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节 特色首服与足服

一、代表权力的冠帽

(一)中国冕冠与乌纱帽

冕冠是帝王、诸侯及卿大夫参加祭祀典礼时佩戴的一种礼冠。最早对于冕冠的记载可追溯到远古时期,《世本八种》曰:“黄帝作冕。”17可见类似冕冠的权威样式在黄帝时期或说原始社会晚期已经出现。现今可考最早的冕冠图像成于汉代,山东嘉祥武氏祠画像石中有描绘黄帝及尧舜等先古帝王佩戴冕冠的形象。

至周代,冕冠典章制度已形成系统记述,《周礼·春官》:“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则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则衮冕。享先公、飨射,则鷩冕。祀四望山川,则毳冕。祭社稷五祀,则希冕。祭群小祀,则玄冕。”18周代帝王在不同的祭祀活动中穿不同冕服,这里所记的大裘冕、衮冕、鷩冕、毳冕、冕、玄冕,一般将大裘冕与衮冕归为一类,总称“五冕”,由弁师掌管。(见图21)

图21 出土冕冠实物(张新琰绘)

冕冠顶部的板状饰物,称为“板”或“冕板”。冕板大致形状是长方形,前圆后方,象征着天圆地方,以象形方式代表着天地秩序;前低后高,略向前倾,象征帝王官吏谦逊恭让,关怀百姓。冕板用色均为“玄冕朱里”,玄色比天,朱里比地,寓意天子取天地之法,制物象德。

冕板前后垂挂的数串玉珠称为“旒”,穿旒的五彩丝线名藻,与旒合称为“玉藻”或“冕旒”,一串珠玉为一旒,冕有多少旒,则每旒穿多少玉。根据冕冠类型,冕旒数不同,大裘和衮冕十二旒,每旒穿十二玉;鷩冕、毳冕、冕、玄冕依次减少。冕旈数也可辨别身份,天子十二旒,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士三。冕板下部的圆形托座称为“武”,一般用铁丝或细藤编制,形如管状,外部罩以漆纱,扣于头顶。左右各穿一孔,名“纽”,经纽插笄绾结,固定发冠。系于颔下的冠带称为“纮”,一端系于笄首,绕过颔下,系于笄另一端。冕冠两耳上部内侧各有一彩色丝带垂下,名“”。唐代以后,冠加长,垂于胸前,称为“天河带”。天河带从头顶垂下可至地,贯通上衣下裳,象征天地交合。末端坠有玉石,名“瑱”,又名“充耳”或“黈纩”,这种玉珠悬挂在耳边,意在提醒戴冠者不视奸佞之事。

冕作为中国古代首服中最为尊贵的礼冠,其质、形、色均体现着天地自然之理法,并为帝王、诸侯及卿大夫所特有,体现其权位的尊严以及古代封建制度的等级秩序。

中国的乌纱帽,常被作为官员的代名词。从文献上看应溯至汉代幅巾,当年多用绸、绢裹在头上。北周武帝时做些改进,叫作“幞头”。隋代时开始用桐木为骨子,这就等于使柔软的幞头有了个内壳,方便摘戴。唐代时成为男子通用首服,且可随意改变样式。后垂两带的叫“软脚幞头”,后用铁丝、竹篾放入脚中,让其上翘,便有了“硬脚幞头”。

宋代时以竹、藤或草编成内壳,外罩的黑纱被漆水涂过,越来越挺括。原来下垂或上翘的两脚向两侧伸直,被称作“直脚幞头”。《宋史·舆服志》中写到幞头时说:“平施两脚,以铁为之。”并成为“国朝之制”。

明代时,在幞头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乌纱帽正式成为官帽,《明史·舆服志》载:“洪武三年定,凡常朝视事,以乌纱帽、团领衫、束带为公服。”19其形制发展为帽体部分由前屋、后山两部分组成。前屋低,紧贴头部;后山高,内部中空以固定发髻。明代画家戴进的《谢安东山图》和1960年上海市卢湾区潘氏族墓出土的实物都直观地表现了这一时期乌纱帽的形制。(见图22)

图22 明佚名(徐光启像)

