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谋划重刻《船山遗书》

诚如论者所言，重刻《船山遗书》的最初谋划，始自曾国藩两位幕僚欧阳兆熊与赵烈文，欧阳兆熊热衷表彰乡贤，赵烈文仰慕船山学说，二人遂积极鼓动曾氏付之剞劂。[3]此说固然不错，但整个谋刊过程及推进详情仍存诸多疑点：欧阳兆熊本是曾国藩的资深幕僚，他为何不亲自向曾国藩请求重刻，却非要拉拢入幕不久的赵烈文进言曾氏？赵烈文本非湘籍人士，他对船山学说的仰慕之情是如何增进的，为何愿意参与谋划？在二人的谋划行动中，谁是“主角”，谁又是“配角”，又是何时向曾国藩进言的？再者，后来曾国藩既已答应二人所请，为何又不愿出面倡首，最终拖至一年后方由曾国荃允复出资重刻呢？就刻书一事，曾国藩与曾国荃是否有过沟通，如何沟通的？关于这些问题，现有研究尚未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借助于赵烈文、曾国藩、曾国荃、欧阳兆熊等人书信、日记、文集、年谱等史料，笔者试对上述存疑之处作进一步探研。

一 欧阳兆熊欲重刻

王夫之（1619—1692年），湖南衡阳人，号船山。明末清初思想家，入清后隐居避世，虽著述宏富，却流传甚少，其名寂寂，其学不显。船山撰述百余种、四百余卷，其整理出版乃具有历史连续性之事业。最早为康熙年间，王夫之子王敔（1656—1730年）在衡阳湘西草堂刻十余种，世称“湘西草堂本”。乾隆时，开《四库全书》馆，因缘得上史馆，立传儒林，著述六种、存目二种入编《四库全书》。嘉庆中，又有“衡阳汇江书室刊本”收十余种，而其书仍湮灭不传，至阮元编《皇清经解》仍未采入。道光之季，船山撰述刻印渐多，有“守遗经书屋本”“昭代丛书（壬、癸集）本”“听雨轩本”“衡阳学署本”等，所刻种数大多有限。其中声誉较著者，为王夫之七世孙王世全刻“湘潭王氏守遗经书屋本”，收经部著述十八种、一百五十一卷，卷首并附船山著述总目五十二种，考其规模，实为系统编印船山著述之嚆矢。[4]

“守遗经书屋本”作序者善化唐鉴（1778—1861年），道咸年间著名理学家，参与编审者新化邓显鹤（1777—1851年）、邹汉勋（1805—1854年）、道州何绍基（1799—1873年）、湘阴左宗棠（1812—1885年）、长沙袁芳瑛（1814—1859年）等，[5]均颇有声名，故此本在湘籍士人中影响尤大。然咸丰四年（1854年），此本毁于战乱，藏版焚毁无余，参与此本编校的欧阳兆熊遂谋求重刻，因之方有同治初年安庆曾氏书局之设与“湘乡曾氏金陵节署本”的问世。

欧阳兆熊（1808—1876年），字晓岑，湖南湘潭人，道光十七年举人。《光绪湖南通志·欧阳兆熊》载：“曾国藩会试下第，时道病，势危甚，兆熊知医，为留逆旅月余诊治之，初不相识，后遂为布衣交。”[6]黎庶昌编《曾文正公年谱》记：道光十五年，曾国藩“会试不售”，十六年，“会试再报罢”，十八年，“公中式第三十八名进士”[7]。可知欧阳兆熊与曾国藩结交于道光十五年至十七年之间，此后曾国藩入翰林，升侍讲学士、礼部侍郎，欧阳兆熊则返湘参与编校“守遗经书屋本”。

在欧阳兆熊与曾国藩早期交往中，王夫之其人其书是重要主题与情感纽带。对于“守遗经书屋本”的编刻，曾国藩甚为关注，曾就校勘审订之法与邹汉勋商榷，建议遵从原本，勿随意改动，“节相言前刊《王船山书》，中间从《说文》之字皆邹叔绩所改，其文亦多改窜，非原本，曾致书诤之，不听”[8]。曾国藩还赠书刘传莹（1818—1848年）等僚友，宣扬船山学说，“王而农先生著书共三百余卷，近年刻经说百八十余卷，余尚未刻。兹将《诗经稗疏》奉上，《方舆纂》首函亦奉上”[9]。

