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狱致全体同志书[80]

赣东北,闽北,皖赣,皖南各负责同志并转全体同志:

亲爱的同志们!关于我们这次失败的原因、经过,以及我们入狱的愧悔交集,在别的文件上已经说明了,不再赘述。现向同志们贡献的有下列意见:

(一)我在狱中细思赣东北苏区的发展与红军的胜利,所以落后于中央苏区和川陕苏区的原因,实不能不归咎于右倾保守主义。在一九三一、一九三二、一九三三,三个整个年中,赣东北苏区的环境是相当的顺利,极有利于大发展。然而这三年中,不但没有发展,且缩小了一部分。红军的胜利,也极不够。其原因,就是党的领导存在着右倾保守主义的错误。对于白区工作,没有予以极大的注意,没有遣派得力干部,没有严厉揭发白区工作的右倾错误与加紧指导和督促。红军则尽在苏区作战,没有大胆到白区去进行极大战争(红十军第二次进闽北,是冲破保守主义而在白区进行较大战争,就得了很大的胜利),自然损失了不少伟大胜利的机会。而各县独立营和游击队,多是晚出早归,不能在白区进行多时间的游击战。当时苏区周围的白区,是异常空虚,群众是异常地要求革命,而我们目光只看到苏区以内,极端缺乏向外积极发展的精神,较之一九二八至 二九年的进取精神,都有逊色。宏义[81]同志到赣东北后,对于右的富农路线、“左”的立三路线以及其他政治上错误的观点,都给了正确的纠正,但对于保守主义不但未有揭发,而且不自觉地多方掩护自己的与党内一般同志的保守主义的观点,使他在党内成为对外发展的阻碍。在一九三一年末,红十军领导者的右倾,已经十分明显,当时省委给其纠正,也极不够。中央几次批评赣东北党右倾错误的指示信,都没有虚心地接受和讨论,这不能不是党的重大损失(宏义同志压制党内自我批评错误,过去是很明显的)。中央一九三三年七月的指示信到后(十一月才接到),党内才开始了反右倾保守主义的斗争。皖赣皖南新苏的创造与游击战争的开展,明显的是赣东北党执行了中央指示信的结果。一九三四年,正当着敌人五次围剿,苏区周围的封锁线渐次造成,给对外发展不少的困难。回思一九三四年前三年,确实深感着那时错失了许多有利发展的机会。就是这次红十军的失利,固然主要是我们领导上的错误和无能,但是进一步追问,则保守主义且是这次失败的远〔原〕因。因过去对皖南工作的忽视,以致红十军在皖南行动,没有得到当地党和群众有力的帮助,不能得到一个整天的休息(当然主要没有取得战争的胜利),因而折回苏区,受到失败。故我希望同志们谨记取过去血的经验及教训,时时注意加紧反右倾保守主义的斗争,积极向外发展,积极扩大和加强红军,积极扩大进行游击战争,用尽一切力量创造起新苏区。在中国革命形势更加发展的将来,将成为夺取京、沪、杭中心城市的红军根据地,意义是非常伟大的。