(二)宗教人物首服

宗教在“东方”范围内,包含了佛教、伊斯兰教、萨满教、印度教等众多教别。服饰作为宗教文化的外在表征,蕴含着大量象征性符号,其中佛教、伊斯兰教、萨满教及众多宗教服饰中的首服以其突出性、复杂性最能体现宗教文化内涵。

公元5世纪,佛教诞生于印度,两汉时期传入中国,形成了藏传佛教、汉传佛教。中国中东部盛行的汉传佛教,继续向北传入东亚地区朝鲜、韩国、日本;印度佛教向南传入斯里兰卡、缅甸、泰国、柬埔寨、老挝及中国云南省傣族地区,被称为南传佛教。佛教徒需剃度修行,在汉传佛教与南传佛教中,普通佛教徒一般不佩戴法帽,只有道行高深的方丈、住持等身份高的僧侣才会佩戴圆形黄色小帽。

藏传佛教以不同类型、颜色的法帽区分教派。宁玛派的莲花帽,因其形状酷似莲花而得名。一般是以氆氇为面料,前面开口,帽顶尖长,帽檐上翻。宁玛派的通人冠又称班智达帽,为参加法会和修学时所戴,圆形尖顶,其中又分班仁帽和班同帽,这两种帽形基本相似,唯一的区别是在高尖顶的两块延片,班仁帽要长于班同帽。精通小五十明者戴“班同”,精通大小五十明学科者则可戴“班仁”。在这里,帽子成为学识等级的标志。帽上装饰金线,金线数目多少取决于戴这种帽子的人所研究过经文集之数目,或者对于十明学研究的深化程度。

格鲁派僧人帽形似鸡冠,帽顶部有黄色穗须耸立,故称鸡冠帽。鸡冠帽是藏区独有的僧帽,分卓孜玛和卓鲁两种,卓孜玛的冠穗是拢在一起的,而卓鲁是散开的,三大寺的执事和有学位的僧人戴卓孜玛,一般僧人则戴卓鲁。格鲁派高级活佛参加佛法盛会或弘法授道时戴圆形尖顶的金黄色法帽。据说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在西藏弘法时曾戴黄色尖形僧帽,表示与以往僧人的不同及坚守戒律的决心。现今我们还能在佛教雕像中看到这种帽子。

伊斯兰教诞生于阿拉伯半岛的社会大变动时期。信奉伊斯兰教的人称为穆斯林,意为顺从者。伊斯兰教主要传播于西亚、中亚、南亚、东南亚等。中国维吾尔族多数人信仰伊斯兰教,因而维吾尔族无论老幼,不分季节,都遵循《古兰经》的教义,头戴花帽而不露顶,以表达对上天的敬仰之情,其宗教文化寓意十分鲜明。正宗的维吾尔族花帽由手工绣制而成,图案大多采用四边花帽形制。人们将四瓣分别绣好相同纹样的帽片以顶为中心缝合,套在木制帽模上成型,最后镶上黑绒布边。花帽偶尔也有五瓣、六瓣、圆形及船型样式。

中国回族信奉伊斯兰教,最具有特色的是帽子,称“号帽”“顶帽”“孝帽”或“礼拜帽”。帽子符合伊斯兰教的“五功”之拜功:要求礼拜者的头部不能暴露,必须遮严,磕头时前额和鼻尖还要着地以示对真主安拉的无限虔诚。不戴帽子去礼拜不符合教义,戴有檐的帽子前额和鼻尖又无法着地,只有无檐小帽才能兼顾两方面的要求,这样既遵守了教义的规定,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民族服饰。

从颜色上看,受到伊斯兰教的影响,白、黑、绿是回族帽子常用的颜色。白色,虔诚古朴、干净持重;黑色,肃穆庄重、素雅端正;绿色,清新秀丽、明快悦目。这些色彩配合帽子的材质、形质和图案,表达了回族对朴素整洁之美的偏爱,体现出与中原其他民族服饰的差异,成为回族的重要艺术标志。从材质上看,回族帽子早年用棉布,当代有用的确良、涤卡等人工合成织物制作,也有用白棉线钩织的。黑色的多用平绒、棉质毛毡、华达呢等材料,也有的用毛线钩织。这些材质朴实无华,纯朴自然,正符合《古兰经》中反对奢侈、腐化的要求。

