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前几日，我在山东师范大学指导的博士生程亚丽给我寄来了她等待付梓的书稿《从晚清到五四：女性身体的现代想象、建构与文学叙述》，嘱我为之作序。作为她的导师，我自然无可推卸，只有欣然接受。客观看，这本专著，程亚丽虽是以她先前的博士论文为基础，但在内容上显然又做了不小的修改及拓展，的确是十年磨一剑的成果。拿来与她原初的博士论文相比，本书在品质上有了相当提升，已经体现出业见成熟的学术气质，其中不少章节内容被她先后发表在全国一些重要的学术期刊上，应该产生了一定影响。20年来，我的博士生毕业数量着实不少，很多学生多在毕业后不久就迅速将博士论文出版了，她的这部大概是最为迟滞的一个，如此沉得住气，我颇期待因为她的耐心打磨，能使这本书可以真正得到同行的认可。

这本专著在目前有关身体的文化研究与文学史研究中，是有其特殊意义的。与一般身体研究的路径明显不同，程亚丽的研究显然是以女性身体的现代性作为研究的聚焦点。她通过对晚清、五四报刊的史料爬梳与经典作家及代表文本的细读，试图寻绎女性身体的现代性发生和发展的文学叙述轨迹，探究其被社会话语加以现代想象、建构的过程。这番努力显然没有白费，尤其是著者对于晚清新小说与五四文学中女性叙事形态与规律的把握，显示出独到之处。从结构上看，该著按照时间先后，分为晚清、五四两大部分，分两个阶段考察了女性身体在晚清民族主义社会思潮与五四知识分子主流话语中被现代想象和建构的文化史实，在此基础上对晚清新小说和五四小说的女性身体叙事形态展开具体研究，着重以作家个案或群体性现象为中心探讨了女性身体是如何被组织进晚清和五四的文学叙述之中，以及这种对女性身体的文学叙述又如何与社会文化对女性的现代想象、建构形成互动及运行的规律。

可以说，程亚丽是从身体建构的理论角度入手，认真梳理并分析了中国自近代以来女性身体在中国现代性进程中的作用及女性自身奔赴现代性的复杂历程。研究认为，女性身体除了具有生殖的、欲望的传统指意功能，还从晚清中国开始伴随民族国家想象及因现代社会秩序的不断重组而形成新的文化指涉，如牵涉国家的、民族的、阶级的、性别的符码指认，或者革命与启蒙、民主与科学等社会话语对女性的建构，这些都是女性身体产生现代隐喻的场所。研究从人类学、历史文化、社会学及文学等多种角度，探讨并阐发了女性身体伴随民族国家想象的符指演变过程，清晰考察了女性身体与国家、民族、阶级、革命、启蒙等话语的内在关系，揭示出女性身体在晚清文学、五四文学中的组织机制、叙事形态及其现代性意义和悖论性缺陷。我认为，这些女性身体文化研究既是该著研究的重要面向，也形成了相当有力的结论。事实上，晚清和五四两个阶段的文学叙事始终与现代女性身体的社会想象与文化建构过程形成互动，从而产生了女性身体叙事的现代性质素，以启蒙为目的的晚清新小说的确有着明确强烈的工具性要求。程亚丽在专著中提出金一《女界钟》是女性现代修辞的起点，而梁启超倡导新小说就是贯彻新民主张，而新身体正是其小说界革命之要著，在梁的影响下，一批废缠足题材的小说充分显示了晚清精英的现实关怀和政治吁求。而由于女性在国家革命中的政治作用被想象性夸大，遂形成了晚清政治小说中“美女救国”和“国女当道”两种叙事模式；同时，晚清狎邪小说则让拜金主义的“神女”颠覆了既往优雅的侠妓传统的古典叙事，改写了才子佳人的叙事传统，这为晚清新小说在叙事上带来了道德伦理上不可克服的矛盾。这些观点和论证都是新颖而有力的，值得重视。

