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杜家骥
官员考核，又称考察、考绩、考课、计典等，是对在职官员的履职行为、资质及年龄、身体状况等进行评定，分别其优劣而实行奖惩，目的在于激励官员勤职敬业、有所作为，降黜、淘汰不利于行政的官员，儆戒、惩处有劣行者，保持官僚队伍的健康性，保障、提高行政效能，整肃吏治。因而是政治制度中的重要内容。
清代考核职官制度因袭明制而有所改变并发展。先对其概况及制度的特点作简单介绍。明代对官员的考核，有两种方式：考满、考察。考满，是对每位官员在其任职三、六、九年之时的考绩，以决定其职务上的升降调补，因而每年都有时值期限的官员被考核。考察，是几年（如京官六年、外官三年）一次，对所有官员在八个方面[贪、酷、浮躁、不及、老、病、疲（罢）、不谨]的普遍考核，以罢黜贪劣、裁汰不合格者。清代将两种方式合二为一，定期对所有官员普遍考核。文职三年一次，京官考核称“京察”，外官考核称“大计”（督抚列入京察[1]）；武官之考核统称“军政”，五年一次。
清代的考核，制度规范细致，皇权强化了对考核过程及优劣评判的掌握，对不同档次的官员以及京官的京察与地方官的大计，实行不同的掌控方式。
京察，按官员的品级档次、身份地位，采取以下三种不同的考核方法。1.一、二品大员，如六部、都察院、理藩院的长官尚书、侍郞、左都御史、左副都御史[2]，以及内阁学士，各省的总督巡抚，是由吏部开列其职任履历、事实，以题本呈报皇帝，由皇帝审阅后直接评定优劣，明降谕旨，予以官职上的升降，称为“列题”。这一档次官员职任重要、地位高、人数较少，而且皇帝经常与他们有直接行政接触，面见的机会也较多，皇帝对他们的行政素质、勤惰、业绩以及身体精力状况有较多了解，因而采取这种方式。这一档次官员，起初是以“自陈”的方式，由官员自己陈述，至乾隆十七年，因自陈之语“谬以斥罢为辞，是相率为伪”而停止。2.三品以下“京堂”及部分四、五品官，皇帝对其考核方式与上述大员有所不同。这里所称的“京堂”，是指中央机构中次于部院级之衙署的堂官（正副长官），正三品至正六品不等。这些衙署有通政使司、大理寺、太常寺、太仆寺、光禄寺、鸿胪寺、钦天监、国子监、太医院等，其堂官称为“京堂”。在考核上划归这一档次的，还有其他官员——身份地位较高的四、五品官，如内阁侍读学士，翰林院侍读学士、侍讲学士，詹事府左右春坊的庶子。这一档次官员的考核方式复杂，变化较大，也体现了皇权对这一档次官员考核的不断深入[3]。最后确定，与一、二品大臣一样，也由吏部开列其任职履历、事实，上交皇帝审阅，但因人数相对较多，还需要引见皇帝，由皇帝亲自面验的方式把关、确定：或奖励议叙而加级纪录；或照旧供职；或以原品休致等。这种方式，为区别一、二品官考核的“列题”，而称为“引见”[4]。三品京堂起初是划归一、二品大臣的考核方式，乾隆四十八年，以其不像一、二品官那样皇帝时常召见，因而将三品京堂也引见皇帝面验而归入这一档次考核。3.中央各机构属员及五品以下的其他中下级官员。这一阶层的京官档次较低，数量最多。有内阁、部院、寺监等所有衙署的属员，如六部、理藩院的司官郎中、员外郎、主事，都察院的六科给事中，各道监察御史，内阁的中书，各机构的小京官、笔帖式等，皆先由本衙门堂官按照四格八法注考。四格为守（操守）、才（才能）、政（行政表现）、年（年龄、身体状况），按照这四方面评出一等（勤职）、二等（称职）、三等（供职），四格重在评出优者，即“一等”者。八法为不谨、罢软无为、浮躁、才力不及、年老、有疾、贪、酷。后来以贪、酷者应随时弹劾罢黜，不入于三年一次的考核，因而又有六法之称。八法重在查核劣者。各机构堂官将属下官员按照四格八法考核的情况造册密封，送吏部及都察院吏科、京畿道（乾隆二十年以前为河南道）。吏部考功司、都察院，各自封门查对考核册。