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1GB有多重

以前，水准器、室外温度计、指南针和闹钟之类的工具都产自工厂，被我们存放在工具箱里，或是摆在床头柜上。现如今，它们都已变成与我们的智能手机免费绑定的“应用程序”，用指纹识别或手指轻轻一按便可瞬间启用。记得小时候，我们常将软木塞、缝衣针和磁铁拼在一起制作指南针，又或用棍子和石头搭建日晷。现如今内置于智能手机的指南针和时钟都是由微电路、电子、代码行和发光像素组成的，仿佛是小精灵用精灵粉变出来的一样。就这样，有形的机械工具消失于无形的智能程序之中，这一转变不可谓不神奇。几乎没人知道该如何调试（更不用说敢去调试）手机里的指南针。我们到底从哪里能找到它……它到底是什么？

上述每一件物品（水准器、温度计、指南针和闹钟）无不在帮助我们掌握尺度，将方位、温度、方向与时间等无形之力化作可以被感知、被认知的有形之力。量度始于感知，秩序源于混沌。探测物体表面水平与垂直的水准器（也被称作酒精水平仪，见图1）让我们获得空间定位。它的工作原理非常简单：装在有色乙醇（又称酒精）填充的玻璃管中的气泡会根据物体表面的水平度进行左右摇摆、上下浮动。当气泡不偏不倚地停留在机器刻印的标记或刻度之间时，我们便获取了物体表面或水平或垂直的具体位置。温度计的工作原理同样简单：在一个密封的小玻璃管中装入少量水银（又称作汞），由于水银对温度极其敏感，会热胀冷缩，所以一旦将小玻璃管垂直摆放，其中的水银柱便会随着温度的升高而上升，随着温度的下降而下降。印在小玻璃管上的刻度标记使温度变化的数值变得更加精准，我们由此判断今天出门是穿一件薄毛衣还是一件厚外套。水准器、温度计、指南针和闹钟以它们明确可辨的运行原理让我们觉得放心可靠。事实上，它们无一不在与看似不可控制的无形力量交互作用，并将这些力量转化成我们可以认知的内容。

随着工程师和设计师们将这些工具转化为内置于智能手机深处的应用程序（见图2），原本相对笨拙的手机一下子变成了加强版的“多功能瑞士军刀”。截至2019年，苹果手机的应用商城里拥有超过200万个应用程序。也就是说，一部智能手机可以提供200万种不同的功能配置。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这种将可知的物理世界非物质化为无限小的发光像素的技术不仅改变了我们的社会经济和物质生活，还重塑了我们的感知世界。以往我们从各类旅行社、记者甚或是站在街边或社区店铺门前的朋友那里获取的信息与服务，现在都以各种复杂的算式存在于智能手机的应用程序之中。原本以地理位置为界，实体商品与人之间真实互动的经济模式日渐被一个充斥着信息、服务、软件与人工智能的全球互联网经济取代。毫不夸张地说，我们正在与已知的世界尺度或规模渐行渐远。

每一天，不论是工作、休闲，还是刷视频、玩游戏，我们的眼睛和耳朵都长时间地沉浸在各类数字媒介的环境之中。然而事实上，我们的感官根本无从有效感知这些环境的物理特征。如果说尺度化是我们在周围环境中定位自己的一种手段，那么当我们无法触摸，不能闻到和品尝，甚至看不见事物的运转时，我们究竟在经历什么？本书就是一张扫描当下文化节点的X光片，立足于设计、技术与文化，涉及科学、政治、摄影、人类学、系统思维和商业创新等多个领域，以展示微妙的尺度或规模变化所产生的具有普遍性的扭曲效应。尺度不仅仅是衡量我们周遭事物尺寸的一种方法，更是一个无比强大的概念框架。我们创造出的各种尺度反过来也在塑造着我们，尽管我们很少注意到这一点。我们透过尺度耐人寻味的复杂性进行思考与行动，这或许是我们在动态变化的世界中蓬勃发展的最佳策略。

