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基础：从开端到千年之交

欧亚和古希腊罗马的遗产

2. 地理上的幸运

插图2：提香，《掠夺欧罗巴》，约1560—1562年，波士顿，伊莎贝拉嘉纳艺术博物馆

凤凰始飞

重生，意味着根本上的更新，是一种新鲜的、重获光辉闪耀的、原初的纯粹。这种纯粹是当下的使命，要求它从死亡中复苏过来。这让人想到了来自埃及的凤凰神话，凤凰从自己的灰烬中升起，重新焕发活力。凤凰象征着一种对更新的原始渴望，这种象征在古罗马时期就已经出现。赖因·塔格佩拉（Rein Taagepera）指出，“‘复兴’这个概念本身就是模棱两可的”，“科学技术如同一只凤凰，曾从中东飞向希腊，不久之后又飞向罗马，然后死亡——为了于千年之后从意大利的灰烬中再次飞升”。实际上，埃里克·琼斯还补充道：“在飞回拜占庭并途经整个阿拉伯世界后，它在印度和中国拾起了几片羽毛，为的是重返意大利。”或许的确如此吧。如果我们要去追寻凤凰的飞行轨迹，就必须进入遥远的过去，甚至到东亚等地区——没有这些过去，就没有伟大的文艺复兴。

文艺复兴之所以出现在这些地区，第一个前提就是优越的地理条件。我们可以联系进化论生物学家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的论点，即地理条件为亚欧大陆提供了远远优于其他大陆的、传播文化成就的最佳条件——这一点至关重要。戴蒙德认为，亚欧大陆拥有最大的东西方向的广度。通幽曲径遍布比利牛斯山脉、阿尔卑斯山脉和乌拉尔山脉，不仅没有绵延壮阔的荒漠和难以翻越的山脉横亘挡道，反倒有大河助力交通往来。因此，俄罗斯人能够从波罗的海经水路横渡直至里海。大草原也从匈牙利一路绵延至蒙古，除了相隔千里，全程几乎畅通无阻。通过这样的途径，西南亚历经千年发展出的农业创新，得以越过大洲，迁徙进同纬度地区。然而，从南到北或是反向的交通往来，就不那么容易了。人们想要种植柠檬，可以在西班牙、意大利或印度，却不能在阿拉斯加或者撒哈拉。同纬度地区因彼此白天长度相同，温度和四季相似，拥有新技术的地区即使所属不同地域也可以移植植物或驯养动物，哪怕相隔再远的空间都能实现共享。早在公元前9500年，亚欧大陆的西部核心区域就出现了移植、驯养的技术，比东方早了2000年。

欧洲文化的开端蕴于亚欧大陆中部的“新月沃土”（又名“镰刀沃土”），范围从伊朗延伸至地中海地区，北接安纳托利亚，南至埃及。新月沃土地区最早出现居住痕迹的时间可追溯至公元前12500年。地中海冬季温暖、夏季燥热的气候，以及海拔差异大且变化多样的地形，有利于发展独特的野生植物，也有利于农耕和牲畜养殖。许多重要的农作物和家畜正是在这一地区首次被发现。渐渐地，村落形成，手工技艺获得了经济上的成功。在“新石器时代”期间（约前10000—前5000年），该地区的生产有了富余，手工艺人的生计不再系于田间辛苦的劳作，他们开始铸造武器和船只。

新月沃土地区迸发出的创新很快传至埃及、希腊和西西里岛，同时也涌向了另一个方向，一直传到了很早就发展出高级文明的印度河谷。直到公元前第六个千年的中叶，“新月沃土的硕果”抵达了中欧；约公元前3500年，又到了英格兰，并直抵伊比利亚半岛；约公元前2500年到达斯堪的纳维亚。和植物一起到达欧洲的还有车轮——直到公元前第四个千年的中叶，其在两河流域依然有迹可循。伴随牲畜一起出现的挤奶技术、啤酒和红酒，也紧随牛奶之后到来。最迟在公元前第四个千年，西南亚的人们开始剪羊毛，但是否印欧语言的传播也走上了与手工技能和驯化动物一样的传播路径，我们不得而知。原始印欧族可能起源于公元前第四个千年的里海以北的某个地区，又或许是在公元前9000年的安纳托利亚。如果说社会的区隔是不同语言产生的前提，那么后一个推论则更为可能。

