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遥的物资漂在海上时，西北的局势又骤然紧张起来。
校长在平定“两广事变”的桂系后，调转矛头重新指向西北的H军。
“两广事变”期间，校长仍不忘“剿G”事业，三番五次催促张学良在陕北应趁红军主力东渡山西，苏区空虚的情况加紧围剿。
可张、杨二人对蒋的“剿共”政策都持消极抵抗的态度，都是听宣不听调。对于校长的安排两人也只是流于形式，糊弄着罢了。这举止无疑是对校长“安内”政策的一种沉默反抗。
校长在戴笠处得知张与H军暗中保持联系后，意识到要彻底消灭H军，靠张、杨二人是不可能了，只能动用中央军参加防堵作战。校长当即电令岳州汤恩伯，密调军队限期开往潼关，以防止赤匪窜入豫境，实则是为张、杨两人叛变后的应对。
为了督促张、杨二人进剿H军，校长在10月22日亲抵西安。面对校长的耳提面命，张学良十分抵触，向校长明确表示反对继续“剿共”，并向他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
而校长又岂会轻易改弦更张，认为张学良只是受了蒙蔽，只是不断对张强调“剿G”的重要性，灌输自己“先安内后攘外”的理念。
可张学良前有丧师失将之痛，后又在南京听闻校长在与H军秘密谈判之事，校长此时就是说个天花乱坠，他也是不信的。
两人谁也说服不了谁，可在这情况下张学良却对“联J抗日”仍抱有极大希望，天真地认定自己能够说服校长。而校长则背地里加紧调兵遣将，部署新的“剿G”方案，即所谓的“通渭会战计划”，打算先收拾H二、四方面军再回头绞杀ZYH军，战役最后是预防张学良、杨虎城两人的叛变，准备在消灭H军后把两人撤职查办，收编两人部队。
一时间西北再次战云密布，一副风雨欲来的样子。
而在西北千里之外的上海，陆遥连给杜尔华回信的功夫都没有，忙着装卸刚从欧洲运到的成品枪炮钢与磺胺等药品，因为是最后一笔交易，且都是成品与半成品，体积与重量较大，转运装卸十分困难。加上陆遥这次也没掩人耳目，大张旗鼓地卸装，这就入了一群有心人的眼里。
“姑父，码头这两天多了好几批的眼线，你看咱们是不是把他们都清除了？”在码头观察了好几天的冯磊向陆遥汇报。
“清除他们干嘛？咱们这回可是最后一次了，为的就是要把消息传出去，不仅不清除，还要尽量多地“泄密”。”陆遥觉得反正以后也没机会再来上海了，为了填以前自己挖的坑，这回怎么也要大大方方地走。
“不过还是要注意下，瞧瞧都是哪方的人。”陆遥吩咐。
冯磊听后回去组织人手进行反跟踪。
陆遥不知道自己这头“肥羊”已经落入上海力行社特务处的眼中，这次的大意疏漏差点让自己被人吃干抹净。
特务处得到了这批货物足够多的情报，陆遥前几次贩运粮食与棉花的底子也被掀了，而陆家在特务处眼中也成了肥美的“羔羊”——区区“商震”的介绍信可挡不住如狼似虎的行动队。
在特务处的行动队准备对“陆遥”这块肥肉大快朵颐之时，一件事的发生阻碍了他们的行动。
1936年11月22日深夜，国民党上海当局伙同法租界巡捕房、公共租界巡捕房，悍然拘捕救国会常务理事沈钧儒、章乃器、李公朴、邹韬奋、沙千里、王造时和史良等七人，罪名是所谓“危害民国”。
那这帮子文化人干了什么“危害民国”呢？
一年前，为反对日本对华北的加紧蚕食，北平爆发“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为了声援“一二九”运动，王造时与马相伯、沈钧儒、邹韬奋等280余人发表《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组织成立了上海文化界救国会。1936年6月，以宋庆龄、沈钧儒等人在上海文化界救国会的基础上成立了“全国各界救国会”。7月，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发表了《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一文，表示赞同中共提出的停止内战、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剿共”，一致对外。
救国会此举不仅让GMD当局大为不满，还让日本人感到如鲠在喉，特别是上海日商的纺织工人于1936年11月为要求提高工资实行罢工时，救国会坚决支持，这让日本人认为罢工是救国会煽动起来的，遂对沈钧儒等人进行严密监视，同时还通过工商与政府层面对GM政府施加影响，甚至以驻沪与青岛的陆战队相威胁，要求GMD当局“取缔隐藏在罢工背后的赤色分子”。
GMZF开始还顾忌七人的声望与全国要求一致枪口对外的强烈呼声，对日方表示无确凿证据，不能抓人。
日方则把混入工人集会的汉奸收集到的会议记录等情况往GF面前一摆——这就是赤党隐藏在工人中的证据，快抓人吧。
GF还是死咬牙关，以证据不足为借口不肯抓人——笑话，真抓了GF还顾不顾全国舆论了？
为了向GF施加更大的压力，日本人威胁道：“要是今后再惹起同样事态，将发生不测的情况”。什么不测之情况？自然是仿照“淞沪抗战”的先例，日本陆战队准备再次在上海或青岛挑起事端。
GMZF怂了，“七君子”被捕当天上午，SH市秘书长俞鸿钧派人秘密通知日本驻沪总领事馆，特意说明逮捕几人是“不顾法律常规加以逮捕”的，“希望切勿登报”。
日方对此表示默许，同时却仍然向市政府提出要赔偿因为工人罢工冲突造成的损失，并要“中国当局道歉”。
GMZF的幼稚伎俩蒙蔽不了群众，七人被抓后，宋庆龄先生便指出：“这种违法逮捕和捏造的罪名，都是日本帝国主义者主使的。”
“七君子事件”发生后，各界人士纷纷发表宣言、函电和评论，举行群众集会，开展了广泛的营救运动。而为避免枪打出头鸟，上海力行社特务处的工作也暂时偃旗息鼓。
不知逃过一劫的陆遥等人也借此机会，避开了力行社特务处的勒索，清关后开始押货赶往武汉。
历史洪流涌动向前，一曲《松花江上》也在此期间从西安往周边传唱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