尺度、规模，这些名称听上去简洁易懂。然而，它们恰是那些你思虑越久便越觉得难以捉摸的概念之一。通常，我们会简单地将之理解为一种评定事物大小的方式。《剑桥词典》给出的定义是：“一组用以衡量或比较事物的数字系统。”对很多人而言，尺度或规模不过是归纳信息、搜集各类事实的一种工具。譬如，音乐家将音阶理解为顺次排列音符的一种特殊支架；城市规划者使用比例尺来区分地理亚单元；企业将规模视作评估产能或销售业绩的一种方式。由此可见，尺度、比例、规模、程度是一系列极其灵活的概念。它们既被用于精确描述物体的物理属性，诸如长短、轻重、冷热，又被用于形容一些难以准确测量的情况，比如头疼的程度或粉碎的状况。

我们借由尺度或规模来掌握无形。通过日历与时钟所标记的月份、小时、分钟和秒，我们在一个持续不断的天文或昼夜节律中自我定位。地图与指南针帮助我们在空间中确定方位。这些在我们的感知世界中早已根深蒂固、稳如磐石的测量系统让我们误以为线性的时间、日历上的日期和基本的方位自然而然地成为物质世界的一部分。事实上，它们不过是人类构建的知识体系。我们将之架构在日常经验之上，从而使我们的生活变得更有意义。

电子邮件让教授们变傻了吗？

最近，我扫描了一下自己的笔记本电脑硬盘，蓦然发现里面竟保存了超过180万份文件。我感觉自己对其中的大部分文件一无所知，也想不起来当初究竟为何保存它们。几年前我才知道什么是GB（千兆字节），而现在我的硬盘已经朝着TB（万亿字节）的方向飞速发展。我的笔记本电脑里存有数以万计的家庭照片、家庭录像、抵押贷款材料、护照申请材料、音乐文件、书稿、密码文件、标记过的电子书、体检报告、各类应用程序、操作系统以及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是什么的其他东西。这些文件数量还在不断攀升。

如此一来的一大好处是，过去20年里我的身边不再堆满杂物，我也用不着把它们堆在满是灰尘的地下室里。有序嵌套的文件图标已然取代了压缩成型的纸板箱。原本伸手可及的物质世界已化作无数个0和1组成的一系列程序与反复操作的“打开——关闭”。现在，这一切与我之间不过是指尖轻触的距离。它们不再是原子与分子的排列组合，而是可以被内置于电子设备中的共享电子与代码。这种电子设备如此轻薄，以至可以毫不费力地滑入马尼拉信封之中。出人意料或者说让人感觉自相矛盾的是，就在我的数字生活不受控制地无限膨胀之时，我的笔记本电脑的尺寸却在不可思议地逐渐缩小。几乎每换一台新的笔记本电脑都是内存越来越大，体积越来越小。多既是多，多也是少。尺度或规模显然已与我们的经验和感知完全脱节。

这些转变不仅事关技术革新，而且带来了一系列始料未及的关乎“存在”的问题。譬如，我所有的工作以及大部分的个人经历都以一种我摸不到、看不见的方式存在。这种方式让我倍感困扰，因为数字存储会瞬间丢失或崩溃。倘若如此，这对我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长久以来，我们对构成我们工作和生活的事物的尺度或规模了如指掌——看一眼，我们就知道文件柜的大小；抬起来，我们就可以估重；甚至闻一闻，就能感受到纸张历经岁月的发霉味道。然而今天，关于“我”的一切都飘浮在一个我几乎无从认知的数字以太之中。所有这些电路和电子正在以一种奇特的方式塑造着我并成为我生命历程的一部分。我不由得想：1GB究竟有多重？

一个现代的数字程序操作起来就像电子邮件一样简单。我们输入信息，点击发送键，邮件便会沿着某种管道瞬间抵达目的地——收件箱。其中的逻辑其实是违背常识的。电子邮件通过一个分组交换协议到达目的地：把要发送的电子邮件分割成多个微小的部分，分散到多个互联网服务器中，在全球范围内传输，然后在另一端重新组装。对于那些超越大多数普通人想象力的通信服务来说，这个交换协议只是相对容易理解的通信服务方式中的一个例子。这与把信息绑在鸽子腿上传输的方式大相径庭。