(二)关于红军工作,我觉得过去赣东北的党是注意不够。对于创造铁的红军任务的重要性,还有认识不够的地方。因而党的力量分配,红军方面之比重,是嫌轻了一点,与中央对于红军干部的提选和分配比较起来,可以说我们没有照着中央一样做的。举例来说,红军第五分校,是赣东北创造红军干部唯一的机关,而省委负责同志,简直没有人去担任功课,就是每星期日,也没有人去讲演。这种忽视培养红军干部的错误,也是红军发展落后的一大原因。关于红军政治工作,我们过去做得不够。红七军因过去政治工作也做得不很好,特别是政治工作人员与战斗员有时有隔膜,并且有时态度不亲爱和缺乏耐性,因此,在皖南行动时,我曾向刘英和乐少华同志建议,要严格检察自己政治工作方法优点和缺点,积极发扬其优点,改正其缺点。特别在白区长期作战过程中,战斗员的疲乏与个别的悲观失望是不可免的,必须有刻苦的耐劳的政治工作,以提高其勇气及胜利信心(但必须注意对形势严重性的估计不足)。坚决反对没有时间进行工作的观点,要有废餐忘寝的工作精神去做。这次在皖南行动,我们固不能说是不疲劳,然而领导者(是要由我负责)没有及时打击“没有时间进行工作”的观点。我与全军军政人员大家缺乏拼死命的工作精神,去利用行军休息一分一刻钟时间进行政治工作,加紧战斗员的教育和鼓动,甚至有一时期,军中党的工作陷于停顿状态,这是多么严重的一个错误呵!此外赣东北的谍报工作,始终没有很好地建立起来。这对于红军的胜利,可说是极大的损失!同志们!过去我们若能有很好的谍报工作,我红十军要打多少伟大胜利的仗呵!只要想起敌人第九师百余只运械船之未被全截到(那次运械船,若截到则红军发展将有另一种形势)与去年五五,五六,浙保卫师未予以及时打击,至今尚甚痛心。所以我希望同志们:

一、以后要分配最好的力量去作〔做〕红军工作;在国内战争中,党的中心任务是组织锻炼铁的红军,取得战争胜利!

二、对红军干部的培养,党要十分用力!

三、所有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加紧学习军事知识,学习战略战术,同时要大胆地到前线领导战争,绝对不能让一个领导者成为一个军事的门外汉。

四、各地党部(只要领导红军的)都要设法购置或收缴无线电机,用极大力量打入敌人的机关中侦察消息,建立健全的谍报工作。

(三)赣东北群众工作,我认为在全国苏区中不是落后的,而且有许多地方可为模范,可为其他苏区取效的。即此次主力红军西征,江西福建苏区的群众,就不及赣东北群众斗争的坚持;赣东北群众革命的忠诚,对革命领导同志的爱护与在斗争中的刻苦和顽强,都是值得赞美的。这次敌人对我谈话,认为赣东北群众“匪化”(?)深受共产党的麻醉,无法收拾。这并不是赣东北群众有什么特殊性,主要的是由于党的群众工作之深入和刻苦。这种群众工作作风,应予以不断地发扬和发展。我希望同志们更加深入群众,与群众打成一片,十分艰苦耐劳地教育群众,坚决地站在群众前面,领导群众斗争!

(四)赣东北肃反工作,固然获得了胜利,但其中严重的错误,却也不少。在一九三二年的肃反斗争中,很明显的我们是犯了“肃反中心论,肃反扩大论的简单化”的错误。同时,是当时我们未免过分赞扬自己的成绩,不愿意也不敢去检查一下自己的错误,一直到去年,在赣东北党的文件上,还没有明白承认过去肃反中的错误。当时若有附带地责备到一些,我坚决地向同志们说,在这几年的肃反运动中,特别在一九三二年,我们确实是错处分了一部分人,错捉了一部分人。赣东北有没有隐藏反革命分子呢?无疑义是有的,但没有那么多。有没有反革命的组织呢?无疑义的是有的,但没有那么庞大。这是因为党和苏维埃的政治力量和威信与工农群众的觉悟和组织,都要寒反革命派之胆,而阻止和阻碍其发展(如弋阳反革命之组织只发展了三人),没有党、团或苏维埃中下级干部,会轻易加入反革命组织的。因为我们保卫局工作之不十分健全,真的反革命派,确有些漏网(如闽北);同时,有一部分革命同志,确有过无辜受祸的。我屡次向同志们说,过去肃反工作有错误,致有同志疑我对肃反不坚决或缺乏阶级警觉性。实际上,我痛恨反革命派极为深刻。同时,我时常和我共同工作的同志们注意肃反,就在今天,我们不能丝毫放松肃反工作,而且要依着形势的发展而更加紧肃反工作,对反革命是要采取最严厉最断然的手段的;我们反对的,只是过分夸大反革命的力量,蔑视党和苏维埃政治力量和威信,对同志之不信任和多怀疑,易下判断以及不去努力收集确证;这些都是要不得的。肃反的错误,会造成群众间的恐慌与干部的消极和不安。同时也在不自觉中损失了工作干部,我想我们在这方面无形损失,也是不小的。错放一个反革命分子与错处分一个革命同志,其损害党和革命利益是同样的。

