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是偶然事件把这位鳏夫弄到这位寡妇身旁。或者说，因为他们的故事始于万灵节，事情又并不偶然？不管怎样，当这位鳏夫磕磕撞撞，踉踉跄跄地走路时，这位寡妇已经到了他身旁，不过并非出于偶然。
他来到她的身旁。43码的鞋子来到37码的鞋子旁边。有一位农妇在一只篮子里装满了蘑菇，在报纸上摊开了蘑菇，另外还在三只桶里放着插花出售。就是在这位农妇的展品前，鳏夫和寡妇相逢。这位农妇蹲在市场一侧，在别的农妇和她们小菜园的收获物——芹菜、孩子头般大小的芜菁甘蓝、葱和甜菜——之间。
他的日记证实了万灵节发生的事，泄露了鞋子的尺码。人行道边缘弄得他踉踉跄跄。可是“偶然”这个词并未出现在他日记里。“在这一天，这一时刻——打十点钟时——大概是缘分，使我们聚在一起吧……”他要使那第三个人，那位默然不语的介绍人变得实实在在的努力，犹如他多次试图开始确定她头巾的颜色一样，依旧模模糊糊：“并非真正的红褐色，与其说是泥炭黑，还不如说是泥褐色……”还是修道院院墙的砖使他获得更为明确的印象：“有痂……”剩下的东西我只有想象。
三只桶里只剩下几种插花，有大丽花、紫菀、菊花。篮子里装满了食用菌。四五朵尚留有被蜗牛蚕食痕迹的牛肝菌排成一行，放在一张地方日报《海岸之声报》头版很旧的那一面上，另外还有一捆香菜和一捆包装纸。插花是三等品。
“毫不奇怪，”鳏夫写道，“多米尼克市场边的货摊看起来少得可怜，最后鲜花便成了万灵节的热门货。还在这前一天，在万圣节
那天，往往就已经供不应求……”
尽管大丽花和菊花供应的数量比昨天多，寡妇还是选中了紫菀。鳏夫仍然没有把握：“尽管是那些晚熟得惊人的牛肝菌和食用菌把我吸引到这个特别的货摊前，那我可是哪怕只在短暂的惊恐之后——要不就是教堂在敲响报时钟吧？——受到某种特殊的引诱，不，受到一种诱惑……”
寡妇从三四只桶里抽出第一枝紫菀，接着又抽出一枝，犹豫不决地抽出第三枝，再把这些花放回去，换上另外一枝，然后又抽出第四枝，但同样也不得不把它放回去，用另外一枝紫菀来替换它。这时，就连鳏夫也开始从桶里抽出紫菀，他也像寡妇一样，选了又选，换了又换，而且像她一样，她抽出铁锈红紫菀，他也抽出铁锈红紫菀。至少还有淡紫色的和近于白色的紫菀可供选择。这种颜色选择的协调一致把他弄得傻乎乎的：“何等默契啊！我就像她一样，特别喜欢暗自发亮的铁锈红紫菀……”不管怎样，两人都钟爱铁锈红色，一直到那些桶里再也拿不出任何东西来为止。
无论是寡妇，还是鳏夫，都没法把花扎成花束。鳏夫把自己的铁锈红的战利品交给寡妇。当这个被称作交易的动作开始时，她已经想把自己贫乏的选择插回一只桶里去了。他把花递给她，她抓住花。这是一次默默无言的交接仪式，是再也不会取消的仪式。这是一些永不熄灭、闪闪发亮的紫菀。这一对男女就这样配成了。
打十点钟了。那是卡塔琳娜教堂。关于他们相遇的地点，我所知道的情况把我那对于该地的了解有时候是模糊不清、紧接着又知道得过于清楚的情况同鳏夫刨根问底的勤奋混杂在一起。他把这种勤奋的成果一小块一小块地掺和进了他的笔记当中。比方说，那座从八角形基面拔地而起，高过八层楼房的塔楼作为西北角塔，是大城墙的一部分。它被取而代之，被称作“厨房里的火盆”。作为一座微不足道的塔楼，它过去就叫这个名字。因为它紧靠多明我会修道院，每天每日都可以观察修道院“厨房里的锅”，它败落得越来越厉害，在没有屋顶的情况下，使树木生长，使灌木发芽，因此有时叫作“花盆”，在十九世纪末期只好同修道院的颓垣断壁一道被拆掉了。从1895年起，在这片宽阔的地带建起了新哥特式的市场。这个市场被称作多米尼克市场。它经受了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至今日，在它那宽阔的拱形屋顶下，在六排售货摊中间，曾经一度充足、后来往往只不过是可怜巴巴的供应，把补织用的纱线同熏鱼，把美国香烟同波兰酸辣小黄瓜，把罂粟糕点同太肥的猪肉，把来自香港的塑料玩具、来自全世界的打火机，把荷兰芹烧酒同袋装罂粟、精制干酪和贝纶袜汇聚在一起。
多明我会修道院只剩下阴森森的尼古拉教堂。教堂内部的富丽堂皇完全由黑色和金黄色烘托而成。这是昔日灾祸的余晖。可是市场仅仅从名称上使人想起修士会来。同样的，还有一个夏季节庆。这个被称作多米尼克的节日自中世纪晚期以来，在各种政治更迭中幸存了下来，如今，它以旧货和次货吸引着本地人和旅游者。
因此在那儿，在多米尼克市场和圣尼古拉教堂之间，在八角形的“厨房里的火盆”斜对面，鳏夫和寡妇在那一时刻相遇。在这时，昔日塔楼用手写的“教堂唱诗班领唱”牌子的底层被用作兑换所。开门时顾客盈门，一块小孩学写字用的石板挂在入口旁。石板上美元同本国货币的比例每个小时都在变化，美元越来越贵。这众多的顾客和那块石板证明着共同的困境。
“我可以付款吗？”对话就这样开始。鳏夫不仅想为自己的，也想为她的紫菀——现在唯一的一束紫菀付款。他从信封里抽出几张钞票，面对着上面有这么多零的货币感到茫然失措。这时，寡妇强调说：“您一分钱也不能付。”
很可能，她使用外语增加了这道禁令的严厉程度。如果不是一个接踵而来的补充说明“现在花束变得更漂亮了”宣布真正的对话开始的话，也许鳏夫与寡妇的邂逅就可以同兹罗提的行情下跌相提并论了。
他写道：还在寡妇付款时，就开始了一次关于蘑菇，特别是关于晚熟的、迟熟的牛肝菌的对话。其原因就是没完没了的夏季和温暖的秋季。“可是她却直截了当地嘲笑我关于全球性气候变化的提示。”
