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兰亭集序》的流传

有关王羲之《兰亭集序》的最早记录，可见于《世说新语·企羡》：

羲之雅好服食养性，不乐在京师，初渡浙江，便有终焉之志。会稽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谢安未仕时亦居焉。孙绰、李充、许询、支遁等皆以文义冠世，并筑室东土，与羲之同好。尝与同志宴集于会稽山阴之兰亭，羲之自为之序以申其志，曰：……或以潘岳《金谷诗序》方其文，羲之比于石崇，闻而甚喜。[1]

《世说新语》编著者刘孝标（名峻，462—521）注此文时引题目为《临河叙》。自唐太宗李世民（598—649）对王羲之的书法大力揄扬，并以著名书法家临摹《兰亭集序》、以教育制度的方式将王羲之书法传播天下之后，王羲之的手稿摹本也广泛流传于世，甚至流传域外，[2]其书法价值被后世推为至高无上，其书写的《兰亭集序》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

《兰亭集序》又是如何辗转流传而为李世民所拥有的呢？此中过程，生活于唐代开元、天宝年间并曾任职于中央的刘餗（字鼎卿，生卒年不详）在其《隋唐嘉话》中有以下记录：

王右军《兰亭序》，梁乱出在外，陈天嘉中为僧永所得。至太建中献之宣帝。隋平陈日，或以献晋王，王不之宝。后僧果从帝借拓。及登极，竟未从索。果师死后，弟子僧辩得之。太宗为秦王日，见拓本惊喜，乃贵价市大王书《兰亭》，终不至焉。及知在辩师处，使萧翊就越州求得之，以武德四年入秦府。贞观十年，乃拓十本以赐近臣。帝崩，中书令褚遂良奏：“《兰亭》先帝所重，不可留。”遂秘于昭陵。[3]

刘餗乃著名史家刘知几（字子玄，661—721）之子，其所录之事，可信度应颇高。即是说《兰亭集序》先在梁武帝宫中，后因“侯景之乱”[4]，遂流出宫外，为王羲之的七世孙僧人智永（王法极，生卒年不详）获得，献予陈宣帝陈顼（字绍世，530—582；568—582年在位）。陈为隋所灭时，有人将《兰亭集序》献予率军灭陈的晋王，即为后来的隋炀帝杨广（569—618），《兰亭集序》又为僧果（赵法祐，生卒年不详）所“借拓”。此中关键，便在于僧果的“借拓”行径，即已开始了对《兰亭集序》这一书法作品的复制，究竟复制了多少副件，原作与复制品是否已真假难分，便从此际发生，而非一定到了唐太宗李世民下令大臣“双钩廓填法摹写”才开始有副本的出现。隋炀帝自借出《兰亭集序》后，就没有再向僧果索回。僧果死后，《兰亭集序》便传至其弟子僧辩（568—642）手中。僧辩，亦即辩才，其俗姓袁，乃梁朝司空、书法理论家及画家袁昂（字千里，461—540）的玄孙。

李世民未登基之前在其秦王府所见的“拓本”，或有可能便是僧果揭印的开皇本《兰亭》，由此他对王羲之的书法一见倾心，遂出重金搜购王羲之书法。其所获者，此中便包括：梁朝灭亡后，王褒（字子渊，约513—576）挟先人遗迹北渡，自王导（字茂弘，276—339）至王规（448—536）之书，凡二十八人；右军遗迹亦有四十余纸，其迹传至曾孙王方庆（王綝，？—702），于贞观至神功间先后呈进，其事见于《法书要录》之《唐朝叙书录》，亦即世传《万岁通天帖》。[5]开元年间的书法理论家张怀瓘（生卒年不详）在《二王等书录》的记载中有详细叙述：

贞观十三年，敕购求右军书，并贵价酬之，四方妙迹，靡不毕至。敕起居郎褚遂良、校书郎王知敬等于玄武门西长波门外科简，内出右军书，相共参校，令典仪王行真装之，梁朝旧装纸见存者，但裁剪而已。右军书大凡二千二百九十纸，装为十三帙一百二十八卷：真书五十纸，一帙八纸，随本长短为度；行书二百四十纸四帙四十卷，四尺为度；草书二千纸八帙八十卷，以一丈二尺为度，并金缕杂宝装轴织成帙。其书每缝皆用小印印之，其文曰“贞观”。大令书，不之购也，天府之内，仅有存焉。[6]

由此可见，当时朝廷征集王羲之书法的工程十分浩大，这已是唐太宗在位的“贞观”年间的事了。然而，早在李世民仍未登基之前，因特别倾服于《兰亭集序》，念兹在兹，务必获得真迹，其手下萧翊（生卒年不详）“及知在辩师处，就越州求得之，以武德四年入秦府”[7]。此即颇具戏剧性的萧翊从辩才寺中盗取《兰亭集序》真迹的故事。此事是否属实，亦存疑问，如钱易（字希白，968—1026）《南部新书》的记载便截然不同：