萨满教作为原始社会的古老宗教,以万物有灵论为基础。在中国北方达斡尔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蒙古族、赫哲族、满族、锡伯族、乌孜别克族、塔塔尔族、朝鲜族都有其信徒,在韩国保存得最为完整,日本的神道教也是萨满教的变体。

萨满服饰是指各民族萨满举行跳神祭祀活动时所穿的法服,包括神帽、神服、披肩、神裙、鞋袜等。萨满神帽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被视为通神的渠道、镇魂的武器。萨满神帽由帽托、帽架和各种帽饰组成。萨满法师佩戴神帽时,要先戴上帽托,形似瓜皮帽,再将铜或铁制帽架置于其上,用以护头。各民族不同的萨满神帽上,帽饰也不尽相同,它们都有其固定的含义。(见图23)

图23 萨满法服(张新琰绘)

在韩国,朝鲜族萨满的装束与祭祀对象有关,祭祀“山老婆子”时,头戴红色称为“虎须笠”的帽子,身穿蓝色衣服,上面披着旧时的军装。另外,腰上还系着红色腰带,手持扇子。而祭祀“帝释”时则头戴白色高帽,身着白长衫,上披锦襕袈裟,手持念珠和白扇子。

在中国,满族萨满帽顶铸有各式鸟形饰物,萨满可凭借神鸟的翔天能力实现人与神的沟通。各氏族支系神鸟数量不等,多取三、五、七、九等奇数,象征三界九天,多者可达数十只。神鸟以铜、铁打造,造型各异,或口含珠饰,或翅悬铃铛,或尾系彩带。一般在帽顶居中处高竖一只或三只主鸟,其余鸟分列其下,呈振翅状,神鸟数量可随萨满祭祀经历的增多和氏族威望的提升而加制。

中国东北地区的达斡尔族、赫哲族、鄂伦春族的萨满神帽上则普遍采用鹿角装饰,其数量同样采用奇数,鹿角枝杈的多少代表萨满法师的资历高低。达斡尔族、赫哲族以铜六叉犄角代表鹿角,鄂伦春族以神帽上帽角的数量象征鹿角,鹿角枝杈数量随萨满祭祀经历的增多而增多。

一般来说,各鸟式神帽、鹿角神帽上,都要装饰鸟形、铜镜、飘带等饰物。帽前正中或左右两侧缀三面小铜镜,象征日月光辉。人们认为铜镜光可照人,也可照射妖魔鬼怪。铜镜还象征魂魄精灵,被看作萨满的生命。在祭祀活动中与病魔斗争,铜镜可护心,如果铜镜被打碎或丢失,意味着生命丧失。铜镜背面镂刻或镶嵌代表日月星辰、树木花草、飞禽走兽之类的吉祥纹饰。帽后坠有红、黄、蓝三色飘带,象征着彩虹,含有吉祥之意。人们每次请萨满跳神时,为酬谢法师都会在铜角上系一条飘带,飘带越多,说明萨满资历越老。据说带子的多少长短也与萨满的等级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带饰中,有一根带子特别长且系有一个铃铛,叫作“脱帽带”。萨满在脱帽时需有人拿住带子,用木棒敲打神帽上的鹿角将神帽打下,才可以脱帽。有了这些饰物的装饰,萨满更加神化,成为连接人间与天神的使者。

云南少数民族原始宗教服饰中,法帽又名法冠、神帽,在原始宗教的信仰物中占有突出地位。有的装饰着原始宗教的神像或象征图案,有的受到佛教文化的影响,按其造型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种。

五佛冠,由莲瓣组成,又名莲瓣冠。藏族苯教巫师、普米族韩归、摩梭人达巴、纳西族东巴都是这种冠饰。藏族苯教巫师的五佛冠上是五个雍仲图案,即卍字,据说雍仲是仿太阳之光芒四射的光彩画出的。卍字作为宗教标志,在古代印度、波斯、希腊等国家都出现过,认为是太阳与火的象征,佛教徒也认为是“吉祥之所吉”,这从侧面说明苯教崇信光明,并以此作为苯教标志。摩梭人的达巴头上戴的五佛冠,绘制的图案也是苯教五位护法神。

