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对汉代的影响

徐卫民

丝绸之路是指始于古代中国，连接亚洲、非洲和欧洲的古代陆上商业贸易路线，既方便了交通，也是文化交流之路和经济交流之路。丝绸之路包括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

陆上丝绸之路是连接中国腹地与中南亚、西亚、欧洲、非洲诸地的陆上商业贸易通道，主要是指经过河西走廊、西域通向西方的丝绸之路，形成于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1世纪间，直至16世纪仍保留使用，是一条东方与西方之间进行经济、政治、文化交流的主要道路。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形成其基本干道，它以西汉时期长安为起点（东汉时为洛阳），经河西走廊到敦煌。同时也包括草原丝绸之路和西南丝绸之路。

海上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国与外国交通贸易和文化交往的海上通道，该路主要以南海为中心，所以又称南海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是随着造船业的发展而兴起的，形成于汉武帝时期，发展于三国至隋朝时期，繁荣于唐宋时期，转变于明清时期，是已知的最为古老的海上航线。关于汉代丝绸之路的南海航线，《汉书·地理志》记载了汉武帝派遣的使者和应募的商人出海贸易的航程，自日南（今越南中部）或徐闻（今属广东）、合浦（今属广西）乘船出海，顺中南半岛东岸南行，经五个月抵达湄公河三角洲的都元（今越南南部的迪石）。复沿中南半岛的西岸北行，经四个月抵湄南河口的邑卢（今泰国的佛统）。自此南下沿马来半岛东岸，经二十余日驶抵湛离（今泰国的巴蜀），在此弃船登岸，横越地峡，步行十余日，抵达夫首都卢（今缅甸的丹那沙林）。再登船向西航行于印度洋，经两个多月到达黄支国（今印度东南海岸的康契普腊姆）。回国时，由黄支南下至已不程国（今斯里兰卡），然后向东直航，经八个月驶抵马六甲海峡，泊于皮宗（今新加坡西面的皮散岛），最后再航行两个多月，由皮宗驶达日南郡的象林县境（治所在今越南维川县南的茶荞）。在广西、广东发现的汉代墓葬中出土的中外交流文物正是海上丝绸之路开通的见证。

丝绸之路的开辟，有力地促进了中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对促成汉朝的兴盛也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过去我们研究丝绸之路的作用大多局限于汉文化的对外影响，而忽视了域外文化对汉文化的影响。本文主要就丝绸之路开通后域外文化对汉文化的影响加以论述，不妥之处，请方家指正。

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开辟了中外交流的新纪元，并成功将东西方之间最后的堡垒掀开。从此，这条路线成为东西方交流的主要通道，各国使者、商人、传教士等络绎不绝。上自王公贵族，下至商人，都在这条路上留下了自己的足迹。这条东西通道，将中原、西域与阿拉伯、波斯湾紧密联系在一起。经过几个世纪的不断努力，丝绸之路向西伸展到了地中海。广义上丝绸之路的东段已经到达朝鲜、日本，西段至欧洲。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还可达意大利、埃及，成为亚洲和欧洲、非洲各国经济文化交流的友谊之路。

古代世界形成了五大文明地区：尼罗河中下游流域的古埃及文明，西亚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两河流域的古巴比伦文明，印度河中游的古印度文明，地中海沿岸的古希腊罗马文明，以及亚洲东部黄河、长江流域的古中国文明。这些古文明独立发展，中间隔着高山、大川、沙漠、大海。当大海还是无法逾越的屏障的时候，一些勇敢的探险者就通过驼、马等多种交通工具，向自己认知世界的边缘探险了。　

沿着这条丝绸之路，中国的丝织品以及冶铁、凿井、造纸等技术相继西传。西方的毛皮、汗血马、石榴、葡萄以及佛教、百戏、音乐、舞蹈、雕塑等也纷纷东来。丝绸之路是西汉与西域交往和交流的历史见证，也是西汉时期及以后中国与西亚、欧洲各国的联系之路。丝绸之路促进了中外经济文化的交流，也密切了汉族与沿途的其他少数民族的关系。