在一个晴转多云的十一月天，两人面对面地站在一起。没有任何东西能把他们同花摊和牛肝菌分离开来。他爱上了她，她爱上了他。寡妇笑声不断。在她那发音准确的话语前前后后都是哈哈大笑声。这种笑声看起来好像毫无理由，只不过是规定节目或者是加演节目罢了。鳏夫喜欢这种近于刺耳的哈哈大笑，因为在他的记录中写着：“活像一只钟声鸟！有时候使人害怕，当然，我还是喜欢听她哈哈大笑，而不去询问她老是乐的原因。很可能，她是在嘲笑我，取笑我。不过即使如此，能让她笑口常开，我也感到高兴。”
他们就这样站着不动。或者说：所以他们俩就适合给我——好让我习惯这种情况——当一会儿，再当一会儿模特儿。如果说她衣着时髦——他觉得“过于花哨了”——的话，那么他的粗花呢上衣配上灯芯绒裤子，则使他显出一副不修边幅的样子，配上摄影包很合适。作为受过教育的旅游者，他是一个更为优秀的旅行家。“如果不选这些花，那我可以挑选我们刚开始的谈话对象，挑选一些牛肝菌，挑选这儿这个，这个，这个，还有这个，可以把它们作为礼物送给您吗？它们看起来很吸引人，可不是吗？”
他可以这样做。她留心着，别让他把太多的钞票数给市场女贩了。“在这儿什么东西都贵得要命！”她大声说道，“不过对于用德国马克的先生来说还是便宜的。”
我在考虑，他是不是在心算，把他的货币同兹罗提钞票上的多位数字进行过比较，他是不是不怕她嘲笑，认真考虑过，要把他写在日记上的有关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件及其后果的提示作为事后的警告公之于世呢？这一点是肯定的：在买东西之前他给蘑菇拍过照，而且说他的相机的公司品牌是日本的。因为他斜着从上到下垂直拍快照，蹲着的市场女贩的鞋头贴皮进入了镜头，所以这张照片证明了牛肝菌的无比巨大。这两位稍微年轻一点的人身材丰满，比高高隆起的帽子还要宽大。时而向内鼓起，时而向外卷的宽边帽檐遮住这位上了年纪的妇女肥胖、扭曲的身躯。当他们四个人把他们又高又宽的帽子平放着，凑在一起，而且由摄影师这样安排，让它们不会重叠起来时，它们便构成一幅静物画。很可能鳏夫作出了一个相应的注解。要不，就是她说出了“像静物画一样美”这句话吧？不管怎样，这位身背挎包的寡妇在购买包在报纸里的蘑菇时，额外得到了一个购物网袋。在蘑菇里面，市场女贩还放了一束香菜。
他要拎这个网袋。她紧紧抓住不放。他求她放手。她拒绝道：“先是送礼，接着还要拎东西。”
这是一场小小的争执。这一对男女当场就这样争来争去的——在你争我夺时网袋里的东西不能有丝毫损坏——就像两人都不想，而且现在还不想放弃他们会面的地点似的。开始是他使她，然后又是她使他重新放弃网袋。甚至就连紫菀都不让他拿。就像彼此之间早就成了知己似的，这一对男女的争执都已习以为常。也许他们可以在每一场歌剧中演唱二重唱吧。看来我已经知道，按照谁的音乐作品来演唱了。
至于观众嘛，并不缺少。市场女贩默默无言地在一旁观看。四周全是目击者。有八角形塔楼，塔楼现在的三房客，人挤得满满的兑换所，旁边有宽广的、恰似被污浊的空气吹得鼓胀的市场，阴森森的圣尼古拉教堂，邻近货摊的农妇和可能出现的顾客。因为在所有这一切之间，聚集着只受到每天每日的困境摆布的、熙来攘往的人群，这种景象很少改变。这些人那一点点钱每时每刻都在贬值。而这时寡妇与鳏夫彼此之间犹如夫妻财产分别占有法一样结清了账，谁也不想离开谁。
“现在我还得到别处去。”
“要是我可以的话，请允许我陪您吧。”
“得了，路有点儿远。”
“这会使我感到高兴的，真的……”
“可是在公墓我就得……”
“如果我不会太打扰的话……”
“好了，我们走吧。”
她拿着紫菀花束。他拎着装在购物网袋里的蘑菇。她稍微往前弓着身子。她迈着坚定有力的碎步。但他步履有点蹒跚，老爱踉踉跄跄，比她足足高过一头。她有一双洗涤蓝一样的眼睛，他的眼睛远视。她有一头接近金红色的靓丽头发。他的上髭须略带灰白色。她带着过于浓郁的香水气味。他散发出剃须液与之抗衡的淡淡的香味。
两人消失在市场前拥挤不堪的人群中。现在就连鳏夫的巴斯克帽也不见踪影。这是在圣卡塔琳娜教堂的大钟打十一点之前不久的事。而我呢？我得跟在这一对男女之后。
从什么时候起，他才打算把他那包用绳子捆住的破烂送到我家里来呢？难道说他就不会想起一份档案上有地址吗？一定是这个傻瓜把我看成讨人喜欢的傻瓜了吧？
这一沓信件，这些打了孔的账单和注明日期的照片，他那曾经作为日记、后来又作为贮存而将种种空想快速记入的流水账本，这堆杂乱的剪报，这些录音带，所有这一切存放在档案保管员那里，也许比存放在我这里更合适。要是他知道我叙述起来多么驾轻就熟就好了。如果不是档案的话，他为什么又没有向一位殷勤的记者提供材料？那么，又是什么迫使我尾随他，不，尾随这两个人呢？
仅仅因为他和我据说在半个世纪前曾经是屁股挨着屁股坐在一起的同班同学吗？他断言：“是靠窗一边那一行。”我想不起他曾经坐在我旁边。那是佩特里理科中学。可能是这样。可我在那儿待了还不到两年哩。我不得不过于频繁地转学，身上流着时而是这所中学，时而是那所中学学生的汗水。时而是这所，时而是那所中学种上花草的课间休息庭院。我确实不知道是谁，在何地，从何时起曾经坐在我旁边乱涂乱画小人儿。
当我打开邮件时，最上面放着他随包寄来的信：“正因为一切都几乎不可思议，所以你肯定会知道该怎么办。”他用“你”来称呼我，仿佛在他看来，学生时代是永远不会过去似的，“别的功课你当然不是蠢材，不过你的作文早就已经令人刮目相待……”我真该把他的破烂儿给他退回去，可是往哪儿寄呢？“其实，所有这一切很可能都是你虚构出来的，但我们又经历过，经历过十年前发生的事情……”