近期的《纪事报》（Chronicle Review）在头版头条提出了一个富有挑衅性的问题：“电子邮件让教授们变傻了吗？”1商业电子邮件服务已经推出30年了，我们仍在努力应对这一数字转型带来的影响。正如讲故事和表演随着从电影视觉尺度向电视视觉尺度的转变而改变一样，我们交流的方式也随着从传统的邮票邮件向电子邮件的转变而改变。现如今，职场人士每天收到100多封电子邮件并不罕见，这是实体邮件时代从来不会发生的事情。媒介的转变催生出了各种新的行为（过分热情的抄送、没完没了的聊天、垃圾邮件），我们现在深陷其中，以至我们必须质问它是否真的让我们变笨了。尺度或规模的转变导致了各类社会行为的连锁转变，人们逐渐意识到，这种媒介正在扼杀我们的专注力和工作能力。

如果尺度或规模的各种古怪特点只存在于笔记本电脑和台式电脑的内部运作过程中，那么我们完全可以将它们视为技术怪癖而不予理会。然而，我对笔记本电脑带来的问题所产生的困惑，只是尺度或规模的结构性转变的表征之一——我们许多人都体验过，只是大多数人没有注意这一点。更为重要的是，在比笔记本电脑存储问题和电子邮件困惑更为广阔的社会问题上，我们也会遇到这些干扰。

用纸袋还是塑料袋？

本书探索了我们在各类不可预测的系统中的位置、重塑这些系统的力量，以及我们在与它们互动时所产生的令人焦虑的不确定性。我们渴望知道自己微不足道的个体行为怎样才能带来更多的积极影响，但问题是，简单的因果思维经常被标量变化的冲击颠覆。通过人类的努力，我们推动尺度或规模的发展：我们制造出更大、更快、更结实、更细微甚或更复杂的东西。但我们也必须认识到，尺度或规模会反过来影响我们。它的行为往往难以驾驭，其影响不可估量。尺度或规模造成的这些现象会产生破坏作用，扰乱我们的自我意识，并阻碍我们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

“用纸袋还是塑料袋？”也许没有比这更能体现我们的现代困境的问题了。为了周二回家做一顿晚餐，我们会去超市采购东西。结账的时候，我们通常会遇到这个简单的问题。但这个问题往往会让我们愣在收银通道那里：一个看似无足轻重的选择却引发了一系列意想不到的问题。在那个无关紧要的时刻，我们的决定会不会导致更多的树木被砍伐、碳封存的损失、自然冷却过程的下降，以及运输成本的增加呢？这些有害的、不可再生的化石燃料产品（塑料袋）被使用过后，在垃圾填埋场分解的时间会超出我们的想象。我们的决定会不会使塑料袋的生产永久化？每个问题都会引出另一个问题，地球的命运似乎处于悬而未决的状态。倘若在一个更简单的时代，这可能只是一个出于便利或个人偏好而做出的决定，结果现在却演变成了一个在全球范围内都难以解决的道德难题。我原本以为自己找到了解决这个进退两难的问题的办法：我开始自带帆布包。哈……问题就这样解决了！直到我发现，我们购买的很多可重复使用的帆布包采用的是一种能源密集型工艺，包含危险的铅基印刷材料。这些帆布包的生产过程不仅会污染生产区域的地下水，包上含铅的印花还会渗入袋子里的食品上。2

用纸袋还是塑料袋？购买还是租赁？线下购物还是网购？坐飞机还是拨打网络电话？公立还是私立？走可持续之路还是便捷之路？快还是慢？回收还是再利用？在权衡是否将危及我们的社会、环境和未来技术方时，以上每一个日常生活中遇到的困境（相对于我们个人的生活范围，它们都是些小问题）的重要性都会大大扩展。尺度或规模的各种意外变化打乱了因果关系和我们理解事物运作机理的能力。它们重构了我们对世界的概念（心）和对世界的感知（身）之间的关系。过去能借助策略、工具、知识和周围人的帮助来解决的各类挑战，不再以完全相同的方式做出回应。不仅如此，给各类现实问题划定界限也变得难上加难。

