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为什么制度规则与社会伦理有关？

第一，制度规则的建立目的和伦理有关：它是为了什么而立？它欲约束并规制的东西，是否符合公共利益，还是只符合少数人的排他利益？比如，医院设置的各项仪器诊断程序，是为了确诊病情，还是为了获取更多的收入？

第二，制度规则是社会伦理的固定形式，可以使之记忆并代际传递。比如孝道需要通过家庭养老制度延续，而无法仅仅通过个人品德延续。人际信用道德也是如此，信用水平较高的社会都有控制信用的制度规则，比如信用档案制度，原理是利用人们的理性自利，通过勾连其过往行为和未来利益的方法，促进人们为了自己的未来利益，而对当前行为的自我约束。这等于影响了人们的预期判断，用让·梯若尔（Jean Tirole）的说法，就是运用“激励相容”的机制，来消除非道德行为——欺骗、失信、逃税、卸责——的动机。制度的设置让道德行为未来获益，不道德行为未来受损，如果不是这样，社会伦理就难以保存下来。

第三，制度规则提供行为预期和道德激励。制度不仅仅是约束，更是一种预期和激励供给，一些制度激励出道德行为，另一些相反。人们会根据制度设置调整自己的逐利行为。比如有统计证实，当出现限定的购房机会时，离婚率会上升，因为这么做有利于竞争购房资格。还比如生育行为，也不仅仅是个人选择，而是与制度激励有关。曾经一个时期，中国的生育率较高，这与当时的两个制度因素有关：福利、机会和财产的分配（比如分房），以家庭人口为依据；社会成员的保障（比如养老），主要不是由本人或家庭成员承担，而是公共制度负责。这两个制度因素，使得那些人口多的家庭，实际获益多于人口少的家庭。这激励了人们的生育动机：通过生儿育女，可以获得更多的资源、机会和人生保障。

但当这些制度发生变化后，激励减弱，生育率自然大幅度下降。这就是中国目前的情况。对多生的潜在（制度）激励弱化，影响了人们的生育行为，比如子女作为“财产”的意义减少，他们越来越和上一代的社会保障无关，这样，生育成本和收益的关系就发生变化。如果生育更有利于社会或者家庭，那么对年轻人而言，就成为必须为家庭完成的道德任务，而非自己所需。面对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想生育，有人出来主张家庭价值，试图通过教化巩固生育道德，但收效甚微，原因是生育道德的制度基础发生了改变。

能否对社会伦理产生激励，可以衡量公共政策的制定水平，但这一点很少在治理领域得到讨论。制度实际上在分配权益，这种分配自然少不了道德原则——给谁，以及为何给的理由。所谓好制度，是符合公共道德伦理的制度。好的制度都有伦理建设性，比如福利制度，在利于个人（帮助失业者）的同时，也要求失业者通过劳动、付出和负责利于社会。而不良的制度却破坏伦理，比如，如果对获得福利者完全没有要求，按需发放，卸责行为就会增加，自我负责的社会道德就被损害。在瑞士刚刚结束的公投中，78%的投票者否决了全民补助计划，正是担忧这一制度对工作伦理的负激励，所以政策制定和公共伦理建设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今天，即使最富裕的国家也开始了福利制度改革。这些改革的基本方向，是让公共政策激励国民的自立和尽责，而非按需索取，44公共政策制定的理论基础，已经从单方面的“自然权利”，转变为“权利和责任”并重的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