该著聚焦于女性身体的现代性问题，在我看来无疑是拓展了文学研究的新的意义向度。尤其是程亚丽从此角度对五四文学的解读颇具新意，提出了颇为独到的看法，对五四文学提供了新的研究面向。比如她的著述将五四文学中的身体书写、身体叙事作为一个文学的现代性事件来看待，认为在女性身体叙述上五四文学彰显了与中国旧的文学传统和审美传统的决裂；将身体的发现与直陈视为现代作家文学叙事一个有意识的突破，身体获得了充分的能量并在五四文学中得到真正的释放与书写，这构成五四作家和时代文化的共同选择。该著从此角度对鲁迅、郁达夫和五四女作家作品所作的个案分析、展开的论述确实让人一新耳目，这些个案也是论著中相当精彩的部分。比如，对鲁迅小说中的女性身体叙述，代表了启蒙主义者对女性身体伦理意义的理解和诠释，女性身体的病相表达担当了指示反封建或个性解放的显著功能；认为郁达夫小说中女性身体叙述仍然摆脱不了欲望对象或罪化符号的传统指意功能，作家对民族主义、人道主义、个性主义的夸张表达与女性身体欲望化、对象化的客体书写形成互渗，于中可见封建主义和男性中心主义遗留的明显印记，这与郁达夫的成长经验、传统文化的浸淫和没有接受五四新文化的完整洗礼有关。而该著对五四女性文学的研究更是独辟蹊径，从女性身体叙述角度进行定向突破，分析并揭示了新女性作家如庐隐、凌叔华、冯沅君、丁玲的女性书写的普遍性经验与独特性意义，将她们在五四文坛的群体性崛起看作是一个历史性事件，她们惯以女性特别的感知、体验、遭际和声音表达自己的身体，通过写自己的身体，打破了女性身体在“他看”的目光中被扭曲的叙事格局。论著通过对五四女作家笔下闺阁女体、出走女体、疾病女体、欲望女体几种叙述形态的综合分析，将之与男性作家病态、丑怪、恣肆的女性身体叙述相比较，由此揭示女性身体写作对传统性别秩序的颠覆与独特的美学意味。该著认为，通过书写与传达真实的女性经验，五四女性写作无疑具有强烈的文化反抗意味，也是既往文学和五四其他作家所不能达到的境界。她们基于自身性别经验与忠实于女性身体经验的书写方式，对于五四文学来说，也有重要的开疆拓土的价值。但20世纪20年代五四退潮期，随着政治形势的骤变，茅盾的革命小说却有意将女性身体置于革命漩涡的语境中，使政治与女性身体再次勾连，在这一过程中，女性身体成为充满魅惑的肉身精灵，与革命年代的浪漫情愫相激荡，催生了后来革命文学的繁荣。因为角度的新颖，对这些作家作品的研究所形成的结论都让人耳目一新。

在我看来，程亚丽这本书还是实现了不小的突破：首先，目前学界尚无系统研究晚清至五四女性身体叙述的专著，有填补空白的意义；其次，这一研究打破了文学研究与历史研究的界限，有意将文化考辨与文学分析融为一体，更好地呈现出文学历史本身的复杂性；再次，研究有着很明晰的问题意识，从晚清女性现代性修辞的起点追寻女性身体文化建构与文学叙述的互动过程，突破了以往近现代女性文学研究的有限视域；最后，研究把握时代主流话语走向及文学本文中女性身体叙述的复杂形态，也提供了女性性别书写的反抗与悖谬面向。因此，程亚丽关注于女性身体现代性问题的研究，提供了目前女性文学研究新的价值维度。

在研究方法上，该著将文化研究与文学本体研究有机结合，既有对西方身体现代性社会理论的多方吸收及运用，又结合了传统的社会学批评和性别批评方法，使研究较好地克服了理论片面性弊端。研究明显是建立在史料考证的基础上，对原始报刊、资料进行认真的发掘梳理，清晰把握了女性身体从晚清至五四社会话语中的发展走向，寻绎出其被现代建构的清晰轨迹。同时，运用身体现代社会理论、身体叙事学理论、性别文化批评等方法，系统分析了女性身体在文化建构和文学叙事中的功用及其意义。

但著者对晚清至五四期间小说的研究似乎只强调文学追求现代性、女性身体伴随民族国家过程被现代想象到建构的面向，而忽视了这一时期文学发展女性身体呈现的更为驳杂的一面，比如辛亥革命前后鸳鸯蝴蝶派通俗小说女性叙述新旧杂陈的形态，女性身体叙事从古典向现代的过渡转型其实也都与该著的论题相关，但也许牵涉过于庞杂，被著者有意舍弃，这不能不构成研究的一大遗憾，还有待于在今后的研究中来弥补。

是为序。

2020年1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