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过去的暴政
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头十年

第一章
尼金斯基的牧神

令人称奇的是，每个人都理所当然地认为，英国上层阶级和中上阶级这种满溢、膨胀的财富将会持续到永远，而且是万物秩序的一部分……在战争之前，人们无脑拜金，良心也完全不会痛。金钱的好处就像健康或美貌的好处一样清楚明白，一辆闪闪发亮的汽车，一个头衔，或者一群仆人，在人们心中与实实在在的道德德性观念混为一谈。

——乔治·奥威尔，《这，这就是快乐》

只有了解过去，我们才可能从过去的暴政中解放出来。

他们是爱德华时代的富人，一群声名狼藉、逍遥快活的人。在那个被后人称为“美好时代”、“世纪末”和“镀金时代”的时期，他们在一切被冠以“现代”之名的文学、艺术和华服中得到了充分的满足。没有人知道1870年至1871年普法战争和1914年夏天之间的这段时期竟是相对和平时代的最后时光，这段时期也被认为是艺术家、音乐家和革命者的活跃期。对许多人来说，那是一个欣欣向荣的时代，艺术和科学领域人才济济，推动了文明世界的文化中心——巴黎——的思潮。它同时也是一个激变的时代。“世界自耶稣基督时代以来的变化，比过去三十年里的变化还要小。”年轻的法国诗人夏尔·贝玑在1913年写道1 。（他很快就将死在西线。）

也有一些事情并没有改变：主要是大多数男男女女的思考方式。对大多数人来说，在19世纪90年代和20世纪头十年，上帝、国王和国家所组成的保守主义三巨头依旧牢不可破。美好时代的堕落价值观并没有颠覆半个世纪的维多利亚时代价值观。20世纪头十年，老式的保守主义和对传统的尊重正在强势回潮，主要是在年轻人中。在欧洲的学校和大学里，法国和德国的学生反对他们父母那一代波希米亚主义者的附庸风雅和放浪形骸，并向旧世界的道德标准——爱国、基督徒和权威主义——靠拢2。

保守的主流坚决抗拒民主改革，例如妇女投票权、改善工作条件、社会福利和全民医疗卫生。从这个意义上说，明面上的激进主义几乎没有对战前世界的实际政体产生影响。到了世纪之交，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是仅有的将投票权扩及妇女的西方国家，而俾斯麦领导下的德国则是唯一推行了公认的福利国家形态和男性普选权的欧洲国家。乔治·奥威尔评论道，这个时代最根本的冲突，“是19世纪的禁欲主义传统与1914年以前时代实际存在的奢靡势利之间的冲突”3。

维多利亚时代的价值观并没有随着维多利亚女王的驾崩而消失。1901年，她在心爱的外孙德国皇帝威廉二世的怀里与世长辞。她的逝去触及整个欧洲，因为维多利亚是三个通过皇室血缘紧密相连的帝国——英国、德国和俄国——的皇室女家长。沙皇尼古拉二世、德皇威廉二世和英王爱德华七世是表亲。维多利亚放荡不羁的儿子爱德华的统治时期，给一个在她去世后很久都还拽着她的裙摆不放的时代披上了堕落的外衣。当她去世时，许多人的感受与小说家亨利·詹姆斯一样：

我哀悼这位可靠的、母亲般的中产阶级老女王，她用她那硕大、丑陋的苏格兰格子披肩褶层温暖着全体国民……我对她驾崩的感触远远超出了预想。她是一个持久的象征，而现在，怒涛正在向我们袭来4。

或者他们的感受和乔治·奥威尔一样。1947年，他回顾战前的童年时写道：

在世界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个时代像1914年之前的那些年一样，俗不可耐的丰厚财富如此张扬，却没有任何贵族气派的优雅可以补救一下。那是疯狂的百万富翁们戴着卷边大礼帽、穿着淡紫色的马甲、在泰晤士河上洛可可风格的船屋里举行香槟派对的时代，是空竹和蹒跚裙的时代，是穿戴灰色圆顶硬礼帽和晨礼服的“纨绔子弟”的时代，是《风流寡妇》、萨基的小说、《彼得·潘》和《彩虹尽头》的时代，是人们谈论顶级的巧克力和香烟，拿着分红去布莱顿度周末，在the Troc[3]品尝美味茶点的时代。1914年之前的整整十年，似乎都散发着一种更庸俗、更幼稚的奢靡味道，一种润发油、薄荷酒和软心巧克力的味道——一种氛围，仿佛在绿油油的草坪上吃着永远也吃不完的草莓冰淇淋，耳边传来伊顿船歌的曲调。令人称奇的是，每个人都理所当然地认为，英国上层阶级和中上阶级这种满溢、膨胀的财富将会持续到永远，而且是万物秩序的一部分……在战争之前，人们无脑拜金，良心也完全不会痛。金钱的好处就像健康或美貌的好处一样清楚明白，一辆闪闪发亮的汽车，一个头衔，或者一群仆人，在人们心中与实实在在的道德德性观念混为一谈5。