欧阳兆熊与曾国藩就船山学说也屡有研讨切磋，道光二十七年欧阳兆熊寄书曾国藩云：“船山遗老续刻有《读通鉴论》，融贯列代事迹，发为传论，深资治理，不似胡致堂之专以坐谈取快，而为文浩博无涘，自成一子，不知其为《庄》《骚》、为《史》《汉》也。所著又有《夕堂八代文评》，其别裁略近《昭明》，去其淫靡，亦不主宋人起衰之说。至呵曾子固为乡约老叟，聒语不休，苏老泉为讼魁，茅鹿门只可三家村教童子应邑试。论议虽僻，要自有意，惜卷帙稍繁，未付剞劂。”[10]曾国藩随即请欧阳兆熊之子欧阳勋（1827—1856年）代购一部，致书云：“王船山《通鉴论》已刷出未？告为代觅一部，行纳价付意城处也。”[11]

欧阳兆熊对王夫之极为仰慕，推王氏为明末三儒之冠：“船山先生，为宋以后儒者之冠，同时如顾亭林、黄梨洲均弗能及。”[12]咸丰元年，欧阳兆熊致信曾国藩，请曾氏奏请王夫之从祀孔庙，这是目前所知关于王夫之从祀孔庙的较早提议。曾国藩顾虑贸然陈请恐难成，复信云：“王船山先生崇祀之说，忝厕礼官，岂伊不思？惟近例由地方大吏奏请，礼臣特核准焉，不于部中发端也。而其事又未可遽尔，盖前岁入谢上蔡，今年崇李忠定，若复继之，则恐以数而见轻。且国史儒林之传昆山顾氏居首，王先生尚作第二人，它日有请顾氏从祀者，则王先生随之矣。大儒有灵，此等迟速盖有数存，未可率尔也。”[13]曾国藩所虑非虚，光绪年间明末三儒从祀孔庙数次被正式提请朝廷，每一次均引发了激烈争论，亦被接连驳回，至光绪三十四年才得允准。[14]而曾国藩终其一生，都未有提议三儒从祀之请。

咸丰年间，曾国藩督师开府，湘军集团势力崛起。此时，“守遗经书屋本”也已毁于战乱，欧阳兆熊自然就将重刻希望寄予曾国藩。其时欧阳兆熊已入曾国藩幕，任职湘军钱粮军需处，“乃命司后路军需”[15]，但并不随营委差，“及国藩督师，招之入营，不赴，偶客军中，去留听自便”[16]。欧阳兆熊与曾国藩的宾主关系可能有微妙之处，费行简《近代名人小传·欧阳兆熊》记：欧阳兆熊性情豪迈，“好方人，时以书道诸将吏优劣，国藩厌之，礼意渐疏，乃舍去……又有《札记》记咸同间事，于国藩不能无微词，盖旷达勤谨，道不同也”[17]。费行简（1871—1954年），师从曾国藩心腹幕僚王闿运（1833—1916年），费氏所记恐非空穴来风，当有一定可信度。也就是说，欧阳兆熊虽有意请曾国藩重刻《船山遗书》，但他本人不便“直接说”，而要找一个人“帮他说”，此人需怀仰慕船山之心，更需常在曾国藩身边委差、备受信任。如此，欧阳兆熊便有意联络赵烈文。

二 赵烈文代为请求

赵烈文（1832—1894年），字惠甫，号能静居士，江苏阳湖人。赵烈文出生于清代汉学中心常州，浸染江南朴学之风。在他的生活年代，汉学已如桑榆暮景，但对士人的影响仍根深蒂固。赵烈文对汉学不无微词：“国朝朴学之士穷流造极，掇拾唾沈，安用为学？”他认识到汉、宋学各有短长，反对一味扬宋薄汉，“况宋儒讲性理而空谈实多，汉学重训诂而发明不少者乎……至自宋儒之践履为实，汉学之记诵为虚，然则朱、陆异同，陆子尊法性，朱子道问学，亦当左朱而右陆邪？若以祸乱之来，责汉学之害风气，尤为语病。宋以前之天下，不必长衰，宋以后之天下，不必尽治，足征兴废之故，不系是矣”。赵烈文与同郡汉学名家宋翔凤（1779—1860年）来往亦多，曾乞宋氏为父作行状，当宋氏于咸丰十年卒后，特为文悼念：“闻宋于庭先生逝世……先生为人，喜奖后进，烈辈往谒，辄剧谈留食，亹亹不倦。先生卒，吾吴朴学遂几无人矣。”[18]