如果我们想帮忙改善本地的公立学校，那么我们是关注教室（教材、课桌、照明、作息表、课程表）还是关注教师？考虑到许多城市中心学区的可支配资金严重不足，我们是应该从学区本身开始着手，还是从无法为这些学区提供足够资金的地方政府、州政府或国家政府这个体系着手？还是应该关注工会？或者是提供资金的税务法？但是，也许会像一些专家指出的那样，在这些社区的社会和经济前景改善之前，我们看不到经费不足的学区儿童的成绩有任何改善。还是说我们要先克服根深蒂固的系统性种族主义？又或者是改善我们的公立学校？考虑到众多的尝试已经失败，我们到底应该从哪里开始？如果我们连是否使用纸袋这个问题都解决不了，又何谈去改善我们的学校？单纯地决定从何处下手，会使诸如此类的“棘手问题”更加无法解决。比如关心此事的家长们是应该从学生、教室、学校、教学系统，还是从地方政府、州政府或国家政府的角度着手解决这个问题？每一个层面的因素和参与者似乎都会添乱。如果从教师或者政界人士的角度入手，情况会有所不同吗？

现在，一个相对狭窄领域的问题瞬间从四面八方引起反弹。原本在地方政府层面应该能够解决的问题，如今因规模和范围变得复杂。这并非什么新鲜事：几十年来，专家们一直教导我们，只有放眼全球，立足本地，才能解决此类混乱问题。但这么做的一个假设前提是，“全球化”思维必须是简单直接的。当全球化思维本身变得如此复杂而笨拙，以至每一个问题看起来都令人绝望地混乱和不可衡量时，会发生什么呢？

如果通过简单的设计、计划和行动就可以解决我们这个时代最棘手的问题，那就太好了，但我们几乎没有这方面的证据。比如，尽管数十年来人类对气候变化有了令人震惊的发现，但面对一场显而易见、迫在眉睫而又无可争议的全球气候灾难，我们几乎没有任何集体回应。同样，美国（按国内生产总值计算，美国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经济弱势社区的公立学校系统也处于上述混乱状态，以至脸书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向新泽西州的纽瓦克市（该市人口只有275 000）的公立学校系统投入1亿美元以改变这个苦难学区的现状，结果却收效甚微。3我们的政治体系内部充斥着不受监管的现金，我们的政治家已经失去了妥协的能力，更不用说就尚未解决的问题达成一致了。无论走到哪里，我们都能看到各种真实需求与失灵或崩溃系统的残骸混杂在一起：我们的公共基础设施、医疗卫生、食品系统、极端恐怖主义、刑事司法、垃圾处理……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戴维·布鲁克斯在2017年的一篇评论文章的标题中大胆宣称：“这个世纪已经破碎了”——此时人类进入21世纪还不到20年。

我们在互联网上搜索“破碎的系统”这个词条，可以发现关于全球变暖、经济发展不平衡、医疗卫生、立法程序、公共教育、刑事司法甚至大学体育的文章的链接。看起来似乎我们拥有的信息越多，我们的效率就越低。这种令人不安、不知所措的感觉让我们彻夜难眠，感觉无所适从，这是我们不适应当下语境的一种症状。在这种环境中，各种规则以我们意想不到的方式发生扭曲，而身处其中的我们则像穿着轮滑鞋站在溜冰场上一样，挣扎着向前。从多个角度观察，我们可以发现这是这个互联的世界疯狂关联的结果：当大多数事物都以某种方式与其他事物纠缠在一起时，我们几乎无法停止解开其中的绳结，更难知道从哪里下手。

