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本序[1]
《蟹行》（Im Krebsgang）出版于二〇〇二年二月，两周内售出二十五万册，在德国所有文学图书排名榜上跃至榜首。二月四日，德国最有影响的杂志《明镜周刊》第6期率先将该书作为封面主题报道，标题是《德国的泰坦尼克——格拉斯的新作：被遗忘的难民船悲剧》，除了一篇《蟹行》评介文章之外，还配发了许多有关“威廉·古斯特洛夫号”沉没的文字和图片资料，文章中称，该书追述世界航运史上的最大海难——德国“威廉·古斯特洛夫号”游船被苏军潜艇击沉，是大胆地闯入了一个几十年来德国战后文学的禁区，而且写得“极为出色”，“引人入胜”。二月五日，德国电视二台首播“德国文学教皇”赖希-拉尼茨基（Marcel Reich-Ranicki）主持的电视节目《赖希-拉尼茨基独奏》，这个节目早已在几个月前就作了预告，是颇受德国文化读书界关注的事件，赖希-拉尼茨基对该书大加赞扬，声称在阅读时多次“热泪盈眶”，作为资深文学评论家，他不会“在自己的水平之下流泪”，他赞扬《蟹行》不仅是格拉斯迄今最优秀的作品，而且也是近年德语文学最好的几本书之一，他对着实况转播的摄像机，向格拉斯表示祝贺。二月十四日的《明星周刊》称：作者以高超的文学技巧，表现了二战后期成千上万德国东部居民向西部逃亡的历史，将“威廉·古斯特洛夫号”海难作为中心事件，“成功地把历史事实与文学虚构融为一体”。紧接着，德国几乎所有重要报刊都发表了对《蟹行》的评介，但是大多数文章主要是着眼于“威廉·古斯特洛夫号”沉没事件，“老人与海”成为好几篇文章不谋而合的标题，而一些地方性报纸上发表的文章才比较注重作品的文学性。文学评论界对这部中篇小说几乎一致赞扬，不少评论认为，《蟹行》是格拉斯文学创作的一个新高峰。
格拉斯见到一些报刊借《蟹行》这部小说就“威廉·古斯特洛夫号”沉没大做文章之后，在接受《明星周刊》记者采访时明确提出：这是一场灾难，而不是犯罪。当时仍在交战，“威廉·古斯特洛夫号”的行动有很大成分是军事行动，这条船不是“难民船”，因为船上还有上千名德国海军新兵和穿军服的海军辅助人员，苏军潜艇指挥官下令击沉该船完全是正确的。关于闯入“禁区”之说，格拉斯也不完全赞同，他指出，写德国这个发动战争的民族同时也是战争的牺牲品这一主题，在同时代的作家中不乏其人，德国东部居民向西部逃难，过去在东德是“禁区”，但在西德不是，他自己的许多作品都对此有所涉及，只不过人们对此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罢了。
在德国最大的两家大众新闻周刊《明镜周刊》和《焦点周刊》公布的二〇〇二年年度“文学类”畅销书单中，《蟹行》均排名第一，全年销量在五十万册以上。《蟹行》是格拉斯一九九九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出版的第一部作品。有人说，诺贝尔文学奖给获奖者投下了一道阴影，在其之下，不少作家基本停止了文学创作，很多人开始动手撰写自传或回忆录。当记者问及格拉斯获得诺奖对其文学创作的影响时，他说：“我在写作时完全忘记了获奖的事。无论是在获奖之前还是在获奖之后，写作过程都是很费力很辛苦的。我当然明白，外界的期望是很大的。”他坦然地承认：“我不知道，如果我是在五十岁时得到诺贝尔奖，会怎么样。但是，我是在七十二岁时获得的，已经经过了很多年在有可能获奖的推测和等待中的磨炼。”事实证明，七十五岁高龄的作家愈老弥坚，在文学创作上仍在不断突破求新，作品本身无论是主题、构思、布局、叙述等，都确实可圈可点，不愧是出自大手笔之作，《蟹行》可以说是格拉斯又一次给了世人一个惊喜。