纳西族东巴的五佛冠,是由五片硬面纸剪成尖头形连缀而成,各片绘有神佛、神像彩图。所绘神佛、神像分别有东巴教祖师丁巴什罗和各位护法神。但各地佛像绘制有所不同,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香格里拉三坝乡的纳西族,佩戴的五佛冠受汉传佛教的影响,绘唐三藏、孙悟空、猪八戒、丁巴什罗、大黑天神像。

在彝族、纳西族中,毕摩作为宗教使者,其法帽尖顶冠是毕摩的标志,毕摩做法事时必戴此帽。据说戴上它,上天看得见,表示毕摩的行为光明正大。彝族毕摩法帽以竹篾编制,形状如斗笠,外面裹黑羊毛毡,毕摩每做一次送灵仪式,帽面上便加一层羊毛毡,其层数愈高,表示毕摩法术愈高。帽檐绑有布条,布条越多,表明曾为死者送葬的次数越多。

纳西族东巴祭司的毕摩法帽称为“黄蜡帽”,纳西语叫“诺毕箍母”或“卡箍母”,通常为大东巴所戴。黄蜡帽是用毛毡制成,上插箐鸡毛,象征雉尾,以示神圣。帽上还有两个铁角,上面画有两个圆点,象征日月昼夜生辉。铁角两边各插一把刀,刀两侧有豪猪刺,这些都表示驱鬼以保护东巴之意。大东巴帽檐上有一圈牦牛毛,表示东巴威力强大。另外,帽上还饰有鹰爪,也是驱邪之意。帽带为五色彩绸。戴帽前,东巴需要先念经讲述帽子来历。

纳西族还有一种黑色法帽,是用黑色绸布缝制而成,状扁而尖,帽顶左、中、右各缀有丝线团,帽檐周围缝缀有银、铁、铜、玉制小佛、八卦图案等饰物,帽檐后系以飘带。东巴自称,此物非技艺高强的大东巴而莫能有。它能镇魔压邪,所以凡举行为死者亡魂诵经指路等仪式时必须戴上,借以增加作法威严。

哈尼族爱尼人祭祖须戴鸟羽冠。因为哈尼族与鸟祖有着血缘联系,所以女巫祭祀时,头插红色羽毛象征神域,如果红色的羽毛微微颤动,则意味着神灵的降临。送灵返祖时,头饰上的羽毛要更多更大。即使弄不到羽毛,也要用棕叶编成羽状戴在头上,形同羽冠。景颇族羽冠,则用藤篾编织而成,冠前镶有木雕的犀鸟嘴,两侧镶数颗野猪牙,顶处直插孔雀和犀鸟毛。

宗教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几乎无所不在,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宗教仪式主持者或参与者的首服在原始宗教的信仰物中具有突出地位,表现着一个民族丰富的历史、宗教以及社会习俗的内涵,蕴含着整个民族对神权的崇仰和对美的追求。

二、日常实用笠帽

(一)炎热地区的斗笠

斗笠的出现年代至今无可考证。劳动者在田间耕耘时,戴一顶斗笠可防晒,也可防雨,所以在东方低纬度炎热地区深受喜爱。斗笠在中国南部福建、云南、广西等地,广阔的东南亚地区,甚至较高纬度的韩国、日本都有广泛使用。

中国福建省东南部崇武半岛沿海一带,因气候炎热多雨,勤劳的惠安女每人一顶黄斗笠成了她们的标志,形成了“黄斗笠、花头巾、蓝短衫、银腰链、宽筒裤”的服饰形象。黄斗笠以竹为原料,呈圆盘状,尖顶,竹篾有规则地捻绕成图案线条,夹以箬竹的叶子,再涂上桐油,刷上黄漆,便具备了防晒防雨淋的功能。中国广西毛南族喜欢将竹子削成细细的竹篾,织出精致的花纹,尤以葵花图案居多,称为“顶盖花”或“顶卡花”,不仅日常戴用,还被用作毛南族年轻男女的定情信物。

