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序言

本书据英国哲学家索利著《英国哲学史》1920年剑桥版本译出。索利的这部书比较全面、系统、公允、简洁地追溯了大不列颠从开始以英文著述哲学时代起直至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终结止长达300年之久的哲学历史。其中不仅较为详尽地叙述了像培根、霍布斯、洛克、休谟、J.S.穆勒、斯宾塞这样一些经验主义大师，而且对切伯里的赫伯特、剑桥柏拉图派、塞缪尔·克拉克、托马斯·里德、威廉·汉密尔顿、亨利·西奇威克、托马斯·希尔·格林及布拉德雷等理性主义哲学家也多有论述，此外，还广泛涉及了这个时期较为著名的伦理学家、心理学家、经济学家，如佩利、夏夫茨伯里勋爵、曼德维尔、边沁、哈特利、普赖斯、普里斯特利、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大卫·李嘉图等，其中对边沁、亚当·斯密诸学者的论述尤为详尽。由于该书具有比较全面、系统、公允、简洁及知识覆盖面较广等诸多优点，所以在它问世之前或之后虽有不少同类著作，但它至今仍不失为一部好书，在英国乃至西方哲学史界享有一定声誉。阅读这样一部书，无论对于我国哲学史工作者（尤其是西方认识论史研究者），还是对于我国西方伦理学史、心理学史、经济学史研究者都会有益的。

威廉·里奇·索利（1855—1935）是英国20世纪上半叶虽说称不上第一流但也有一定影响的哲学家，在伦理学与形而上学领域都有所建树。他生于苏格兰塞扣克，1883年成了剑桥三一学院的会员，从1900年起为剑桥道德哲学教授，一直到1933年他退休时为止。

在哲学上，索利是一个新康德—新黑格尔主义者。索利所处的时代，是西方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新康德主义和新黑格尔主义在西方各国滋生流行的时代。索利深受新康德主义弗赖堡学派的影响，弗赖堡学派创始人威廉·文德尔班的哲学思想不仅在总体上而且在许多细节方面都给索利的观点打上了烙印。早在1885年，索利就出现了《自然主义伦理学》一书，激烈地批评了唯物主义，鲜明地表现了他的唯心主义立场。接着于1904年，他出版了《近代伦理学倾向》一书，名声大振。1918年，他出版了他的主要哲学著作《道德价值和上帝观念》，系统阐述了他的新康德——新黑格尔主义的哲学观点。

在后面这部著作中，索利强调感觉经验是一切科学的出发点，认为伦理学应该从道德经验出发，应该以道德经验及其伦理解释本身作为我们对之进行形而上学思考之基础，而不应先行构建一种形而上学尔后再从中推演出伦理学结论，而道德经验中最本质的东西便是价值观念。索利步文德尔班后尘，强调了社会历史科学与自然科学间的差异，认为这种差异不仅表现在它们的研究对象方面，而且还表现在它们的研究方法和目的方面。就对象而言，社会历史科学重视价值，自然科学则漠视价值；就方法和目的而言，社会历史科学用的是一种个别化的方法，旨在描述一过去了的个别事例或具体事件，而自然科学用的则是一种普遍化的方法，旨在寻找自然界中的一般的因果联系。但是索利并没有停留在文德尔班的使人与物、价值与事实毫不相干、相互平行对立的“二元论”上。他指出，有两种性质有别的价值：一是工具的价值，一是内在的价值。前者属于物，而后者则只属于人。物可以在工具价值的意义上说是好的，只有人才能说内在地是好的。不过，索利并没有因此而走向他早年批评过的自然主义一元论或其他形式的一元论。因为在索利看来，它们都漠视价值，而价值与具有内在价值的人和自然事件一样为实在的一部分。索利努力沿着一条处于极端“二元论”和一元论之间的“中间道路”前进。他自信他在所谓伦理—神论的哲学中找到了解决办法。一个“人格上帝”的观念能够最好地满足所有种类的经验事实，因为这个“人格上帝”以其因果联系也以其至上的源泉是自然世界的创造者，也是各种不同价值的孕育者，正是这个“人格上帝”使万物充分组合，浑然一体，消除掉事实与价值间的“二元”分离。

