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军事文艺要把准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

在一百多年前国运衰颓的晚清，梁启超提出了一个振聋发聩的问题——“中国魂安在乎？”1他声称自己四处求索，却“杳不可得”，于是急切地发出了“今日所最要者，则制造中国魂是也”的呼号。“中国魂”或曰“民族魂”“民族优秀传统”，如若在一个朝代已经踪影难觅，那么它离寿终正寝也就不远了。

一百多年后，中华民族早已摆脱了列强欺凌、山河破碎的屈辱；如今，我们正昂首迈步在实现强国梦强军梦的伟大征程中。习主席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民族优秀传统。”在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上，习主席也谆谆教导广大文艺工作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既曰“命脉”“根基”，又曰“源自”“孕育”，提示我们越是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就越是要重视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守护好维系国运的“中国魂”，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高度自信地走出一条实现中国梦强军梦的中国道路，才能高度自信地输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元素。

军事文艺是当代中国文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宣传我党思想、展示我军形象、激励官兵斗志、提升部队战斗力等方面，作用不可替代，成就举世瞩目。而今军队改革正日益走向深入，军队文艺承担的历史任务也愈发艰巨。相应地，对于文艺战士的思想人格建设要求也就越来越高。清人沈德潜说：“有第一等襟抱，第一等学识，斯有第一等真诗。”（《说诗晬语》）我军文艺战士如何才能拥有“第一等襟抱”以不辱使命？不可或缺的就是要把准命脉，找到源泉，扎好根基，浸润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海洋，积极汲取那些足以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四有”革命军人理念的民族文化精神，认真领悟，深入研究，做到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使之真正成为滋养自己人格成长的沃土。

一

习主席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号召人们“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如果说中华民族最具有凝聚力的民族精神是爱国主义，而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诸多范畴中，如习主席曾指出的“最深层、最根本、最永恒的”也正是爱国主义，那么依托传统文化的丰富营养去培育爱国主义情感的参天大树，就理应成为我军文艺战士进行人格建设的第一要义。纵览数千年古代文艺史，可以看到以惊涛拍岸的力度书写爱国情感，早已是中华民族一个声势浩大的写作传统，历史上甚至出现了终其一生不断抒写爱国主题的诗人，比如南宋著名诗人陆游。钱锺书在其《宋诗选注》一书中盛赞陆游道：“爱国情绪饱和在陆游的整个生命里，洋溢在他的全部作品里；他看到一幅画马，碰见几朵鲜花，听了一声鹤唳，喝几杯酒，写几行草书，都会惹起报国仇、雪国耻的心事……”2陆游辞世前写的诗句“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更以充沛的爱国情感，激励着广大官兵为维护祖国统一、领土完整而寸土必争、战斗到底！

今人编选有多种古代爱国诗词读本，较有代表性的如郭必勖与冯济泉选释的《历代爱国诗词》（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靳极苍著的《中华爱国诗词详解》（山西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周振甫编注的《一百首爱国诗词》（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等。据笔者统计，军事题材的爱国作品在以上选本中所占篇幅均超过50%，比例高者甚至达到了73%，这说明军旅诗词实乃中国古人爱国主义情感表达的主要载体，写作者如屈原、曹植、鲍照、李白、王昌龄、王维、岳飞、陆游、辛弃疾、林则徐等，均以军事题材作品的写作登上了他们所处时代爱国主义的文学顶峰。

他们写出了中国军人的忠诚报国。“操吴戈兮被犀甲，车错毂兮短兵车。旌蔽日兮敌若云，矢交坠兮士先”“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诗词中的军人“执干戈以卫社稷”，义无反顾地走上战场，争先恐后地杀敌立功，忠心赤胆，报国心切！

他们写出了中国军人的尚武与血性。“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诗词中的军人以从军为荣，以杀敌为乐，精武强能，蔑视困难，老而弥坚，威慑敌胆！

他们写出了中国军人的牺牲奉献。“孰知不向边庭苦，纵死犹闻侠骨香”“伏波唯愿裹尸还，定远何须生入关”“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诗词中的军人不惧个人安危，成就民族伟业，刚烈不屈，义薄云天，勇于献身，至死不渝！

