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五 论叛乱与动荡

身负牧民之责，须当洞察国家变乱的风暴征候。各阶层势均力敌之时，变乱的风暴往往最为猛烈，正如昼夜等分之时，自然界的风暴为祸最甚。110又如风暴之前往往会有微弱阵风和暗涌海潮，国家也有如下情形：

他时时告诫我等，要当心潜藏的骚乱，

当心蓄势待发的阴谋与暗算。111

诋毁国家的放肆言论层出不穷、公行无忌，不利国家的虚假传闻喧腾众口、所向披靡，此类情形都是国家动荡的征候。说到流言女神的家世之时，维吉尔指出，这位女神是巨人族的姊妹：

故老相传，大地母亲对众神怒不可遏，

由是诞下了她，科伊俄斯和恩塞拉都斯最小的妹妹。112

由此看来，流言似乎是往昔叛乱的遗迹，同样真确的是，流言还是未来叛乱的前奏。尽管如此，维吉尔所言不谬，反叛的骚乱与反叛的流言相去不远，不过是一者为兄，一者为妹，一者阳刚，一者阴柔。到了形势险恶，国家最为开明、最可称道、本应最得民心的举措也遭到曲解抹黑的时候，两者之间的距离尤其微小，因为这样的形势昭示着沸腾的民怨，正如塔西陀所说，民怨一旦兴起，善举也会遭受与恶行一样的指斥。113但我们切勿据此认为，既然流言是动荡的征兆，厉禁流言就不失为抑制动荡的良策，因为平息流言的上策往往是置之不理，极力封堵则只会助长好奇之心，延长流言的寿命。除此而外，我们须当警惕塔西陀所说的那种恭顺：他们坚守岗位，对于长官的命令却更喜欢议论，不喜欢执行。114接到官长的指示和命令，争长论短、借故推诿和吹毛求疵的行为都意味着不服管束，试图抗命不遵，尤其严重的情况是，发生此类争论的时候，主张听命的声音畏首畏尾，主张抗命的声音反倒肆无忌惮。

其次，马基雅维里所言极是，理当慈育万民的君王若是自树一党，或者偏袒一方，那就好比船只配重不匀，终致倾覆之灾。115绝佳的例证出现在法王亨利三世的时代，亨利三世加入了旨在铲除新教徒的同盟，不久便遭到这个同盟的反噬。116原因在于，王权若是变成了某项事业的附属品，国中又存在比王权更能统驭人心的纽带，君王就会走向几近名存实亡的下场。

再次，如果各执己见、相互攻讦和党同伐异的行为公行无忌，足证政府的尊严已经荡然无存，因为政府最高层的官员本该像原动天之下的星体那样运行，由古代学说可知，这些星体在原动天的驱策之下公转，公转十分迅疾，星体的自转却柔和徐缓。117 由此可知，如果达官贵人都在张牙舞爪地自行其是，如塔西陀的妙语所说，放肆到了目无君上的地步118，那就意味着星体的运行乱了套，因为尊严是上帝赐予君王的腰带，用以维系王权，祂威胁要瓦解王权的时候，说的正是：我要松开列王的腰带。119

总而言之，如果政府的四根支柱（亦即宗教、司法、咨议与国库）有任何一根遭到了严重的动摇或削弱，好天气就只能依靠老天爷的保佑了。不过，我们不妨暂时放下关于预兆的讨论（话虽如此，下文还是提供了关于这个问题的更多启示），先说说叛乱的根源，再说说叛乱的动因，最后说说应对叛乱的方法。

叛乱的根源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因为在时势允许的情况下，消弭叛乱的上上之策莫过于釜底抽薪。原因在于，只要存在现成的柴薪，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火星迸发，引燃烈火。叛乱的根源有二，一是民众甚贫，二是民怨甚深。毫无疑问，有多少人倾家荡产，就有多少人乐见动荡。关于罗马内战之前的形势，卢坎120说得一针见血：

于是有贪婪的高利重息，奔向清算之日，

于是信用倾圮，众人皆以战争为利。

这种众人皆以战争为利的情形是个确凿无疑的征兆，说明国家面临叛乱与动荡。此外，若是上层阶级的败落破家与下层民众的缺衣少食同时出现，巨大的危险便可谓迫在眉睫，原因是肚子造反最难安抚。至于民怨，政体好比人体，民怨则好比易于引发高烧炎症的体液。要判断民怨的危险程度，君王千万不能以民怨合理与否为依据，那样是高估了民众的理性，而民众往往不识好歹；也不能以引发民怨的真实疾苦是大是小为依据，因为最危险的民怨爆发之时，民众对疾苦的恐惧会超过对疾苦的真实感受。苦海有涯，恐惧无边。121再者说，在压迫深重的时候，助长民怨的东西同时也会压制民众的勇气，而在民众对疾苦心生恐惧的时候，情形却并非如此。除此而外，如果民怨频频发作或是旷日持久，但却并没有导致危机，君王或国家也万万不可掉以轻心，因为乌云固然不是必定酿成风暴，但风暴即便屡屡过门不入，最终还是会找上门来，何况西班牙人的谚语说得好：最终弄断绳子的往往是最轻微的拉扯。122

叛乱的动因包括宗教改革、税赋调整、移风变法、废止特权、普遍压迫、进用小人、妒恨外族、匮缺物资、散兵滋事、殊死党争，以及一切激怒民众并使之戮力同心的事件。

至于应对叛乱的方法，我会讲到几种一般性的预防措施。要判断哪种方法才是良药，只能以是否对症作为依据，因此应当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可一概而论。

