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中国社会发展的文化向度

文化与制度的互构，历来是政治发展的核心关系。溯源于中国战国时期的孔孟，抑或是古希腊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对政治思想之类的文化思索一直伴随着制度的建构和发展。随后的孟德斯鸠、马基雅维利、卢梭都研究过政治文化与政治体系的关系，特别是不同区域的国民特性对政治共同体的影响问题。正如18世纪英国政治学家伯克认为的，个人的习惯性反应比自觉遵守的规则或道德信条更可靠。[1]托克维尔、白哲特、戴西等也认为“民族性”或“国民性”对政治体系的运行具有推动性作用。西方政治文化研究中从个体天性导出社会关系的思维方式，致使其研究带有浓烈的唯心主义色彩，随着人类社会学研究的技术发展，逐渐促成了以行为主义为特征的政治文化研究范式的出现。与传统精英权威政治体系相映衬的东方政治文化传统，注重从群体共性的意识导出社会关系的思维方式，致使其研究中带有强烈的唯物主义色彩，这样就形成了与西方政治文化不同的研究方向和维度。无论西方化或东方化的文化研究范式，在马克思理论关于制度与文化的关系中始终有一个关键性的联结点——“人”。人基于什么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世界，决定了制度如何建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就形成了文化与制度张力的根源，也为观察社会的发展变化提供了另一种视角。深入挖掘马克思的理论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验成果，深入国家观念、社会意识、群体心理三个不同层面进行观念变化的深层结构性分析，对理解当代中国社会发展道路会有所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