届日，都察院的吏科、京畿道前赴吏部考功司面议。再由吏部堂官会同大学士、都察院堂官、吏科给事中、京畿道御史考核，在吏部依次过堂，按四格评出一、二、三等，为“应留”。入于六法者，为“应去”，注明理由：不谨、疲软无为者革职；年老有疾者休致；才力不及者降二级调用；浮躁者降三级调用。以上造册呈报。这一档次官员的京察，考核的重要环节是上述多机构负责官员的会同核实确定，因而称为“会核”。由于这一档次官员人数较多、身份地位及职任重要程度均相对较低，所以是将会核后确定的结果造册列名上报，皇帝只是以重点引见的方式行使其掌控权，凡“应留”中列为一等者，或“应去”者，才引见皇帝最后确定。列为一等者，引见皇帝后圈定之人，再引见一次并记名，以备遇缺升用。[5]乾隆三十三年又增定：京察二等、三等人员中六十五岁以上者，也带领引见。
地方官的考核——大计，由上司考核属员，按官员的档次分为两种。1.督抚对两司——布政使、按察使这两个最高级别的属员，清前期经过多次改制，至乾隆后期定制，由督抚将所出具的考语、履历清单咨吏部，由吏部将各省所报汇奏皇帝裁定，此形式称为“考题”。2.两司以下之道、府、厅、州（散州）、县官的考核，上司官按照四格六法作具体考核，逐级上报，总汇于总督巡抚核查评定。即最基层的各长官——厅同知或通判、知州、知县分别考核其属员，上报本管知府，直隶州所管县的知县将其考核属员的情况上报直隶州知州。知府、直隶州知州考核其属员即辖区各长官（厅同知或通判、知州、知县），将考核结果报告其上之道的道员（直隶厅对下级的考核也报本管道）。道员再考核本道下各长官知府、直隶州知州、直隶厅长官（同知或通判），上报两司布政使、按察使，汇核加考而报督抚。督抚结合平日对辖内各级官员才能、品行操守等情况的了解，再对上报的材料核对，作注考，分别“举”“劾”，应“举”之卓异者、应“劾”之入于六法者，各为一本具题，并报吏部。吏部会同都察院官考核题覆。这种方式称为“会覆”。凡不入举、不入劾者，为“平等”，评为“平等”的知县以上各级长官，由各该管上司注明考语，出具印结，督抚填注考语，仅造册咨送吏部。地方官比京官数量大得多，皇帝对布按二司直接评定，而对其下大量的其他官员，则只对评优的卓异者、入于六法的被劾者，通过题报的资料了解，并引见皇帝而确定。
清代考核制度的细致，还体现在随时根据出现的情况而在细则上的补充、修改。如严格制定保举京察一等、大计卓异的资格条件，规定必应有的某些业绩、没有某些禁止的劣迹。规定不同档次、不同职务性质的官员应保举的比例及其名额。实行举劾连带责任制，督抚、司、道、府等长官将不符合卓异条件的官员保举，针对责任轻重定以罚俸、降级以及革职的惩处。自乾隆后期开始，又实行年终密考，每年的年末，督抚对本省布政使、按察使、学政、道员、知府、提督、总兵出具考语，密奏皇帝，以作黜陟参考。
以上定制的细致深入以及皇帝对考核的直接操作或掌控，体现了对这一制度的重视以及它的重要性。学界以前的研究，多为制度上的简介，或某方面内容的探讨，专门系统的专著尚未出现。近几年，两位青年以此为题作为博士论文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常越男博士论文经修改后2010年出版《清代考课制度研究》。薛刚博士论文《清代文官考核制度研究》，修改后申请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复经修改、补充本人近些年研究的成果而出版。两位青年的专著都注意利用有关档案资料，使所考察的内容细致深入。而在内容上又各有侧重。薛刚这部著作，是关于文官的考核，详于制度细节的考察梳理，其中京察、大计对不同档次、不同类别官员实行不同考核制度的细节及其变化的探讨，就有第三、四章的12小节共32目，其中考核程序是重点内容，而且突出对长官注考负责制的探究。