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郭象与魏晋玄学》算起来已经出到第四版了,它是我正式出版的第一本书。我为什么对“魏晋玄学”、特别是郭象的研究最有兴趣,这是因为自先秦以来,儒、道两家对中国社会方方面面都有很大影响,但是两家在思想上有着重大分歧。汉朝曾把儒学作为社会政治的指导思想,但到汉末由于社会政治日益腐败,问题丛生,因而儒家所提倡的“礼教”(名教)对维持社会的稳定和安宁已渐渐不起作用。为此,必须为社会政治找一支撑的依据,以使“名教”(礼教)有一立足点。这样就产生了“名教”与“自然”之讨论,而“名教”与“自然”之讨论实是儒、道两家学说之关系的讨论。此一讨论上升为哲学问题,就是“有”(具体的事事物物)和“无”(存存真真的宇宙本体)的讨论。魏晋玄学就是为了解决这一从“名教”与“自然”关系而产生的一种哲学。玄学自何晏、王弼一直到向秀、郭象都是试图解决这一问题的哲学理论大师。谢灵运在《辩宗论》中说:“向子期(向秀)以儒道为一”,即是说要使儒、道两家整合起来,而成为一统一的哲学体系。郭象继承向秀,把儒、道两家统合得更加完善,他是中国哲学史上一位少有的哲学大家,自庄子后提出许多重要的哲学问题。因此,我特别重视对郭象的研究,从多方面分析他的哲学思想,以期锻炼我的哲学分析能力。正如恩格斯所说:“理论思维无非是才能方面的一种生来就有的素质。这种才能需要发展和培养,而为了进行这种培养,除了学习以往的哲学,直到现在还没有别的办法。”[1]

汤一介

2012年11月26日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4卷,28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