赵烈文入曾国藩幕后，对船山学说认知益增，渐生仰慕。咸丰五年十二月（1856年1月），赵烈文于江西南昌入曾幕，[19]同在曾幕的江浙士人还有赵烈文姐夫周腾虎（1816—1862年）、族兄赵振祚（？—1860年）、友人刘翰清（1824—1882年）、金安清（1817—1880年）、龚橙（1817—1870年）等，赵振祚是常州经学大师刘逢禄（1776—1829年）外甥，刘翰清是刘逢禄孙子，龚橙的父亲龚自珍（1792—1841年）又是刘逢禄弟子，龚橙与刘翰清交好，诸人因地缘、姻亲结成交游圈，这成为赵烈文认知船山学说的最初来源。咸丰八年十二月初九日，赵烈文在周腾虎处初次接触到船山著作：“在弢甫处读明王夫之而农《读通鉴论》，为书三十卷，沉雄博大，识超千古。王明季遗民，入清隐居而终。”当时《船山遗书》存本已十分珍稀，赵振祚、龚橙均向周腾虎借阅，“《王夫之全书》在家伯厚兄处，弢甫自索不获，何论其他”。咸丰九年八月至十一月，赵烈文又读王夫之《读通鉴论》，“此书议论精深，博大其中，切理厌心者不可胜录”，读之二过未终，复为金安清借去。咸丰十一年三月二十六日赵烈文追忆早年求学情景，云：“癸丑年遭乱，吾时年二十二岁，遂辍举业，稍探古学，常请益于族兄伯厚先生（赵振祚）及诸友人周君弢甫（周腾虎）、刘君开孙（刘翰清）、龚君孝拱（龚橙），至今稍有知识，二三子与有力焉！”[20]

咸丰十一年七月二十日，赵烈文由上海抵曾国藩驻东流县行营，八月二十三日随营返安庆。在东流、安庆两月期间，曾国藩屡留赵烈文随营委差，“帅又问吾能留营否，因告以有湘、楚之行。帅意留吾，吾辞以楚行归再至，约缮书就成行”，“帅遣送程仪，且嘱晓老致意，欲吾返此专办夷务”，“帅复申夷意之说。且云此事甚简，可以游行自适，意殊足感，遂允楚、湘游返赴约”[21]。在曾国藩幕府中，机要文秘与曾国藩最为接近，他们不仅在军政办事机构中居于首要地位，而且是整个幕府乃至曾系湘军的神经中枢，在幕僚中地位最尊，待遇最丰，升迁也最迅，与曾国藩关系密切而其后地位显赫之人如左宗棠、李鸿章、钱应溥、刘蓉、郭嵩焘等，都曾担任此职。[22]此时，虽然赵烈文尚未正式就职机要文秘，但曾氏屡次相邀，很重视他，意味着赵烈文在曾幕的拔擢潜力，不久之后欧阳兆熊即联络赵烈文商议重刻之事，显然就是着意于此。

在东流、安庆两月期间，赵烈文与欧阳兆熊接触颇多，“（欧阳兆熊）髭眉皓白，清标介然，客此皆无苟求，行止以礼，此诚今世不多见者”，两人相谈甚欢，“晓老谭议甚美，失之殊寂寂”。冬，赵烈文游历湖南，十月十七日至湘潭，与欧阳兆熊坐谈终日，“相见殊欢，各告述别后事”。二十三日（1861年11月25日），二人拜访王世全，赵烈文记：

出城访王君半溪，而农先生族孙也。而农先生，明之遗臣，革鼎之初，语多愤激，属子孙藏其书，言二百年后乃可出，故文字之祸不及焉。半溪既刊其书，而燹于甲寅之乱，今复有重锓之志，此骛学者所乐闻也。

月底至长沙，晤吴敏树（1805—1873年）、曹耀湘（生卒年不详）、郭昆焘（1823—1882年）、王闿运（1833—1916年）、罗汝怀（1804—1880年）、何绍基（1799—1873年）等湖湘名士。在湘近三月，赵烈文又陆续读王夫之《书经稗疏》《思问录内外篇》《宋论》《尚书引义》等卷，愈发感叹“其说皆精卓，不为古所迷”，对船山学说及湖湘理学的理解日益深化。[23]

耐人寻味的是，在与赵烈文拜访王世全数日之后，欧阳兆熊就给曾国藩写了一封信，并特意附寄王夫之《通鉴论》，“昨承有经略四省之命，……《通鉴论》一部奉呈”[24]。曾国藩向欧阳兆熊觅求此书，本是道光二十七年的故事，欧阳兆熊此时寄书，用意不言而喻。

赵烈文结束湘地之游后，同治元年正月十七日自长沙返抵安庆，正式担任曾国藩机要文秘，随即向曾国藩请求重刻《船山遗书》。赵烈文向曾氏进言的具体时间以及如何说动曾氏，已无法得知，但相关重要史料有两则：