中国古代文艺史启发我们，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演变中，军事文艺一直占据着传统文化的思想高地，镌刻着爱国志士的精神高度。作为古代军事文艺的接力前行者，部队文艺工作者理应向古代先贤那样，植根于中华传统文化，高扬爱国主义大旗，积极从他们的作品中汲取报效国家的精神力量，不断推出挺立时代潮头的精品力作，使军事文艺成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阵地。

二

对于中华民族诸多“永不褪色”的思想理念和道德规范，习主席曾有精辟揭示。他说：“中华民族在长期实践中培育和形成了独特的思想理念和道德规范，有崇仁爱、重民本、守诚信、讲辩证、尚和合、求大同等思想，有自强不息、敬业乐群、扶正扬善、扶危济困、见义勇为、孝老爱亲等传统美德。”中华传统文化中的这些思想理念和道德规范，积淀着数千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华英豪的光荣历史，闪现着他们勇攀精神高峰的坚毅神情，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思想源泉。其中“崇仁爱、重民本”的传统文化理念，与习主席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所说的“社会主义文艺是人民的文艺，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一脉相承。军队文艺工作者要想真正做到以人民为中心，全心全意为兵服务、为兵放歌，就要从这些“永不褪色”的思想理念和道德规范中汲取营养，自觉走进古代先贤的灵魂深处，感受他们一颗颗火热滚烫的仁德爱民之心，从他们身上获得践行使命的精神力量。

“仁”是儒家学说的重要范畴，在哲学史家张岱年看来，“仁是一个极崇高而又切实的生活理想，不玄远，无神秘，而有丰富义蕴”3。在儒家创立者孔子的思想体系中，“仁”居于核心地位。仁的含义是爱人，“仁者，谓其中心欣然爱人也”。孔子说：“好仁者，无以尚之。”（《论语·里仁》）还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孟子进而将“仁”这一伦理范畴与民本思想联系在一起，认为：“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下》）这些思想极大影响了中国古代文艺的创作方向，系心民瘼、关爱百姓的作家代代涌现，绵延不绝。

“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这是被誉为“诗圣”的杜甫的名句。到了当代，他又被赋予一个更加响亮、更为荣耀的头衔——“人民诗人”。他从不以居高临下的优越姿态去悲天悯人，而是走近民众，以“人溺己溺，人饥己饥”的深切情怀，感同身受地描写民众的喜怒哀乐。《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三吏”“三别”等诗作，彰显了他能由一己之苦痛，上升到为天下苍生而苦痛，为天下苍生而放歌；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唱出了感人肺腑的千古名句——“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他的诗作甚至深深打动了域外读者。美国著名的现代诗人雷克斯罗思曾深情颂扬杜甫说：“我三十年来沉浸在他的诗中，我深信，他使我成了一个较为高尚的人。”4

杜甫为什么能达到如此之高的人生境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将“推己及人”的仁爱精神融于灵魂深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知行合一，终生践行。儒家提倡的仁者爱人的博大胸襟，通过他的诗作，得到了最生动的书写、最广泛的传播。习主席教导广大文艺工作者说：“有没有感情，对谁有感情，决定着文艺创作的命运。如果不爱人民，那就谈不上为人民创作。”杜甫的创作就是为人民的创作，因为他深深地热爱人民，诚挚地拥有民胞物与的情怀，这是他能够成为中国历史上伟大诗人的重要原因所在。对于军队文艺工作者来说，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首先要做到的就是深入基层部队，深入基层官兵的心灵世界，要像杜甫这些先贤一样，由己及人，从内心深处迸发出对他们的热爱。只有这样才有可能真切地了解他们，进而运用各种艺术手段形神兼备地表现他们，使文艺创作更好地服务于部队战斗力的提升，创作出真正具有生命力的精品力作。

三

习主席提到的中华民族“尚和合”的思想理念，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和谐”范畴是相通的。“和”“和合”“太和”等意蕴相通的价值理念，早在两千多年前的先秦文化典籍中就已出现，如《尚书》的“百姓昭明，协和万邦”，《论语》的“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周易》的“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等。“和”在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中至关重要。从传统文化思想出发，挖掘并阐释“和”所蕴含的丰富思想，对于军队文艺工作者的思想人格建设也有着重要意义。