德国当年在纳粹主义思想驱使下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法西斯的铁蹄几乎践踏了欧洲所有国家，给人类社会带来难以想象的灾难，仅居住在欧洲的犹太人就被屠杀了数百万。然而，这个发动战争的民族，同时也是战争的牺牲品。上百万德国军人死于异国他乡，许多德国城市在战争后期乃至停火后仍然遭到盟军飞机毁灭性的报复轰炸，一千多万东部居民在寒冷的冬天向西部逃难，包括格拉斯出生和成长的但泽地区也被作为大国之间进行交易的筹码，划分给了波兰，德国被盟军四大国实行军事管制，并且导致后来长达四十年的分裂，两个社会制度完全不同的德国并存直到1990年才重新统一。长期以来，德国作为战争的发动者，始终只能扮演犯罪者和应该受到惩罚的对象，德国民族在战争中遭受的灾难，一直是文学创作中极少出现的主题。
《蟹行》这部小说中叙述的威廉·古斯特洛夫其人其事以及“威廉·古斯特洛夫号”沉没，对于绝大多数战后出生的德国人是完全陌生的。威廉·古斯特洛夫于一八九五年一月三十日出生在德国城市什未林，一九三六年作为德国纳粹党瑞士分部主席在瑞士的达沃斯被德国犹太青年大卫·法兰克福特刺杀身亡。一九三七年，希特勒亲自提议以他的名字命名一艘下水的新式万吨旅游船，此后这艘船先是专门经营纳粹政权组织的被称为“力量来自欢乐”的大众旅行活动，战争爆发后改建成停靠在岸边的军医船和军训船。一九四五年初，苏联红军大举反攻，迅速占领德国东部地区，“威廉·古斯特洛夫号”从但泽附近海港启程，船上载有逃往德国西部的难民近万人和数千德军士兵。一九四五年一月三十日夜里，这条船在波罗的海被苏联红军潜艇“S-13号”发射的三颗鱼雷击沉，死亡人数估计超过九千人，大部分是妇女儿童，是世界历史上死亡人数最多的海难。这一天凑巧是威廉·古斯特洛夫的五十岁生日，也是希特勒上台二十二周年纪念日。作者客观地陈述了“威廉·古斯特洛夫号”沉没的经过，没有丝毫夸大或者渲染，用了很多篇幅追述三个与此密切相关的历史人物的生平事迹，即威廉·古斯特洛夫，大卫·法兰克福特，下令发射鱼雷击沉“威廉·古斯特洛夫号”的苏联红军潜艇艇长亚历山大·马林涅斯科。亚历山大·马林涅斯科后来的结局颇具戏剧性，战后没有得到理应得到的荣誉称号，反因其他原因被发配到古拉格群岛服刑，直到去世多年后才得到平反，这一切都是以事实为依据的。
作家在钩沉“威廉·古斯特洛夫号”沉没这段历史的同时，巧妙地将其与现时主线串联在一起，通过书中的叙述者，向读者展现了德国的现实生活，叙述了一个新纳粹分子戏剧性地向犹太人复仇的故事。
小说中的现实人物是主人公保尔、母亲图拉、儿子康尼。图拉是读过格拉斯作品的读者熟悉的人物：在《猫与鼠》（1961）里，她是一个轻浮的少女；在《狗年月》（1963）中，她在苏联红军逼近但泽前夕，随着德军撤退；《母鼠》（1986）里提到，图拉也许是上了“威廉·古斯特洛夫号”，并且一起沉入了大海。格拉斯在《蟹行》一书中又续起了这条线索，通过图拉这个虚构人物的出场，“拥有了进入这些历史素材的文学通道”[2]，叙述了图拉获救，生下儿子，逃到苏联占领区，在社会主义的前东德生活的经历。当年，她年仅十七岁，独自乘“威廉·古斯特洛夫号”逃难。船被击中后，怀有身孕的图拉幸运地乘坐为数不多的救生艇，上了德军的鱼雷快艇“雄狮号”，当天夜里生下了儿子保尔。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作为记者的保尔，在母亲多年的催促下，终于开始收集资料，准备撰写一本记录这一海难的书，小说就是以保尔的口吻用第一人称叙述的。当年图拉获救后逃到苏联占领区即后来的东德城市什未林，保尔在柏林墙修筑起来之前逃到了西柏林，几十年的记者生涯一帆风顺，但个人生活屡经挫折，与妻子离异，也很少关心尚未成年的儿子。保尔在网上查找资料，无意中进入一个新纳粹分子的个人网页。他追踪化名为“威廉”和“大卫”的两个青年人的网上聊天，最后竟然发现彻头彻尾的新纳粹分子“威廉”竟然是自己的儿子康尼，而痛恨当年纳粹罪行并且视大卫·法兰克福特为英雄的“大卫”，则自然成为“威廉”攻击乃至复仇的对象。结果，两个年轻人在现实生活中重演了六十多年前的历史，“威廉”将“大卫”诱骗到纳粹头目威廉·古斯特洛夫的出生地什未林，像当年大卫·法兰克福特刺杀威廉·古斯特洛夫那样，对“大卫”连开四枪，将其击毙，然后向警方投案自首。