在中国云南、广西地区的苗族,习惯以箬叶或麦秆编制斗笠,分为粗编和精编两种。粗编主要为日常生活所编,以结实耐用为主。而精编多为礼仪等隆重场合戴用,讲究审美兼具实用,其中以马尾斗笠最为精致,也最费时费力。马尾斗笠是将竹子剖成又细又长又薄的篾片,以360根竹篾和马尾编织而成,编好后涂上一层桐油,以保持精致耐用。苗族祖先们将斗笠视为移动的家,儿女出嫁时,必须置备新斗笠送给新人,不仅为遮阳挡雨,还蕴涵着家族祖先庇佑后代之意。

越南被人们称为“戴斗笠的国度”。越南地处北回归线以南,属热带季风性气候,气温高,湿度大。作为一个农业国家,在这样的气候下,常在野外劳作的女人们就需要一个有效的遮阳护肤工具,于是斗笠就在越南妇女生活中派上用场。斗笠在越南有着悠久的历史,其形象早就被雕刻在“玉鲁”铜鼓和距今2500—3000年前“陶盛”的陶罐上。

越南斗笠中最具特色的要数故都顺化的“诗篇笠”。诗篇笠用细如针的16根竹条、匀称白净的葵叶编制,各层葵叶上或绘画,或赋诗,再以透明胶丝黏合而成,然后加以紫、绿、红、白、黑等色绸带做系带。从制笠箍到搭笠架,从处理葵叶到修饰笠子,各个环节都极其精细。拿起斗笠对着阳光照,可以清晰地看到两层薄薄叶片中夹着的画面或诗句,从而领略到斗笠上的诗情画意。

朝鲜李朝时期,男子普遍戴笠,形似现代的礼帽,帽顶较平,圆筒状,帽檐宽大,李朝明宗时期笠的帽檐直径可达75厘米。朝鲜早期出现的笠是以草制作的草笠,后来出现的黑笠,以马鬃制作,再用漆涂成黑色。在朝鲜,笠不仅仅用来遮阳挡雨,更多用来装饰自身以修饰形象,所以平时两班阶层(文官和武官)只有在吃饭和上厕所时才会脱下。脱戴时为避免伤发,先在头上罩以网巾,雨天在笠外还要再加上用油纸制成的笠帽,形似半开的雨伞,在朝鲜半岛古画上经常可见到这样的形象。14世纪后,男子笠帽上装饰白玉、水晶等价值不同的饰物,用于区分官职的高低。(见图24)

图24 朝鲜男子斗笠(张新琰绘)

笠源于炎热地区人们避阳防雨的需要,随着时间的推移,斗笠更多地是用来满足人们对美的追求,逐渐成为兼有历史文化意蕴和艺术欣赏价值的工艺品。在2006年亚太经合组织第十四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越南以10根竹子,7名工匠花了9天时间制成了直径约3.6米、高1.5米的斗笠,用以展现越南的文化魅力。

(二)寒冷地区的皮帽

原始社会时期,我们的祖先为了生存,与各种不利的自然条件作斗争。先民为抵御严寒,以动物皮毛裹身御寒,用动物皮毛制成的帽子统称“皮帽”。

在中国,皮帽多用于西北、东北寒冷地区,尤以少数民族服饰中多见。甘肃、青海、四川的藏族常佩戴一种狐皮帽,名为“哇夏”,其整体呈圆锥形,外用锦缎,内夹棉花,外檐续狐皮,与锦缎相连缝。佩戴时狐皮外翻,将最美部分外露,优美大方,风度翩翩。内蒙古地区达斡尔族男子冬季多佩戴以狐皮、貂皮、狍子皮、狼皮做的大耳朵帽。佩戴时将毛朝外,双耳竖挺,还用金银线绣出狍、狐狸、狼的眼耳口鼻作为伪装,以便狩猎时靠近动物,缩短射程。同样在东北大兴安岭地区生活的鄂伦春族,以狍头帽作为狩猎的最好伪装。它以完整的狍子头皮制成,剥下,鞣好,把眼圈的两个窟窿塞上黑皮子。有的地区还把两个耳朵割掉,用狍子皮或黑布做两个假耳朵缝上,以防其他猎人误射。由于狍子皮毛长而浓密,皮厚耐磨,耐寒性极强,鄂伦春人离不开狍头帽,久而久之竟成为鄂伦春人的标志之一。

