考不仅需要超越中西，还要融贯古今，将古代的“得君行道”与现代社会的“得民行道”结合起来。古代的东西方思想都是“得君行道”的精英文化，西方要培养哲学王，东方则希望圣人当道。中国传统的天下主义将和平的希望寄托在有道德的政治家身上。而现代社会，主权在民，国家的重大决策需要得到人民的同意与认可，世界和平的实现要依靠世界人民对大自然法则的领悟，依靠人类和平文化的进步，依靠包括政治家在内的全体人民对世界和平的共识与追求，这就是说，世界和平需要“得民行道”。
世界和平的哲学思考，主要从中华文明和西方文明中寻找思想资源，这是因为中华文明有着五千年历史，是古代文明中唯一未曾中断的文明，其中有很多人类和平的思想因子；而西方文明则是近三百年来对当今世界影响最大的文明之一，西方哲学导出了当今世界主要的哲学思考，从这两个文明融合出来的哲学思考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和非洲文明等其他文明没有和平思想，就像但丁所指出的那样，人类文明只有世界和平这一个目的，所有的文明都可以因为这同一个目的而和谐共存，共同融合发展出世界和平的哲学来，进而促进世界和平文化的不断发展，推动世界和平进程。
中华文明的源头和核心价值就是尧舜之道。在周秦之际，先秦诸子对尧舜之道进行了多方面的阐释和发挥，并用来处理国家内部事务和外部关系，其中处理外部国际关系的那一部分被人们称为天下主义。尧舜之道中所蕴含的人类和平的思想因子因此而得到继承和弘扬，并且在几千年的历史中得到一定程度的运用。
因为天下主义历史悠久，众说纷纭，所以这里需要先对天下主义做一个界定，以便我们对它作进一步的哲学思考。要界定天下主义，需先界定天下，而天下是个合成词，由“天”和表示方位的“下”构成，要界定天下，须先界定天。“天是存在者全体，则天下实际上是一个有无限延伸可能的哲学概念，目前可以扩展至整个地球人类，未来还可延伸至宇宙间的一切理性生物。作为天下主义的主体而言，天下具体指天下之人类全体，及其物质环境，进而言之，天下主义要关注的问题是，人类如何相互对待？又如何与自然相处？”（石永之，2018：19）在界定了天下以及天下主义关注的问题之后，可以给出如下定义，天下主义以天人合一为思维模式，顺天道以成人道，以天下为公作为政治治理原则，以全人类的和谐共存以及人类与和谐共处为目标。世界和平的哲学思考是从天下主义中引申出来的，还需要吸收西方形而上学与近现代的平等、自由思想。更重要的是，世界和平应该是文明融合的结果，应该平等对待各大文明，从中寻找世界和平的思想资源，而不应该在各大文明之间判教。
天下主义的理论对手就是国家主义。或许有人会问，近现代的中国正是依靠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将国家凝聚起来、发展起来的，那为什么要用古老的天下主义去反对国家主义呢？这是因为天下主义和爱国主义是相融的，天下主义不是空中楼阁，它必然要处理好天下和国家的关系，平治天下当先治理国家，所谓治国平天下是也。没有强大而文明的国家就没有天下主义，历史已经反复表明了这一点，当中原地区的王朝强大且文明时，它才能给周围的国家和地区带来和平与安宁；而当中原地区文弱且不稳定时就会连带周围的国家和地区一起陷入战乱之中。天下主义要依靠国家的强大与文明才能实现。
天下主义为什么要反对国家主义呢？因为天下主义天下为公，国家主义国家利益至上，这是天下主义和国家主义的根本分别，是公与私的分别。天下主义止戈为武，它的军事力量是为保卫和平而存在的，国家主义穷兵黩武，它的武装力量是以谋求一国之私利而存在的；天下主义谋求和平红利，国家主义谋取战争红利；天下主义用文德维护和平，国家主义用武力维系和平；天下主义反对以邻为壑，国家主义支持掠夺、奴役和殖民。
在天下与国家关系的问题上，天下主义必然需要爱国主义，爱国主义者热爱自己的祖国，誓死捍卫国家的权利与尊严，爱国主义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在世界永久和平尚未到来之前，人类还要依靠爱国主义保家卫国，维护世界和平。国家主义必然蕴含着帝国主义的冲动，用马基雅维里的话来说就是，国家强大唯一办法就是扩张，用掠夺和战斗去征服别的国家，用战利品兴建国家，维持公产的丰盈和人民的贫困。而帝国主义是世界动乱的思想根源，是世界和平的天敌，这就是天下主义以国家主义为理论对手的主要原因。