另外，关于文官考核的问责制，评为京察一等、大计卓异者升迁的各种情况，以及乾隆朝以后增加的考核方式——年终密考及其来源、对地方官的掌控与仕途的影响等，也是较有价值的内容。此著还揭示了一些值得注意的现象。如京官评为京察一等者，选任为地方道员以下、通判以上各级地方官，一来可解决在京衙门职官之待实缺问题，另外，在清中叶以后京官清苦、喜外任的情况下，可激发某些官员工作的积极性。再如，在考核的奖惩方面，乾隆前期以后，六法处分渐趋减弱，重上轻下，举多劾少，以致考核制度的不断完善性，与实施的渐趋怠玩性，形成鲜明对照，除密考外，考核惩处功能逐渐失效。还有，清代皇权虽然对考核掌控强化，但仍出现各种弊端，主要在中下层官员的考核，尤其是地方官。对这些弊端出现的原因，此著也作了有意义的探讨，认为“举多劾少”“该举不举、该劾不劾”的原因，是由于“官场利益为核心的盘根错节的人情关系”。另外“宽大吏而惩微员”的原因，是“佐杂微员负责具体的行政事务，与民接触机会多，不法的概率也会高”，此为客观因素。而制度性因素则是“一是微员被参劾以后不得引见，基本由督抚定罪；二是佐杂、教职受处分的申诉权受到严格限制”。长官注考制缺乏有效的监督，也是造成考核失实的重要原因。
以上观点，体现了研究的深度。虽然只是个人见解，但为以后学界进一步深入研究提供了参考，这也是此书的价值所在。
清代文官考核制度，是清代整个官员考核制度中的最重要部分，也是个大课题，需要深入考察的内容相当多。与其他研究较多的课题相比，清代官员考核制度还只能说刚刚进入深入阶段。本人于清代官员考核制度无深入研究，只有制度简单层面的一般了解，仅提出以下几点以供参考。康熙二十四年以后停止京察、雍正朝后又恢复而延续存在的原因。乾隆朝以后每年实行“年终密考”的原因。翰林院、詹事府的“翰詹大考”，是否可纳入考核系统，可作论证。以上似应作为继续深入探究的考题，其他未知者还很多。愿薛刚君再接再厉，锲而不舍，在这一研究领域取得更大成绩。
2018年夏于南开园
[1] 各省督抚，从根源上说，是皇帝派往各省的官员，带中央兵部、都察院职衔，从这一角度而言，也可视为京官。
[2]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正三品，因属部院级别的副长官（堂官），也列入这一档次，为特例。
[3] 起初，四品京堂也令自陈，后来取消。五品以下，由吏部、都察院与各该衙门会同考察。康熙六年改由各该衙门开列考语后移送吏部、都察院考察。康熙十二年后又定，四品衙门的正卿、少卿及掌印官由部兼辖者，由兼辖之部的堂官注考。不由部兼辖的，详开其履职事实造册，不注考，移送吏部、都察院考察。乾隆十五年，又以这一档次的京堂在考核之后并不引见，部、院填注考语不过是按册过堂，虚文应事，而改由皇帝钦点王、大臣数人验看，区分为一、二、三等，注明应留、应去者的意见而上奏皇帝并引见，由皇帝裁定。嘉庆五年，又以王、大臣对被验看者的贤否无由深知，所定等第不一定准确，而取消王、大臣验看，直接引见皇帝裁定。
[4] （清）嘉庆朝《钦定大清会典》卷八《吏部·考功清吏司·考群吏之治》（武英殿本，页八）：京察有列题……有引见（三品以下京堂，及内阁侍读学士，翰林院侍读学士、侍讲学士，左右春坊庶子，由吏部缮履历清单，引见……）有会核。（清）光绪朝《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七八《吏部·京察统例》。
[5] 以上见何刚德《春明梦录》（下），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影印本，第39—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