他给自己预先确定了日期。他的信上标明的日期是1999年6月19日。在快结束时，他用往常那简洁的文体，在谈到全世界欢庆世纪之交的准备工作时写道：“多么不必要的铺张浪费啊！就这样，一个世纪，一个曾经把自己奉献给各种歼灭战、大规模驱逐、不计其数的死亡的世纪结束了。可是现在，新世纪伊始，这种生活又会……”
如此等等。我们就别说啦。只有这些情况是确实的：他们在十一月二日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相遇，在柏林的界墙倒塌前几天。当一次世界性的事件可能开始时，世界或者这个不容变动的世界的一部分实际上就已经开始在变化了，而且不费周折，便像笨猪似的奔驰。各处的纪念碑都被推倒。我昔日的同学获悉这些往往同时以炫耀的口气记在他流水账本中的事实，但他却像讨论单纯的看法一样讨论这些事实。他差不多是很不情愿地在括号里的句子中给这些事件以继续发展的余地。据说这些事件全都被认为具有历史意义，可又使他感到恼怒，因为它们——他写道——会使人们偏离真正的东西，偏离这种思想，偏离我们伟大的、同世界各国人民和解的思想……
我对他的，她的故事已经了如指掌。仿佛我就身临其境似的，我已经谈到他的粗花呢上衣，她的购物网袋，把一顶巴斯克帽扣在他的头上，因为就像有灯芯绒裤子和高跟鞋一样，有这顶帽子，而且是在我手里的黑白和彩色照片上。在他看来，就像他们的鞋子尺码一样，她的香水和他的剃须香液也是值得一提的。那个购物网袋并非凭空虚构。后来，他充满深情地甚至非常自负地描写这件日用品的每个网眼，仿佛他要把它升格为文物似的。可是过去在购买牛肝菌时就已作过的关于钩织而成的传家宝的介绍——寡妇把这个网袋视为她母亲的遗物——就像预先已经提到的巴斯克帽一样，是我的补充说明。
他作为美术史家，而且还是教授只能如此：就像他把墓穴板和墓碑，石棺和墓志铭，尸骨存放所，墓室和被虫蛀得破破烂烂的亡灵幡这些在波罗的海周围流传下来的哥特式砖结构教堂里的陈设，稍加擦拭，让字迹清晰可辨，确定徽章图形，看出徽章上的标记，最后通过昔日一些显赫贵族世家简明扼要的家史，使它们变得具有说服力一样，在他看来，现在寡妇的购物网袋——她不只继承这一个，而是继承了半打网袋——就是昔日文化的证据，它受到可恶的防水布手提包的排挤，由于塑料袋的出现而大跌身价。他写道：“四个购物网袋是钩织的，两个网袋就像过去织渔网一样，是一针一针编织而成的。在钩织的网袋当中，只有一个是单色的苔绿色，其他三个钩织袋和所有编织袋都是多色图案……”
就像他在博士论文中根据圣三一节教堂一块墓碑的浅浮雕，解释神学家施特劳赫徽章上的三根飞廉和五朵玫瑰——施特劳赫曾于十七世纪末在该教堂当牧师——而且同好斗的人生的浮沉联系起来一样——施特劳赫度过了几年堡垒监禁的生涯——他也对寡妇继承的购物网袋吹毛求疵。因为她在小牛皮挎包中随时都带着六个网袋当中的两个网袋，所以他就从所有在东方集团国家占据主导地位的、供应不足的经济中推导出这项预防措施来：“突然在某个地方有了花椰菜、生黄瓜，或者说，一个流动商贩最近从他那波兰造菲亚特轿车后面的行李箱拿出香蕉来供应，实用的网袋立即可以供货，因为塑料袋在东方还很稀罕。”
接着，他使用两页的篇幅抱怨手工产品的衰败和西方塑料袋的兴盛，而且把它说成是人类自暴自弃的又一个标志。只是在他发的这通怨言快要结束时，在他看来，寡妇的那些购物网袋才又变得亲切可爱，充满了意义。还在买蘑菇之前我就曾经猜想有这么一个网袋，而且这个网袋还是单色编织袋。
我让鳏夫拎着这个传家宝。我不得不承认，当他稍微往前弓着身子，在穿着高跟鞋、步态忸怩的寡妇身边踢踢踏踏地走着时，除了巴斯克帽之外，这个购物网袋同他十分相配，仿佛不是她，而是他继承了这个网袋似的，仿佛这部日本相机只是借来的，仿佛他从现在起，将会在老家，比方说在去鲁尔大学的路上，拎着他那些装在一个钩织或者编织购物网袋里的专业文献、关于巴洛克象征的大部头书籍似的。
尽管我想不起这位中学同学的名字，但他那些根深蒂固的怪脾气和正在开始的老年病痛我已经耳熟能详。同样的，当寡妇在他身边一步一步往公墓的方向走去时，她由于单纯的意志力，脑海里已经有了一个轮廓：她会使他改掉这种踢踢踏踏走路的习惯。这是一次漫长的，然而又是消遣性的步行，因为寡妇在解释时说话简洁，一切都用三言两语来说明，而且有时候还发出钟声鸟般爽朗的笑声，把这次步行划分成若干部分。拉杜尼亚运河从卡塔琳娜教堂和大磨坊旁边流过，河水几乎已经断流。在卡塔琳娜教堂和大磨坊之间她说：“已经发臭了。可是在这儿有什么东西不发臭呢！”她记得在赫维留饭店高层建筑前说过：“瞧，尊敬的齐墨尔先生以后从上面一眼就可以望到城市。”
可是在图书馆旁边，接着又在昔日的佩特里理科中学大门前——两者皆是普鲁士新哥特式建筑物，逃过了战争的劫难——鳏夫走向火车站。他承认自己早熟，曾经是一个成天钻图书馆的人。他把迄今仍然当作学校使用的“火柴盒建筑物”称作“我过去的学堂”，而且不厌其烦地给她解释这种中学生用语。只是当雅各布教堂已经留在他们身后时，他才放弃他那些早期创造的词语，说在市图书馆阅览室里哪一种读物感染了他，同时还向他进行了灌输。“您无法想象，我是多么嘴馋。比方说我真想一口吞下所有的克纳克富斯艺术家专著。我把每一本书都吞了下去……”
紧接着，在列宁造船厂大门前——不久前造船厂改了名——高耸着三个十字架的广场变得宽阔起来。在这些十字架上悬挂着三个锚。寡妇说：“这儿过去曾经是团结工会。”但接着还留下了另外一句话，这句话会使她那悼词的生硬程度稍微缓和一点，“不过我们波兰人一直都在建造纪念碑。烈士和烈士纪念碑比比皆是！”在说这句话的前前后后都没有笑声。