其一，同治元年六、七月间，欧阳兆熊与曾国藩的往来信札中，有“前惠甫书来，云节相慨允倡刻船山遗书”[25]及“夕堂老人遗书，惠甫曾商及重刻”[26]之语。

其二，同治元年四月十一日，《曾国藩日记》记：“涉阅广东新刻丛书两种，一曰《海山仙馆丛书》，凡五十六种，潘仕成辑刻；一曰《粤雅堂丛书》，凡一百廿一种，伍崇曜辑刻。二者皆冯竹渔新赠也。又涉阅《正谊堂丛书》，凡五十六种，张清恪公辑刻，吴竹庄所赠也。”[27]

据上述两则史料可推知：赵烈文向曾氏进言的时间，大约在同治元年正月至五月期间，曾国藩翻阅几部新刻丛书，很可能就是为重刻《船山遗书》做参考。

三 曾国藩拒绝倡首

曾国藩允复重刻之后，便让欧阳兆熊和赵烈文的同乡刘达善商议，刘达善（？—1875年），字子迎，时任湘乡知县。但欧阳兆熊似乎并不满意这一安排，觉得刘氏非湘籍人士，地位又不高，不足以主持其事，六月十九日致信曾国藩云：“前惠甫书来，云节相慨允倡刻船山遗书，沅帅亦有此意，嘱兆熊与刘子迎商之。子迎将往澧州，不名一钱，而乡人之意，以为湖南之书须湖南人捐刊为是，其言亦颇近理。敝同年赵玉班已允出赀，因数及彭雪琴、李希庵、左季高、刘荫渠、刘霞仙、唐义渠及带勇诸君之识字者，均可助成此事。其书欲求精美，非四千金不能。若能醵赀开雕于安省，则易成矣。”[28]欧阳兆熊明确告诉曾国藩，他已联络了一班湘籍要人，现只待曾氏出面振臂一呼，则事成矣。

但是，欧阳兆熊的请求遭到了曾国藩拒绝。七月二十四日（1862年8月19日），曾国藩明确回复欧阳兆熊：

夕堂老人遗书，惠甫曾商及重刻，属鄙人为之倡。弟以达官刻书，强作解事，譬如贫儿暴富，初学着靴，举止终觉生涩。然亦不可以已，若云慨然倡首，则诬也。[29]

那么，曾国藩既已允复重刻，为何又不愿出面倡议，这一允、一拒，有何原因呢？

其实，曾国藩允复重刻是有诚意的，他只是不愿把动静闹得太大，像欧阳兆熊那般弄得人尽皆知，便是违背了曾国藩心意。这与曾国藩低调、谨慎的性格有关。原来半年之前，曾国藩刚被清廷授命节制四省军务，位高权重，令他日日如履薄冰，这一时期他在日记中屡屡写道：“饬余兼办浙江军务，江苏、安徽、江西、浙江四省巡抚，皆归节制。权太重，位太高，虚望太隆，悚惶之至。……余近浪得虚名，亦不知其所以然，便获美誉。古之得虚名，而值时艰者，往往不克保其终，思此不胜大惧”，“日内思家运太隆，虚名太大，物极必衰，理有固然，为之悚皇无已”[30]。同一时期，他在多封家书中也一再告诫诸弟要小心谨慎：“至阿兄忝窃高位，又窃虚名，时时颠坠之虞。吾通阅古今人物，似此名位权势，能保全善终者极少。深恐吾全盛之时，不克庇荫弟等，吾颠坠之际，或致连累弟等，惟于无事时，常以危词苦语，互相劝诫，庶几免于大戾。”[31]

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当时军情严峻，曾国藩暂无精力考虑刻书之事。同治元年夏秋，清军与太平军作战进入了最紧张的关键时期，金陵、皖南各防处处告警，金陵久攻不下，军中大疫遍行，曾国藩在给诸多同僚的信札中屡屡诉苦：“去岁春夏以前，事机较顺，秋后变患迭生。金陵一军及皖南各防，处处告警，危险万状”，“自辛酉秋至壬戌夏，军事颇顺，论者以为廓清有期。逮六月间，秦中回变，多军西行。七月以后，大疫遍作，士卒十丧四五。自是贼氛弥炽，无日不在惊涛骇浪之中”[32]。

同治元年七月，曾国藩受制于当时处境拒绝倡首后，重刻《船山遗书》之议遂暂罢。是年冬十一月十八日，曾国藩幼弟曾国葆（1828—1862年）战死金陵，刻书之事更是无法再提。又过了半年，随着军情改善，刻书之事方有了转机。