那么，为什么说尺度或规模是所有这些不同困境的组成部分呢？简而言之，是因为这个世界已经变得难以驾驭……或者以新的方式变得不守规矩。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两个重要转变的结果，我称之为非物质化和纠缠。首先，非物质化是数字化过程的结果。用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的话说，通过这一过程，我们把原子变成了二进制数字，或者说把指南针变成了应用程序。它把坚硬的、有形的、可理解的东西变成了无形的、非物质的1和0以及“打开”和“关闭”选项。各类文档、文件和照片现在变成了被磁介质捕获的不可见的电脉冲，通过屏幕上无限小的像素实现可视化，而不再是我们塞在书桌抽屉或鞋盒里的发黄、折角的老古董。

这种非物质化不仅仅影响实物。同样地，各类服务也越来越趋向非物质化。例如，鉴于这种非物质化转变，银行正在重新思考其全部服务产品。就在40年前，为了体现它们的坚固、宏伟和永恒，各类银行还在大肆建造巨大的花岗岩建筑。现如今，大多数此类建筑都变成了餐厅。与此同时，银行本身（现在是跨国企业集团）正在努力寻找与“Z世代”沟通的途径。“Z世代”是一个新兴的群体，他们希望能够于指尖之上操作银行业务，只要手指一点，将电子从一个账户转移到另一个账户就行了。这是我们感官世界的一个范式转变，而我们才刚刚开始了解其影响和作用。

第二个让我们感到纠结的因素是相互联通的基础网络的兴起。这些网络已经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基础设施。因为我们的系统是如此紧密地相互联系，个体变得非常矛盾——既被赋予了独特的力量，又被无可救药地压制。假设一对年轻夫妇想在马萨诸塞州的一个中等城市申请抵押贷款。30年前，这对夫妇会去当地一家银行会见信贷主管——两人之前可能已经认识这位主管的家人，并讨论银行可以为位于稳定社区内的房产提供的利率范围。大部分（如果不是全部的话）交易将由当地环境的动态机制来决定，无论是好是坏（当然，对少数族裔来说，可能会遭遇拒绝放贷或者其他形式的面对面的、合法化的歧视）。然而，如果这一场景转换到2008年，情况就会变得截然不同。首先，这对夫妇可能只需在网上申请抵押贷款，不需要面见经纪人（这位经纪人可能位于几个大洲之外的一个呼叫中心）。他们的抵押贷款批复可能会与数百种其他抵押贷款捆绑在一起，形成一种被称为“抵押担保债券”的复杂的金融工具。然后，这种抵押担保债券将被出售给全球市场上那些希望获得更多收益的投资者。这笔抵押贷款的稳定性最终可能会受到希腊、中国乃至全球几乎所有其他地方经济决策的影响。一旦这一体系瓦解，正如在2008年那样，人们的资产价值就会低于他们未偿债务的价值，在这种情况下，即便你的女儿与银行行长的女儿在同一个足球队里踢球也于事无补，因为你和银行行长都很难左右大局。2008年后，许多按揭贷款的房主都“溺水”（房屋贷款业内常用的一个词，指房屋抵押贷款的价值高于房子的价值），湮没在复杂的网络世界中，莫名其妙地被数千英里外某个国家的行为者的决定左右。

或者再想一下计算机黑客，他凭一人之力便可使一家大型国际银行瘫痪。仅仅在一代人之前，人们还完全难以想象仅凭一己之力便可以侵入银行或金融服务公司这样的大型企业，或者至少这种情况只有在好莱坞电影中才能出现。而现在，这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事了。个人和小型网络犯罪团伙正在轻而易举地侵入全球跨国公司（如索尼）和“难以渗透的”国家组织（如五角大楼），在它们的服务器上乱搞一通，破坏它们的信息架构，或者窃取它们的“安全”数据并在暗网（相当于数字世界的黑市）上出售。建立在19世纪和20世纪陈旧的物理基础设施上的网络化数字通信基础设施，催生了一种可怕的杂合体，使我们陷入深渊。面对这种杂合状况，我们时而感到无所不能，时而感到不知所措。一个广阔而耀眼的世界就在我们的指尖上。在这个精准时刻，我们的鼻子紧贴着电脑屏幕的玻璃，我们的指尖只能通过敲打键盘和虚拟的手势（捏合和缩放、双击、四指滑动）来感知它的存在。