鳏夫声称从寡妇这句话中听出了“一种近于绝望的苦涩”。她只剩下默然不语的神情。然后她把一枝紫菀花茎从花束中抽出来，把这枝花放到纪念墙前成堆的鲜花上，根据他的请求，逐行逐行地翻译诗人米沃什刻在纪念碑上的一首诗：《赞美徒劳的诗行》。紧接着，她便突如其来地把自己本人和她的家庭同这位诗人以及该诗人的家庭这样一些“被从东部驱逐到西部地区的逃亡者”联系起来，而且马上又画出了另一段曲线：“我们所有的人都得离开维尔诺，就像你们所有的人都得离开这儿一样。”
还在广场上，不过已经开始行走时，她就拿起香烟抽了起来。
为了抄两人去公墓的另外一条近路：寡妇边抽烟，边领着鳏夫从城里出来，走过一座桥。自从拆毁防御工事的围墙，修建火车总站以来，这座桥就横跨所有从但泽或者格但斯克通往西方，从西方通往格但斯克或者但泽的铁轨。既然在鳏夫的笔记当中波兰文和德文的拼写方法可以任意更换，所以我也就仿效他那尚未决定的名称，不说布拉马·奥利夫斯卡，而说：寡妇领着他走出城，往奥利瓦大门有轨电车站走去，然后再往左拐，通往卡尔图济的大道上，顺着不太高的哈格尔斯贝格往上走，直至为旅游者加无铅汽油的加油站。在加油站对面是一个隐没在山毛榉和椴树林中的古老公墓。该公墓从前为圣葬教区，后来又为北方的圣约瑟夫和圣比尔吉滕教区服务，还为西部边缘地区一些不属于任何教会的团体服务。因为在若干年前就已经爆满，看来公墓已经停止使用。大门紧闭，无法入内。他们顺着长满灌木丛的篱笆往前走。邻近的一个斜坡草地是矗立着红军纪念碑的战士公墓。在公墓前面的空地上，有十来个半大孩子在踢足球。寡妇记得战士公墓对面的篱笆当中有一个窟窿。
接着——他们刚在树下，在灌木丛生的单人和双人坟墓之间站定——鳏夫便正式向寡妇作自我介绍：“请允许我，当然是太迟了一点，向您作自我介绍：我的名字叫亚历山大·雷施克。”
她的笑声需要时间，尤其是在一行行的坟墓之间，哈哈大笑一定会使他感到不得体。可是当她现在一直笑个不停地把这件事扯平时，她的笑声也就得到了解释：“亚历山德拉·皮亚特科夫斯卡。”
在雷施克的流水账本里，命中注定要记入这样的内容。如果说对于他那个只是提到的同学来讲——人们大概是把我们这些四年级的中学生都硬放到一个班里了吧——这相同的声音过于一致，充其量适合按照著名样板写成的一种德国小歌剧，适用于童话当中的人物，却不适合这一对被偶然事件撮合在一起的男女的话，那它又有什么意义呢？尽管如此，还得抓住亚历山大和亚历山德拉不放，这终究是他们的故事啊。
即使他们无法意识到，他们都是在已经丧偶的情况下跑到一起来的，迄今为止，我依旧称他们为鳏夫和寡妇。可是这种名字的毫无差距甚至使鳏夫和寡妇大概也大吃一惊吧。亚历山德拉·皮亚特科夫斯卡自作主张，在坟墓之间的空地上寻找自己的通道。她消失在墓碑后面，然后又重新露面，接着又再一次消失不见，走了。亚历山大·雷施克保持着同样距离。当秋天的树叶簌簌作响之时，他在长有苔藓的路上踢踢踏踏地走着。他的巴斯克帽被遮住了，然后又出现了。他是多么漫无目的地踌躇在这个、那个墓碑前啊。墓碑多数是辉绿石和擦得亮晶晶的花岗石，少数是砂岩、大理石和贝壳化石大理岩。
所有的墓碑都刻着波兰人的名字，标明自五十年代末以来死者去世的日期。只有那些在旁边的一块地上排列成行的、数不清的儿童坟墓没有注明死亡日期。这些坟墓注明是一九四六年这个瘟疫年。那里只有木十字架和基石。远处那些踢足球的半大孩子的叫喊声没法消除公墓树下的寂静，甚至连加油站的嘈杂声也被拒之门外。我念道：“在这里，我再一次意识到了墓地宁静这个词的含义。”
可是亚历山大·雷施克却在寻找着。他在公墓边缘找到两块东倒西歪的墓碑，后来又找到两块。这里杂草丛生，他费了好大力气才从墓碑上看出点名堂来。这些年代遥远的死亡日期——二十年代初至四十年代中——和名字上面的墓志铭——“在这里，长眠在上帝怀里”，“死亡乃通往生存之门”或者“这里安葬着我们亲爱的妈妈和姥姥”——使他们想起了墓地设施遥远的过去。雷施克记道：“就连这些墓碑也是用普通石材——辉绿石和黑色瑞典花岗石做成的。”
我让他在残存的墓碑林中停留片刻。在这当儿，皮亚特科夫斯卡太太在她父母墓前把那束紫菀插进一只花瓶里。我在背地里说这块墓地四周都是黄杨树，杂草长得比旁边的墓地要少一些。父亲于一九五八年辞世，母亲在一九六四年去世。两人都不到七十岁。我在所有的旷野上都能观察万灵节活动。有时候墓地的风灯可以证实有人来了，然后又走了。
可是寡妇和鳏夫没有片刻闲暇。
“我在妈妈和爸爸那儿。曾经是我丈夫的那个人葬在索波特森林公墓。”亚历山德拉·皮亚特科夫斯卡走到亚历山大·雷施克身边来时，说了这番话。这时，那残存的墓碑已经使这位雷施克忘记了现实。他身后近旁的这个声音很可能使他大吃一惊，至少是把他拉回到了现实。
又是这一对男女。因为她自称是一个寡妇，看来他也不得不谈到他太太去世的事情，同样地，也就谈到父母双亲的早逝，过早辞世，可是补充了他的全体同业人员。他自称是美术史博士，是在鲁尔区执教的教授。为了把话说得完整起见，他不想隐瞒他那篇在几十年前完成的博士论文的题目——《但泽教堂里的墓穴板和墓志铭》，而且现在才突如其来地说明他太太去世的日期：“埃迪特在五年前去世。”
寡妇默然不语。然后她靠得更近了，又往那些东倒西歪、在鳏夫看来是值得注意的墓碑跨近了一步。骤然间，她用对于当地来说是过于大声的口气发泄道：“这是波兰人的耻辱！他们把一切都清除掉了，只要上面有一点德文。到处都是这样。就连森林公墓也是如此。他们不想让死者得到安宁。干脆把所有墓地都夷为平地，很快就到了战后，到了后来。比方说俄国人还要糟糕。他们把这称为政治，这些罪犯！”