一、政治上的影响

丝绸之路的开通对汉朝的兴盛起了积极的作用。西域都护府的设立大大加强了汉对西域地区的统治，扩大了汉王朝的疆域。

通过丝绸之路，扩大了汉王朝的对外影响。西汉政府为了联合大月氏和乌孙夹击匈奴，派张骞两次出使西域，使汉朝和西域的经济文化交流日益增多，汉朝的丝织品大量运到西域后再转运到西亚和欧洲，因此，丝绸之路的开通更大程度上是一种政府行为之后的民间行为所导致的结果。

通过交流使世界了解了汉王朝，汉王朝也变得更加开放。没有丝绸之路的开通，也许就不会有“汉武盛世”的出现。唐朝的盛世也得益于丝绸之路的作用。

二、文化上的影响

丝绸之路对汉代文化的影响是多领域的，包括宗教、音乐、百戏等。

佛教传入中国，逐渐适应中国并渐本土化，应该说是迄今为止，丝绸之路上文化交流的最大成果。佛教早在公元前2世纪以后就传入西域了，公元前87年传入西域于阗，公元前60年至公元前10年左右自于阗向西或北传播到叶城、莎车、塔什库尔干、喀什、阿克苏、库车、焉耆等和向东北传播到且末、若羌、米兰、楼兰等是理所当然之事。

尽管学术界个别人认为秦时已有佛教的传入，但这个观点还没得到普遍认可。佛教两汉之际传入中原是没有问题的，洛阳白马寺就是明证。

丝绸之路对汉代音乐的影响。丝绸之路的开辟，改变了上古时期华夏文化发展相对封闭的格局，开拓了中外文化交流的新纪元，逐渐形成以华夏音乐与西域音乐相互交流融合为特征的中古时期的音乐文化面貌。“汉初少数民族乐舞《于阗乐》《棹歌》《箜篌引》以及《摩诃兜勒》等相继进入汉室宫廷。源于少数民族的鼓吹乐进入中原后，迅速成为重要的宫廷仪仗音乐和军旅音乐。而少数民族舞蹈更是风靡两汉，在宫廷和民间舞蹈中不乏其身影。进入中原的乐器胡笳、胡箜篌等经过发展融合，也均已成为汉代宫廷音乐及俗乐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少数民族音乐的传入，对汉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1］《通典》记载：“汉武帝使乐人侯调所作……今按其形，似瑟而小，七弦，用拨弹之如琵琶也。”此属琴瑟类的卧箜篌。从甘肃省嘉峪关魏晋墓砖书看，其面板上没有品柱。竖箜篌，汉代自西域传入，后被称为“胡箜篌”。《晋书·乐志》载：“横吹有双角，即胡乐也，张博望入西域，传其法于西京，惟得《摩诃兜勒》一曲。”［2］《摩诃兜勒》一曲调名称显然是外来语的音译。“摩珂”是梵语“大”的意思，东汉时西域有兜勒国。梵语中有“达拉”（tala）一词，是奏乐或唱歌时打拍子的意思，后引申为乐器铜钹的名称。“横吹”乐和《摩诃兜勒》乐曲是张骞从丝绸之路带回中国的第一批音乐成果，使得汉代音乐成分开始发生新的变化。

汉朝时，西域的百戏（各种杂技）传入中国，有着悠久历史的中国杂技在和西域杂技相互借鉴补充之后更加丰富多彩，为人民的日常生活增添了几多乐趣。张骞的副使从安息返国时，安息“发使随汉使来观汉广大，以大鸟卵及黎轩善眩人献于汉”［3］。“眩人”即幻人，指表演魔术杂技的艺人。“善眩人”是汉时对魔术家的称呼，“黎靬”就是今天埃及的亚历山大，当时属于罗马帝国的版图。《后汉书·西南夷传》记载：“永宁元年，掸国（缅甸）王雍由调复遣使者诣阙朝贺，献乐及幻人，能变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马头。又善跳丸，数乃至千。”这些外来技艺除在文献中记载外，也被鲜活地表现在汉代画像石、画像砖中。以幻术为题材的汉画像中，吞刀吐火和易牛马头是较为多见的，其中不乏外来民族形象。河南登封中岳汉三阙之一的启母阙，东阙南面阙身第一层中雕一马翘尾站立，左面一人仰面，左手持瓶，右手执斧上举，两腿左右叉开，正在做“易牛马头”表演。此人身材肥壮，鼻子夸大，虬髯连须，装扮与汉人不同，可能是西亚人；右边一人头戴平帻饰雉尾，右手举树枝，左腿屈伸，右腿跪地，也正在表演。河南登封市出土吐火图画像石，画面分为三格，中格刻有一人头戴尖顶毡帽，仰面向上喷火，双手抱一长颈瓶，做迈步奔走状。左格刻有一人圆脸大耳，身穿长衣，正襟危坐。右格刻有一站立人，面前有一人跪拜。［4］临沂吴白庄汉墓画像石表现的是外来人驯兽的场景。一艺人手执钩驱象，后有一执鞭骑骆驼者。驱象者和骑骆驼者都深目、高鼻、短发，骑骆驼者戴高帽，脚蹬靴，明显是外来民族的特征。［5］

