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一些理论工作已经在有关领域进行，得出不少有见地的看法。

其一，为什么社会道德需要约束？桑德尔认为必须，因为道德的维系和群体生活有关，更与群体间形成的规则有关，如果没有根本性的社群约束，道德观念必然会漫无目标，放任自行。40显然，这里所谓约束的存在，是为了巩固共有的道德，避免道德观念“放任自行”。

其二，承认自利的制度规则，比如市场经济体制，是否就不道德？赫希曼认为否，因为这一体制区别出了欲望和利益两种东西，虽然欲望可能让人作恶，但由于认识到不这么做更符合他的利益，恶行欲望就有可能收敛。41因此，承认并规范利益是一种道德上的进步，因为它可以限制恶行欲望。

需要留意，上述两种观点，是在两个规则环境下的结论。如同斯科特（James Scott）和波普金（Samuel Popkin）的辩论，前者谈论的是村社共同体环境下的道德，后者谈论的则是个体竞争环境下的道德，并不构成真正的针对性，因为他们所说的生存道德差异，是两种社会关系（环境）的产物。

认识到这种区别非常重要，因为道德的运行须有社会基础。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下，人类必定对新环境做出反应。相关群体变了，原有规则对于道德行为的约束减弱，是转型社会特有的问题：人们或者已经离开了传统共同体，进入新的关系环境，或者介于两种关系环境之间游走。在传统社会条件下，经济活动没有广泛地进入大众生活，传统组织形态保护了多数人，也广泛地定义了他们的生存方式：

他们不必担心，持续而清晰的、一目了然的共同体纽带、重要的合作伙伴关系，会被摧毁或者发生根本变化。如果匿名性和流动性是现代社会面临的危险的话，传统社会成员不受这些危险的干扰。42

传统社会关系的稳定性及其间共享规则的存在，使行动者知道怎么做会产生什么后果。但是在高度竞争的现代社会，由于关联群体不再恒定，使得原有关系群体内的规范，无法在新环境下发生作用——最突出的例子是几年前的“小悦悦事件”。新环境使传统的“共同体神话”遇到风险，当人们无法预知对“自己人”的道德投资，能否获得对方的相应回报时，他们如何通过预见后果，产生有道德的行为？

对此，经济学者较为乐观。他们相信人们普遍认为，诚实、公开、透明、对等、遵从合约的求利行为是道德的，原因是这么做有利于持久的商业活动。社会学者鲍曼也论证，人们能够意识到，实现个人的目标需要相互依赖，只有在尊重他人利益的前提下，追求自己的目标才对自己有利。基于对这种“能够认识到”的确信，他断言，市场经济中存在普遍的道德需求，而且（市场经济）能够满足这一道德需求。43

然而，在新环境下，如何让行动者产生较为一致的结果预见是关键。行动者怎么能广泛认识到限制当下的作恶，会对自己长远有利？无数的经验告诉我们，一些人能够认识到短期利益有悖于长远利益，一些人认识不到，一些人认为即使有悖，眼前（确定的）利益也重要于长期（不确定）的利益，值得去争夺。比如在我生活的社区，保安人员禁止业主开车进入小区，以保护园内儿童老人的行走安全，但常有人违禁开车撞杆进入，显然他们不认为，这一禁令和自身安全这一长期利益有什么关系。

总之，怎样使人们像鲍曼设想的那样，普遍“意识到”或者“预见到”自己的长远利益？这是问题的关键。

故，社会理论仅仅满足于论证，“小群体道德不会是同样兼顾所有人利益的普遍道德”，在进入匿名大型社会——这种根本有别于传统生活的社会——之后，就会自动产生对“普遍道德”的需求是不够的，因为认知差异及理性局限存在，人的“预见”能力差异很大。由于这一差异，“普遍的道德需求”即使存在，也不一定当然成为所有人的选择。这就需要人类文明创造出一种东西：制度规则，以增强人对行为后果的预见性，减少预见的差异。在这个意义上，规则的基本作用不是事后处罚，而是事前预防，它是对预期行为的治理：通过构建行为规则，使人们能够产生较为一致的预期，从而指导自己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