我循着雷施克那些笔记描写的轨迹，看到他试图使大叫大嚷的寡妇平静下来。他大致按照这样的顺序，把进军波兰、战争的后果和到处都强调得过头的民族主义视为引起这一切的原因，当然把墓地夷为平地近乎野蛮。看到这些被遗忘的墓碑，甚至使他也感到悲哀，这一点他不得不承认。人们在同死者打交道时肯定都希望更人道一些。这个人的坟墓终于成了最后生效的标志。可是人们毕竟还是尽可能地保护了所有主教堂，甚至保护了圣葬教区医院教堂里面那些德意志民族城市贵族世家坟墓上面的墓穴板，使它们免遭摧残。不，不，他理解她那难以平息的怒气。他很想知道这些保存完好的近亲的坟墓。他在战后第一次游览格但斯克时——“那是一九五八年春季，当时我正在写博士论文”——就想参拜位于昔日联合公墓的祖父母的坟墓。就是，看到一个荒凉的，就像遭到故意破坏的地方真是可怕。“这种景象！皮亚特科夫斯卡太太，请您相信我，我理解您的愤怒。当然，对于我来说只能是一种悲哀，一种由于当时那些历史上的既成事实而具有局限性的悲哀。毕竟这种暴行最先是由我们犯下的。更不用提所有别的那些无法形容的罪行了……”
这一对男女看来很适合进行这样的对话。他掌握了文雅语言的重音。她可以令人信服地发怒。在高高耸立、历经所有变幻莫测的政治风云、让其树叶飘落满地的山毛榉和椴树下，面对这两块东倒西歪的墓碑，寡妇和鳏夫一致认为，在某个地方，而且当然是墓地，该死的政治必须收场。“我同意，”她叫道，“死去之后，敌人不再为敌。”
他们彼此以雷施克先生和皮亚特科夫斯卡太太称呼。在各自表白之后，气氛缓和下来了。这时他们突然发觉，在远近各处，其他那些参拜陵墓的人用鲜花和风灯来怀念他们的死者。现在寡妇才说出鳏夫的流水账本逐字逐句记录下来的话：“妈妈和爸爸当然更愿意葬在维尔诺，而不愿意葬在这儿，葬在这个一切都感到陌生，而且一直感到陌生的地方。”
难道这就是那句振奋人心的话？要不就是他们在墓地的对话还会被那些遭到清除的墓碑弄得沉重不堪？我昔日的同学，这个取得博士学位、一直升到教授的同学雷施克，这个将来要发表精彩演讲的大师虽然将一画廊的系列情景画流传给我了——“秋天的树木给这个倏忽即逝的地方作了它们无言的注释……”或者说：“蔓生的常春藤虽然不会永世长存，但它却躲过了用暴力清除公墓的劫难，而且在墓地以相应的方式获得了胜利……”——但只是在发表了一次批评性的意见之后——“她非在墓地抽烟不可！”——他才承认：“我为什么犹豫不决，不给亚历山德拉讲我父母那些闻所未闻的希望。这些希望很难说出口，它们只有这个目的：被葬在家乡，将来还可以在故乡的土地上长眠。尽管两人在生前不曾期望回归故里吧？他们不得不像亚历山德拉的父母那样使自己熟悉外国。”
这一对男女继续待在那儿。他们的墓地对话没完没了。最后他们找到一张铸铁长椅，这张长椅有幸同常春藤一道躲过劫难。他们坐在那儿，矮小的紫杉树林遮住了他们。根据雷施克的记载，在这个世界上似乎只有附近的大加油站还存在，因为在苏军战士公墓前面的空地上踢足球再也不使那些半大孩子感到愉快了。抽着烟，不断地抽着烟，就好像使劲抽烟有助于回忆似的，亚历山德拉——现在在他的记录当中，她就叫这个名字——讲到她的童年和在维尔诺的青年时代，用波兰语讲，维尔诺被称作维尔纽斯或者维尔纳。在毕苏斯基把它从立陶宛人手里夺回来之后，这一切又都重归波兰人所有。它是巴洛克艺术风格的白色和金黄色城市。在美丽的城市四周森林环绕，连绵不断的森林……
在轻松愉快的学生时代故事中，谈到一些女友，其中还有两个犹太女友，谈到在乡下度假，谈到捉马铃薯瓢虫。紧接着，在这些故事之后，她这条线突然中断了：“只是战时在维尔诺是很可怕的。我还看到大街上躺着死人。”
大加油站的嘈杂声又响了起来。墓地树木没有鸟儿栖息。只有这个抽烟的女人和这个不抽烟的男人。这一对男女坐在铸铁长椅上。因为她适合这种突如其来的情况，因为她还想在这些名字相同和同陷丧偶的境遇之上再增加另外一种双重性，所以接着，她对职业的说明突然使他惊异万分：“我同这位先生一样，上的是同一个系。不过我只学了六学期美术史，一点儿教授边儿都挨不上。相对而言，很实用，非常实用！”
雷施克听说，皮亚特科夫斯卡已经当了三十多年的受损艺术品修复技师，是专职镀金技师。“瞧，就是这些。用纯金金箔镀成暗金色和亮金色。不只是给巴洛克式的天使镀金，还使仿制大理石上的艺术品变得金光闪闪。我会使洛可可式雕花圣坛恢复旧貌。总而言之，各种各样的圣坛都行。我已经完成了三打圣坛的修复工作。在多明我会教会和各地都有。我们从德累斯顿，从金箔国营企业得到材料，金箔国营企业是全民所有制金箔加工厂……”
在很快就变得光秃秃的墓地树下，在花饰徽章的研究者和镀金者之间想必是在没完没了地扯业务吧！他一讲到一九三八年在库里克提到的那些圣玛利亚教堂中的墓志铭，她就会报告她给一则刻于一五八八年、好长时间下落不明的墓志铭所做的镀金工作。如果他谈的是荷兰矫饰派，那她就举出雅各布·沙迪乌斯徽章红格中的半匹马和蓝底上的三朵百合花值得镀金。他赞美在坟墓浮雕上复活的那些骨骼的人体结构。她使他想起椭圆形下半部黑色背景上那个金灿灿的开头字母。他引诱她走下台阶，进入墓室。她领着他在圣尼古拉教堂里从一个圣坛走到另一个圣坛。
在墓碑之间还从来没有这么多地谈到过金色背景、抛光金、手工镀金和手工配件，这么多地谈到过镀金技师专用软垫、镀金技师专用小刀。按照这位一直追溯到法老陵墓的雷施克的看法，人们真得把金色宣布为真正的死人色——黑底金黄色。这种在赤金色与金绿色之间闪闪发光的美好色彩。“这是死亡的金黄色反光！”他叫道，无法使自己感到心满意足。