如果说第一个令人眼花缭乱的转变是我们的各类产品、流程和服务的数字化、非物质化，那么第二个转变则反映在我们已经建立的庞大的互联基础架构上。以前我们建造农场、公路和运输管道。今天，我们正在建设服务器农场、信息高速公路和数据运输管道。这就好像我们要去播种、培育和收获信息传递（也许我们早就这么做了），而不是生命系统。我们被困在不稳定的边缘地带，游荡在实体和数字之间。这种夹在两个世界（每个世界都有自身的规则和逻辑）之间的情感状态，被艺术家阿拉姆·巴托尔在其作品《地图》中巧妙地捕捉到了（见图3）。

在这个设计中，巴托尔逆转了我们遇到的大多数变化的方向：把数字物质化。他在现实的都市、城镇和公共空间安装20英尺高的谷歌地图指针图标——数字地图中的那个像素20、红色泪珠形的定位标志。巴托尔的装置提醒我们，我们穿越的空间既是物理的，也是数字的，将两者完全分开非常困难。

各类虚拟现实、增强现实和混合现实的技术只会强化这种空间交错。我们现在似乎存在于物理世界和数字世界之间，或者说真实世界和数字世界之间的透明薄膜上。可以说，通过将对数字的真实阐释叠加在我们的真实世界之上，巴托尔颠覆了我们的预期，扭曲了我们的概念边界，揭示了我们正在建立的这个杂合世界带来的陌生感。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使得我们与尺度或规模之间的这种不自在关系令人不安且会产生共鸣的原因在于，无论我们是否意识到，我们确实一直在依赖尺度或规模思考问题：衡量做一杯鸡尾酒所要用到的各种成分，判断能否举起一个小孩，在高速公路上开车时观察限速指示牌，挑选一双合脚的鞋子，诸如此类的行为都属于标量判断。然而，尺度或规模也可以是一种通过小与大的关系或表征（或模型）与被表征的关系进行思考的手段。比如在建筑行业中，建筑师会使用比例模型组装、检查、分析以及检验空间和材料。按照实际大小建造所需的成本高得令人望而却步，所以建筑师要建造一个体积小一些、比例精准的版本来代替全尺寸模型。商业模型也是利用较少数据搭建的一种架构，用来描述业务概况或业务前景。从这个意义上说，比例模型是一种模拟形态：尽管用到的感观数据有所减少，但它们映照出了真实的事物。

如此看来，运用尺度或规模思考实际上就是一种从小到大、从简到繁、从偏到全的推理过程。我们将完全实现的事物本身具有的属性投射到模型中，反之亦然。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从少数个人的行为中推导出文化层面的行为模式和意义时，即从对局部的分析中得出整个文化属性，这个过程中他们不也是在用尺度或规模思考吗？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尺度或规模贯穿在我们的整个思维过程中，尽管我们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为了弄清影响我们日常生活的各种令人困惑的力量，我们需要深入探究尺度或规模的概念。为了让读者更好地理解它，并学会如何更有效地驾驭它，本书分为两个部分。前半部分（前四章）更多的是逸事和分析，涵盖了各种各样的尺度或规模现象，这样我们既可以更好地理解尺度或规模是如何发挥作用的，也可以更好地理解它是如何变化的。首先，我们从测量和定量思维的危害开始谈起。在这部分，我们思考了人类及其在科技创造的新环境中奋力成长的过程。我们探讨了人类认识尺度或规模的方式，以及尺度或规模给我们带来的感觉。其次，我们从数字转到了系统。正如系统论大师德内拉·梅多斯所说的那样，如果不使用系统思维，并认识到尺度或规模的变化会引发意想不到的系统性行为，我们就不可能理解现如今自己与各类事物的尺度或规模之间的这种堂吉诃德式的关系。最后，我们揭示了通信网络是如何创造条件，从而颠覆我们对因果关系的理解的。微不足道的行动和行为主体似乎能产生巨大的影响，我们改善周围系统的集体意愿经常会无疾而终。