对于书中反映的这段德国历史，作家本人是非常熟悉的，格拉斯于一九二七年出生在但泽，一九四五年初，他曾经建议自己的父母乘坐“威廉·古斯特洛夫号”逃往德国西部。由于种种原因，他们当时没有踏上这条不归之路，而是在一九四五年夏天遭到苏军驱逐后逃往西部。为了史实的准确无误，格拉斯请了一位历史学家帮助收集资料，自己则花了半年的时间进行整理消化，然后在九个月内完成手写的初稿。书中对三个与“威廉·古斯特洛夫号”海难密切相关的历史人物以及历史细节都写得非常精细。
小说里虚构的现实生活里的三代人，可以说是德国当代社会的一个缩影。图拉作为“威廉·古斯特洛夫号”海难的幸存者和见证人，经历了战后的艰难困苦，对当年的海难她总是零零星星地重复个人的经历，希望当记者的儿子有一天收集更多的资料，将“威廉·古斯特洛夫号”海难写成一本书，德国统一之后，她才见到唯一的孙子并且经常向他唠叨往事。保尔在“威廉·古斯特洛夫号”被击中一个小时后来到这个世界，他对自己颇有戏剧性的出生经过并无特别兴趣，几十年来一直有意回避有关“威廉·古斯特洛夫号”的信息资料。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当他终于动笔要写的时候，他先是怀疑自己是否有能力把这一数千人葬身海底的事件写成文字，因此总是三心二意，直到他在网上发现并且证实新纳粹分子“威廉”是自己儿子之后，才开始认真起来。康尼因父母离异，自小缺少大人的关爱，两德统一后，他作为唯一的孙子，得到了奶奶格外的厚爱，而老人对个人经历的片面认识，在他幼小的心灵里埋下了仇恨的种子，他用奶奶送的生日礼物——电脑，设计了充斥着极右言辞和图片的网页，他把那艘击沉“威廉·古斯特洛夫号”的苏联红军潜艇官兵称作“杀害妇女儿童的凶手”，把聊天对象“大卫”视为当年刺杀威廉·古斯特洛夫的凶手，采取欺骗的手段，将其杀害，并认为是为全体德国人向犹太人复仇。他告诉警察：“我开枪行刺，就因为我是德国人。”当年大卫·法兰克福特在瑞士法庭上说的话是：“我开枪行刺，就因为我是犹太人。”现实生活中，被打死的“大卫”其实并没有任何犹太血统，父亲是核物理学家，母亲是音乐教师，而且“威廉”并非真正仇恨犹太人，恰恰相反，他非常欣赏以色列对阿拉伯国家实行的军事恐怖。
书名《蟹行》直译是“按照螃蟹的走路姿势”，书中主人公声称：为了寻找资料，在历史的故纸堆里前后翻腾，东寻西找，与时代斜向地相遇，有点像是按照螃蟹的走路姿势，它们总是假装出向一侧后退的样子，然而却以相当快的速度前行。格拉斯在接受笔者采访时说：“使用现在这个书名完全是从小说的叙说方式出发的，在时间的安排上，在叙述的安排上，有平行，也有交叉，书里小说主线的叙述与螃蟹的行走方式很相似。‘蟹行’在德语中是一个常用的词，只是表明一种运动方式，我想，在所有的语言中都有‘蟹行’这种说法，书名的意思就是‘按照螃蟹的走路姿势’，完全是中性的，没有任何贬义，只是指叙述或者写作的方式，一会儿向前，一会儿倒退，有时交叉，有时平行，穿插了三个真实人物的生平和一个虚构人物的故事。”小说在叙述方式上，也不无螃蟹的走路姿势，时间、事件、人物前后交错，一会儿是交代历史，一会儿又“以蟹行的方式回到我个人的不幸”，叙述流畅，转换自如。不难看出，作家选此书名，还有隐喻历史进程的考虑：历史总是在前进和倒退的交替中前进的。