皮亚特科夫斯卡讲起了若干年前的一项工作，这项工作使她熟悉了约翰尼斯教堂那架在战争中被转移并因此获救的管风琴正面的每一个细节。只是在她讲述这项工作时，她的笑声才又获得了优先权：“这类事情肯定还有。你们用德国马克为玛利·潘妮教堂购置了崭新的管风琴。我们没花多少钱，就用金箔把旧管风琴的正面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然后，他们都默不作声。或者说得更正确一些：是我在猜想这一对男女之间保持着沉默。可是在管风琴和管风琴正面问题方面德国波兰合作的这个证据却再一次显示了令人振奋的质量。在雷施克的流水账本里写着：“就得这样！在别的领域为什么就不能同样合适呢？”
很可能，这位吸烟的女士和这位不吸烟的先生还有抽两三支烟的工夫沉浸在墓地气氛之中哩。也许他们的想法已经初步形成，以便同香烟的烟雾一道悄悄散去。至少它还在酝酿中，希望被人抓住。
他告诉别人，说亚历山德拉后来还把他领到，不，是请到她父母亲墓前：“如果您愿意到妈妈和爸爸墓前来，我会很高兴的。”
面对着放在宽尺寸花岗石前那只插着铁锈红紫菀的花瓶两侧的两个风灯——顺便提一下，花岗石上还有新镀上金的文字——她忽然之间又成了鼓励这一行动的寡妇。就好像在父母亲墓前母亲给她提了一个建议似的，皮亚特科夫斯卡用手示意，指着那个钩织的传家宝——这个传家宝一直追随着教授——突然大笑一声说：“现在我要在上面放进剁碎的香菜，把蘑菇做得美味可口。”
他们穿过公墓篱笆的窟窿，回到刚过中午的现实。现在寡妇拎着那个购物网袋。鳏夫只好服从这样的安排，而且这一次也不敢再暗示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件及其后果了。
他们乘坐有轨电车，经过火车总站，直至名叫布拉马·威日纳的高地门。亚历山德拉·皮亚特科夫斯卡住在奥加尔纳，该巷在右边，与长巷平行，同过去的狗巷一个走向。这条小巷就同这座残存的城市一样，在战争结束时烧得只剩下房屋正面的颓垣断壁了。它在五十年代时又重新建造得同原来一模一样，而且就像对这座重建城市所有的大街小巷一样，要求对这条小巷进行彻底修复，因为灰泥变得很脆，不断从墙、柱的横线角上脱落下来。雷施克看见泡状灰泥正在脱落。山墙上所有的石刻人物形象都被从港口吹来的硫黄蒸汽吹得变了形，早早地就已老化。在一些摇摇欲坠的房屋正面已经再一次搭起了脚手架。我念道：“这种十分令人钦佩、代价昂贵、持续不断的诓骗没有尽头。”
既然在老城和右半城具有历史意义的地段的住宅令人向往，而且也没有毫无党性地把它们转让出去，所以对于皮亚特科夫斯卡来说，她那个一直到八十年代初还保留着的波兰统一工人党党籍，另外还有她那份被授予勋章的艺术品修复技师的工作看来是大有用场的了。她从七十年代中期起就住在那里。在这之前，她同儿子和丈夫在索波特与阿德勒斯霍尔斯特，即今天的奥尔洛沃之间一个新建居民点里住着两间房屋，一直住到她丈夫提前退休——“亚杰克在商船队上班”——因此就规定了她去市中心的工作室上班时要走一段很长的路。她给党提意见，这是可以理解的。作为一名多年的党员——她在一九五三年，在布加勒斯特世界青年联欢节时就已经入党了——她认为自己可以要求得到就近的住房。当时，艺术品修复技师和镀金技师的工作室就在大绿门，在一座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物中。这座建筑物将长巷和往东通向河边的、通向莫特瓦河的长市场隔离开来。
在迁居狗巷之后没几年，她丈夫患白血病去世。后来出生的独生子维托尔德在八十年代一开始——那时那位将军刚颁布战争法规——就偷偷逃往西方，以便在不来梅上大学。在这之后，这位寡妇便独自一人，却又不无幸福地待在这套先前显得狭窄，现在却很宽敞的三居室住宅里了。
一九七八、一九七九年间奥加尔纳这套有共同隔墙的复式房有权进入建筑史，通常在狗巷还没有一座房子有权享有作为平台的露天台阶。在实施战争法时期，在最下面，在原来的大门后面，寻找私人合法地位的官方通讯社“波兰通讯社”搬了进来。往巷子方向凿进砂岩的浮雕将宽敞的露天台阶隔离开来，恰似小爱神在同爱神嬉戏。雷施克为这些浮雕的状况感到惋惜：“人们希望市民文化的这些令人愉快的标志免遭石头被蛀和苔藓侵袭的危险。”
四层楼上这套住宅位于巷子尽头。这条小巷同右半城所有往东延伸的巷子一样，有一个大门，朝向莫特瓦的牛门。从住房远眺，可以看见市政厅又细又高的钟楼和玛利亚教堂磨秃的尖塔，两者好像被对面房屋正面的山墙在上面三分之一的地方切下来了似的。从儿子的房间，现在的皮亚特科夫斯卡工作室往南望，可以望到市郊高速铁路。在那儿，在城郊过去被称作波根普富尔的区段，现在只剩下佩特里教堂。寡妇甚至还把同样朝南的卧室连同邻接的浴室指给鳏夫看。而在起居室旁边的厨房里，亚历山德拉·皮亚特科夫斯卡却说：“您瞧，先生，要是同一般人的情况相比，我的生活已经算是奢侈浪费了。”
真该死，为什么我要跟着去呢？是什么东西迫使我跟在他后面跑？我到底要在墓地或者狗巷寻找什么？为什么我总是上他那些猜想的当？也许，因为寡妇……
雷施克在他的笔记中，刚描写完那套三居室的住宅，马上就再一次回首往事，让她的目光注意到自己：“在墓地树下，她的眼光从洗涤蓝变成浅蓝色，那闪闪发光的神圣由于黑色的，我认为是涂得太黑的睫毛得到了增强。这些睫毛作为凌乱立着的长矛，给上眼皮、下眼皮围上了篱笆，再加上发笑时眼睛四周露出来的多道皱纹……”接下来，我才引用他关于西方住房状况的说明：“在我太太去世之后——那是癌症——自从女儿们不住在家里以来，就连我都住着一套当然是很宽敞的、按照工作室方式布局的三居室住宅。可是这套住宅却在一栋其貌不扬、难以眺望壮丽景色的新建筑物里。这是一种工业化的景色，这种景色由于有相当多的绿化地带而变得生动活泼起来……”