首先是崇尚和谐。著名学者汤一介认为，从传统文化中“和”的理念可以推导出一个“普遍和谐”观，其内涵包括“自然的和谐”“人和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自我身心内外的和谐”四个层面。5其中“人与人的和谐”，落实到军队文化建设层面，就是全军上下团结一致，同心同德。古代兵书对此多有阐述，如《吴子》说：“有四不和：不和于国，不可以出军；不和于军，不可以出陈；不和于陈，不可以进战；不和于战，不可以决胜。是以有道之主，将用其民，先和而造大事。”认为只有搞好军队内部团结，才能保证对外战争的胜利。

中国古代史传文学与历史演义小说不乏对这一题旨的展开，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中的“将相和”故事。蔺相如在解释其何以对负气斗胜的廉颇一再退避忍让时说：“强秦之所以不敢加兵于赵者，徒以吾两人在也。今两虎共斗，其势不俱生。吾所以为此者，以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也。”廉颇一旦醒悟过来，便能主动认错，负荆请罪。两人均能以先公后私、大公无私的原则处理个人恩怨，共同成就了一则“将相和”的千古佳话。军队文艺要从传统文化中汲取这些熠熠闪光的思想精华，大力表现当前强军建设中我军官兵促进团结、无私奉献的感人事迹，以推动军队全面建立习主席所期望的“团结友爱和谐纯洁的内部关系”。

其次是崇尚和平。在儒家“和为贵”“协和万邦”思想的影响下，秦汉以后我国传统军事文化逐渐形成了崇尚和平的主导意识。历代军事诗文也多持“非战”立场，控诉了战争暴力所造成的生灵涂炭、田园荒芜，如汉乐府《战城南》的“战城南，死郭北，野死不葬乌可食”，曹操《蒿里行》的“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等。世代延续下来的非暴力态度，给一位明朝时到达中国的西方人利玛窦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说在中国“凡希望成为有教养的人都不赞成战争”6。他以一个外国人的视角，敏感捕捉到了中国人普遍具有的渴盼远离战争的善良心态。

当然，自古以来，中国人并不惧怕战争，虽然厌战，但绝非轻战。被誉为东方兵学鼻祖的孙武在《孙子兵法》中虽然揭示了战争的最高境界是“不战而屈人之兵”，但他绝不像当时某些天真善良的人士那样一味主张偃武修文。相反，他认为只有增强军事实力，对敌人造成巨大的威慑，让他们闻风丧胆，不敢来犯，才能真正实现“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必以全争于天下”的理想境界。习主席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华民族历来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爱好和平的思想深深嵌入了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他强调中国人民要“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长期以来，作为一种民族无意识，崇尚“和平”的思想早已融入我军官兵的血液，成为他们行动的指南。他们殚精竭虑，刻苦训练，不惜流血流汗，就是为了“能打仗、打胜仗”，最终的目的是奔向美好的永久和平。对此，军队文艺工作者必须深入领悟，才能更好地把握我军官兵的战斗文化心理，真切塑造出新时代“四有”革命军人的英雄形象。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曹丕《典论·论文》）军事文艺唯有把准命脉，找到源泉，扎好根基，才能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才能“不断推出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的精品力作”，才能无愧于我们所身处的这个波澜壮阔的伟大新时代。

四

战争是政治的手段和延续，它如潮汐般有规则地起起伏伏，不仅极大地影响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也深刻地影响着文学世界的构成。如果要举出古往今来堪称永恒的人类活动与文学题材，大概任何一位文学史家都不会忽略战争这一最惨烈的暴力活动，也不会忽略那既令人心伤神摧又让人热血沸腾的战争题材吧！古今中外文学史上，不知有多少作家被它所深深吸引，沉浸其中，驻足思考，不停地描摹咏叹，慷慨悲歌，使军事文学成为文学世界永不衰歇的一大类型，积聚了数不胜数、质量上乘的经典名篇。仅以源远流长的中国古代文学来说，自先秦至晚清的每一个历史时段，都有精彩纷呈的战争文学作品应运而生，诗文词曲、史传、小说等重要文体均成为这一永恒题材的有力载体，表现“大传统”的雅文学与表现“小传统”的俗文学，也都不约而同地以描述战争作为其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如果说中华民族最具有凝聚力的民族精神是爱国主义，最令人向往的民族品格是英雄主义，最值得加强的民族气质是尚武精神，那么毫不夸张地说，在中国古代文学的疆域中，这一切彰显得最为充分有力的非军事文学莫属。它所具有的精神高度与艺术价值，足以使其成为古代文学世界的一面最为鲜艳夺目的大旗，成为当今建设与弘扬中国精神所必须继承与发扬的宝贵遗产。