在社会的这层薄纱之后，是自由放任经济的铁律，一直盛行到1914年，并且备受推崇，仿佛它们存在于人类无法修正的客观现实中。那些受到自由资本主义庇佑的人——富人——是优秀、成功的，不知怎么就成了健全的人。所有被它诅咒的人——穷人——都是肮脏、罪恶的，不知为何就活该受苦受难。一个家族可能前一刻还风光无两，后一刻就没落了。慈善仍然是福利的主要形式。人们对政府干预不以为然，认为它在看不见的手的“自然法则”——贸易周期、价格波动和失业——面前，是无能为力的。即使格莱斯顿时代的倡导者们原则上是正确的——自由市场比其他任何经济“制度”都更能有效地生成个人自由和更高的生活水平——在实践中也需要节制和改良，因为一个不受限制的自由市场显然并没有提供维系一个文明社会所需要的服务。完全市场自由的信条只能适得其反——导致毁灭性的垄断和政府的徇私——可它在1914年之前几乎不成问题，直到1930年才从根本上改变6。

亨利·詹姆斯的现代主义怒涛被认为威胁到了19世纪禁欲主义和拜金主义所基于的保守主义价值观。我们这里使用的“保守”，并不是在狭隘的政党政治意义上。我们指的是保存现有经济和社会制度的势力。世纪末的激进思想观念——纵欲、自由、民主——本该改变世界，这个被艺术家和作家欣然吸收并反映的世界。在视觉艺术方面，据说“印象派”打破了反动的观看方式，挑战了肮脏、不公的现实的根基……至少对为数不多的观看者来说是这样的。1874年4月29日，六位艺术家——毕沙罗、莫奈、西斯莱、雷诺阿、德加和基约曼——举办了“嘉布遣大道展览：印象派”，这是这场新运动的第一场大型展览。展览是在普法战争结束三年后举办的，这场战争也破坏了法国自身作为一个强国的印象。六位艺术家签署了一份请愿书，拒绝在巴黎的官方沙龙展出他们的作品。

当局对这场展览嗤之以鼻，或者压根儿就不在乎，这也隐约显示了真正的时代精神。评论家儒勒·卡斯塔纳里讥讽道：

作为我们这个正在瓦解的时代中的一股集体力量，（这些艺术家）的共识是他们决心不追求完美……印象一经捕捉，他们便宣告任务完成。他们从理想化开始，将会达到那种天马行空的浪漫主义境界，在这种情况下，自然不过是做梦的借口，想象力也无法表达除个人主观幻想以外的任何东西，完全不符合常理，因为这些幻想不受控制，在现实中也没有任何办法验证7。

另一位批评家阿尔贝·沃尔夫只是嘲笑道：“他们拿着画布、颜料和画笔，随意挥洒出一些东西，抱着最大的希望……8”

这个多数裁决在随后的那些年里几乎没有改变。在1914年之前的十年里，相对来说很少有人关心毕加索画了什么，或者他有没有画。你很难找到这样的拍卖会场，里面挤满了为高更或毕沙罗的一幅画竞相叫价的商业大亨。梵高在身无分文、精神错乱的状态下自杀。死板的保守派舆论并没有因为看到马蒂斯的《生之喜悦》（1905）而软化，向野兽派的想象力屈服。象征主义者、那比派、立体主义者、未来主义者都是些边缘人，他们的展览几乎无人问津。严苛的旧世界传统不理解塞尚的“观看之道”，也不明白他的目的——在绘画作品中求得事物的本质——一直到他（1906年）去世数十年后。

19世纪90年代末和20世纪头十年初，从价格的角度来看，略显滑稽的传统艺术家威廉·布格罗风评更好。他那些描绘“天使般少女的丰臀”的画作依旧深受美国和欧洲主流保守派审美的欢迎。9他于1905年去世，一篇颇具慧眼的讣告断定他是“有形世界为之而存在”的众多艺术家之一10。

战前，现代主义文学也同样被忽视，或者沦为笑柄。政客们审查或查禁被认为“具有颠覆性”的书籍。作家如果胆敢批评政府，就会被判为非法或者遭到起诉。伟大的法国作家埃米尔·左拉的文章《我控诉》刊登在1898年1月13日的《震旦报》头版，为此受到了当局的攻击。他为含冤入狱的犹太军官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进行了有力的辩护，使法国社会分裂为支持德雷福斯的社会主义/共和派团体和反德雷福斯的保守派当局，后者认为军队的声誉被严重玷污了，作为“法国安全与伟大的捍卫者……军队不应受到任何批评”。11左拉因为一名无罪者辩护而被判诽谤罪，逃往英国以躲避牢狱之灾。

