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文学讲习所

我们那时候，鲁迅文学院是叫“文学讲习所”，没有自己的校舍，临时设在朝阳区委党校里面。党校周围空落得很，出了院门，走一段，才可抵到一个勉强可称为“街”的地方。那里有一个烟杂食品店，小是不小，可里面也是空落落的。因是早春乍暖还寒的天气，商店门口，挂着一幅厚重的棉帘子，粗蓝布，绗着线，就像一床农家用的被子。路对面，还有一个小小的邮局。边上呢，是十八路公共汽车终点站。就这些，也够了。生活起居就是这样简单。大约过了一个月的光景，党校周围的草木绿了起来。不是像江南地方的葱茏的绿，因为地方大，气候又干燥。但树身是高大的，枝叶错乱着伸展得很开，草呢？七高八低地冒了出来，就有了一种庞大和杂芜的春意。吃过晚饭，我们成群结伙，在党校后边散步。记忆中，那里有一二幢住宅楼，兀立于空地上的大树，一道丘陵般起伏的土岗子，岗上有杂树林。但要我进一步地描述出位置、方向和具体的环境特征，就做不到了。它的面积似乎相当大，并且，漫无秩序。并且，终究有些单调，没有特别的景物做参照。我们散步过了，回到党校，各自用功去了。

宿舍是四个人一间，我们仅有的五个女生，住走廊尽头的一大间。原先班上只有三个女生，这样不是要浪费一个名额了？校方又从地域出发，觉得上海这个城市仅只有竹林一个学员似乎委屈了，便委托上海少儿出版社，再推荐一名女生。恰巧，我正开始写作儿童文学，又不像其他几名候选人，比如王小鹰那样，在大学本科就读。于是，就这样，我乘虚而入，进了讲习所。在我来了之后，北京却又将一名男学员换成了女学员刘淑华。所以，老师们有时会和我开玩笑：要是刘淑华先来，你就来不了了。这真是万分幸运的事，想起来都有些后怕。我将进讲习所看得很重大，我也知道并不是所有人都这么看的，不是有人不来吗？先是贾平凹，后是母国政，最后才换上刘淑华。可这也影响不了。讲习所是我生活的转折点。

我们才来不久，就搬了一次家，从走廊那端的四人间搬到这端的五人间。后窗正对着后院，院里有一个浴室，每周六烧锅炉供热水。先是女生洗，再是男生洗。浴室很小，不晓得出于什么样的原理，它就像一个共鸣箱，将声音放得很大，然后从顶上的小气窗送了出来。所以，坐在我们的房间里，哪怕关着窗，浴室里的声音也清晰入耳。并且，很奇怪地，他们男生进了浴室，都喜欢唱歌。像贾大山这样，平时缄默的人，也放开嗓子唱起来，唱的是他们那地方的戏曲吧？很高亢的声腔。等洗澡的喧哗过去，后院便静了下来。

课堂是兼作饭厅的。前面是讲台和黑板，后边的角落里，有一扇玻璃窗，到开饭时，便拉开来，卖饭卖菜。里面就是厨房。所以上课时，饭和馒头的蒸汽，炒菜的油烟，还有鱼香肉香，便飘忽出来，弥漫在课堂上，刺激着我们的食欲。一九八〇年的北京，吃，还是一个问题。饭票是分作面票和米票的，十斤全国粮票，只能换四斤米票，其余六斤是面票。到现在还记得米票的样子，是一分钱纸币的大小，牛皮纸的颜色，用黑色的墨印着“米票”的字样，四两为一张。这样比例的米票，对于吃惯面食的北方人来说，正够调剂口味；而南方人，可就苦了。那时候，油粮都是定量供给，一个人一个月的地方粮票，要搭上一人一月的油票，才可换三十斤全国粮票。我要是多向家中要全国粮票，就等于克扣家中的吃油了。所以，我无论如何，也不能花费超出定量的饭票。越是这样米票紧张，越是能吃米。四两一满碗的米饭，一眨眼就吃下去了。与此同时，是对面食不恰当的厌恶，以至到了后期，闻到蒸馒头的酵粉的微酸的蒸汽，就要作呕了。可是，没有办法，还是要吃。别人似乎多少有些办法，在北京有一些关系，可多得几张米票。他们也会匀给我几张，虽然有限，但聊胜于无。有一回，我在卖饭的窗口，与里面商量，能不能用面票当米票用，只此一次。那食堂工作人员很和气，却很坚决地，不肯通融。排在我后面的，吉林作家王世美，目睹了这一情景，二话不说，从兜里拔出一捆米票，刷，刷，刷，抽出一堆米票在我面前。