在这部著作中，索利还讨论了恶的问题。索利承认，世界上有恶存在这一点为任何一种对终极问题的神学解决制造了困难。但是他又强调说，基于恶的存在的事实的各种反对意见并不是致命的，因为他在这里提供的这种神学解决并不是严格一元论的，上帝由于他的创造便限制了他自己，因为道德价值只有自由的人才意识得到，而这种自由的天资便既使善也使恶成为可能。索利强调说，在这样一个世界里，尽管恶可能并且确实出现，它还是比任何一个缺乏自由的世界为好，而且唯有如此才能为价值创造提供一适宜的环境。

索利同新康德主义弗莱堡学派及文德尔班的密切联系，不仅突出地表现在他重视社会历史科学，致力于伦理学和价值观念研究，也突出地表现在他对哲学史的浓厚兴趣上。正如文德尔班既是著名的哲学家，又是著名的哲学史家一样，索利对哲学史尤其对英国哲学史也多有研究。他曾在《剑桥英国文献史》上陆续发表了一系列有关论文，《英国哲学史》就是以这些文章为基础编写而成的。

《英国哲学史》这部书，不仅作为一般哲学史书有许多重大优点，而且作为一部国别哲学史书，也有许多重大优点。译者认为，就后一个方面而言，它至少有以下几点可资借鉴。

本书的优点首先就在于作者能以整个人类哲学思想的历史发展为参照系统，准确地捕捉并着力地描述了英国哲学的主要民族特征。索利在该书结尾处满怀民族自豪感宣布：“在所回顾的300年中，或许没有任何一个民族能够出示更多的具有第一流哲学水平、对人类思想进程有更加深邃持久影响的人物。”这些话听起来近乎狂热，想起来却也不无道理。诚然，就古代哲学而论，英国比起世界文明古国如中国、印度、希腊来，确实逊色得多。但是，就近代哲学而论，英国是堪称一哲学大国的。但是英国之所以在人类哲学近代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从根本上讲，正在于英国近代经验论的发展，正在于英国哲坛上相继涌现了培根、霍布斯、洛克、休谟、J.S.穆勒、斯宾塞这样一批经验主义哲学大师。在索利的心目中，他们正是近代英国哲学最卓越的代表，英国近代哲学正是通过他们对人类思想进程发生了深邃持久影响的。正是出于这样一种对人类哲学史及英国哲学史的洞见，索利不惜笔墨，着力阐述了这些哲学家的思想，这一点只要从该书的章节编目中即可看出。尤其值得称赞的是，作者努力揭示了这些哲学大师间的历史关联，从而为我们宏观地勾勒出英国经验论从培根、霍布斯到穆勒、斯宾塞的发展进程。在索利的笔下，培根、霍布斯是英国经验论也是英国近代哲学的“开路先锋”。洛克以培根和霍布斯为“楷模”，“对人类理智进行了系统的研究”，“提出了哲学研究的一个新部门”（认识论），“开拓了英国哲学的新道路”。休谟承认洛克在他之先就“试图把推理的经验方法引进到道德学科上来”，“开辟了由人类心灵的科学推导出一个哲学体系的道路”，但是，休谟“把洛克所开创的路线贯彻到底”，“在沿着这条道路前进的彻底性和首尾一贯性方面远远地胜过洛克”。穆勒的“逻辑学”不只是一种在英国变得通常习用的那个术语的有限意义上的逻辑学，“它还是洛克和休谟尝试过的那种认识论。整个说来由于它明确地涉及证明或明证问题而变得更加精确了；但是这个问题乃是休谟的问题的重现。”“约翰·斯图尔特·穆勒的经验逻辑，与达尔文的观念，经斯宾塞把它们揉合成一个体系，给全世界的哲学打上了烙印。”由于对作为英国哲学主导线索的经验论的精心研究，索利在许多方面便不落窠臼，且入木三分。例如他不像一般西方哲学史学者那样，只满足于描述培根的经验主义新方法，而是突出地强调了培根认识论中的实践观点，指出，培根哲学中的一个主要观念便是“知识的实践目标。这是一个经常出现的思想，而且在他自己的心里还是最基本的；这是他在他自己的新逻辑与旧逻辑之间作出的首要区别，他还打算用它来表示他声称仅仅开了一个头的新哲学的特征”。他不顾许多西方哲学史学者把霍布斯简单地看作一位政治思想家的俗见，强调指出：诚然，霍布斯作为一个著作家的持久的声望主要是基于《利维坦》的，但《利维坦》之为一意义巨大而持久的著作，就正因为它不只是一本政治小册子。应该把生气和色彩归因于它写作的时代及一个给它以一部哲学杰作所具有的那种统一性的更大范围的机械唯物主义概念。在对洛克《人类理智论》的评介中，索利否定了一些西方学者关于其第1和第2卷的主要倾向是唯物主义的经验主义的而第3和第4卷是唯心主义的理性主义的意见，强调了洛克认识论体系中观念论、语词论与知识论的一致性。他写道：“洛克的兴趣集中在一些传统问题上，即自我的本性、世界和上帝，以及我们关于它们的知识的根据。我们只有在《理智论》的第4卷即最后一卷才触及这些问题，但是，头三卷的探究是对这些问题探讨的准备，尽管这种探究也具有它自身的重要性。”再如，他明确地批评了休谟哲学的心理主义倾向，说“休谟是头足倒置的霍布斯”，谴责他用“我们现在所谓的心理学”“代替”了“哲学”。所有这些，对于我们全面、准确、历史地理解和把握英国经验论，宏观地理解和把握英国近代哲学史都会有所启迪。