大多数人并不关心法国小说家普鲁斯特是否找到了他逝去的时光，他在1905年开始创作的战前经典之作《追忆似水年华》直到战后才出齐。如果说普鲁斯特发现了“一种新的时间概念”，也就是未曾经历过的记忆，那么他这部杰作的变革力量似乎只有事后回想时才能看清楚。当时，绝大多数人似乎都在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杰出的爱尔兰剧作家、才子、世纪末的化身奥斯卡·王尔德，被同样的反动势力判了刑，却是出于不同的原因。他因鸡奸罪被判处多年苦役，于1900年去世，终年四十六岁，在英国伪善、褊狭的车轮下粉身碎骨。

现代舞同样激怒或烦扰了反动的公共道德卫士。英国和德国政府试图取缔当时席卷伦敦、巴黎和柏林音乐厅和俱乐部的探戈舞和火鸡快步舞。德皇禁止德国官员跳这些新舞步。12伊莎多拉·邓肯富有酒神精神的优美动作被谴责为淫秽色情。接着是尼金斯基的牧神。佳吉列夫和尼金斯基代表了最高级的舞蹈艺术表现形式。为此，很多人宽宥或无视了他们所谓的双性恋。但1912年佳吉列夫的俄罗斯芭蕾舞团在巴黎演出、由尼金斯基编舞并表演的德彪西芭蕾舞剧《牧神午后》，一经上演便引起了人们的愤怒。

这位伟大舞蹈家在卢浮宫的一个希腊陶瓶上看到的酒神印象，启发了他对这部芭蕾舞剧的构思。这让上了年纪的卫道士感到厌恶，对他们来说，这个小色胚对公共道德构成了威胁。保守派报纸《费加罗报》主编加斯东·卡尔梅特阻止这部芭蕾舞剧的好评见报，并告知读者，它“既不是一首优美的牧歌，也不是一部意义深刻的作品。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淫荡的牧神，他的动作淫猥下流、充满兽性，他的姿态粗鲁低级、有伤风化”。13这桩丑闻还上升到了政治层面。《费加罗报》被指因反对法俄军事同盟而攻击俄罗斯芭蕾舞团。这部芭蕾舞剧“代表了污蔑所有俄国事物的肇始”。14俄国大使也被牵扯了进来，法国的政客们签署了请愿书，法国总统和总理成立了一个调查委员会。这部芭蕾舞剧因涉嫌淫秽，在第二夜引来了巴黎警方到场观看。此时的牧神似乎象征着美好时代落幕之前那份美丽的最后一丝神气，在这样的情境下，或许略显可悲。

总而言之，社会上规模庞大的反动中坚——白领资产阶级和保守的工人阶级——对他们中间的进步力量大多采取无视或贬抑的态度。即便领导阶层真的想过这个问题，也只是认为现代主义轻浮、颓废，而非预示着一个濒临破碎的世界。在他们眼里，美好时代只对贵族花花公子、堕落的波希米亚主义者和政治激进分子（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等）有吸引力。即使现实果真如艺术家和作家所暗示的那样，确实正在四分五裂，即使事实与感知确实是一回事，而感知者存在于印象的领域中，来去匆匆、耽于享乐、仪容不整，即使陈规确实正在让位于民主化剧变的力量和政治独裁的崩裂，又有谁注意到了呢？

对于注意到这些的保守主义者来说，现代主义者对这个濒临崩溃与重生的世界的“印象”，也纯属无稽之谈。在他们眼里，这个世界显然并没有在崩裂。他们的世界正在硬化成一个钢块、一座摩天大楼、一艘无畏舰、一条装配线。这些形象都是在冶炼厂里锻造出来的（颇似阿道夫·冯·门采尔1875年的油画《轧铁工厂》）。他们对未来的展望是民族国家与全球帝国的崛起，以及秩序、阶级和等级制度的保存。

从这个意义上讲，要说19世纪末20世纪初遍地都是据称深入民心的波希米亚主义的影响，可谓严重误导。现代性的强光在事后看来确实很耀眼，但是在当时只照耀到了极少数人。战前的艺术家们阐述了一种令旧秩序无法捉摸的新意识。直到多年以后，在一场世界大战蹂躏了欧洲之后，资产阶级才会以他们唯一懂得的方式承认这一点：给出类拔萃之物贴上价签，并将其据为己有。然而，在1870年至1914年，艺术和文学所表达的那个更人道、更宽容的世界的民主观念，是要被扼杀、忽视或延宕的。