不开课，也不开饭的时候，我们会到这里来写东西。东一个，西一个，散得很开，各自埋头苦作。遇到不会写的字了，就转过身去问：“陈世旭，‘兔崽子’的‘崽’怎么写？”越过几排桌椅，远处的莫伸则插嘴道：“安忆也要用这样粗鲁的字吗？”有一些小说就是这样写出来的。环境是杂一些，可心都是静的。我更喜欢在院子一侧的，另一座平房里的，小会议室写东西。小会议室很小，中间一张拼起的长桌，周围一圈椅子。我们就围着桌子，各写各的。这里空间小一些，也隐蔽一些，就比敞开的大饭厅里更有一种静谧的空气。中间进来一个人，将手中的茶杯往桌上一放，发出咯的一声。于是，都从草稿本上抬起头来，去看新进的人。日光灯下，低头低得久了，猛抬起来，看出去的人脸都有些发黄，而且恍惚。复再低下头去，纸面上就有了一圈圈的光影，过一会儿，才散去。小会议室外的甬道边，有一棵，还是一行大树，是不是槐树？我不认树，记忆也模糊了，只知道枝条很粗，叶片很大，一层层的。月光将影子铺在地上。晚上，收拾了纸笔，从树底下，深深浅浅的影子上面，走回宿舍去。北方的月亮也是很大的。

写作总是在晚上，因为白天课排得很紧。老师对我们说：不要错过听课，写作的日子长呢！还许诺给我们，在学习期末一定安排写作的时间。一周六天，上午下午都排了课时。古典，西方，现当代，基础类的，思潮性的，理论的，实践的——这是请著名的作家来作创作的经验谈，我们听了多少课啊！有一位北大的老师，来讲俄国文学，讲《安娜·卡列尼娜》，说贵族的社交场，主要是举办舞会。他走到讲台前边，离我们很近地，用手罩着嘴加了一句：就像我们的开会！他讲得很好，上午讲完了，我们要求他下午再接着讲。老师真的将他留了下来，吃了一份客饭，睡了一个午觉，又讲了一个半天。吴组缃先生讲《红楼梦》，也是这样。讲了一次，不够，再让老师去请来讲第二次。因此，在规定好的课程外，又有些即兴的，多加出来的课。