这一论点还认为，随着营养状况的改善，人口增长，于是欧亚赢得了人口上的优势，直至今天依然如此。欧洲只占据了五大洲面积的一小部分，却在史前时代结晶出纷繁的文化。在新月沃土地区边缘，产生了世界上第一批城市。由于庇身之所房屋的出现，公元前8000—前6000年出现了约800人规模的城市杰里科，公元前7000—前5500年出现了约500人规模的安纳托利亚的恰塔霍裕克。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所浇灌出的肥沃的“黑土地”（Sawad）位于今天巴格达地区以南，这里孕育了聚居形式的城市文明，诞生了乌尔和巴比伦文明。在城市历史的开端，商人总是围绕在神灵旁边，圣地常常是他们发迹的源头；对贪婪且觊觎着水源的邻居的畏惧，促使它们联合。乌鲁克是当时的文化中心，越来越多的人们聚集于此，此后不久他们开始修建围墙来保护自己。公元前3000年之时，那里已经生活了近5万人。

划时代的革新——犁、陶工转盘、车轮和金属货币——显然与人口密度有关。公元前3300年前后出现了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楔形文字和几乎同时出现的象形文字。在位于今天的叙利亚的红崖地区，人们发现了诞生于几千年前刻画在石头上的图像，包括蛇、鸟及其他牲畜和抽象图形，它们作为“原始文字”具有重要意义。还有更多的证据表明，在这些地区的城市中出现了复杂的社会，若是没有文字，这些城市的政治机构肯定也无法运作。

对于所有的城市文明来说，水肯定都是最重要的要素。好似项链将珍珠连成串，聚居地依次在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黄河和印度河排开，比如乌尔就拥有两个港口。埃及文化的发展则得益于风，使之可在尼罗河上逆流船运。其河谷的灌溉——使荒漠地区的农耕成为可能——需要劳动分工及其对应机构，因此形成了中央管制的“国家”（Staat），并在公元前3100年前后统一了上埃及和下埃及地区。在第四王朝时期（约前2585—前2511年），吉萨金字塔被建造出来，并在古代就已经获得了世界奇迹的赞誉。此后不久，在欧亚大陆的远东地区，即印度的河谷，产生了摩亨佐-达罗（Mohenjo-Daro）和哈拉帕（Harappa）两个类城市的聚居地，它们之间的往来线路延伸至美索不达米亚。

公元前24世纪，萨尔贡一世（Sargon Ⅰ）建立了阿卡德帝国，这是世界史上史无前例的大事件。在他之后，这个王朝延续了好几代的统治。这位美索不达米亚、叙利亚、小亚细亚和埃兰地区的征服者被称为“四大世界疆域的统治者”。由此，各处城市涌现。伴随卡尼什（Kanesh）这座城市的建立，安纳托利亚也在青铜时代繁荣兴起，公元前20世纪初，卡尼什成为一座大都市，其经济生活遵循着高度区分化的规则，它们都被记录在超过2300块写满楔形文字的陶土块上。在美索不达米亚，巴比伦的统治者汉谟拉比于公元前18世纪设立了世界上最早的法律编订部门。世界文学历史上的第一部伟大史诗《吉尔伽美什史诗》因此诞生，和后来的《伊利亚特》《奥德赛》一样，它在肥沃的新月沃土之上拾起了巴比伦文本中的母题。