战争将会炸飞这一切。旧世界的父权势力将击碎美好时代，使之成为一场维护上帝、国王和国家的战争的附带牺牲品。如果说激进思想对道德秩序的扰乱还只是稍微有些过了头，那么激进党派则是做得太过火了。恼怒的保守派余孽已经对时尚文明鄙俗的发展方向失去了耐心。陈规旧矩不容嘲笑和践踏。必须为欧洲君主制及其所象征的等级制度而战斗，维护它们，为它们复仇。

这并不是说少数波希米亚主义者的挑拨将世界推向了战争，而是说潜藏在这些艺术运动之下的社会改革的革命性政治力量，很可能推翻既有的制度。尼金斯基那“令人作呕的牧神”和它所代表的一切，以一种倒错的方式加入了预言战争的大合唱。我们不难想象，愤怒的反动势力至少是象征性地将他们的大炮瞄准了这位舞蹈家的“污秽”。德国、奥匈帝国和俄国这几个反动国家，以及相对来说稍微自由一点的法国和英国，它们的政府和统治精英都有着这样一种共同的心理：他们反感这个时代的附庸风雅，却又真心害怕其背后的社会改革，他们把诉诸战争拔高为对革命时代一种合乎道德的回应。“我们需要的是一场义战”，这种听得耳朵起茧的说法已经烂大街了：可以维持保守派陈规的“一场义战”——或者是意大利未来主义者和边缘团体眼中一场破旧立新的“净化之战”。

可大战真的像每个学童都知道的那样，是为殖民地、经济霸权、民族主义、阿尔萨斯—洛林、弗朗茨·斐迪南之死和海上霸权等有形的问题而打的吗？“合理”的原因和诱因似乎可以列出一份无穷无尽的名单来。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它们全都是正确的。然而，无论是合在一起，还是单独拿出来看，这些“原因”似乎都无法让我们更深入地理解，为何数以百万计的年轻人必须在这场进行了四年多的屠杀中殒命。

从这个角度看，德国、奥匈帝国和俄国都在为保护他们的王朝和专制政体而战。如果这意味着战争，那么就这样好了，战争毕竟是一种具有社会约束力、能起到维护作用的力量。现行秩序绝不会不战而降，将特权拱手让人。他们所认识的世界正受到严重的政治和社会威胁。战争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可以不去理会适当的国内改革，并将人民团结在一起，对抗共同的敌人。在这一点上，各国的程度和方向不尽相同。坐在革命压力锅上的沙皇俄国政权对战争喜闻乐见，视其为一种统一国家、镇压异见的方式。老朽的奥匈帝国正在分崩离析，为了恢复它的大国身份和自尊而加快了战争的爆发。德国则是需要一个全球帝国来支撑它正在崛起的欧洲强权。

中欧和东欧的这些政权要对德皇、奥皇或沙皇以及他们所代表的制度负责。当德国宣战时，德皇作为国家精神的化身，是亲自参战的。德国、奥匈帝国和俄国政府一再为战争辩护，称之为拯救现行制度和保卫君主的唯一途径。法国即使在这场战争中分担的责任最轻，也还是在20世纪头十年掀起了一股复仇心切的爱国浪潮，这也很容易往战争的方向走。1914年之前，只有阿斯奎斯的自由党认真尝试了社会改革，然后将改革的大部分内容推迟到了战后，并且向保守派的要求屈服了。值得强调的一点是，最应为将世界推向战争负责的人，往往是与新闻界结为同盟的政界精英，而非金融家和商人，或者说是“资本家”，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一贯反对战争。他们谁也不愿意看到市场和资本来源被破坏。

从这个意义上说，自由主义和社会改革的拥护者无力反抗诉诸战争的做法。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他们暂时舍弃了原则。他们所信奉的表现在艺术、文学和进步政治中的自由民主价值观，好似飓风路径上的树苗。如果自由主义者像让·科克托所说的那样，“仅仅为了表示对高居包厢之人的蔑视而为新奇事物胡乱叫好”，那么他们就忽视了一个可怕的事实。15将会搅得天下大乱的，恰恰是上层包厢里的少数特权者，而不是池座里的社会民主党人。那些戴着羽毛帽、胸前缀满勋章、蓄着络腮胡子的显贵，那些戴着大礼帽、系着白领带的精英，把珠光宝气的妻子带在身边，用长柄望远镜俯视着下方的乌合之众……他们将决定欧洲如何以及何时堕入地狱。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灭顶之灾的这些花衣魔笛手——国王、反动政客、将军和媒体大亨——终将把他们国家数以百万计的学生、店主、工人和乡绅子弟送进战壕，而对左拉、立体主义或尼金斯基的牧神不屑一顾。而这数百万人也会跟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