何谓英雄？不同时代有不同的标准。曹魏时期刘劭在其《人物志》中对英雄下过一个著名的定义：“聪明秀出谓之英，胆力过人谓之雄。”刘劭认为“英才”具备的三种素质是“聪”“明”“胆”；“雄才”具备的三种素质是“力”“勇”“智”。“英才”适合做宰相，“雄才”适合当将军。“英才”和“雄才”并不是全才，还只是“偏至之才”，只有兼具“英才”与“雄才”的素质，成为“英雄”之才，才能成就大业，主宰天下。古代堪称“英雄”的人，不见得是武将，也可以是文臣；当代堪称“英雄”的，同样不局限于军事人物，也可指其他领域的杰出人物。《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中“英雄”词条的释义有二：一是“本领高强、勇武过人的人”，用法如“英雄好汉”“自古英雄出少年”；二是“不怕困难，不顾自己，为人民利益英勇斗争，令人钦敬的人”，用法如“人民英雄”“劳动英雄”“民族英雄”。由此经典释义，一方面可知“英雄”一词使用范围之广，各行各业的杰出人物均可称为英雄，这是该词的广义用法；另一方面，由《现代汉语词典》“英雄”词条的第一个释义，可知英雄还有一个狭义用法，它特指军事领域那些“本领高强、勇武过人的人”。自古至今，对战争英雄的崇拜，早已成为集体无意识而积淀于人类的文化心理结构之中。表现英雄情结，讴歌英雄业绩，成为历代作家争相表现的题材，以至于与其他文学形象类型相比，“英雄豪杰作为人类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在文学作品中出现频率之高是无与伦比的”7。古代军旅文学作品的主角往往是“气吞万里如虎”的英雄豪杰，可以说“英雄主义作为一种精神与文化的基因，一直流淌和奔腾在我国军事题材文学的血脉中”8，当代军事文学如此，古代军事文学亦如此，它充分反映了古人的英雄崇拜情结，生动描绘了不同时代“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杰出军人形象。

仅看中国古代小说，其中的英雄形象便凝聚了诸多可资今人借鉴的精神资源。比如在《三国志通俗演义》中，我们可以看到书中英雄人物群体所表现出的中华民族精神——“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威武不屈、视死如归的亮剑精神”“并肩作战、争取胜利的团队精神”“忧时悯人、厚德载物的人文精神”9；在《水浒传》中，我们可以看到书中英雄好汉们武艺高强、慷慨重义、劫富济贫、抗击邪恶等义侠品质。特别是鲁智深的形象，堪称全书“最具光彩的好汉”10，甚至可以说是全书“唯一真正带给我们光明和温暖的人物”。台湾学者乐衡军有如下评述：

鲁智深原来是一百零八人里唯一真正带给我们光明和温暖的人物。……他正义的赫怒，往往狙灭了罪恶（例如郑屠之死，瓦罐寺之焚），在他慷慨胸襟中，我们时感一己小利的局促（如李忠之买药和送行）和丑陋（如小霸王周通的抢亲），在他磊落的行止下，使我们对人性生出真纯的信赖（如对智真长老坦认过失，如和金翠莲可以相对久处而无避忌，如梁山上见着林冲便动问“阿嫂信息”，这是如武松者所不肯，如李逵者所不能的），而超出一切之上的，水浒赋给梁山人物的唯一的殊荣，是鲁智深那种最充分的人心。在渭州为了等候金老父女安全远去，鲁智深寻思着坐守了两个时辰；在桃花村痛打了小霸王周通后，他劝周通不要坏了刘太公养老送终、承继香火的事，“教他老人家失所”；在瓦罐寺，面对一群褴褛而自私可厌的老和尚，虽然饥肠如焚，但在听说他们三天未食，就即刻撇下一锅热粥，再不吃它——这对人类苦难情状真诚入微的体悟，是《水浒》中真正用感觉来写的句子。这些琐细的动作，像是一阵和煦的微风熨帖地吹拂过受苦者的灼痛，这种幽微的用心，像豪光一样映照着鲁智深巨大身影，让我们看见他额上广慈的皱褶。这一种救世的怜悯，原本是缔造梁山泊的初始的动机，较之后来宋江大慈善家式的“仗义疏财”，鲁智深这种隐而不显的举动，才更触动了人心。《水浒》其实已经把最珍惜的笔单独保留给鲁智深了，每当他“大踏步”而来时，就有一种大无畏的信心，人间保姆式的呵护，笼罩着我们。11