第一种预防措施是尽可能地铲除前述的叛乱根源，也就是国内的匮乏与困穷。要实现这个目标，须当推动开放均衡的贸易、支持制造业发展、厉禁游手好闲、以法律抑制铺张浪费、改良并善用土地、平抑物价、减轻贡赋，如此等等。概言之，必须防止国内资源不足以养活国内人口（尤其是在人口未遭战祸剪伐的时候）的局面。除此而外，衡量人口绝不能只看数目，因为相较于一大批产出多于消费的人，一小批消费多于产出的人会更快地掏空一个国家。由此可知，贵族及其他官吏的数目若是大幅扩增，以至与普通民众不成比例，必将迅速导致国家困穷。神职人员的泛滥也会造成同样的后果，因为他们对国库毫无贡献。后果相似的局面还有一种，那就是学者的数目超过了公职的需要。

同样值得谨记的是，尽管本国财富的增益必须依赖与他国的贸易（因某处所得必为他处所失），可供出口的事物却只有三样，一是天然物产，二是制成品，三是运力。由此可见，只有前述的三个轮子运转良好，财富才会如满潮一般滚滚而来。此外，屡见不鲜的情形是手艺胜于材料123，工艺和运力往往比原材料值钱，可以为国家带来更多的财富。显例便是低地的民众，他们拥有举世无双的地上矿藏。124

最为重要的事情是施行善政，勿使一国之财落入少数人的掌握，如其不然，富国亦有饥馑之时，何况钱财正如肥料，撒不开便无用处。要做到这件事情，主要的手段是禁绝高利盘剥、囤积居奇和大肆圈地之类的贪婪行径，即便不能禁绝，至少也要严加管束。

再来看如何消除民怨，至少是消除民怨带来的危险。众所周知，每个国家的臣民都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贵族，一部分是平民。如果心怀怨恨的只是其中之一，形势还不算十分危险，因为普通民众动作迟缓，除非受了贵族的挑唆，贵族则势单力薄，除非大众随时准备起而响应。如果贵族等到民怨沸腾之时再出来振臂一呼，真正的危险便会来临。诗人们讲过一段故事，说众神曾经想把朱庇特捆绑起来，听到风声之后，朱庇特便采纳帕拉斯的建议，把百臂巨人布里亚柔斯叫来保驾。125毋庸置疑，这个故事可以算作寓言，说明普通民众的支持可以为君王提供多么可靠的保障。

给民众适当的自由，让他们发泄自己的怨恨与不满（只要他们的发泄不至于太过放肆张狂），不失为一种安全的策略，因为人若是不让体液释放，甚至不让伤口的血往外流，便可能积成恶性的溃疡与脓疮。

就民怨而言，埃庇米修斯的角色完全不逊于普罗米修斯，因为抑制民怨的良策莫过于埃庇米修斯的举动。苦难与邪恶飞向人间之时，正是埃庇米修斯合上盖子，最终把希望留在了罐底。126以高明老到的手段培育并助长种种希望，引导人们从一个希望走向又一个希望127，无疑是一味灵丹妙药，最能化解民怨之毒。有两种成就可以确证政府和政策的睿智英明，一是在无法满足民众愿望的情况下仍能以希望留住民心，二是处理事务之时能使任何灾祸都显得尚有希望，不至于无药可救。后一种成就比较容易实现，因为个人和党派都乐于自我麻痹，至少也愿意夸夸其谈，装出一副不相信灾祸的模样来。

还有一条众人皆知却依然万试万灵的预防措施，那便是未雨绸缪，防止国中出现潜在领袖或领袖之材，为怨望之徒提供投靠跟从的目标。我所说的领袖之材，指的是位高望重、得到怨望之徒的信任和拥戴、据知自身也心怀怨望的人物。对付这类人物，要么是把他们争取过来，使他们坚定彻底地归顺政府，要么就得让他们的某个同党跟他们分庭抗礼，反对他们，分割他们的名望。一般说来，对各色反政府党派一律实行分化瓦解，使他们自相对立，至少是自相猜疑，也不能算是下下之策。原因在于，如果国家政策的捍卫者离心离德，反对者倒是一体同心，局面就到了无法收拾的地步。

我发现，出自君王之口的一些尖刻妙语起到了为叛乱煽风点火的作用。恺撒曾说，苏拉无知识，所以不独裁。128这句话对恺撒自己造成了莫大的伤害，因为人们本来以为他迟早会放弃独裁，听闻此言便不再抱有任何希望。加尔巴葬送自己的言语是，他的兵都是挑来的，不是买来的129，原因在于，这句话断绝了士兵们领到犒赏的念想。与加尔巴相似的是普罗布斯，他说的是只要我还活着，罗马帝国就不再需要士兵130，使得士兵们大失所望。凡此种种，不胜枚举。毋庸置疑，面对敏感的事务和微妙的时机，君王必须注意自己的言语，尤其要注意无头无尾的片言只语，因为这类言语传得跟飞箭一样快，人们还会视之为冲口而出的肺腑之言。与此相反，长篇大论倒总是枯燥无趣，引不起多少注意。

最后，无论形势如何，君王身边都要有一名以至多名骁勇大将，以便戡乱于始萌。若是缺少此辈将领，朝廷往往会在动荡初起之时惊惶失措，国家也会面临塔西陀所说的险境：时人心态便是如此，此等滔天恶行敢为者寡，欲为者众，听之任之者则尽人皆是。131不过，此辈将领须为忠诚可靠、素负美名之人，不可有营私结党、收揽人心之习，还须与国中其他重臣步调一致，如其不然，药石之害将甚于疾病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