在融合东西方文明进行世界和平哲学思考的时候，有一个重要的概念是需要预先交代的，这个形而上学层面的概念就是天道。尧舜之道的关键就在于对天道的领悟，先秦诸子从哲学和宗教等多个层面进行了阐发，儒家和道家主要从哲学层面发挥，而墨家则以“神道设教”的方式从宗教性的角度将天道解释为天意。那么现在就需要在中国哲学内部将天道和天意统一起来，尤其是在同西方文化特别是康德的永久和平思想相互融合的时候，这种需要就显得更加迫切了。
康德在永久和平思想中的vorsehung一词，何兆武和李秋零都将它译为“天意”，李明辉则译为“神意”。如果康德知道墨子曾经用宗教性的天意来作为人类和平的终极根据，代天立言的时候，康德一定不会同意将它译为天意。康德将vorsehung与“大自然”交替使用，因为他认为这个词在理论方面是超越的，但在实践方面却是独断的，形而上学层面的宗教性独断是康德一直所反对的，在实践方面喜欢使用“大自然”，因为它更适合人类理性在经验的限度内进行实践，尤其是康德断然拒绝了永久和平的宗教路径。因此，vorsehung是属于哲学而非宗教性的用词，应该译为“天道”而不是“天意”更不是“神意”。下面从康德永久和平思想的内部进一步说明理由，第一，当康德说，vorsehung是一种自上而下的看不见的智慧时，他已经在“形而上学者谓之道”的层面使用这个词。第二，当康德提出大自然的目的就是人类永久和平的时候，他就是规则性的意义上发现了大自然的法则，这也就是天道。第三，当康德以vorsehung为立足点考察人类整个历史发展目的进行历史观念之哥白尼转向的时候，他就是在用天道体察人道。特别是第四，当康德区分普通的和特殊的vorsehung之区别的时候，他举例说，普通的vorsehung就是自然界按照季节的变化而每年都有死亡和再生，而特殊的vorsehung就如树木被海流送到北冰洋沿岸以供那里的人们生活。从这里可以看出，四季更替百物生死变化这个普通的vorsehung就是天道，而特殊的vorsehung就是天意，天意既可以在天道的统摄下从哲学角度进行说明，也可以从宗教性角度予以解释。区分天道和天意可以深化对康德永久和平思想研究。从世界和平哲学的立场而言，应该用天道统摄天意。
孔子对天多有言说却罕言天道，康德更愿意用的概念是大自然而非大自然的智慧，这些都表明天道确实很难用语言表述出来，这里仅就世界和平的有限目的尝试表述其哲学含义。世界和平的天道在理论上是一个超越的形而上学概念，是对大自然作用机制的一种整体性、目的性的领会性概念。它是大自然的法则，是大自然的目的同时也是考察整个人类社会终极历史目的的立足点。它要求与宗教性的天意或神意相区别，正如康德所言，尽管我们完全有权利谈论大自然的智慧、节俭、深谋远虑和仁慈，但绝不会是为了让大自然成为一种有理智的存在者，而只是为了用类比的方法描绘大自然的原因性，以便于我们将据此探究的大自然法则牢记在心。也就是说，为了世界和平我们需要在哲学上，用天道概念来描述大自然的一种整体性、目的性、法则性的作用机制。因此，我们在不同语境中多用天、大自然、大自然的法则、大自然的目的等词汇来表达天之道，而少用天意、大自然的智慧、大自然的理性等拟人性的词汇，更不用神意。因为历史上有不少自诩为才智之士的人，昧于天道至公、天下为公的整体性、目的性、法则性作用，为一己之私妄解神意、妄揣天意而违背天道。
尽管世界和平的天道具有客观的法则性，但实现世界和平的主动权却一定是在人类手里。上天赋予人类以同情心和理性让他们自己走向世界和平，战争的残忍和血腥总是在刺激着人类的同情心，唤醒人们去谋求和平，人类也总是在用理性分析、寻找战争发生的原因，并尽可能地避免战争的爆发，世界和平的天道就是这样为世界和平的人道指明了方向。
本着“论从史出”的基本原则，我们希望从思想史中寻找实现世界和平哲学的基本思想结构和核心观念。世界和平哲学的积极思想资源是中国传统的天下主义和西方以康德为代表的永久和平思想；消极的思想资源则是现实主义的均势和平理论，就思想的历史渊源来说，现实主义是国家主义的现代版本。所以本书前三章分别考察中国传统的天下主义、西方的国家主义和康德的永久和平思想。
第一章阐释中国传统天下主义的理论及其历史实践。是尧舜这两位圣人开创了中国天下主义的思想传统，圣人顺天道以成人道，所以能够天下为公。对于天下主义，先秦诸子从形而上学到道德哲学再到政治哲学各有发挥。先秦儒家论证了圣人法天、仁者爱人、义者循理、以义制礼等命题；墨家顺天之意，倡导兼爱与非攻；道家则着重从天道自然加以阐释。
