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地图上的地缘战争
宁死不屈的地理

20世纪90年代波黑战争后，人们才认识到自由主义的局限性并重新建立对地图的尊重。冷战结束后，人们逐渐丧失地理意识，似乎理想主义的时代已经开始，但在“9·11”之后的10年里，一系列灾难性的事件将这种幻想击得粉碎。

巴尔干半岛自古以来就是一触即发的“火药桶”，根源何在？中欧作为“宽容忍让”和“高度文明”的理想地标，在新的大国博弈中能否幸存下来？德国的地理位置又是怎样决定其钟摆方向的？海湾战争中，眼看就要活捉萨达姆，老布什为何却下令停止进攻巴格达？

西方国家对米洛舍维奇等独裁者的“绥靖政策”一时间使得“慕尼黑阴谋”的类比甚嚣尘上，地理的报复在无形中开始上演了……

要重拾我们的地理意识，必须先在最近的历史坐标中找准一个时间点，搞清我们在何时彻底失去了它，以及为什么会失去它，并阐明那将如何影响我们对世界的判断。

当然，这种地理意识的丧失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倘若要我指出这个时间段，我想大约就是柏林墙倒塌后的那段日子。一条人为边界的倒塌，本应让我们对地理和地图更加肃然起敬，以便提前考虑德国版图的变化可能会对相邻的巴尔干和中东地区带来什么影响，但恰恰相反，我们却从那时开始盲目自大起来，完全无视那些真正的地理障碍仍然虎视眈眈地横亘在我们面前，使我们渐行渐远。

德国境内一道人为边界的拆除，仿佛突然成了一个划时代的标志，这让我们认定：人类所有的分歧将从此烟消云散；民主既然能将东欧收于麾下，也必将征服非洲和中东；“全球化”这个风靡一时的流行概念，不仅是人类历史和文化发展的一个阶段，更一跃成为历史的道德方向和国际安全体系。想想看，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刚刚被打破，美国和西欧的国内安全就被视为理所当然，太平盛世的假象统领了一切。

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司前副主任弗朗西斯·福山，预见性地捕捉到了这种新的“时代精神”。他在柏林墙倒塌前几个月发表了一篇题为《历史的终结》的文章，宣称世界各地战争和动乱有增无减，黑格尔哲学意义上的历史（即自由民主制将成为所有国家政府的唯一形式。）至此宣告终结，因为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取得了胜利，有关政治制度的争论就此结束。

其实，这只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想象塑造世界，有时甚至是通过出动美国军队来实现的。在20世纪90年代，这样做几乎没有遭到任何惩罚。这是一个信仰倒错的时代，是冷战后的第一轮知识辩论周期。在这个时代，“现实主义”和“实用主义”被视为无稽之谈。比如，在一些地方，传统和狭义的“国家利益”本来就被定义得似是而非，却硬要对其进行人道主义干预。你最好加入新保守主义派，或当一名自由派国际主义者，整天想着如何在巴尔干地区阻止“种族灭绝”，因为这是当时“聪明的好人”该做的事。

在美国，类似的理想主义大迸发并非史无前例。第一次世界大战胜利之际，以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命名的“威尔逊主义”(1)风行一时，后来人们才发现，威尔逊的想法很少考虑美国及其欧洲盟国的真正目标，更没有考虑到巴尔干地区和近东地区的现实。20世纪20年代在这些地方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表明民主和自由已在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得到推行，同时也意味着，在这古老苏丹王朝的某个地区，狭隘民族意识正在悄然觉醒。

冷战胜利后西方出现的现象，与“威尔逊主义”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许多人认为，只要高举“民主”和“自由市场”的旗帜，自由和繁荣就会随之到来。有人甚至建议，非洲也可以成为民主革命的前沿，全然不顾这里是最贫穷、最不稳定的大陆，更糟糕的是，这里有世界上为数最多的人为划定的、不合逻辑的边界。在欧洲的心脏地带，苏联解体了；相隔近万里，隔着大海和沙漠，仅仅因为电视上连篇累牍的报道，这一事件就对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也有了最高的指导意义。然而，正如两次世界大战后的情形一样，我们在冷战中取得了胜利，却并没有得到预想中的民主和全球和平。下一步，为生存而开展的斗争更为艰难，邪恶会戴上新的面具。

非洲各地的确开始显现出民主的迹象，以及更好的政府。不过，斗争必然是漫长而曲折的，无政府状态、叛乱、极端邪恶势力（如卢旺达的情况）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还会重新抬头，非洲还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走过对欧美地区来说刻骨铭心的这段旅程：从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倒塌，到2001年9月11日五角大楼和世界贸易中心遭恐怖主义袭击。在这12年间，随处发生的大屠杀和姗姗来迟的人道主义干预，激怒了理想主义知识分子；而这些干预措施的最终成功，把理想主义必胜信念提到了新的高度。

事实证明，这种信念在“9·11”事件之后的10年里，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在这期间，曾在20世纪90年代影响过巴尔干地区和非洲的地理因素，同样破坏了美国在近东地区的“良好意愿”。从波斯尼亚到巴格达，从古老的土耳其帝国西部最发达的巴尔干部分到东部最不发达的美索不达米亚部分，从有限的空中和地面打击行动，到大规模地面步兵入侵，这一过程将公开暴露自由主义普遍论的局限性，并重新承认对地图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