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地理的视角去理解中国的大国关系

就国家关系而言，中国与美国、俄罗斯、东亚（日本、朝鲜、韩国）和印度的关系非常突出。

美国是中国最大的市场，中美之间在改革开放40年间的经贸人文技术往来是空前的。中国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后，有关中美之间是否将互为对手的“修昔底德陷阱”（挑战者与在位者必有一战）的讨论就变得越来越多。

美国的现实主义专家米尔雪默（Mearsheimer）说，中国将成为美国的主要军事对手。卡普兰认为，美国必须在欧亚成为平衡的力量，同时成为北美一体化的核心。从这一角度去理解奥巴马对亚洲的再平衡战略就更有深意。特朗普的贸易战是不是从美国地缘政治的核心利益出发，值得商榷，但是他的政策加剧了中美冲突的风险，体现了美国对中国的怀疑和对中国崛起的担心，却是不争的事实。

“修昔底德陷阱”也好，“美式和平”（Pax Americana，意思是美国武力独大所主导的全球化带来的和平，与当年罗马帝国时罗马带来的和平类似）也罢，中美关系的确应该从老大帝国与崛起中的挑战者这一视角来观察。

卡普兰就希望从罗马帝国的盛衰中找出美国霸权保持长期强盛的办法。他认为里根时代与罗马帝国早期类似。古时罗马拥有强大的机动的常备军，帝国边疆各省有向心力，对罗马常备军既敬仰又害怕。罗马并不需要出兵去占领各省就能维持帝国的统治，纠纷通过外交而不是军力解决。里根时代也是如此，全世界都知道美军的军力强大，美国不需要发动任何的军事冒险。

小布什时代把美国拉入了伊拉克和阿富汗这两场战争之中，与此同时全球化也让更多国家可以联合起来。很多周边国家支持美国，也有国家因为不认同美国价值观而联合起来抗拒美国。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在《文明的冲突》（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中提出，全球化的确促进了全球的一体化，但是在另一层面也强化了文明的冲突。

卡普兰认为，罗马最终的衰落是因为它并没有做好放弃霸权的准备。美国如果要学习罗马的话，就应该及早“以退为进”，一方面需要在自己的后院帮助发展南方毗邻的墨西哥，另一方面需要在全球层面更多地合纵连横而不是做四处灭火的国际警察。

了解到这一点，我们就要做好知己知彼的准备。我们要能以静制动，预判并影响到对手的行为。

中俄关系很重要，因为俄罗斯是中国从西北到东北的最大邻国。

理解俄罗斯，首先要理解它缺乏安全感的地理、从扩张中谋求安全的历史和依赖大宗商品的经济现实。

俄罗斯没有明显的地理边界，也就是缺乏可以保护它的地理屏障，所以它长久以来为了谋求生存，必须保持扩张的姿态，西向欧洲，南向高加索、阿富汗、印度洋（寻求暖洋港口），东向西伯利亚推进。

同样西伯利亚严酷的地理环境和丰沛的资源也塑造了俄罗斯的历史。17世纪俄罗斯崛起与乌拉尔山的铁矿石有关，因为进入火器时代，大炮与毛瑟枪都需要铁；20世纪西伯利亚石油和天然气的发现让俄罗斯成为全球主要的产油国和产气国之一。俄罗斯能否保持它的影响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全球油价的波动状况。

中俄关系有两个点值得观察。

首先是中亚。中亚的苏联加盟共和国在苏联解体之后对俄罗斯的向心力很强，年轻人也都愿意到俄罗斯工作。现在，中国市场对中亚的吸引力已经开始超过俄罗斯，无论是中国对中亚油气资源的需求不断增长，还是中国对中亚基础设施的投资，都意味着中国与俄罗斯需要共同协商两者在中亚地区的合作关系。

其次是远东。西伯利亚是俄罗斯的软肋。西伯利亚的面积两倍于欧洲，却只有670多万人，未来甚至可能下降到只有450多万人。国境以南，中国东北有1亿多人，与西伯利亚地区相比，人口密度是6∶1。如此不平衡的人口和经济，必然会产生不稳定的张力。因此，西伯利亚的投资和移民开发将使我国与俄罗斯的关系受到考验。

卡普兰在书中预言，俄罗斯如果向远东倾斜，符拉迪沃斯托克（原名海参崴）可以成为东北亚的中心。如果日本海沿岸的日本、统一的朝鲜半岛、中国东北地区和西伯利亚地区可以成为开放自由区，那么东北亚将成为俄罗斯全球经济的一极。

这是非常宏大的设想，却仍然要从历史地理的现实去考察，也牵涉到中国的第三组重要的大国关系：中国和东亚的关系。

中日和中韩在改革开放40年间的经贸人文往来日益密切。现在日本和韩国的发展模式都是延续日本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外向型经济的模式，产业链的发展把中日韩的产业和市场紧密结合起来，这是中国和东亚关系的经济支柱。

从这一点出发，再去观察卡普兰所提出的东北亚开放自由区，会发现中国将是最大的受益者。但解决东北亚问题的钥匙在朝鲜半岛。

地图上总会人为划分出一些边界，分割朝韩的三八线非军事区就是其中一例。文化和地理的影响力总会推动两国的统一。

朝鲜半岛统一对中国总体而言有利，美军再也没有了在韩国驻军的理由。统一的朝鲜半岛虽然会对强邻产生疑惧，但是它惧怕日本比中国要多，因为历史上日本对朝鲜半岛的伤害太深。相反，中韩已经互为对方非常重要的贸易国，统一的朝鲜半岛只会增强这种贸易的纽带。

中日关系同样需要重新审视。日本大幅开放对华旅游签证以来，中国前往日本旅游的人数逐年上升，2018年已经突破800万人。日本一下子吸引了这么多中国人，其中既有经济原因也有文化原因。

同样从历史地理的视角来看，日本仍然有许多值得中国借鉴的地方，如何处理老龄化和少子化就是一例。在中美大国博弈之际，重新思考中日关系，需要新思维。

最后一组关系是中印关系。

卡普兰在书中预言，全球未来的大国关系首先要看美国、中国和印度这三个国家。他也断言十几亿人口的印度，是插在中国宏大影响力范围内“生硬的地理楔子”。

但是与紧张的印巴关系不同，中印之间虽然有竞争，但是这种竞争更抽象，它更多的是一种面向未来的竞争。卡普兰也承认，高耸的喜马拉雅山脉在历史上让中印之间几乎隔绝，直到现代化战争的导弹射程越来越远，才缩短了两国之间的距离。但两国之间的竞争并没有多少历史的因素，而且中印历史上的交流为我们留下了美谈——从印度东来的佛教，对中国的历史文化影响是深远的。

所以理解中印关系，还是要回到印度的历史地理中去。印度如果要成为全球大国，必须把自己影响力的投射范围，向东扩展到孟加拉，向西扩展到阿富汗，向北扩展到尼泊尔，向南直下印度洋。这种投射范围，与中国影响力的投射范围必然交叉。如何处理好这种交叉，是中印关系的关键，也是中国未来发展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