天下主义铸造了朝贡体系这个“中国的世界秩序”，其基本特征是：“悦近来远”以彰显道德与文明，厚往薄来为的是和平红利。这个体系虽然不甚完美，还需要吸收主权国家平等思想，但体现了天下主义对于人类和平的价值追求。清末衰微，朝贡体系退出历史舞台，中国人仍然坚信天下主义的道德理想以及和平信念，倡言天下为公、世界大同。
天下主义也有异端，法家思想就是其理论，秦政就是其实践。法家思想到韩非子就形成了法术势相结合的理论，用严刑重罚之法和阴谋权术为专制君主造势；秦政集权专制、武力征伐、残暴嗜杀、摧残文化，最高统治者的私欲极度膨胀而百姓贫苦无告。后来的元帝国更是将“厚往薄来”“怀柔远人”的朝贡制度变成了他们压榨属国人民的工具。
这些集权专制帝国的出现绝非偶然，在诸侯混战的大争之世，就会出现帝国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商鞅、韩非、修昔底德、马基雅维里等人的理论，以及秦帝国、古罗马帝国、元帝国都是在战乱频仍的时代出现的。今天也不乏一些人主张用武力去统一全世界，实现世界和平，这一条路在现代技术条件下肯定是行不通的，核武器已经改变了战争的阈值，不可能对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极限施压，甚至发动灭国大战。为了世界和平，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帝国主义。所以，接下来就需要研究国家主义的历史演变。
第二章梳理西方国家主义的演变。在西方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家主义是主流。在理论上，以古希腊的修昔底德和近代意大利的马基雅维里主义为代表，在实践中，以古罗马帝国为样板。在古罗马帝国之后，欧洲大陆再也没有统一起来，就是因为这种国家主义奴役、殖民他国的做法违反自然法则，违背人民的意志。随着人类和平文化的进步，国家主义已成为明日黄花。
这里之所以将但丁的《世界帝国》放在西方国家主义的演变中来描述，是因为他在这本书中依托基督教为古罗马的国家主义“招魂”，主张用武力去建立一个君主制的世界帝国，以实现上帝的荣光；他还用神迹证明上帝关怀罗马，罗马人在争夺世界统治权的竞争中占据上风是上帝的旨意。以某种特定的宗教思想是不可能实现世界和平的，宗教是大自然法则的一种拟人性的表达，是宗教家和先知们代天立言的表现，但人类难以洞晓大自然的法则。康德认为，基督教设置了最后的审判，把福祉奖励给某些选民，而其余的人则要接受永恒的惩罚，这表明上帝的智慧有缺点，而且这不是人类希望看到的一个结局，所以晚年的康德艰难地跳出了宗教路径，发现永久和平只能依靠人类领悟大自然的法则。关于宗教路径实现世界和平的问题，还在讨论墨家代天立言的思想和康有为乌托邦式的世界大同理想时有所涉及。这里应该指出的是，但丁的世界和平思想瑕瑜互见，尽管他是一个国家主义论者，但他恰当地指出了人类文明的目标就是世界和平，还有但丁的目的论是古希腊目的论和康德目的论的过渡环节，有助于以世界和平为目的的目的论形而上学思考。
今日世界仍然在发挥作用的是国家主义，它的现代版本就是卡尔和摩根索等人的现实主义，国家主义主张国家利益至上，奉行贸易保护主义，在这样的情况下，就只能以大国之间的均势维持短暂的和平。正如康德所指出的那样，通过所谓的均势维护持久的和平，只不过是一种幻觉。两次世界大战都在欧洲爆发，证明了现实主义即现代国家主义的均势和平理论的失败，为了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就应该超越现实主义而走向世界和平主义。
第三章介绍以康德为代表的人类永久和平思想的内核及其源流。世界和平的哲学思考需要吸收康德永久和平思想的智慧。康德认为，为人类永久和平提供保障的是大自然这位伟大的艺术家本身，这首先需要领悟天道，即大自然的法则，康德这种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与中国传统的天下主义如出一辙。康德进一步认为，要彻底实现人类的自由，就需要实现人类的永久和平，要实现永久和平就需要以天道为立足点，考察人类整体历史的合规律性，发现大自然的和平目的与人类历史目的都是人类的永久和平。然后康德指出，要实现人类的永久和平，首先应该以法治、平等、自由三原则建立共和国，然后以自由国家的和平联盟实现世界和平，这个永久和平联盟需要一个文明而强大的国家作为起点。在康德看来，每个人都是世界公民，都享有大自然赋予的平等、自由权利，人类应该用永久和平的方式实现每个人的天赋权利。