公元前1200年前后，在小亚细亚和地中海以东发生了神秘的文化崩塌现象：宫殿倾覆，文字被遗忘。相关研究指出始作俑者包括：火山爆发、瘟疫、干旱、外族入侵、一次“海上民族的入侵”。但危机终被战胜，新的统治形成，其中出现了建于耶路撒冷的大卫王朝和所罗门王朝。亚述帝国重新崛起，并在公元前700年前后成为可能是有史以来势力最大的国家，直到它在一个世纪之后又被倾覆。不久之后，它被向外扩张的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取代。在阿契美尼德王朝的鼎盛期，其疆域从今天的哈萨克斯坦、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地区延伸到爱琴海岸，甚至覆盖了埃及。

欧洲学习拼写

将历史纳入生物学和地理学约束之中的理论，揭示出了强大的历史深层维度。它们向我们展现了欧洲觉醒所必要的，但从更长远的角度来说却并不充分的先决条件。如果没有这些生物学和自然空间基础，一个由城邦组成的欧洲将很难发展出任意一种话语，无论是技术创新、科学还是艺术，皆是如此。更为重要的是，亚欧大陆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是一个真正广阔的交流空间。若没有与北非和亚洲的古老文化的接触，将难以想象会产生雅典的哲学、亚历山大港的科学，以及承袭二者且依赖波斯和印度文明而存续的罗马和阿拉伯的高等文明。文艺复兴也从中获益。澳大利亚、南亚、非洲及美洲的广大地区，都早早被亚欧大陆甩在身后。

真正重要的革新需要广泛、可持续的交流及其所需的媒介，这条定律在人类历史之初就赫然在目。还没有哪个社会能够仅凭一己之力，就发展出大量的汇聚于欧亚大陆的各类技术。成为世界上人口最稠密的大洲之后，亚欧大陆的贸易网络逐渐成形，遍布广阔区域的文化交流也逐日增多。“创意中心”的数目不断增加，知识的传播得以穿梭于时空中。新事物的发现与传播机会源源不断。例如：公元前1250年，赫梯人在高加索和奇里乞亚地区发明了冶金术；公元前11世纪，古希腊和克里特岛开启了铁器时代；两个世纪后，意大利也紧跟步伐。大量可供支配的金属制品在普及农业和手工业的同时，也普及了战争。

还有一种尤其重要的东西也伴随商人和战士一起在欧洲传播开来，这便是字符文字。其他地区的文化也发展出了文字，如中美洲和中国。文字的发明，正如古登堡时代所显现的那样，具有真正重大的世界历史意义。据推测，文字诞生于位于今天西奈半岛和叙利亚之间的西闪米特地区——那里同时也是肥沃的新月沃土的创新地区——是由音节组成的楔形文字和象形文字的起源地。不知名的语言学者认识到使用一套由较少字符构成词语的优势。叙利亚的乌加里特是一座辉煌一时的港口城市，它早在公元前15世纪就曾经使用过一种只有30个字符的楔形文字，其名字与我们今天的字母相近。它们的发明者将某个位置的初始发音作为相应发音的符号。如在“alef”（牛）一词中，发音符号就是“A”这个字母；而在“bet”（房子）一词中，发音符号是“B”这个字母。字母顺序就如此固定了下来。因为这些词都是用以描述日常事物的，所以容易记忆。

乌加里特在海上民族的暴乱中衰落，但它的文字却幸存下来，并被腓尼基人或叙利亚人传承下去。字符的数量也减少到了22个。身为贸易民族的腓尼基人之所以对于文字记载的历史具有重要意义，其中一条线索就是他们用最重要城市之一的比布鲁斯（Byblos）来命名莎草纸（Papyrusstaude）。莎草纸作为书写材料，是纸的前身，也写作“Papyrus”。希腊文中的单词“书”（Biblos）就是源自这座腓尼基城市。