吴组缃先生讲《红楼梦》，至今还在眼前。他微侧了身子，坐在讲桌后面，摆开长谈的架势，谈兴很浓。说到激动的地方，就隔了讲桌欠过身子，眼睛很亮地盯着前排的学员，好像要问他：你说是不是？他讲他的一个瑞典还是哪里的外国留学生，跟他学了三年的《红楼梦》，临毕业时，向他提了一个问题。大意是从地形上看，怡红院和潇湘馆实是不远，他们为何不能同居，抑或是出走？吴先生说，听了他的问题，便感到这三年是白教了，因他不懂得中国的社会，所以就不懂得宝黛的悲剧。你们知道吗？黛玉为什么老是和宝玉吵？吴先生问大家。黛玉为什么这么别扭？老要试探宝玉，而宝玉一旦表露心迹，她又要说宝玉欺负她？然后，吴先生便说到男女大防。在婚前，不能有一点点有涉的，否则，即便像宝玉与她这样的两情相知，都难免会小视她。他们就必须借别的一些事，来谈情。在他们感情史上决定性的一次交流，是宝玉挨贾政的棒子。黛玉去探望，说道：“你从此可就改了吧！”宝玉回答说：“你放心，别说这样话，就便为这些人死了，也是情愿的。”吴先生认为这是大有深意的，其实是宝玉向黛玉的彻心交待，而黛玉也听懂了。所以，在此之后，黛玉再没同宝玉闹过小性子。可是，吴先生不禁愤怒起来，越剧《红楼梦》竟然将情节顺序颠倒了，将黛玉在怡红院吃闭门羹，与宝玉生隙这一场，放到了宝玉挨打之后。宝玉已经向她说了：就便为这些人死了，也是情愿的。这里的“这些人”，就是黛玉啊！黛玉怎么会再对他生疑？这是个大大的错误！吴先生感情十分投入地认为，“金玉良缘”是个阴谋，书中有许多迹象，证明薛宝钗对贾宝玉窥觑已久。比如，薛家进京，说是送宝钗宫选，可是为什么后来就不提了，再没有下文了呢？吴先生从讲桌后面欠过身子问我们大家。还有，不是说宝钗“不爱花儿粉儿”，装束简朴，可为什么偏要时时戴个项圈？吴先生讲《红楼梦》，真是好听，就像在与你辨析一段世事，其中深谙着许多缘故端底。

1987年冬在香港与西西（左）、吴亮

我母亲和我大舅舅（见《我的大舅舅》）

听课以外，还举办过几次课堂讨论。记得有一次，好像是假期过后的一次，讨论小说形式的创新。贾大山很认真地准备了一份书面发言，逐字逐句地念了下来。方才说过，他是一个缄默的人，但也可能是在公众场合，私底下，他或者是相当善言的。那时候，我们班上的学员也是一拨一拨的，由于年龄、经历，还有地域的差别，他不是我们这一拨的。所以，我们看到的矜持的贾大山，就只是表面。即便是从表面上，也还是可以看出他的活泼与俏皮。在他无限恳切的表情之下，隐忍着一丝明察秋毫的笑意，就是这，使他虽然沉默寡言，却决不是乏味的了。这一天，他在讨论会上宣读了他的这份假期作业，专门谈意识流。这时节，意识流是个新概念，它给我们保守了多年的小说带来了一个新的契机，已经有意识超前的作家在使用它了。尽管还并不完全了解它内部的，心理学和语法学背景下的含义，但仅止是表面上，它的那种将叙述切碎了，又将某种细节夸张了的方式，就足够我们见识的了。这时节，刚刚走出封闭，世界一百年的思潮向我们扑面而来，都来不及地听、看、汲取。贾大山发言中说，他在假期里，也写了一篇意识流的习作，现在，他就将这篇习作念给大家听。他的小说是写收割的，记得最清楚的，是关于田野里草帽的描述，大致是：草帽，草帽，草帽，大的草帽，小的草帽，起伏的草帽，旋转的草帽，阳光烁烁的草帽，草帽，草帽，草帽……大家早已笑得前仰后合，而他始终不笑，坚持将小说读到底。他以农民式的狡黠表达了对这些半生不熟的现代小说观念的怀疑，其中是有一些保守，可是也包含着坚守的态度，坚守他一贯遵守的经典叙述原则。那种以创造人物与故事为最终审美的叙述原则，其实是困难的，对作者的想象力，生活经验以及语言能力都是永不歇止的挑战。不是吗？贾大山的“草帽，草帽，草帽”不是很简单，很方便？他一针见血地指出，现代小说技法掩盖在另辟蹊径之下的是叙述的软弱。直到他终年，他都没有向叙述的严格性妥协过，他不多的那些小说，无一不是遵循着经典的原则。

我忘不了，有一次在水池边洗衣服，遇到贾大山，他对我说：你发在《河北文艺》上的《平原上》，写得不错，我和张庆田——就是《河北文艺》主编——说，这孩子会有出息。《平原上》是我的第一篇小说，还是由我妈妈送到《河北文艺》去发表的，多少带有些“后门”的性质。一篇三千来字，排在很后面的小稿，谁能看见呢？可贾大山看见了，还断定我会有出息，真是莫大的鼓舞啊！而我相信贾大山的眼光，也相信他的诚实天性，他不会是因为我妈妈的缘故恭维我。