汉灵帝时（168～189），西亚的生活习俗和音乐艺术开始风靡中原。“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箜篌、胡笛、胡舞，京都贵亲皆竟为之。”［6］翦伯赞指出：“汉代的音乐和歌舞，已加进了不少外来成分……武帝时已有安息的马戏团来到中国，表演角力、杂耍、戏兽等技艺……在东汉中叶，罗马的魔术团也来到中国。”［7］

三、经济上的影响

西汉以前，少量中国丝绸经西北各民族辗转贩运到中亚、印度半岛等。张骞出使西域后，汉朝的使者、商人接踵西行，大量丝帛锦绣沿着通道不断西运，西域各国的奇珍异物也陆续输入中国。汉武帝以后，开辟了与南海诸国以及印度半岛等地的水上交通线，从事经常性的贸易往来，这就是海上丝绸之路。

自汉武帝设置合浦郡以来，合浦逐步成为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之一。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考古工作者在合浦附近发现了城址、墓葬、窑址等大量汉代遗址，其中包括大浪古城、草鞋村遗址，以及风门岭汉墓、母猪岭汉墓、九只岭东汉墓等近万座汉墓群。大浪古城遗址中央有大型夯土基址，城西门外临江处还有码头依存，是一处西汉中期前后的城址。

考古工作者在广西合浦汉墓群中出土了许多琉璃、琥珀、玛瑙、水晶、肉红石髓、金花球、香料、胡人俑等，这些文物是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输入或是中外文化交流产生的遗物。这些城址、墓葬、手工业作坊及琉璃、琥珀等遗物，对于研究汉代合浦港、汉代海上丝绸之路以及中外文化交流等具有重要意义。

北部湾地区的众多汉墓及出土的诸多遗物是汉代对外文化交流研究的重要内容。在广西合浦、广东广州以及云南等地出土的汉代珠饰与南亚、东南亚、东亚地区相关制品进行比较分析，以典型器物如多面体玻璃珠、玻璃器皿、蚀刻石髓珠、多面体石质珠、多面体金珠、绿柱石珠等，可以勾勒出这些器物在海上丝绸之路沿线的分布与传播概况。通过采用多种便携式无损分析技术对合浦汉墓出土的宝石珠饰等遗物进行检测分析，结合合浦和其他地区出土的其他相关文物的研究结果，大部分宝石珠饰应是通过海上丝绸之路由南亚经东南亚传入合浦的舶来品。

汉代开辟的丝绸之路昭示人们，文明只有在交流之中才能进一步发展。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文化的发展和兴盛与其开放程度有着直接关系，必须坚持立足传统，敞开胸怀，海纳百川，兼收并蓄，这样的民族才是有希望的。

总而言之，丝绸之路促进了文明的交流、交往、交融，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促使生产力不断发展和人类文明不断进步，形成了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在人类文明交流互鉴史上写下了重要篇章。

（徐卫民，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秦汉历史与考古、中国历史地理、文化遗产学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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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季伟《汉代传入中原的少数民族音乐及其影响》，《南都学坛》2008年第3期。

［2］ 房玄龄《晋书·乐志》，中华书局，1965年。

［3］ 司马迁《史记·大宛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

［4］ 顾雅男《汉代乐舞百戏画像石研究》，山西师范大学2013年硕士学位论文。

［5］ 邢亦田《画为心声：画像石、画像砖与壁画》，中华书局，2011年。

［6］ 范晔《后汉书·五行志》，中华书局，1965年。

［7］ 翦伯赞《秦汉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