本书的另一个重大优点是它努力从史料本身出发，力求全面、客观地描述英国哲学的历史发展。“从原始史料去研究哲学史”，是黑格尔哲学史观的一项重要原则。看来，索利也是信奉这条原则的。他在该书出版序中开宗明义批评了那种从笔者设想的哲学观点出发剪裁哲学史料的写作方式，认为这样写出来的哲学史著作，其观点往往是主观片面的，易引起误解的。而他的这部书则要遵循另外一种写作方式，即同史料保持密切的接触，回顾审视历史上各种不同类型的所有主要哲学家，并从哲学家本人的哲学观点出发，尽力去掌握和表达他们思想贡献中的本质东西。基于这样一种见解，索利在这部著作中明确反对了库诺·费舍把整个英国哲学说成是经验论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的意见。在索利看来，英国近代哲学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它虽然以经验论为主导线索，但也确实存在一理性主义传统。后面这种传统在这几个世纪期间由切伯里的赫伯特、亨利·莫尔、拉尔夫·卡德沃思、约翰·诺里斯、夏夫茨伯里、托马斯·里德以及许多其他思想家所维系。索利认为，这样一些哲学家虽未达到第一流水平，没有培根、洛克、休谟、斯宾塞显赫，但却是能为英国精神思辨洞察力作证的，因而仍应占去该书的相当篇幅。索利特别看重切伯里的赫伯特、剑桥柏拉图派和里德，分别用了一章或近乎一章的篇幅专论他们。他在谈到切伯里的赫伯特时指出：“培根被人称作经验主义哲学或实在论哲学之父；赫伯特则影响了，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还预示了理性主义或理智主义思想学派具有特征的学说。”他还指出，赫伯特虽然也和培根一样致力于方法论问题，但却“更深了一层”。“可以这么说，培根研究了明证的标准和规范，而赫伯特则试图去规定真理的本性和标准。”在谈到剑桥柏拉图派时，索利指出：“对霍布斯令人满意的批评必须深入到他所采用的机械论哲学原理以及他所阐述的与那些原理相一致的人的本性的观点中去。这种更为根本的批评为一些剑桥柏拉图主义者，特别是为卡德沃思和莫尔所尝试。”索利还高度评价了托马斯·里德及以其为奠基人的苏格兰常识学派，说他们的常识哲学“是从总体上驳斥休谟哲学的最够格的尝试”。不仅如此，索利还进而批评了那种视经验主义哲学家的哲学思想纯然一色的片面观点，强调指出，即使那些最为典型的经验主义哲学家，“甚至连他们所传达的要旨，‘经验主义’这个名词也穷尽不了。例如，把洛克说成第一个‘批判’哲学家与把他叫作经验主义倡导者有同样充分的理由。”