四 曾国荃慨允出资

至同治二年五月，曾国藩“包围天京”的战略推进颇顺，湘军已克复金陵外围大多地区，金陵几近一座孤城，“此间军事，颇有顺机。巢、和、含山均已克复，下游自攻克福、太、昆、新以后，水陆三路规取苏州，伪忠王回顾不暇。现檄鲍、彭诸军进剿，二浦、九洑或易得手。舍沅弟昨将雨花台石垒及金陵南门外各贼垒一律踹平。南岸徽境肃清，我军并萃饶、景一带，必能驱贼东还，江右当可安谧，附以告慰”[33]。

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赵烈文应曾国荃之招至金陵随营差委，刻书之事遂被重提。在赵烈文动身之前，曾国藩特意给曾国荃写了一封信，嘱善待：“赵惠甫今日来辞行，订八月回皖一次，或久局，或暂局，弟与之相处一月便可定夺。其人识高学博，文笔俊雅，志趣不在富贵温饱，是其所长；藐视一切，语少诚实，是其所短。弟坦白待之，而不忘一敬字，则可久矣。”[34]

赵烈文赴金陵前后，欧阳兆熊与他应该有过再次谋划，但其详情也无法得知。我们能知道的是，这一次赵烈文终于不负所托，很快就说动了曾国荃，六月初七日（1863年7月22日）赵烈文在日记中写道：

中丞来谭良久，允出资全刻王船山遗书。写欧阳晓岑信，告知中丞刻书之说。缘此事须费四千金，晓岑属余怂恿中丞为之倡，乃中丞不独能独力举办，并许多出千金，为加工精刻之费，其好学乐善者如此。[35]

曾国荃慨允出资重刻《船山遗书》的原因，除了此一时期军情改善，再就是曾国荃喜功贪名且爱好文事的性格。曾国荃此时年方四十，年轻气盛，与其兄相比，这个弟弟为人行事要高调很多，曾国藩也常谆谆告诫：“余以名位太隆，常恐祖宗留诒之福自我一人享尽，故将劳、谦、廉三字时时自惕，亦愿两贤弟之用以自惕，且即以自概耳。”[36]会剿金陵前夕，曾国荃为独占克复美名，竟不欲让江苏巡抚李鸿章（1823—1901年）来支援，为此曾国藩特意写信劝导：“何必全克而后为美名哉？人又何必占天下之第一美名哉？”[37]另一方面，曾国荃出身行伍，腹中文墨不多，但一生对刻书、修志等文事活动尤其喜好。同治年间，曾国荃出资刊刻王夫之《船山遗书》、李善兰《则古昔斋算学》，在湖北巡抚任上积极筹办崇文书局；光绪年间，在山西巡抚任上创办浚文书局，在两江总督任上经理江南书局，并任《光绪湖南通志》总纂、《光绪山西通志》总裁，复捐资助王先谦刻《皇清经解续编》。

自咸丰十一年（1861年）秋冬欧阳兆熊与赵烈文有“重锓之志”，至同治二年六月（1863年7月）曾国荃允复出资，历一年半载谋划，重刻《船山遗书》方才基本落实。回顾金陵本《船山遗书》谋刊过程，总结两点如下：

其一，重刻《船山遗书》是多方合力促成。主观条件方面，欧阳兆熊、赵烈文积极谋划，曾国藩、曾国荃重视支持，特别是欧阳兆熊，他不仅是重刻的“主谋”，此后也主持校勘、刊印诸事，对《船山遗书》在同治初年的问世居功甚伟；客观条件方面，同治初年湘淮军平定江南各地，战事初定，为刻书提供了安稳环境。重刻《船山遗书》是晚清理学复兴进程中的重大事件，它依托于理学复兴的学术潮流，并推动了理学的进一步发展。

其二，整个过程唯一疑点在于：就刻书一事，曾国荃与曾国藩是否有过沟通？单从逻辑上推测，两人不仅应该商议过，而且曾国荃答应出资很可能也是乃兄授意。但这一推测无任何直接史料支撑，考二人此一时期的日记、信札等史料，竟未有一语提及此事，这的确令人感到迷惑不解。虽然朱孔彰《题江南曾文正公祠百咏》、徐珂《清稗类钞·莫子偲好古椠》等文均记载二曾就重刻之事有过商议，[38]但这些史料只是间接证据，不是直接证据。这一疑点，唯有待于今后挖掘新史料予以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