在这里，从市政厅钟楼上传来组钟发出的持续不断、悲切动人的钟声，一直传进厨房里面，打断了他们对东西方住宅所进行的比较。他们的谈话以后还会经常这样令人难以忘怀地被打断。在最后一下钟声响过之后，寡妇评论道：“稍微大声了一点，不过人们习惯于持续不断的响声。”
我从他的流水账本中得知，她给他围了一条厨房用的围裙，便于他剁香菜。她擦洗这四朵凸肚的、被起伏不平的宽边帽檐遮住的牛肝菌，这些牛肝菌的茎既不含木质纤维，也没有遭虫咬。废物很少：除了蕈盖长了苔的内衬之外，只有少量蜗牛咬过的痕迹。他坚持要帮她削马铃薯。这种事对于他来说易如反掌，因为自从他太太去世以来，他就练过。
充满整个厨房的牛肝菌气味迫使两人试着给这种气味多次取名。我没法在雷施克那儿读到，是他呢还是她，竟敢使用“令人激动的气味”这一表达方式。牛肝菌使他想起他的童年时代，当时他曾经同外祖母一道去萨斯科申附近的混交林中寻找鸡油菌。“这样的回忆给人留下的印象比在意大利餐馆里端上桌来的所有蘑菇菜肴都要深。最后一次在博洛尼亚，当时我同我太太……”
她为自己从未到过意大利感到遗憾，不过比较长时间的在西德和比利时逗留也许会提供补偿：“波兰的艺术品修复技师会带来外汇。瞧吧，就像波兰喂肥的鹅一样，很适于出口。我已经在特里尔、科隆和安特卫普上过工……”
“她偶尔也把厨房当作工作室。”雷施克写道，他指的是一个放满瓶子、盒子和工具的台架。牛肝菌的气味也许已经盖过了开初占上风的清漆味，“以及亚历山德拉的香水味”。
寡妇把盐水土豆端上桌来之后，便使平底锅里的黄油融化，把牛肝菌切成小指头厚的片，在中火上油煎，鳏夫学着说出“maso”（黄油）这个波兰字。现在她又抽起烟来，是在妨碍他的炉子上方抽烟。在他看来，值得一记的不仅仅是他在削土豆时，还有她在擦洗牛肝菌时不得不拿起眼镜。“在家里，她戴着她那副套在一根绕在脖子上的编织丝绳上的眼镜。”我看见他打开一个眼镜盒，拿出眼镜架，打开眼镜腿，往眼镜上呵气，擦眼镜，戴上，然后又取下，折好，放进盒里，关上那个精致的旧式眼镜盒。她的眼镜框——“在安特卫普送给我的一件漂亮礼物”——由于镶有人造宝石肯定会引人注目。他那副有褐色角边镜框的圆镜片眼镜使他有可能用学者式的目光注视一切。现在两人都摘下眼镜。后来，在抢先注明时间是在世纪之交之后，他写道：“我拄着手杖走路，差不多成了瞎子……”
最初，寡妇想把餐具摆到铺着防水布的厨房用桌上：“我们就在这儿吃饭得了。在厨房总会感到舒服的……”后来，觉得倒是该在起居室里。这是六十年代的家具，几件乡下式样的家具。有一张长沙发和两把沙发椅，一个因放的东西过重，稍微有点歪的书架。墙上挂着古佛兰德斯大师镶上镜框的复制品，但也有个幽灵似的画家恩索，其作品是：《耶稣基督进入布鲁塞尔》。在一块软木挂板上贴着一些照片，那是黑门、安特卫普市政厅、行会会址。在波兰战后文学的侦探小说和长篇小说之间，放着碍手碍脚的航海书卷。桌上铺着绣有郁金香图案的卡舒布亚麻布。放在装着玻璃的碗橱上的那些照片展示的是寡妇身穿海军制服的丈夫，她和丈夫站在索波特海边木板小桥上，母亲和儿子站在奥利瓦宫中教堂大门前。正像雷施克所写的那样，母亲用“小星星似的眼睛”哈哈大笑着，儿子闷闷不乐，沉默寡言，担任商船队行政职务的军官在冷静地注视着。
“咳，您瞧，”皮亚特科夫斯卡在端上热气腾腾的饭碗时说，“我丈夫还要高大一些，差不多要高两个头。”
鳏夫沉醉于观看海边木板小桥照片的时间过于长了一点。“您别老是那样，要不就凉了。”
他们彼此相对而坐。一瓶保加利亚红葡萄酒喝光了。寡妇最后把奶油浇到牛肝菌上，给所有的东西都撒了点胡椒粉，把剁碎的香菜撒到捣碎的盐水土豆上。在斟酒时，雷施克把身上弄脏了。这块受人嘲笑的红葡萄酒斑痕，上面还有盐。现在又响起了市政厅电子组钟的钟声。钟声悲怆雄壮。“按照玛丽亚·科诺普尼茨卡那首著名的长诗，”寡妇说，“我们不要离开，我们家族的发源地……”
牛肝菌被一扫而光。只是在用小咖啡杯喝波兰人喜爱的麦糊咖啡时，墓地对话才重新迎接了这位不吸烟的先生和这位吸烟的女士。
开始时只讲学生时代的故事。维尔诺的分量很重：“我们不能成为女子中学的学生。我的两个女友被带走了。爸爸失去了糖厂……”
后来雷施克才插进一次恰似自白，更确切地说是平庸乏味的偶然事件，说他同父母和兄弟曾经住在狗巷里，住在斜对面，住在一栋没有露天台阶、砌有简陋山墙的房子里，说得更确切些，是住在该房屋的原型里。父亲是邮局职员，还在共和国时期就是职员了。只有两次他才在邮政总局拐角的地方有过自己的写字台。“顺便提一下，当时就已为我父母保留了我祖父母这个位于联合公墓中央区域的家庭墓穴……”
“就像妈妈和爸爸一样！”寡妇叫道，“他们始终都明白，长眠之地会在维尔诺公墓里的什么地方……”
现在才发出咔嚓声，才终于开窍了，才在毫无痛苦的情况下产生了一种让鳏夫和寡妇合拍的想法。该想法那简单的曲调应当证明自己就是耳熟能详的旋律，它以普遍的人情味，用波兰语，用德语来迎合他们。
看来，这一定是一次不断边冲咖啡边进行的长时间的谈话。在多次倾听附近钟楼组钟“很快就要打九点”的钟声之后，这次谈话引起了这种想法，并宣布这种想法就是他们的想法，最后把它变成了促使各国人民和解的想法。她能够欢欣鼓舞，他利用他的题目《被驱逐的世纪》，列举数十万被驱逐者或者是被迫迁移者。所有的人，所有的亚美尼亚人和克里米亚鞑靼人、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孟加拉人或者巴基斯坦人、爱沙尼亚人或者拉脱维亚人、波兰人，最后还有德国人看来都不得不带上全部家当逃往西方。“很多人在路上停了下来，死者不计其数。伤寒、饥饿、严寒夺去了几百万人的生命。没有人知道他们葬在何处。他们被草草掩埋在公路边上。有单人坑和万人坑。要不只留下骨灰。杀人工厂、灭绝种族，还有那种一直难以置信的罪行。因此我们今天在万灵节应当……”