像鲁智深这样的英雄好汉，难道不是中国古代文学乃至整个中国文学极具人格魅力的人物之一吗？能够塑造出这样的文学形象，是中国文学的光荣，当然更是中国古代军事文学的光荣。

五

梁启超在《新民说》第十七节《论尚武》中，曾痛陈中国古代轻武之习，及其对文学风貌的影响：

我中国轻武之习，自古然矣。鄙言有之曰：“好铁不打钉，好人不当兵。”故其所谓军人者，直不啻恶少无赖之代名词；其号称武士者，直视为不足齿之伧父。夫东西诸国之待军人也，尊之重之，敬之礼之，馨香尸祝之；一入军籍，则父母以为荣，邻里以为幸，宗族交游以为光宠，皆视此为人生第一名誉之事。故举国之精神，莫不萃于此点，一切文学、诗歌、戏剧、小说、音乐，无不激扬蹈厉，务激发国民之勇气，以养我国魂。惟我中国之轻视之也如彼，且皆以好武喜功为讽刺，拓边开衅为大戒，其所谓名篇佳什，类皆描荷戟从军之苦况，咏战争流血之惨态，读之令人垂首丧志，气夺神沮。12

梁氏有感于清末国运颓败、民风柔弱的现实，指出了轻武习俗的蔓延以及古代不少名篇诗文“描荷戟从军之苦况，咏战争流血之惨态”的客观事实，令人深思轻武之弊对国民性的贻害。但他只是言及轻武的一面，而未言及尚武的一面。戴旭撰写《中国人亟须重塑尚武精神》一文，指出“尚武精神曾经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闪光的部分”，“中国文化中最辉煌的部分是在春秋战国的尚武时代产生的，诸子百家群星璀璨，成为国学之源，倡导在朝胸怀天下，安民强兵，锐意进取；在野则轻生死、重大义、知廉耻。先贤相望，士风因袭，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一代天骄成吉思汗，至今令国人敬仰”13。戴氏所言，亦是中国历史的客观存在，不容忽略、低估。尚武精神投射于文学世界，便有了先秦时期《诗经·秦风》中的《无衣》，屈原的《国殇》；有了两汉时期《史记》《汉书》中的英雄人物群像；有了汉魏六朝时期“三曹”“七子”笔下的“建安风骨”；有了盛唐边塞诗中的盛世气象；有了宋词中岳飞的《满江红》、陆游的爱国诗与辛弃疾的抗金词；有了明清时期《三国志通俗演义》《水浒传》等历史演义与英雄传奇小说所铸就的战争人物长廊……可以说，中国文学史上诸多杰作的产生，与作家拥有尚武人格往往有直接的关联；某一历史时期文学世界繁荣昌盛，也往往得益于该时期的尚武风尚。“建安风骨”与“盛唐气象”大概可视为中国诗歌史上两道可望而不可即的美好风景，两则让人永远说不完道不尽的美好神话。在那些反映“建安风骨”与“盛唐气象”的军旅诗作中，往往洋溢着健硕有力的尚武精神，如：

从军有苦乐，但问所从谁。所从神且武，焉得久劳师。相公征关右，赫怒震天威。一举灭獯虏，再举服羌夷。西收边地贼，忽若俯拾遗。陈赏越丘山，酒肉逾川坻。军中多饫饶，人马皆溢肥。徒行兼乘还，空出有余资。拓地三千里，往返速若飞。歌舞入邺城，所愿获无违。昼日处大朝，日暮薄言归。外参时明政，内不废家私。禽兽惮为牺，良苗实已挥。窃慕负鼎翁，愿厉朽钝姿。不能效沮溺，相随把锄犁。孰览夫子诗，信知所言非。（王粲《从军诗》五首其一）