皮帽是人类祖先在恶劣寒冷气候下的伟大创造,为人类适应不同地区的气候环境提供了技术保证。大自然动物皮毛的保暖性强,在原始社会的自然环境下,以动物毛皮制成的皮帽,解决了保暖物品的来源,体现了人类的智慧。

(三)装饰性虎帽及其他

在人类首服发展史中,不仅有功能性的冠帽,而且有许多象征精神文化的装饰性冠帽,用一些原始的生命符号表现人们的美好愿望。这在各民族女帽、童帽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人们希望用具有神灵作用的象征符号保佑亲人,特别是儿童。装饰性冠帽的象征符号多以动物类为主,有虎头帽、鸡冠帽、狗头帽、鱼形帽等。

虎头帽:在河北京津一带、云南苗族彝族地区、甘肃陇东平原、陕西关中平原、山西晋南平原的汉族,除了以龙凤为图腾崇拜外,还认为虎为兽中之王,可镇住一切恶魔,因此儿童都会戴虎头帽,表示受到虎的“围抚”,邪恶不敢侵害,可辟邪壮威。佩戴的虎头帽大都是长辈自己制作的,要求虎头虎脑,稚气可爱,不能有凶残之相。一般是将正面做成虎头形,在额头部位以彩布拼贴“王”字,两侧用小圆圈装饰老虎的眼睛,下端是半圆形的小嘴和几根遒劲有力的曲线胡须,虎耳侧立且两旁挂一对银铃,孩子一跑便发出叮当的响声,避免被人碰撞。有的虎头帽边沿镶一圈兔毛,前沿处镶钉一排银或铝的菩萨俑,其他部位以彩色丝线绣满花卉图案。色彩艳丽,做工精细,每一顶虎头帽都是一件绝妙的艺术品。儿童戴虎头帽时,胸前还会配上一个金锁银牌,上面有“福、禄、寿、禧”字样,显得越发吉祥并天真可爱。(见图25)

图25 虎头帽(华梅藏)

鸡冠帽:云南红河地区及附近的彝族姑娘佩戴鸡冠帽。帽式模仿鸡冠的造型,称为“鸡冠帽”或“公鸡帽”。根据彝文经典《夷僰榷濮》记载,彝族先民在创业神话中说,远古时天地之间没有光明,无白昼黑夜,足慧鸡不停地啼叫才使光明降临大地,所以先祖感念公鸡的恩情,从此穿戴象征吉祥的鸡冠帽。也有传说是恶魔祸害人间,公鸡鸣叫驱走了恶魔。在这些传说中,鸡冠帽都有驱魔求吉、获得光明的作用,属于典型的少数民族动物崇拜的佐证,同时折射了一定的原始阴阳观念,“魔鬼”代表阴暗恶势力,雄鸡象征光明,以阳克阴,鸡冠帽又成为原始巫术的原型。

鸡冠帽用相同的两片加厚衬的布勾勒出三道起伏的弧线,像鸡冠又像山形,表示帽顶,帽口用三道舒缓的弧线装饰,将两边与上方缝合,中间就呈现出可容纳头部的空间。在表面装饰各种花卉图案和银泡,以银泡代表星星和月亮,象征光明幸福。分布在不同地区的彝族支系以及其他民族,如哈尼族、白族等都有模仿公鸡形象制作的装饰性帽子,形制稍有差异。有的上下不封口,类似一个帽圈,有的夸张喙部造型,又被称为鹦鹉帽、凤凰帽等。

狗头帽:在浙江宁波一带的汉族儿童有戴狗头帽的习俗。狗头帽基本造型是在帽顶左右两旁开孔,缝制上狗耳,耳缘缝一圈皮毛或禽鸟羽绒之类。狗头帽的由来有一个传说:从前宁波有两兄弟,哥哥家无儿无女,六十岁时得一儿子,弟媳为夺哥哥家产,欲加害其子,被哥哥家大黄狗救回抚养得以保全。后来真相大白,哥哥为感谢大黄狗的恩情,特地请裁缝做了一顶“狗头帽”给孩子戴。后来,人们觉得这种“狗头帽”很吉祥,戴在小孩子头上又活泼又可爱,就一传十、十传百地传开了,形成汉族民间给儿童戴“狗头帽”的风俗。

