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全不同的眼光

抨击科举的题材，在《儒林外史》以前就已经出现在小说里。例如蒲松龄的《聊斋志异》里就有几篇抨击科举的力作：《叶生》《司文郎》《王子安》。《叶生》《司文郎》两篇着力抒发落第举子的抑郁不平之气，《司文郎》一篇更是痛骂“帘中人并鼻盲矣！”《王子安》一篇刻画举子发榜前近似疯狂的精神状态，可笑可怜。这一篇的境界已经接近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但吴敬梓出以现实的工笔画，蒲松龄则借用亦幻亦真的漫画。再如冯梦龙的《钝秀才一朝交泰》，“大概说人穷通有时，固不可以一时之得意，而自夸其能；亦不可以一时之失意，而自坠其志”。而《儒林外史》作者吴敬梓的目光则完全不同，他对怀才不遇的主题已经失去兴趣；他也不是去用老庄的精神胜利法去麻醉读者；更不是劝人知足常乐，安于命运的安排。他已经从个人的穷达浮沉中解脱出来，去思考知识分子的整体命运。他已经不再满足于揭示科举制度的种种弊病，而是上升为对科举制度的否定。他不是在抨击科举不足以得人，而是进一步揭示出科举在毒害人，读书人在科举的诱惑下，或是变成了像周进、范进那样的腐儒，或是成为像王德、王仁那样的假道学，或是堕落为严贡生、匡超人、牛浦那样的市侩，或是沦为自吹自擂、半通不通的斗方名士。

吴敬梓在小说中告诉我们，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造成了全社会虚伪势利的风气。这种风气成为周进、范进之流在科举道路上苦苦攀登、至死不悔的社会根源。周进和范进的故事不是穷通有时的老故事，周进和范进不是钝秀才的翻版。匡超人的形象更是吴敬梓的一个创造，在科举制度的诱惑之下，可塑性很强的匡超人一步一步地往下滑，终于把父亲传给他的农家子弟的那份纯朴和善良一点一点地全部丧失掉了。吴敬梓写出鲁小姐这样一位八股才女，不是要赞扬女子的才华，而是要写功名富贵对一位少女的毒害。正如贾宝玉所谓：“好好的一个清净洁白女儿，也学得钓名沽誉，入了国贼禄鬼之流。这总是前人无故生事，立言竖辞，原为导后世的须眉浊物。不想我生不幸，亦且琼闺绣阁中亦染此风，真真有负天地钟灵毓秀之德！”而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颜氏》一篇里也塑造了一位八股才女，却是借以赞扬女子的才华，写她在丈夫名落孙山以后，雄赳赳地向丈夫提出挑战：“君非丈夫，负此弁耳！使我易髻而冠，青紫直芥视之！”结果“以冠军应试，中顺天第四；明年成进士；授桐城令，有吏治；寻迁河南道掌印御史，富埒王侯”。

同样是抨击科举，吴敬梓完全是一副新的眼光，他的心胸更宽大，视野更开阔，忧患的意识也更加深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