(五)赣东北白军士兵运动的成绩是极端不够的。红军胜利不够,固然影响到兵运成绩,但主要的,还是过低估计了白军士兵革命的积极性,与过分估计白军组织中的白色恐怖,结果只能在外面宣传,而很少派得力同志到内部活动。实际上,以我这次的经验来说,白军士兵生活之痛苦,是已到极点。因“刮”民党的财政破产,对士兵的薪饷一再扣减。例如军法处看守所的卫兵,是江西保安队第二团之一连士兵,每天要站八小时的岗,一个月连伙食房子只得两元大洋,每站一小时的岗,只得两个半铜圆,南昌生活程度如是之高,这一月两元,到底拿来买鞋还是买香烟?!所以士兵都心怀不满,口出怨言,开小差的,差不多天天都有。在前线作战的军队生活更苦,尤其是在作战外,还要修路造碉堡,这里面只要有人打进去稍做活动,就可以激成兵变和起义。可惜我们竟无人打入,坐令士兵们的不满,只能向着开小差的一条路上走。再则白军士兵亦极易接近。如我虽是一个重囚,找他们谈话时,他们都很和蔼可亲地来和我谈,自生活问题谈到革命问题。他们之中很多被红军俘虏过,到过苏区,都众口同辞地说,苏区好,红军好,很容易结成朋友。我向同志们建议:

一、要训练一批得力同志到白军内当兵,从内部进行活动最为有力。到白军去当兵的同志,一定要经过充分的训练。

二、组织白军驻地能接近白军的群众,使其进行兵运。例如筑有碉堡的地方,只要有可靠群众,其守兵是不难运动的。只有运动守兵使其哗变,才能粉碎敌人碉堡政策,以恢复苏区。

三、对于白军俘虏以后,还要十分优待,加紧教育他们,并与他们发生一种友谊的或带封建性组织的关系,使他们出来不致忘掉苏区。这次我们更感觉到优待俘虏工作之极端重要性。

四、拖枪来归者须给钱,并加以训练,除留用外,须派出来进行兵运,此项工作做得好,兵运极易收效。总之,要严格与不做兵运工作或以兵运工作做不出什么成绩的观点做斗争。同时,对于俘虏兵须大胆留用,不要怕惧,只要政治工作做得好与待遇适当,俘虏兵决不致有损害于红军。要打破过去对俘虏兵机会主义过低的估计与畏怕心!

(六)怕做城市工作与城市工作之无成绩,恐怕是赣东北党最显著的弱点了。有些同志对于城市的白色恐怖过分估计,好像敌人是千耳千眼,不但不能活动,且不可一日居住,这完全是错误的。只要这个同志有相当城市生活的经验,找到适当的职业以为掩护,有相当够用的经费,加上同志的刻苦工作和注意秘密工作的技术,城市工作的成绩是可预期获得的。无论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士兵运动,学生运动都可以做出成绩来。现在到处人心惶惶,除一部分特别反动的地主资本家和法西斯匪徒外,谁会留恋于万恶的“刮”民党统治,谁不心怀愤恨和激怒,不过因无人领导,表面上是归于沉寂而已。我希望同志们火速训练一批城市工作人员出来。选择一部分斗争较久、有工作能力的干部,给以充分训练,派去城市工作,并经常予以指导和检查,必能获效。严格与忽视城市工作的倾向做斗争!