当时，在讲习所，我可实在是没本钱，倘若不是前面说的那个偶然因素，我是进不来讲习所的。周围的同学们，我只在杂志上读到他们的名字，都是我羡慕和崇拜的人。然而，大家都对我很好，并且，我也能看出，这里边并不全是因为我妈妈的缘故，我得到了许多真诚的关爱。同学中，有不少在当地主持刊物的工作，他们竟也来向我约稿，这其实是很冒险的。由于讲习所集中了这么一大批新时期文学的中坚分子，编辑就络绎不绝地前来约稿，可是没有人向我约稿。再是自谦，也是不自在的。逢到这时候，我便知趣地走开去。我也忘不了东北作家王宗汉，他约我为他主编的《江城》写一篇小说，我如期写完，交给他。他看了之后却说：这篇给《江城》可惜了，我替你给了中青社的《小说季刊》。这篇小说就是《小院琐记》。还有蒋子龙，约我给《新港》写的《命运》，当他在饭厅里和我谈修改意见时，我激动得气都急了。我觉得他们都很像我的兄长，一点不嫌弃我，在我最需要帮助的时候，提携了我。

大约是在讲习所学习的后半期，不知如何开的头，我们兴起了舞会。周末晚上，吃过晚饭，将桌椅推到墙边，再拎来一架录音机，音乐就放响了。先是一对两对比较会跳和勇敢的，渐渐地，大家都下了海。那时候，大多数人都不大会跳，而且，跳舞这事情也显得有些不寻常。所以，跳起来，表情都很肃穆。要罗曼蒂克地，一边闲聊一边走舞步，那是想也别想。在刚开放的年头里，每一件新起的事物，无论是比较重大的，比如“意识流”的写作方法，还是比较不那么重大，跳舞这样的娱乐消遣，都有着启蒙的意思，人们都是带着股韧劲去做的。记得那年的“五一”节，讲习所放假，张抗抗挑头，我，陈世旭，艾克拜尔，还有叶辛，一行五人去八大处玩。在一处空着的偏殿里，传出节奏激烈的音乐，大家争相拥去，将偏殿围得水泄不通。偏殿里有七八个男女在跳摇摆舞，地上放着架录音机，音乐就是从那里面发出的。他们穿着喇叭裤，女孩子穿着男式领角的衬衫，衬衫下摆束在裤腰里，十分摩登。看上去，他们也算不得多么会跳，胯和腰的扭动有些生硬，也并不都能踩在点子上。可他们顽强地扭动着腰胯，一曲结束，便有人立即过去，将磁带翻个面，再续上一曲，接着往下跳。

讲习所舞会开张，党校食堂里的那几个年轻人也来参加，他们带来了录音机、磁带，还有舞伴。他们都比我们会跳，可做我们的老师。再后来，有些杂志社的编辑也来赴我们的舞会。后来，我们安排到北戴河度假，也带着录音机和舞曲的磁带。晚上，我们走到海滩去跳舞。夜晚的北戴河，与白天很不一样，它显得相当荒凉。海和天都很黑，而且空阔。海水一层层地拍着岸，听起来没什么声响，可录音机里的乐曲却变得虚弱了，原来，它们是有着巨大的轰鸣。说实在的，舞兴也不怎么样。柔软的沙地裹着脚，走不开步子。可我们还是坚持跳着。不一会儿，四周就围上了一些当地的小孩子，站，或者蹲在暗夜里，默默地望着我们动来动去的身影。

那时候，生活是简朴的。讲习所里有一台彩色电视机，可彩色还不如黑白的清楚。永远调不准频道似的，所有的图像都在不停地抖动和变形。偶尔碰巧了，出来一个盛装的女人，报幕还是歌唱，大家便惊异地问：这是谁？其中一个就回答：谁？妖精！又有人逗蒋子龙的小男孩，问：你家有吗？有！几个色？两个色！什么色？黑的和白的！小男孩反应特别敏捷，应对如流，一口的天津话，将“色”说成“塞”，发第三声。