观兵临汉水，水流何汤汤。戈矛成山林，玄甲耀日光。猛将怀暴怒，胆气正纵横。谁云江水广，一苇可以航。不战屈敌虏，戢兵称贤良。古公宅岐邑，实始剪殷商。孟献营虎牢，郑人惧稽颡。充国务耕殖，先零自破亡。兴农淮泗间，筑室都徐方。量宜运权略，六军咸悦康。岂如《东山诗》，悠悠多忧伤。（曹丕《至广陵于马上作》）

白马饰金羁，连翩西北驰。借问谁家子，幽并游侠儿。少小去乡邑，扬声沙漠垂。宿昔秉良弓，楛矢何参差。控弦破左的，右发摧月支。仰手接飞猱，俯身散马蹄。狡捷过猴猿，勇剽若豹螭。边城多警急，虏骑数迁移。羽檄从北来，厉马登高堤。长驱蹈匈奴，左顾凌鲜卑。弃身锋刃端，性命安可怀？父母且不顾，何言子与妻！名编壮士籍，不得中顾私。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曹植《白马篇》）

燕台一去客心惊，笳鼓喧喧汉将营。万里寒光生积雪，三边曙色动危旌。沙场烽火连胡月，海畔云山拥蓟城。少小虽非投笔吏，论功还欲请长缨。（祖咏《望蓟门》）

少年负胆气，好勇复知机。仗剑出门去，孤城逢合围。杀人辽水上，走马渔阳归。错落金锁甲，蒙茸貂鼠衣。还家行且猎，弓矢速如飞。地迥鹰犬疾，草深狐兔肥。腰间带两绶，转盼生光辉。顾谓今日战，何如随建威！（崔颢《古游侠呈军中诸将》）

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王昌龄《从军行》七首其四）

一身能擘两雕弧，虏骑千重只似无。偏坐金鞍调白羽，纷纷射杀五单于。（王维《少年行》四首其三）

骝马新跨白玉鞍，战罢沙场月色寒。城头铁鼓声犹震，匣里宝刀血未干。（李白《军行》）

行子对飞蓬，金鞭指铁骢。功名万里外，心事一杯中。虏障燕支北，秦城太白东。离魂莫惆怅，看取宝刀雄。（高适《送李侍御赴安西》）

类似以上诗篇，不胜枚举。“建安风骨”与“盛唐气象”的共性可以概括为“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陈子昂《〈修竹篇〉序》），而这一特性在军旅诗中表现得最为充分。若探究建安与盛唐诗坛繁荣盛况的生成，不应忽略当时作家所普遍拥有的尚武品格。建安文学的重要作家几乎都有从军经历。“三曹”中的曹操既是天才诗人，更是军事家、军事理论家，他非常重视曹氏子弟的军事教育，曹丕在《典论·自序》中写道：

余时年五岁。上以四方扰乱，教余学射，六岁而知射。又教余骑马，八岁而知骑射矣。以时之多难，故每征，余常从。

曹操亲自教授曹丕鞍马骑射，并让他随军征战，经受战火洗礼。曹植在《求自试表》中，也回忆父亲在军事学方面给他的实战教育与深切启迪：

昔从先武皇帝，南极赤岸，东临沧海，西望玉门，北出玄塞，伏见所以行师用兵之势，可谓神妙也。

他们的尚武品格就是在父亲的培养下与战场的考验中逐渐习得的。至于盛唐诗人，在“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的时代精神感召下，多有从军边塞的经历；即使未能出塞，也都好刀剑，喜任侠，颇具尚武精神，正如李泽厚所揭示的：“从高门到寒士，从上层到市井，在初唐东征西讨、大破突厥、战胜吐蕃、招安回纥的‘天可汗’时代里，一种为国立功的荣誉感和英雄主义弥漫在社会氛围中。文人也出入边塞，习武知兵。初盛唐的著名诗人们很少没有亲历过大漠苦寒、兵刀弓马的生涯。与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文武全才、生活浪漫的巨人相似，直到玄宗时的李白，依然是‘白陇西布衣，流落楚汉，十五好剑术，遍于诸侯，三十成文章，历抵卿相’（《上韩荆州书》）。一副强横乱闯甚至带点无赖气的豪迈风度，仍跃然纸上，这绝不是宋代以后那种文弱书生或谦谦君子。”14他们普遍拥有战士品性，拥有鲁迅先生在《摩罗诗力说》中所歌颂的“所遇常抗，所向必动，贵力而尚强，尊己而好战”的人格特质，故而能将诗歌写作引领至盛唐光辉灿烂的顶峰。