《蟹行》一书共二百一十六页，在德国也可以被视作长篇小说（Roman），但是格拉斯坚持将其归入中篇小说之列，并且在书里加上中篇小说（Novelle）的字样作为副标题。对此，作家本人是这样解释的：“这本书写的是非同寻常的事件（auergewhnliches Ereignis），甚至是双重意义上的非同寻常的事件。一层是这条船的故事，一直到它沉没，非同寻常的事件是叙述者在船沉没的短暂时间里，在前来救援的‘雄狮号’上出生，另一层是，在互联网上捡起这一主题的那个极右青年，竟然是他的儿子。接着，事情更加复杂化，最后重现了开始时的谋杀情节，使小说再次达到高潮。我认为，它具备中篇小说的等级，具备一个非同寻常的事件的等级。但是，由于幽默的原因，稍微也有一点破例，因为，虚构的小说叙述者始终声称自己在写一篇报道，而且他总是把报道的风格加入进来。这两种形式，即中篇小说和报道，相互之间保持着一种竞争的关系。一边是报道的语调，一边是叙述的语调。对于我来说，虚构的小说叙述者和我这个作者之间在书中进行的争吵，很有吸引力。我把这本书当作一部中篇小说，他却坚持认为是在写一篇报道。”
《蟹行》中的叙述者“我”，是当年几乎生在“威廉·古斯特洛夫号”上的保尔，而作者格拉斯则以“某人”“老家伙”“他”“我的雇主”等身份在书里时隐时现。小说的第一句话是：“‘为什么现在才写？’某人说，这个人并不是我。”这句话使人立刻就联想到《我的世纪》的第一句话：“我，替换了我的人，每一年都要出现。”
作为一位在文学作品中努力表现时代主题的作家，格拉斯始终将“用文学作为工具，去进行教育（aufklren）”（格拉斯语）视为己任。他说：“《蟹行》这部小说表现的主题，长期以来，在德国一直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驱赶前德国东部地区居民和一千多万人逃难的主题，在西德被挤到一边，在东德根本就不准提及。这也是我本人生活中的一个重大主题。我在一九二七年出生在但泽，我的父母在那里经营一个专卖殖民地产品的小店，一九四五年一月，我作为空军地勤在科特布斯负了伤，曾建议我的父母乘‘威廉·古斯特洛夫号’逃往西部，他们当时没有走，而是在夏天被苏军驱逐的。许多年来，我们一直在讨论其他的灾难、失职和罪过。在《蟹行》这本书里，图拉的儿子直到五十多岁的时候才开始着手从他自己的角度写这些母亲已经督促了几十年的往事。他在互联网上找到了极右分子搞的有关‘威廉·古斯特洛夫号’的网页，这才真正开始写他的报道。人们只要在德国的东部或者西部了解一下，就会发现，只有很少的人听说过‘威廉·古斯特洛夫号’船和这次海难。威廉·古斯特洛夫是什么人，是谁把他打死的，出于什么动机，这一切几乎没有人知道。因此，我在书里讲述了‘威廉·古斯特洛夫号’从下水到沉没的历史，也交代了计划建造和命名的经过。历史是不会停滞不前的。新的纳粹分子与光头仔不同，他们可能在高级文理中学甚至在大学里。抵制新纳粹主义，必须持之以恒，我也努力用我的方式，即小说家的方式。……‘威廉·古斯特洛夫号’海难虽然在书里起着重要的作用，……但是，这绝不是写这本书的动机。……我在书里有意识地并没有只写‘威廉·古斯特洛夫号’海难，而是还写了这一事件之前的许多事和相关的人物生平，从威廉·古斯特洛夫的发迹一直到他一九三六年被杀，然后是医学院学生、犹太人大卫·法兰克福特的生平，他进行刺杀的过程，在瑞士坐牢，战后去了以色列，还有苏联红军潜艇艇长亚历山大·马林涅斯科的故事，从他在敖德萨的童年，写到他指挥击沉‘威廉·古斯特洛夫号’，战后被发配到西伯利亚。当然，这些生平传记都是依据‘威廉·古斯特洛夫号’海难，按照这条船的命运，进行编排的。书里还有一个虚构人物，是我从过去的书里拿来的，图拉·波克里弗克，她最早是出现在我的中篇小说《猫与鼠》里的，后来又在长篇小说《狗年月》里得到扩充，她现在又被写进了《蟹行》。这样，我就拥有了进入这些历史素材的文学通道。对我来说，最初这只是一堆没有经过梳理的素材，许多年来一直在我的脑子里，我总在想什么时候要把它们写出来，而且必须写出来，但是，直到我想到让图拉这个人物出场，我才找到了处理这些素材的文学通道。”