常来讲习所玩的孩子，还有王宗汉的一儿一女。儿子王家男正处在少年的飞跃性发育阶段，身量很高，特别瘦削，脸呢，还是幼稚的孩子脸，异常的沉默。但即便在这种身心不平衡的成长时期，他依然是温顺与安静的，可见得他柔和的天性。后来看到他写的小说《乡恋》，一下子与他的少年形象联系起来了。女儿的名字起得很好，叫作“可心”，人也长得“可心”，那时才齐桌高。两年前，忽然接到一个女孩子的电话，声音特别清亮，代表东北某家报纸来约稿，自称是“王可心”。不由吃了一惊，有多少时间过去了呀！

校舍后面是一个操场，有篮球架，讲习所与党校举行过篮球友谊比赛。还有一张乒乓桌，但拍子和球似乎不太好找，偶尔凑齐一副，就打上一阵子，然后又没了。

还有就是散步。一边散步，一边聊天。聊的呢，大多是文学。那时候，真的很热衷谈文学，一点不是矫情。而是很认真，也很自然，谈自己的思想和构思。古华的《爬满青藤的木屋》，还有《芙蓉镇》，就是在那时候讲给我们听的。听着就觉得好，不料，写出来，更好。也谈苦恼。河北作家申跃中，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就写作了。那时，拘泥着写，还能写出来，现在，放开了，反而写不出了。他说，他就好像是一张网眼特别稀的网，打下去，东西都从网眼里漏了。

读书也占了许多时间。讲习所有一个小小的，只一间屋的图书馆，管理员叫小井。书不多，有一本新来的好书，便永远地在人们手里周转，回不到书架上。那时候，有一本很抢手的苏联小说，叫作《白比姆·黑耳朵》，陈世旭看着，看着，就独自在房间里踱着步，大声朗读起来。人们走过他的房间，都朝里望一眼。

晚上，党校的学员走了，工作人员也走了，就剩讲习所的这些人，在各自的房间里，做着自己的事情。偶尔从开阖的房门里，传出一两句说话声。等大多数宿舍关了灯，走廊里会响起一阵脚步声，是最后一班十八路汽车将哪个人送回来了。也有来串门看朋友的人，也得赶十八路的末班车回去。

然后，讲习所就组织去北戴河了。很隆重地，出发之前，我和抗抗，还有叶辛，特地去了趟王府井，买旅行用品。买了太阳镜、遮阳帽，我没有买到合适的游泳衣，后来是小井将他妹妹的游泳衣借了给我。男式的游泳裤倒有，但叶辛又不想买了，他的思路是这样的：假如买了游泳裤，他就要去游泳，假如去游泳，就可能淹死。最后，在抗抗的连笑带骂之下，他不得不买了游泳裤。到了北戴河，他就穿了新买的游泳裤，站在齐膝的海水里，用手蘸了水往身上拍。脸上的表情多少有些愁苦，好像不是出自情愿，多少是由于某种压力。去海滨游玩的东西准备齐了，上路了。

到了北戴河，住下，所领导古鉴之立即召集开会，作一番讲话。大意不外是让大家好好休息，好好玩，注意安全，通过这机会，更进一步地互相了解——所以，不妨可以打破圈子，广泛地接触、交往，比如——古鉴之老师举了一个例子，乔典运也可以和王安忆一起散散步，聊聊天嘛！大家便哄然大笑，大约是觉得乔典运与我太不相似了。乔典运来自河南农村，是学员中最年长的一位，当年已是四十九岁。开学初，天还寒冷，他就穿一件对襟的黑布棉袄，理着一个发茬很低的平头，完全是一个田里的把式。但他有着相当沉着的气质，这是内心生活在起作用，这使他变得睿智。大家拿这话取笑了很久，老乔则很厚道又不失大方地说：“其实我和安忆经常聊天。”