又过了四个世纪，希腊人终于完成了字母工程。对于“alpha”“epsilon”“eta”“iota ”“omikron ”这几个单词，他们使用闪米特的字符，但并非用其原本意义，因为希腊人并不知晓它们的发音。在不同地区的语言系统竞赛，最终获胜的是有24个字符的爱奥尼亚字母。它最早被使用的时间是公元前8世纪下半叶，是一种使用闪米特字符的阿拉米语变体。它最初可能起源于埃维亚岛或爱奥尼亚地区，后来却在东方不断获得发展，不仅启发了蒙古人，还一路高歌猛进传播至印度。希伯来和阿拉伯文字也视其为祖先，但中国却因其成千上万的字符而将它拒之门外。

字符文字要比象形文字、楔形文字及汉字简单得多。这种文字的革新开始在世界范围内流传，不久便征服了商务信件和文学，同时也刺激了各类文字变体的产生，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拉丁文字。这是继文字发明之后的第二次媒介革命，欧洲的根基再添一块意义重大的基石，多亏了字符文字，阅读和书籍不再是专业人士的特权。简单易学的字母表有利于培养广泛的受教育阶层，并推动了最初见于古希腊城邦市集广场上的公众的出现。字母表的发明，对于欧洲的伟大对话具有直接的重要意义。这场对话的历史始于两河流域，并凭借古希腊哲学达到了令其他地区望尘莫及的高度，并一直延续至今。倘若没有字符系统，这场与前苏格拉底哲学家进行的关于神和世界高度分化的对话还能否进行将变得不可知。试想一下，用象形文字或者楔形文字来传播柏拉图的《斐多篇》或者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著作的情况！

这项发明的直接继承者早就对于它的意义了然于心。从古希腊视野看待自己的那些文化英雄中，所有技术起源于帕拉墨得斯（Palamedes），他不仅仅被视作天文学、航海和棋盘游戏的发明者，同时也作为文字、数字和法律文书记载的发明者而被世人称颂。随字母表一起出现于地中海的，还有书籍诞生的前提条件——印刷术原理。3700多年前的“费斯托斯圆盘”（Scheibe von Phaistos）记述过，在克里特岛的米诺斯文明时期，一位发明家曾经产生过用陶土烧铸的印章来印刷单词或者音节符号的想法。就连古老的美索不达米亚也通晓此项工序。

整个地中海地区历经千年的发展，成为一个巨大的话语空间，而这得益于其贸易通商、海岸间的航海往来、奴隶追捕、海盗抢夺、朝圣旅行及那些规律行驶的来往路线。这里诞生了一种独特的知识财富：古希腊哲学。公元前800—前200年，它用了足足半个千年的时间达到顶峰，卡尔·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称该时期为世界历史的“轴心时代”。这一时期经历了佛教的影响、《奥义书》的编撰及犹太先知的登场。古希腊人留给欧洲的不仅仅是神话、神庙、立柱和人类对于美的理想画幅，它还开启了一场至今我们仍在进行的科学冒险。它成为世界历史上最重要的话语建构者，向世界呼喊出那些我们今天还在沿用的词语，从“民主”到“宇宙”，从“原子”到“图书馆”。

对于文艺复兴产生的最深层先决条件的追问，以及对欧洲在科学技术领域取得成功的秘诀的进一步探寻，都可以在这里，在黑海、爱琴海和亚德里亚海的海岸找到最初的答案。没有古希腊的话语，文艺复兴和欧洲的现代化都是不可想象的。这话语首先是“涅槃”和“创新”。书写古希腊意味着去重建现代的起源。欧洲的发展是由古希腊的基因所决定的。正如恩斯特·特勒尔奇（Ernst Troeltsch）所说，我们的世界不是建立在对于古代的接受及其消亡之上，而是普遍且有意识地与之共生相连。我们是那个好坏共存时代的遗产，是它造就了我们。

到底是什么构成了被很多人诟病的这“古代的”遗产？又是在什么条件下，才堆砌出如此卷帙浩繁的思想篇章？这里恳请我们博学的读者予以耐心，容许本书在接下来的简短叙述中，重复一些众所周知的事实。若要理解“西方的觉醒”，必不可少的步骤便是厘清整个古希腊，以及此后罗马人积累下来并留给后人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