鱼形帽:在中国湖南山江山寨的苗族认为,鱼具有强盛的繁殖能力,因此将帽子做成鱼形,象征家族兴旺、人丁众多。在苗族传说中,鱼还是小龙女的变身,被木匠大哥救起后嫁给恩人,是个智慧、勤劳、知恩必报的美丽姑娘。苗族姑娘佩戴鱼形帽代表着贤良淑德。苗族人喜欢将鱼绣成飞翔状象征自由,与苗族祖先曾崇拜飞鸟有关。苗族人将童帽做成飞鱼形,希望孩子能够记得苗族的祖居地是“鱼米之乡”,同时也希望孩子长大以后能够像鸟一样自由自在地生活。

龟帽:苗族文化中,龟象征着长寿和智慧,可历经千年不死,具有先知先觉的灵性。人们认为,只有与龟一样聪明的人才能读懂龟纹的含义,才能禳灾祈福。苗族人将帽顶做成龟壳形,或者将龟背上的纹路绣在帽顶上,绣制的纹路有的十分逼真复杂,有的简化成两条八字形斜线。给孩子戴上龟帽,期望孩子聪明健康。

猫头帽:苗族认为,黑猫是猫科中最精灵的,可通神性,象征着正义,因此给孩子制作猫头帽。帽子上绣各种夸张的花卉图案,多以菊花为主。带上黑色猫头帽寓意孩子受到护佑,且长大后明白事理,主持正义。还有红色猫头帽,通体绣满花卉,以牡丹花为主,以红色为主色调,寓意孩子以后日子过得富贵红火。

三、特色足服

(一)蒙古靴

蒙古靴作为蒙古族服饰的重要组成部分,因其自身独特的款式风格、制作工艺而深受人们的喜爱。历史上,欧亚大陆的许多游牧民族都是靴子的制作者和使用者。游牧民族穿着蒙古靴,严冬可以抗寒冷,穿越沙漠时防磨脚,涉草时防划伤,且利于马上驰骋,充分适应周围生活环境、生产方式和风俗习惯。靴子成为他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后来,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和需求量的增加,草原上形成了一个独立的行当——制靴匠。

蒙古靴主要由靴筒和靴底两部分组成,靴筒又由帮子、靿子、云子、楞子、口子、镶条、溜跟、座条等部分构成。靴筒和靴帮是由两个对称的裁片通过细密的针脚缝合而成,高度一般达胫骨处。靴底由盖板、千层和皮底三部分合成,厚且硬实,不易弯曲变形。蒙古靴的整个结构是为了便于随时调整姿势而设计的,在快速奔驰时能够支撑躯体并适应坚硬的马鞍。在10至11世纪契丹时期蒙古人的画像中可看到蒙古靴的这种结构形式。

蒙古靴中的装饰部分主要集中在“云子”,制作云子的材料很多,可用皮、毡、布等,讲究的用驴皮制作。先在一大块股子皮料上依样画出需要的云子轮廓图,再用裁刀依线裁切,挖出云子形状,用动物的肠子制作成的肠衣线沿纹样线条粘贴在云子上,在靴筒上显出浅浮雕般的质感,然后再粘上红、黄、绿等颜色的布料,讲究的用绸缎做衬底彩布,靴子匠的行话称为“挂彩布”。再将制作好的云子缝合在靴帮、靴黝、靴口等重点装饰的部位,行话称“契云子”。先黏合,后压平,再缝合,线头都要收在里边使其更加美观。云子的纹样多选用动植物图案或有吉祥寓意的如意云纹等,纹样可多可少。纹样多少、美观度都由穿着者自行决定,普通农牧人家,以实用为主,装饰纹样较少,在家境较殷实的人家,纹样装饰较多,且装饰的纹样和装饰部位较为考究。