本书的第三个重大优点是它努力以整个西方哲学波澜壮阔的历史发展为宏伟背景，把近代英国哲学描述成一个与西方各国哲学冲突交融，既包含大量哲学输出又包含大量哲学输入的开放系统。诚然，在索利这部书中，我们明显地看到了整个英国近代哲学，甚至它的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都经历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历史与逻辑的发展进程，但是所有这一切都是以整个西方哲学波澜壮阔的历史发展为背景、为铺垫的。一方面，在这300年间，英国哲坛上相继涌现了一批出类拔萃的大哲学家，像培根、霍布斯、洛克、休谟、穆勒、斯宾塞等，对人类思想进程发生了深邃持久的影响。尤其是洛克，曾强有力地推动了欧洲大陆各国的哲学。“在法国，孔狄亚克和爱尔维修从洛克学说中引出了他们的观念；洛克及其自然神论者中的信徒的影响，在法国和德国启蒙时期都很突出；他的工作的一个方面则归结到休谟，并促进了康德对知识作出新的批判。”洛克之后，苏格兰哲学在法国也引起了反响。而且，后来到19世纪，J.S.穆勒的经验逻辑，与达尔文的进化观念，经斯宾塞把它们揉合成一个体系，“给全世界的哲学打上了烙印”。另一方面，英国近代哲学一开始就是以文艺复兴著称的“欧洲精神觉醒”为历史背景的，培根和霍布斯都“利用了他们那个时代的观念”。“那个时代的理智酝酿，其想象力的广泛范围，其对精神未来胜利的确信，都由培根表达出来了。霍布斯抓住了新科学的主要概念，并借助这个概念构造了一个体系。”“在他们之后，英国思想界和一般欧洲思想界一样，处于笛卡尔的影响之下。”从这时起，大陆各国哲学对英国哲学的影响一度有所削弱，但是到了19世纪下半叶，康德和黑格尔的思辨理论又有力地席卷了英伦三岛。事实上，正是由于英国哲学与欧洲各国哲学的这种冲突交融，才使得英国近代哲学总处于生生不息的变化更新之中，英国近代哲学就像一条奔腾不息的大江，虽然其中也有缓慢滞进阶段，但是，“发展中从来没有过任何真正的中断，从来没有一刻思想已经死亡”。在一个时期，它“衰退萎缩了”，而在另一个时期，“却又显示出更加激昂的情绪、更广泛的旨趣和更有影响的思想家”。

毋庸讳言，由于作者的新康德——新黑格尔主义立场所致，本书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重大缺点。应该说，索利的哲学史观从本质上讲是非历史唯物主义的。诚然，作者在许多场合也从社会政治背景、自然科学发展、文化思潮激荡诸方面对一些哲学史现象进行了多方位的考察，作了些立体性的分析，但终究不能对决定哲学发展的“动因的动因”作出科学的说明。例如，在对霍布斯政治哲学动因的追溯中，虽然不无正确地批评了一些学者把它简单归因于霍布斯个人遭遇的种种意图，坚持诉诸他的时代，诉诸1640—1648年英国资产阶级政治革命，但是他没能在此基础上向前再跨进一步，因而还是不能对霍布斯政治哲学的终极原因和阶级属性作出科学的规定。再如，对于英国经验论从培根、霍布斯到贝克莱、休谟、斯宾塞，从唯物主义到唯心主义、不可知主义的过渡和转变，虽然作者也作了一些很有见地的“描述”，还看到并着力强调了自然科学（尤其是力学和生物学）对英国经验论（特别是对霍布斯、斯宾塞的哲学）的有力影响，但由于对决定这一过渡和转变的英国社会变迁（经济政治制度的变革）及其同英国近代哲学发展的关联缺乏历史唯物主义的考察，便始终没能对这一过渡和转变作出中肯和深刻的说明。诸如此类的问题，相信读者会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作出实事求是、恰如其分的分析和批判，这里也就不一一赘述了。

译者

1991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