接下来，雷施克谈到人们对于最后在那里安定下来的需要。在那里，他们在逃亡前或者被迫迁移前曾有过自己的位置，他们猜想过、寻找过、找到过、重新找到过，一直就有，从生下来那天起就有过自己的位置。他说：“我们称之为故乡的东西，比起那些纯粹的祖国或民族的概念，我们更能体会到，因此，如此众多的人，当然不是所有人，可是上了年纪，越来越多的人都有这种可以说是在家乡入土为安的愿望。顺便提一下，这是个大多数人根本无法实现的愿望，因为实际情况往往同这种要求相悖。但我们应当谈到天赋人权。在人权的目录中最终想必也会以书面形式确认这种要求吧。不，我指的并非我们难民联合会的干部所要求的那种居住权——我们固有的故乡已经债台高筑，最终挥霍一空——但是也许能够、应当、可以通知死者要求回归故里的权利已经到了实现的时候！”
我估计，雷施克博士教授在开始和结束时，在人数较多的听众面前阐明了这个报告以及其他关于死亡和人类最后长眠之地的思想。他喜欢在讲了一大通之后才切入正题，而这时他即刻又让刚表现出来的勇气成了问题。
她不是这样。亚历山德拉·皮亚特科夫斯卡喜欢把看到的问题讲到点子上。“也许能够、应当、可以，这是什么话！这是漂亮的虚拟式！这种东西我已经学过。不过最好的是：能够、应当、可以！我们马上就会做这件事。您会大声说，那时候政治会终止，人们会从头开始，也就是说，在人们死亡时，囊中空无一物的情况下，正如妈妈和爸爸所说的那样，只剩下了最后一个愿望，因为他们仍然人地生疏，尽管在前往卡舒布山郊游时妈妈偶尔也曾经叫道：在这儿就像在家一样好！”
只是每当寡妇激动时——这次晚间谈话喝的咖啡太多，大概一再使她，尤其是在教授说完那些较长的虚拟式句子之后激动不已吧——她的冠词丢得比平常还要多，她的句子磕磕绊绊，颠三倒四。雷施克硬塞给我的这份报告要求我在这里逐字逐句地引用她的话。现在，在这个想法公之于世之后，我再也不能回去了。再加上他这封同那堆废物一道寄来的信，使用了大量让我出丑的影射。譬如，据说我吞下了一只活蛤蟆，听说他和其他同学对这件事都钦佩万分。所以，我就要像人们要求的那样，再吞一次。
大概雷施克在市场上，至迟在墓地就已经向皮亚特科夫斯卡打听过她的德语知识的缘由吧，打听时自然说了不少恭维话。只是在后来，他的流水账本才作了详细的提示：“母亲不说，不过父亲却说德语。除美术史之外，她在波兹南有可能把日耳曼语言文学作为第二专业来学。她那个据说另外还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的丈夫一定像个老师似的：‘他纠正每一个错误，他这个人啦，就是这样！’她儿子维托尔德由此获益匪浅。亚历山德拉说，只是他这个人啦，讲得太复杂了一点儿。她这种事没什么可给人家议论的。说得对。最后这件事不能忽视：好几次在外国逗留对我这位为赚外汇输出的镀金女技师大有益处。她说：‘三个月在科隆，四个月在特里尔，每一次都有所收获。’前不久，在我们为了用磁带录音，去湖滩时，她甚至还唱了科隆地区嘉年华会的流行歌曲。”
那是后来，是她的想法已经自动传布开来时的事。可是在第一次冲锋之后涉及死者的权利时，皮亚特科夫斯卡的语言却变得不够用了。在波兰语的惊呼之间，挤进了清除掉冠词的句子和从句：“最后长眠之地必须神圣不可侵犯……最终一定会和解……我学会了德语词：公墓使用规则……公墓使用规则！好吧，我们就来制定德国-波兰公墓使用规则吧……在那里我们一定得学会的是，不允许有波兰经济，只准德国经济存在。”
我估计这是能够在寡妇的厨房碗柜里找到的第二瓶保加利亚红葡萄酒。无论如何雷施克的日记都会为皮亚特科夫斯卡多次重复的哈哈大笑作保。他已经开始在数她发笑时的皱纹：“这道光环！”这种想法的翅膀刚长硬，虽然只涉及殡仪馆、按规定的期限安葬、尸体运输、在运送棺材和骨灰坛时可以估计到的困难，可是亚历山德拉却认为所有这一切，甚至就连亚历山大建议的、他们有共同想法的那个名称，只能引起一阵哄堂大笑，引起她那个钟声鸟似的哄堂大笑。
他的建议是“波兰-德国公墓公司”。她认为她的反建议“德国-波兰公墓公司”更有效，“因为德国人有钱，所以总得在第一位”。
最后这一对男女取得了一致，因为维尔纳必须关心富有者和优先者要居于中间位置：波兰-德国-立陶宛公墓公司——很快就被称为PDLFG——虽然在1989年11月2日没有建立起来，可是已经宣布要成立这一个公司了。作为附属物还缺少别的创建成员，缺少一个股东合约，缺少章程和议事规程，缺少监事会和——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不要报酬的东西——创办资金连同账号。
假定屋里再也没有红葡萄酒，也没有伏特加，那也肯定可以在一个瓶子里找到一点剩下来的，好像是节省下来备用的蜜酒——刚好满满的两小杯。他们以此碰杯。他说他试了一次波兰式的吻手。她没有哈哈大笑。寡妇同鳏夫告别后，鳏夫就走了，“现在要把一切都拖过一夜，明天再作决定，”寡妇破天荒第一次指名道姓地说出，“亚历山大，可不是吗？”
“对，亚历山德拉，”他在门口说，“这件事我们要，所有的事都要拖过一夜，明天再好好作出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