《兰亭》者，武徳四年欧阳询就越访求得之，始入秦王府。麻道嵩奉教拓两本，一送辩才，一王自收。嵩私拓一本。于时天下草创，秦王虽亲总戎，《兰亭》不离肘腋。及即位，学之不倦。至贞观二十三年，褚遂良请入昭陵。后但得其摹本耳。[8]

刘餗有关萧翼（即萧翊）从辩才禅师处获得《兰亭集序》的记载，与何延之《兰亭始末记》相符。然而，《兰亭始末记》所述萧翼赚《兰亭集序》的故事，似乎过于戏剧性，颇为可疑。关于此一疑案，《会稽志》辩解曰：

辨才所住永欣寺，即古之云门，今号淳化寺，有萧翼《宿云门东客院》《留题云门》二诗，当是取《兰亭》时也。秦、晁、黄三公皆嗜古，于考订为精信而不疑，诸家所跋《兰亭叙》，多本延之之说，吴傅朋记阎立本画，画亡而跋犹存。立本，太宗时人，盖亦亲见当时事者，恐不可尽弃。然刘餗所云，亦殊有理，当两存之。[9]

以上文字先是肯定了萧翼赚取《兰亭集序》乃确有其事，所据的是“秦、晁、黄三公”，即秦观（字少游，1049—1100）、晁补之（字无咎，1053—1110）及黄庭坚（字鲁直，1045—1105）三人的考订；“延之之说”指的是唐开元十年（722）曾任职方员外郎、筠州刺史何延之（生卒年不详）的《兰亭始末记》；“吴傅朋”指的是南宋高宗赵构（字德基，1107—1187）绍兴年间的吴说（生卒年不详），其所记载的是唐太宗时代的宫廷画家阎立本（约601—673），为萧翼赚取《兰亭集序》所作的画。较早记载此说者为李之仪（字端叔，1038—1117），他在《跋兰亭记》中有以下记载：

贞观中，既得《兰亭》，上命供奉拓书人赵模、韩道政、冯承素、诸葛贞等，各拓数本，分赐皇太子诸王近臣。而一时能书如欧阳、虞、褚、陆辈，人皆临拓相尚。[10]武平一（生卒年不详）在《徐氏法书记》中曰：

太宗于右军之书，特留睿赏。贞观初，下诏购求，殆尽遗逸。万机之暇，备加执玩。《兰亭》《乐毅》，尤闻宝重。尝令拓书人汤普彻等拓《兰亭》，赐梁公房玄龄已下八人，普彻窃拓以出，故在外传之。[11]

唐代文献中，没有任何资料证明欧阳询是八位受赐臣子中的一员。至于汤普彻（627—649）是否曾窃揭印《兰亭》而致外传，也不足为信。

如上所述，自僧果从隋炀帝借得《兰亭集序》并开始拓印，再到唐太宗下令的拓印与“双钩廓填法摹写”，真迹与副本，孰真孰假，基本已难以确定。原因在于，《兰亭集序》早有拓印品，萧翊盗取的是否为真迹，无人知晓。亦即是说，唐太宗李世民于武德四年（621）从萧翊手上获得的《兰亭集序》是否为真迹，值得存疑，然而历来研究者从没质疑。唐太宗得到《兰亭集序》后，对王羲之《兰亭集序》非常珍惜，也非常慷慨，遂“拓十本以赐近臣”，即命弘文馆的冯承素（字万寿，617—672）、汤普彻（627—649）、赵模（627—649）、诸葛贞（生卒年不详）及韩道政（生卒年不详）等以双钩廓填法摹写一些副本，赐予群臣，由此又多了十件拓印本，由此益增其真迹何存的疑问。

至于唐太宗拥有的所谓的《兰亭集序》真迹，据说乃随唐太宗的遗愿而陪葬昭陵，何延之《兰亭始末记》记载：

（太宗）临崩，谓高宗曰：“吾欲从汝求一物。汝诚孝也，岂能违吾心耶？汝意何如？”高宗哽咽流涕，引耳听命。太宗曰：“所欲得《兰亭》，可与我将去。”[12]