本书的前半部分帮助我们理解尺度或规模内部的那些令人惊讶的行为，后半部分则概述了更有效地应对这一不可能的现实的策略方法。换句话说，我们必须先了解我们所处的境遇，然后方可思虑纠正之法。在我们更好地理解了尺度或规模的复杂性之后，有什么针对性的方法或者“针灸穴位”会起作用吗？在本书的后半部分，我介绍了四种策略：给无形赋予形式、标量框架、搭建脚手架和拥抱复杂性。总的来说，承认我们之间的不稳定关系，同时从尺度或规模的角度思考问题而不是与之相抗衡，这些都是我们向前迈出积极步伐的方式。这些认识将会在商业、管理、政策、设计、社会创新和任何其他领域发挥作用，这些领域都面临着复杂的系统性变化，并感受到以新的方式开展工作所带来的压力。虽然这个困扰我们时代的“棘手问题”不可能轻而易举就得出答案，但当其他方法似乎不起作用时，还有一些框架（面对不确定性的行动模式）可供我们选择。

尺度或规模可以在意想不到的地方瞬间显示出它的影响。本书的主要目标是简洁明了地揭示尺度或规模及其影响。为了更清楚地看到这一点，我把不同的东西放在同一个框架中，进而揭示出其中不太可能的相似之处、意想不到的共鸣和出乎意料的机会。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在他的人文科学考古学名著《词与物》一书的前言部分讨论的正是这种情况。为了说明这一点，福柯引用了阿根廷作家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的一个小说片段。在这部小说中，博尔赫斯将理性和科学扭曲到了极限：从他创造的各类罅隙和裂缝中渗透出各种离奇的想法与令人迷乱的困境。博尔赫斯的小说包罗万象而又神秘俏皮，徘徊在知识和毁灭之间那不可思议的空谷之中。在福柯的作品中，他试图说明西方思想的范畴本身是人为的——它们是权力变为知识的方式的外在表现。该书一开篇，福柯就极力想找到一种方式来告诉读者这些思想范畴的奇怪而又带有欺骗性的持久存在。他引用了博尔赫斯的一段现在已经成为传奇的话来论证这些看似永久的范畴的虚幻性。

此书的写作灵感来源于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的一段话，源于我阅读过程中发出的笑声。这种笑声动摇了我的思想（我们的思想）所有熟悉的东西，这种思想具有我们的时代特征和地理特征。这种笑声动摇了我们习惯于用来控制种种事物的所有秩序井然的表面和所有的平面，并且将长时间地动摇并让我们担忧我们关于同与异的上千年的做法。这个段落引用了“某部百科全书”的内容，这部百科全书中写道：“动物可划分为：（1）属皇帝所有的，（2）尸体经防腐处理的；（3）驯顺的；（4）乳猪；（5）塞壬（人首鱼身的海妖）；（6）传说中的；（7）流浪狗；（8）包括在目前分类中的；（9）发疯似的烦躁不安的；（10）数不清的；（11）用精致的驼毛笔画出来的；（12）刚刚打破水罐的；（13）远看像苍蝇的；（14）其他。”在这个令人惊奇的分类中，我们突然间理解的东西，通过寓言被证明是另一种思想体系所具有的异乎寻常的魅力的东西，就是我们自己的思想的限度，我们完全不可能那样思考。4

本书把下列事物放入了同一个框架：水准器和花园地精，量子力学和环形交叉路口，Linux操作系统和宜家家居的产品目录，野猪和北约的阿富汗计划，大数据和小蚂蚁。尺度或规模从不墨守成规，我们的生活也总是不按常规出牌——尺度或规模促成了这一点。我希望读者看完本书之后，即便没有别的收获，也会认识到自己思想的局限，或者至少变得有可能“那样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