北戴河，蓝天绿海。都是刚走出黯淡的生活不久，不相信好日子就这么轻易地来了。往后的日子其实越来越好，可是再好哪有刚开始的时候新鲜？有希望？

住的招待所面向大海，走过去只几百米。我们成日价泡在水里，也不管是会游泳，不会游泳。然后在沙滩上晒太阳，沙粒很细，滑润，均匀。早上，潮退去了，留下了贝壳，海星，花石子。拾一捧，看看，有更好的，就丢了，再拾一捧。太阳一点一点升高，绿海就变成金海。

北戴河有一家德国西餐厅，“起士林”。在当时看来，极其的豪华，价格也贵得惊人。那时候，花钱还很节制。人们大多是走过看看，真正进去吃的很少。所以，店堂里相当冷清。抗抗请我吃了一次色拉，艾克拜尔庆贺得子，又请我和陈世旭吃了一回圣诞。陈世旭将他杯中的掼奶油都分给了我们俩，他说他是吃野菜的命，欣赏不来这洋玩意儿。

讲习所还向渔船上买过一回海螃蟹，请招待所的食堂煮了给大家尝鲜。可惜大部分北方同学吃不来，也不赏识，草草地嚼一遍，丢下一桌子蟹钳蟹脚，走了。

北戴河是讲习所生活的高潮，从北戴河回来，多少有些人意阑珊。

回来不几天便放假，一个月。等一个月以后，大家从各地家中纷纷返校。离别了一段，重聚一起，就又有了些重新开头的喜悦和振作。彼此看看，都有点变样，新理了头发，换了装束，身上脸上染了些家庭生活温暖又私密的气息。本来已经稔熟了的，这时候又生分了似的，不大好意思。散了一半的心这会儿又聚拢起来，但总归是向收尾上靠了。各人忙着写毕业作品，交上去，所方则四处联络刊物审阅与批用这些作品。学员们又提出，讲习所能否出面，向各人所在单位请一段时间的创作假，作为讲习所课程的延续。再有，举行一次答谢导师的宴会。

讲习所的前期是上大课，后期则效仿研究院的导师制。每三至五人，认一位导师，导师是由著名的作家担任。我，瞿小伟，郭玉道，因是写儿童文学，所以，就跟了金近老师。

瞿小伟是北京的青年，当时在《北京文学》上发表了一篇小说，《小薇薇》，写一对小儿女跟了父母在干校里的遭遇。和描写那个时代的故事一样，结局是凄楚的，但是却流露出特别纯真和温暖的感情。里面还有一条忠实的大狗，就像所有天性善良的男孩，梦想中的伙伴，最后也伤心地死了。这篇小说后来和我的《谁是未来的中队长》，一同获得了全国第二届少年文艺创作二等奖。颁奖正是在讲习所的学习期间举行，这使得默默无闻的我们俩，多少挣得了一点荣誉。他和我同是讲习所里惟有的共青团员，所以，开学的第一天，就由我们俩，再加上打字员小林，组成了一个团小组，由共产党员、军人作家李占恒来领导我们。郭玉道来自青海，其实在那时候，他已经呈现出疾病的征兆，可谁也没有注意。他消瘦，面色萎黄，精神多少有些不济。他似乎不顶合群，也许只不过是性格羞怯，不惯于在人前说话。在他的宿舍里，还有我们共同去赴老师家上课的路上，他还是活跃的。

我们三个一同去金近老师家，路上需转两路或是三路汽车，再要走一段。我们到的时候，老师已经候在那里了。准备好了茶水，还有盛在菜碗里的半碗杏子。金近老师是江浙人，乡音很重的普通话。但决不会听不懂，于我来说，还很亲切。因在上海，多是听到这样的普通话，它比字正腔圆的北方话，要家常得多，也温婉得多。因是夏季，他多是穿着汗背心，手上持一把蒲扇，和我们说话。他看上去，就像是个乡下小老头，可这“乡下小老头”，却有着骨子里的优雅：安静，温和，从容不迫。他显然不善言谈，甚至于还有些不安，不知该对我们说什么。他很努力地想着，想一句，就说一句。而他又没有一丝一毫应付我们的意思。他特别愿意同我们多说一些，把写作的秘诀教给我们。可是，写作有什么秘诀呢？像老师这样一个诚实的人，是连一句虚浮的话也说不出来的。所以，我们在他家，就坐不长，大约一小时左右，便告辞了。可是，我们每一次都定好下周的上课时间。到时间，一准去，老师也已在等着我们了。