刘餗《隋唐嘉话》亦记载：“帝崩，中书令褚遂良奏：‘《兰亭》先帝所重，不可留。’遂秘于昭陵。”[13]《兰亭序》真迹入昭陵，多种文献均有所记载。除了唐代何延之《兰亭记》与刘餗《隋唐嘉话》之外，还有李绰（生卒年不详）指出“用玉匣贮之，藏于昭陵”。金人刘仲游（生卒年不详）在其《乾陵》曰：“处分昭陵牢固帖，宣和秘阁至今藏。”殷奎（孝章，1331—1376）在其《望昭陵》中曰：“终见兰亭归御府，重闻华衮奠玄宫。”清末的宋伯鲁（子钝，1854—1932）在《望昭陵有感》中曰：“金管无端随白兔，兰亭枉自护苍鹰。”[14]苏轼曰：“《兰亭》以玉匣葬昭陵，世无复见。”[15]然而，亦有人认为“其后昭陵累经开发，《兰亭》复出人间”；[16]复有武则天（武曌，624—705；690—705年在位）再从唐太宗墓中挖出王羲之的《兰亭集序》作为唐高宗李治（字为善，628—683；649—683年在位）的陪葬品之说。即是说，目前王羲之《兰亭集序》的原作，或早在进入李世民秦王府之前已流失，或陪葬于唐太宗的昭陵，或在唐高宗与武则天合葬的乾陵之中。此外，欧阳修（字永叔，1007—1072）《新五代史·温韬传》又记载后梁耀州节度使温韬（李彦韬，？—928）曾挖盗唐太宗的昭陵：

韬从埏道下，见宫室制度宏丽，不异人间，中为正寝，东西厢列石床，床上石函中为铁匣，悉藏前世图书，钟、王笔迹，纸墨如新，韬悉取之，遂传人间。惟乾陵风雨不可发。[17]

如此说属实，王羲之的《兰亭集序》亦有可能已重见天日，然而却不见有其他后续的相关记载；或许，便在因“风雨不可发”的乾陵之中。

北宋郑文宝（字仲贤，953—1013）在《江南余载》（卷下）对此事有详细记载：

进士舒雅，尝从郑元素学，元素为雅言：温韬乱时，元素随之，多发关中陵墓。尝入昭陵，见太宗散发以玉架卫之，两厢皆置石榻，有金匣五，藏钟、王墨迹，《兰亭》亦在其中，嗣是散落人间，不知归于何所。[18]

元代的刘有定（字能静，生卒年不详）在注释郑杓（字子经，生卒年不详）所撰的《衍极》中，亦同样认为温韬在昭陵盗走的书法作品中便有《兰亭序》。

总之，王羲之《兰亭集序》的真迹何在？此乃千古之谜。目前所见的王羲之《兰亭集序》，全是后人的临本、摹本、刻本，或拓本。

[1] 房玄龄等《晋书》卷八〇，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4年，第2098—2099页。

[2] 有关王羲之的书法远传西域的相关论述可参阅荣新江《〈兰亭序〉在西域》《王羲之〈尚想黄绮蛄〉在西域的流传》，收入荣新江《丝绸之路与东西文化交流》，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85199、200—209页。

[3] 刘餗《隋唐嘉话》，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53—54页。

[4] 侯景本为东魏叛将，后投奔梁武帝萧衍。却因对梁朝与东魏通好而心怀不满，遂于公元548年以“清君侧”为名在寿阳（今安徽寿县）起兵叛乱，公元549年攻占梁朝都城建康（今江苏南京），将耽于佛事的梁武帝活活饿死。侯景掌控梁朝军政大权，屡立梁宗室为傀儡皇帝，最终于公元551年自立为帝，国号“汉”。

[5] 唐耕余《〈笔阵图〉孵化阶段及其内容》，《书法丛刊》2000年第4期，第77页。

[6] 张彦远辑，范祥雍点校，启功、黄苗子参校《法书要录》，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84年，第148页。

[7] 刘餗《隋唐嘉话》，第53—54页。

[8] 钱易撰，黄寿成点校《南部新书》，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50页。

[9] 施宿等《嘉泰会稽志》卷一六，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影印清嘉庆十三年（1808）刊本，1983年，第5页。

[10] 李之仪《姑溪居士全集》，王云五等编《丛书集成初编》第1934—1939册，上海：上海书店，1994年，第219页。

[11] 张彦远辑，范祥雍点校，启功、黄苗子参校，《法书要录》，第114页。

[12] 董浩《全唐文》，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3061页。

[13] 刘餗《隋唐嘉话》卷下，第54页。

[14] 分别见李绰《尚书故实》，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页；薛瑞兆、郭明志编：《全金诗》，卷八〇，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78页；纪昀等《四库全书》（集部）《强斋集》卷八，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27页；蒋骐昌、孙星衍：《醴泉县志》，乾隆四十九年（1784）刻本，第371页。

[15] 苏轼著，孔繁礼点校《苏轼文集》卷六九，第2170页。

[16] 桑世昌辑《兰亭考》，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38页。

[17] 欧阳修《新五代史》，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441页。

[18] 傅璇琮等主编《五代史书汇编·江南余载》，杭州：杭州出版社，2004年，第51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