《蟹行》出版之后，有些文章提出，这部新作表现的主题表明格拉斯有向右转的倾向，他们的结论是，格拉斯将趋向保守。格拉斯本人对此嗤之以鼻：“这完全是愚蠢的说法。如果认真地读了这本书，就会看懂作者的意图。我认为，也必须克服存在的左倾的盲目无知（linke Blindheit）。我们不应该把这个主题，这个重要的主题，交给极右分子，其实这也是左翼自己的疏忽失职，把这个主题放到一边，避而不谈，让右翼将它送到互联网上去了，因此，我站在我的左派立场上来写书进行反击。”德国统一之后，在德国年轻一代中，极右思潮泛起，尤其是在九十年代中期，发生了多起青年右翼分子袭击外国人的恶性案件，社会舆论和绝大多数德国人都反对和谴责这些行为。前不久，德国主要执政党——社会民主党提出了一个禁止极右党派NPD（德国国家民主党）的提案，作为长年支持社会民主党的格拉斯却提出不同看法：从法律上禁止NPD，是阻止不了极右思潮的，应该加强教育，甚至可以公开出版加有注释的希特勒的《我的奋斗》，让年轻人了解历史，思考问题，从而选择正确的人生道路。书中安排“威廉”和“大卫”的父母在法庭面对，他们之间没有仇恨，而是更多地对自身进行反省和自责：忽视对子女的教育，是导致悲剧的重要原因。显然，再现历史，昭示后人，反思往事，重在教育，是《蟹行》这部小说的中心主题。
笔者作为《猫与鼠》《我的世纪》的译者，在二〇〇一年圣诞前夜收到《蟹行》一书的清样，并且还同时收到了参加二〇〇二年三月下旬《蟹行》一书翻译研讨会的邀请。自一九七七年以来，格拉斯每次出版新作，都要和编辑人员一起向来自各国的译者详细解答翻译中的问题。三月二十五日至二十七日，笔者在德国北部城市吕贝克参加格拉斯先生召集的《蟹行》翻译讨论会，会场设在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托马斯·曼的故居“布登勃洛克之家”。这次与会的译者多达二十二位，来自二十一个国家。其间，笔者有机会采访了格拉斯先生。格拉斯在谈了许多与《蟹行》及其文学创作有关的问题后，专门提到他读过包括《金瓶梅》在内的许多中国古典文学作品，至于现当代文学，他特别推崇老舍的《四世同堂》，认为“《四世同堂》是一部很了不起的长篇小说，……我非常有兴趣并且非常认真地读了这本书，的确是一本很好的书”。得知《蟹行》将被翻译成中文出版，格拉斯通过笔者寄语中文读者：“我希望，这本书可能会从某种转义上引起中文读者的兴趣。在中国历史上，肯定也会有许多事件，或者早已被人们遗忘，或者长期不得谈论，或者被列为禁区，我的这本书也许会促使某位中文读者或者某位中文作家，去写写这些由于种种原因成为禁区的事件，那么我将会感到非常欣慰。”《吕贝克日报》的记者专门请笔者用中文写下“君特·格拉斯：《蟹行》”几个字，在三月二十七日的该报上，这几个中文字作为通栏标题刊登在这次翻译研讨会的报道文章上面。
蔡鸿君
2002年4月写于德国凯克海姆
2003年5月修改于德国林岛
[1] 本序言原标题为《历史与虚构的完美结合：再现历史，昭示后人》。
[2] 2002年3月25日至27日，笔者在德国北部城市吕贝克参加君特·格拉斯先生召集的《蟹行》翻译讨论会。其间，笔者采访了格拉斯先生。这段话及本文中的相关引文均引自笔者对格拉斯的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