谢师宴会是在朝阳区委党校的饭厅里举行。党校的伙房很有些军队应变作战的素质。平常日子里，玉米面饼，大子粥，米饭一碗碗蒸着，菜是大锅炖煮，大勺子当当地舀到一溜排开的搪瓷盆里，然后，打铃开饭。可到了要紧时刻，它八冷盆，八热炒，大菜甜食，说上就上。办事情的杯盘碗盏也都拿出来了，虽不是细瓷描花的，可却齐齐整整。饭厅里一下子布满了餐桌，一圈冷盆中间，立着酒水瓶子。五时许，导师们陆续到了，由各自的学生陪着，参观讲习所驻地，又到院子里树底下照相。金近老师也来了，穿一件白衬衫，手里提一个人造革的黑拎包。导师自然是和学生坐一桌，桌边放的都是长凳和方凳。我们中的谁就到宿舍里搬来一张靠背椅，要老师移坐到椅上去。金近老师一定不肯，说这样就蛮好，觉得我们实在多此一举。我们则一定要他坐椅子，瞿小伟还站起来，从金近老师的身后，双手扶住他的肋下，要将他强持到椅上。瘦小的老师在高大的学生身下，滑稽地挣着手，就是不从，都快要生气了。我们到底强不过老师，只得作罢。晚宴开始时，还矜持着，等喝了酒，气氛就轻弛了。那时候，吃喝的事情还不太经常，大家都兴奋得很。说话的声音也大了，酒呢，敬来敬去的，都有三分醉了。金近老师看来是不惯于这种喧哗的，但他不扫人兴，等到有人陆续离了席，他才说要走了。然后，我们三个人送他去搭乘十八路车。走在通往汽车站的，黑漆漆的土路上，师生四人都放松下来，说着闲话。走一截，有了路灯，将我们几长几短的身影，投在地上。车暗着灯，敞着门等在终点站，老师同我们一个个告别，就转身上车。瞿小伟又伸出手，扶住老师的肋下，托他上了车。车门关上，车灯亮起，驶离了站。我们三个，再荡啊荡地，荡回讲习所。已是秋初，风很凉爽，月亮升起来了。

离开讲习所以后，是多少日子？三年，还是五年？传来了郭玉道患癌疾逝世的消息，他是我们中间第一个早逝的同学。接下去，就有乔典运、贾大山，相继而去。他们都是贫瘠地区的农人，艰苦的生活，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他们的身体，繁重的思想劳动又雪上加霜。

金近老师也离开了我们。讲习所过后，老师寄给我一本童话书，名叫《爱听故事的仙鹤》。这一篇中，写了一个作家，六十多岁，灰白头发，瘦瘦的，人们都管他叫“乡下爷爷”。这其实就是老师自己吧。现在，他也像文中的“乡下爷爷”，在对我们说：“我要讲的童话，还没有讲完哩。”

讲习所结束之前，我们还举行了一场舞会。大家期待着，再热闹一次，可已是曲终人散的气氛了。有人在打行李，宿舍里散乱着书籍、纸张。有人忙于和北京的亲友告别，在房间里待客，或者出门去了。来跳舞的就也心不定，过来坐一时，再走开一时。倒是一些外来的编辑，或是党校工作人员，和他们的熟人，在场子里舞着。

然后，一个一个走了，房间一个一个空了下来。卸下蚊帐，一下子露出了前后的窗户。窗外是北方的杨树，叶子茂密，在秋日的阳光下，翻着亮片，闪闪烁烁。真是满窗绿色。

2000年7月20日 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