康德的永久和平思想承接圣·皮埃尔神父和卢梭而来，皮埃尔神父的《欧洲永久和平方案》等著作经过卢梭点石成金的生花妙笔的一番改编，成功地引起欧洲学界的关注，卢梭也对其永久和平计划进行评判，正是卢梭的工作引发了康德对人类永久和平的哲学思考。在康德的《永久和平论》发表之后，费希特发表一篇热情洋溢的书评加以赞扬，并在法律和平主义方面给予了必要的补充，康德的永久和平思想通过西方学术界而影响了世界，直至今天。
在《永久和平论》发表二百年之后的1995年，哈贝马斯也发表了一个书评，提出了可以干涉主权以实现人权的错误主张。自认追随康德永久和平思想的罗尔斯《万民法》也有在非理想的情况下可以武力干涉他国的主张，这是罗尔斯国际正义理论中现实主义的残余。尽管如此，基于哈贝马斯和罗尔斯的主要思想取向仍然是在追随康德，故本书将他们放在永久和平思想的源流中来叙述。此类干涉主义观点显然违背了康德以和平手段实现永久和平的思想，永久和平思想的根本动机就是为了彻底实现人类的自由权利，人权只能用和平的方式去实现，唯有人类永久和平才能真正保障每一个人的天赋人权。
当今的干涉主义还有一种国家制度层面的主张，那就是将自由民主制度理所当然地视为政治制度的最后历史终结，并以此为标杆对其他国家进行思想乃至武装干涉。然而民主思想有多种解释，有古典形态小国寡民的直接民主思想，有现代的代议制民主思想。民主制度也千差万别，有从君主制过渡而来的君主立宪的民主制，有基于平等原则的普选制，还有联邦式的民主制度和民主集中制等多种形态。民主思想和制度在没有形成统一的标准之前，它就不能作为标杆，并以此为借口干涉他国内政，这样极容易引发战争，所以，康德的永久和平思想主张，除了国家本身之外，没有人可以对它发号施令或者加以处置。
进一步，柏拉图、康德和费希特等人之所以反对民主制度，就是因为民主制度容易导致多数人的暴政，苏格拉底之死就是明证。民主制度多数人的意见往往不是真理，多数人的意见通常是包含一定真理性认识的流俗之见，有时候甚至就是一个特定时代的偏见，真理总是先由某个人发现的，最后因为其真理性而被大多数乃至于所有人接受，这需要一个过程。为了不至于出现某个发现真理的人被大多数人反对，所以康德的永久和平思想主张共和制。真正的共和制可以让不同意见共同地和平共处，不同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和平共处是人间常态，也应该是人间大道，对于世界和平来讲，尤其如此。这也说明，对于世界和平的哲学思考有必要尽力维护康德的世界和平主义并申论之。
前面三章的梳理是必要的，我们需要吸收中国传统天下主义和康德永久和平思想的精华，也需要吸取东西方世界帝国主义的教训。正是因为天下主义领悟天道，而康德的永久和平强调要领悟大自然的法则，所以需要对形而上学的重新思考。进一步，要实现世界和平，需要将天下主义的“得君行道”和康德的“得民行道”融合起来，因为世界和平的人间大道既需要道德的政治家努力，也需要人民的共同参与才可能实现，只有世界人民都反对战争，人类才能迎来永久和平，世界也才能成为一个有序的世界。在这样必不可少的铺垫之后，下面两章才能顺理成章地导出世界和平的基本思想要素。
第四章是关于世界和平的目的论形而上学思考。世界和平需要以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重建目的论形而上学，因为世界和平需要领悟天道，这是东西方人类和平主义哲学的共同点，天道即大自然的法则，需要超出存在者整体才能够有所领会，这是“物理学之后”（Metaphysics）亦即“形而上者谓之道”的问题。这也就意味着，世界的永久和平必然要首先有一个形而上学层次的说明。可是，到海德格尔这里，西方哲学就已经终结了本体论形而上学，进入了所谓后形而上学时代，这就需要另辟蹊径，寻找形而上学新路向，从古希腊哲学里面可以发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有目的论的形而上学思想，是继承阿那克萨哥拉和苏格拉底而来的，但丁在论及世界和平也谈到目的论，康德晚年的永久和平思想中已经形成了目的论形而上学的基本框架，现在需要进一步完善目的论形而上学方面的思考。