中华民族的尚武精神在中国古代军事文学中得到了充分反映，“建安风骨”“盛唐气象”等文学史上繁荣盛况的生成，得益于当时作家所普遍拥有的尚武品格。戴旭在《中国人亟须重塑尚武精神》一文中提出了一个重要命题——“没有军人性格的民族永远不可能强盛”。套用这句话，可以说：“一个时代若缺少军人性格的作家，则文坛难以真正昌盛。”当代作家，特别是当代军旅文学作家，有必要从中国古代军事文学的“尚武”传统中汲取精神养料，磨砺心性意志，培养战士人格，以自己的精品力作推动国民素质建设，锻造华夏民族的精神脊梁。

六

以上从爱国主义、崇仁爱、尚和合、英雄主义、尚武精神等几个方面分析了中国古代军事文学所达到的精神高度，笔者下面以先秦文学为例，简要谈谈中国古代军事文学的艺术价值。《左传》代表了先秦军事叙事文学的最高水平。梁启超的《要籍解题及其读法》评价《左传》的写作艺术道：“《左传》文章优美，其记事文对于极复杂之事项，如五大战役等，纲领提絜得极严谨而分明，情节叙述得极委曲而简洁，可谓极技术之能事。”15从当代叙事学的角度考察《左传》，其“极技术之能事”的优长更显突出。比如对“长勺之战”的叙述，完全抛弃了史书惯用的全知视角而代以限知视角，从曹刿一人的视角出发描述鲁国的备战、齐鲁的交战以及战后的分析，突出了曹刿的智慧与谋略，彰显了曹刿的思想水平与大将风度。限知视角在《左传》“鄢陵之战”战前准备的描写中也有出色运用。若采用全知视角，必然需要分别交代晋、楚两国如何谋划部署、如何厉兵秣马、如何誓师动员，这是最常规的写法。但《左传》为了达到“篇篇换局，各各争新”的效果，总喜欢打破历史叙事的惯常模式，巧妙地将大战前夕的晋国备战情况，借助楚国君臣的观察表现出来。这种一箭双雕的叙事方式有助于营造战场氛围，表现了大战之前晋楚双方相互窥探、躁动不安的情形。《诗经》军旅诗的“极技术之能事”亦能征服今人。比如《大雅·常武》“王旅嘽嘽，如江如汉，如山之苞，如水之流。绵绵翼翼，不测不克，濯彼徐国”一章，其中使用的不是一般的比喻，而是如钱锺书先生所说的仿佛“车轮战术”一般的博喻，以对周宣王军队巨大声威的夸饰，尽显作者纵横驰骋的才气。又如《豳风·东山》居然在有限的篇幅内纯熟地游走于不同的时空，密切追踪着一位久戍归乡士兵的意识流动。全诗闪回于现实与想象之间，既描绘了士兵返家途中的实情实景，也勾勒了其想象中的妻子盼归，以及当年结婚场景的美好。不同的时空有不同的情感色泽，那位士卒的悲苦、温馨、甜蜜等诸多感受，被这种“意识流”写作层层描摹了出来，充分彰显了先秦军旅文学的早熟与发达。

产生于先秦时期的《孙子兵法》一书也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先秦之后，较为重要的军事文学作品有《史记》、《汉书》、建安诗文、唐朝边塞诗，宋代的爱国诗词、《三国演义》、《水浒传》等。笔者即围绕这些重要作品展开研读，写成此书，本书内容分五个部分——先秦编、汉魏编、唐宋编、明清编、附录编16，收录文章三十余篇，试图实现两个目的：一是研究的系统性。试图较为系统地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不同时期的军事文学代表作家、作品，以彰显中国古代军事文学的发展轨迹与主要特征。二是研究的纵深性。试图综合运用文艺学、军事学、历史学、哲学、美学、文化学等不同学科的理论，主要以专题论文的方式较为深入地研究古代军事文学代表作家、作品的思想内涵与审美特征。当然，这是写书之初设定的目标，要想真正实现仍有漫长的路程。本书只是笔者在这个领域交出的第一份作业。但愿能在近年交出第二份、第三份作业。

路曼曼其修远兮。

是为绪论。

（本文前三部分以“军事文艺要把准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为题刊载于《文艺报》2017年12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