(七)训练干部的工作,是更加重要。过去赣东北所办的党校,成绩较小。主要原因,我认为由于理论与实际之不相联系的教授方法,有很多缺点;而校中负责人,又多是兼职,不能专心于校中的教育工作。教员钟点到了上课,下课就走了。对于校内的思想斗争,理论和实际工作的讨论,少有得力同志去参加指导。我提议:

一、在目前环境之下,想安稳办党校是不可能,只能开少数人短期训练班或各种会议进行教育工作。将目前发生各种实际问题拿来与党的理论,党的决议联系起来说明和解释,这样来提高同志的能力。

二、多注意日常实际问题的解决方法,应多解释和指导,以增长他们工作能力及斗争经验。

三、更加广泛深入地开展党内思想斗争和政治教育,积极提高党内同志政治理论的水平线。

四、我诚恳地盼望同志十分努力训练出一千个新的工农干部,以填补我们这次失利的损失。

(八)在敌人造碉堡推进苏区环境之下,又加我们这次失利的环境影响,斗争条件将更加艰苦,不亚于一九二八至二九年时候。但我坚决相信,久经战斗的你们,以及在你们领导之下的各地同志,定能胜任这艰苦战斗任务的,并能在百折不挠的战斗中,终于要战胜敌人的!我希望同志们在这革命大转变的关键,大家都要咬紧牙关,不怕困难,不怕危险,不怕劳苦,发扬布尔塞维克最高的积极性、顽强性、坚持性,务要完全消灭敌人,为被日寇和法西斯“刮”民党屠杀的同志们复仇,为争得全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而奋斗。

同志们!亲爱的同志们!我是不能再与你们共同奋斗了,我是如何的惭愧着和难过呵!我上面所说的意见,都是我最近感触到,当然里面免不了有错误。说错了请你们批评,说对了的,请你们执行。我们虽囚狱中,但我们的脑中,仍是不断地思念着同志们的奋斗精神,总祈祷着你们的胜利和成功!我直到现在,革命热诚仍和从前一样。我正在进行越狱的活动。我想,我若能越狱出来,我将用我最高的努力去创造新苏区和新红军,以恢复这次损失!同志们!越狱恐难可能(主要的是无外援),那时只有慷慨地就死了!我不能完成的工作责任,只有加重到同志们的肩头上了!同志们!十分亲爱的同志们!永别了!请你们努力吧!我这次最感痛苦的,就是失却了为党努力的机会。你们要认识:你们能够为党工作,为党斗争,那是十分宝贵的。我与刘、王、曹[82]同志等都是敌人刀口下的人了,是再也想不到为党拼命工作的机会了。这是无可奈何的!我能丢弃一切,惟革命事业,却耿耿在怀,不能丢却!同志们:十分亲爱的同志们!请你们经常记起你们多年在一起奋斗的战友们之惨死,提起奋勇的精神,将死敌的日本帝国主义赶快赶走吧,将万恶的国民党统治赶快推翻吧!谨向你们及你们领导下的红军和工农群众致以热烈的革命敬礼!!

是你们诚挚的战友

于一九三五年四月二十〔日〕写成

六月十九日密写


[80]     这是首批从狱中传出并成功地送到党组织的文稿之一,1936年1月此文和《我们临死以前的话》等,并同他人撰写的相关纪念文章集结,以《民族英雄方志敏》为书名,由《救国时报》社油印出版。

[81]  宏义,即曾洪易(1904—1951),江西万安县人。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7月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到赣东北苏区,极力推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路线,给苏区造成巨大灾难。1934年底在国民党第五次“围剿”的严重局势下悲观动摇,潜逃上海。1935年5月叛变投敌。1951年10月被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军法处以叛徒、反革命罪判处死刑。但在行刑批复下达前,于11月9日病死狱中。

[82]  刘、王、曹,即刘畴西、王如痴、曹仰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