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导论

第一节 选题缘由及意义

西学东渐以来，儒学与西方科学的关系就一直是摆在儒家学者面前一个绕不过去的问题，从明末的“儒耶之争”，到洋务运动时期的“中西体用之争”以及后来的“科玄论战”“东西文化论争”等，都不同程度地涉及了这个问题。在儒学复兴深入人心的今天，不少学者再次就这个问题展开了深入的研究。

显然，重新审视、研究儒学与西方科学的关系，是今天儒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对于儒学的现代转型有着多方面的重要意义。一方面，对儒学与西方科学的关系进行研究，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深入理解儒学之精神内核。另一方面，对儒学与西方科学的关系进行研究，有利于科学在中国的进一步生根、发展乃至壮大，为未来走向科技强国奠定理论基础。此外，对儒学与西方科学的关系予以研究，也是中西关系研究的进一步深化。

维新儒学，即为维新变法提供理论指导的儒学。[1]研究儒学与西方科学的关系，维新儒学是较为理想的切入点。

首先，西方科学真正对儒学产生冲击并对其理论体系形成影响，当从晚清开始。梁启超认为：

从明末到乾嘉时期，西方传教士为了传教的便利将西方科学传入中国，但那个时候儒家士人对西方科学的关注并不多。晚清时期，面对几次对外战争的失败，西方科学才真正引起了儒家士人的重视。

黄玉顺教授在其《从“西学东渐”到“中学西进”——当代中国哲学学者的历史使命》一文中指出，西学东渐可以分两个阶段：

（1）帝国时代。即从明代至清代前期，至多可以叫作“西学东来”，因为那时西学对于中学并未构成任何实质性的威胁。（2）转型时代。即晚清（或“近代”）以来，西学确实对中学构成了根本性的挑战。[2]

显然，西方科学真正引起儒家士人的重视、影响并改变了儒学的理论建构，当在晚清时期。

其次，就晚清时期而言，维新儒学是较为理想的切入点。大致说来，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主要有两种形态的儒学：一是洋务儒学；二是维新儒学。洋务儒学的基本主张是在保留儒家名教纲常的基础上大力引进西方科学。维新儒学的基本主张是在引进西方科学的同时改变原有的以儒家名教纲常为基础的政治制度。二者有一个根本的区别，即洋务儒学不改变原有的社会制度，而维新儒学要改变原有的社会制度。这意味着，改制变法是维新儒学区别于洋务儒学的一个重要特征。为了维新变法的有效推进，维新派建构了一套为维新变法提供理论指导的儒学。这套儒学包括两个维度：一是维新变法的基本主张；二是维新变法的理论依据。而无论是维新变法的基本主张，还是维新变法的理论依据，均与西方科学有着密切的联系。首先，在维新派所提出的变法主张中，不论是政治层面的、经济层面的还是文化层面的，都天然地包含着引进西方科学的诉求；其次，在维新派为其维新变法所提供的理论依据中，诸如进化观念、仁通观念、变易观念等，均包含西方科学的因素在内。显然，西方科学参与了维新儒学的建构，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通过对维新儒学的建构过程进行分析，可以生动地展现儒学与西方科学的关系。

最后，就维新儒学的代表人物而言，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最具有代表性。维新变法时期，出现了诸多赞成维新变法的知识分子，史称“维新派”。在这些“维新派”成员之中，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的影响力最大。他们不仅在行动上积极推动维新变法，在理论上也引领晚清的思想潮流。为了有效地推动维新变法，他们不仅提出了维新变法的具体主张，而且还从传统的儒家学说中为其维新变法找寻理论依据，这使作为一场政治运动的维新变法获得了巨大的理论支撑。与此同时，无论是他们为维新变法所提出的具体主张，还是为维新变法所寻找的理论依据，都与西方科学有着密切的联系。

基于上述认识，本书选择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为例，通过对维新儒学的研究来展现儒学与西方科学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