天下主义和康德永久和平思想最重要的契合处在于，它们的思维方式都是天人合一，都强调要领悟天道。这就是说，要想实现世界和平，就需要对天道也就是大自然的法则有所领会，然后回到人本身，顺天道以成人道。从形而上学的角度来说，永久和平是大自然的目的，同时也是人类历史的终极目的，这是目的论的天人合一。那么实现的手段也应该天人合一，人类本来只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大自然赋予人类爱的能力和理性就是让他们去实现永久和平的目的，进一步实现天人和谐，这是康德没有揭示的大自然的真正目的，永久和平只是人类的和谐，是一个初级目标，下一步还要思考天人和谐的问题。
第五章给出了实现世界和平所需要的核心观念：仁爱、平等、自由。法国大革命的口号：自由、平等、博爱，是一个历史性的结论，并没有经过哲学的检验，或者说，它只是历史性的偶然，不是哲学理论推导的必然性结论。根据法国哲学家勒鲁的考察，其历史的顺序是：自由率先登场，随后是博爱，平等最后到场。罗尔斯依据法国大革命的口号设计了他的政治哲学，但他始终不能很好地说明博爱原则，尤其是在国际正义领域。基于以上原因，需要在哲学层面重新推敲这一口号的核心观念及其顺序。
仁爱、平等、自由都有其形上依据，仁爱的内在根据就是大自然赋予人类的同情心，仁爱因此也是道德哲学的基础，在大自然中，人人生而平等、生而自由，是大自然天然地赋予了人类平等和自由的权利，只是人类在社会化的过程中或多或少将这天赋的平等和自由权利遮蔽了，人类逐步通过理性发现人人平等、人人自由这个天然的事实。世界和平需要用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来思考这一理论事实，以便在实践中让这平等和自由的权利得到落实。
康德将人类永久和平看作具有客观实在性的社会规律，实现这一客观的社会规律需要以人类爱的能力和理性能力为基础，综合运用这两种能力，实现人类的平等和自由的权利。爱的能力是大自然赋予人类得以保全物种的能力，以人皆有之的恻隐同情之心为根据，理性能力是大自然赋予人类的能够认识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的能力。在综合运用中，要强调仁爱优先于理性，道德哲学优先于政治哲学，道德以仁爱为道德根据，政治哲学以人类的理性能力为根基，以天赋的平等为其逻辑起点，尽力维护本质上属于人类的自由。实现世界和平所需要的核心观念及其顺序就是：仁爱、平等、自由。如果说世界和平的哲学建构是一棵参天大树，那么，仁爱是她深入地下的天植灵根，平等是她茁壮的树干，自由就是她盛开的花朵和丰硕的果实。
为了仁爱的优先性并确保其有实现的可能，需要制定仁爱优先原则，以保障孤儿和老无所依等无劳动能力者的正常生活，并对出现暂时生活困难的人予以适宜的关照。它隐含着一个自明的前提：自养规则，即有劳动能力的人应该自食其力，靠自己的努力追求自身的幸福生活，对衣食无着的人施以援手是人之为人的基本善。
这只是一个开端，世界和平哲学的建构是极其困难的，之所以勉为其难，是因为笔者相信，没有世界和平的理论就不会有世界和平的实践，就像没有尧舜之道，很难想象中国传统天下主义的历史实践，没有康德等人的永久和平思想，西方可能像联合国、欧盟这样带有一点和平愿景的组织连影子都很难看见。今天应该激活中国传统的天下主义和西方以康德为代表的人类和平主义思想，以促进世界和平大业。
提出修昔底德陷阱的那个艾利森说：“两个世纪前，拿破仑曾警告世人：‘让中国沉睡吧，因为她一旦醒来，将震撼整个世界。’今天中国已经醒来，而世界正为之颤抖。”（艾利森，2018：1）如果能够通过与西方的世界和平主义的融通，成功激活中国传统的天下主义，一个文明而又强大的中国在世界的东方崛起，康德式的人类永久和平联盟就有了凝聚核心，那就可以说：沉睡的中国已经醒来，她将给这个世界带来人类和平的福音，并以此震撼整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