(二)中国、日本木屐

屐是下有两齿的木质的鞋。因有两齿支撑可以“践泥”,使得走路轻便、雨天防湿防滑,似今天的雨鞋,整体形象更像今天的拖鞋,没有后帮。关于木屐的起源,还有一个小故事:春秋战国时期,晋文公感激介子推割肉充饥救命之恩,准备封赏,然介子推躲进绵山不出,晋文公焚林求之,介子推却抱树烧死。晋文公抚木哀嗟,伐树制屐。晋文公每当看到木屐便感激流涕,叹道:“悲乎足下!”后世对平辈或朋友称呼为“足下”竟与木屐有关。

实际上,木屐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即已出现,一直流传后世。唐代李白曾有诗曰:“长干好儿女,眉目艳星月。屐上足如霜,不着鸦头袜。”鸦头袜即是配合木屐而穿的二趾袜。木屐随着国际交流传入日本。因日本气候潮湿,脚气病多,木屐有效地解决了这一问题,于是木屐在日本广受欢迎,并改名为“下驮”。后发展出了多种样式,有绘着京都特色图案的“驹下驮”,有只可在庭院穿着的“庭下驮”,下雨时穿着高齿木屐,春夏赤脚时穿着涂有油漆的木屐,秋冬时穿日式二趾白袜再穿着木屐。随着社会生活的现代化,“下驮”与和服由日常服饰演变为特定祭祀等活动中的礼仪服装。在日本盂兰盆节时,人们会以木屐作为馈赠品。一些较高档的餐馆里,常把寿司放在似木屐形状的餐盘上,意味着祝旅行者一路平安。当代社会的木屐是无齿之屐,更接近于现在的拖鞋。

(三)草鞋与布鞋

人类随着从狩猎时代发展到采集经济时代,学会了以植物枝叶、根茎来编织生活用品,在今天的中国西安半坡、浙江河姆渡、江苏草鞋山等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出土文物证实,6000年前人们已经广泛使用手工编织物,出现了原始纺织手工制品。由此我们可以推断,人类在原始社会已开始穿着手工编织的麻草鞋了,只是这时的编织很粗疏而已。

由于草鞋材料以草和麻为主,质材取之无尽,用之不竭,平民百姓都能自备,汉代称之为“不借”。汉文帝刘恒曾穿着“不借”视朝,以表现勤俭的生活态度。这表明在汉代时,皇宫贵族穿草鞋已不多见,取而代之的是绸缎鞋。同时,布鞋逐渐在平民百姓间普及。至唐代,人们认识到葛草编织的鞋在长期使用中不如麻纤维去汗离体,所以唐代普遍种植麻,并编织成麻草鞋。这在唐代绘画《西域降灵图》中有形象的表现,说明除穷苦百姓外,隐居高士和僧侣也穿麻草鞋。

明清时的平民百姓在劳作时仍会穿着草鞋,红军万里长征时,依然着麻绳草鞋,可见这是一种东方特有的生态服饰。只不过,与此同时穿着的已有布鞋。

近现代,百姓平时大都穿着布鞋。东方人穿着的布鞋很有特色,通常是家家都有自家老少的鞋子尺寸,包括鞋帮和鞋底样板。春秋时节,取一些做衣服裁制时余下的布头儿,一层层用糨糊粘在木板上。到了一定厚度时,放在阳光下晒干,揭下来。这个程序叫“打夹子”。然后,比着鞋底样子剪成一个个鞋底大小的“夹子”,再用白斜条布将其围一圈粘好。几层摞一起,够到大约0.8厘米的厚度就可以用锥子扎一个或几个针眼,接着用粗针穿粗白线纳出针脚。这就叫“纳鞋底”。鞋帮是一层的布做里儿,一层黑布或其他颜色的布做面儿,也用糨糊粘在一些,剪成需要的鞋帮。上面可以纳线做图案,也可以绣花,还可以镶嵌“梁子”,如“双梁鞋”。纳线或绣花的一定要后贴白布里儿。将鞋帮沿好边后,就可以绱鞋了,即把鞋帮鞋底缝合成一双鞋。各国各民族的各种类型布鞋都属于传统的手工艺,因而地区风格特别明显。由于是手工纳底,具有柔软舒适、透气吸湿的特性,所以深受人们喜爱。布鞋制作工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部分,理应格外珍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