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创新与不足

（一）创新点

（1）本书将“规则”划分为两种理解方式：一种是将规则理解为与相机抉择相对的一种货币政策决策方式；另一种是根据规则“简单”的特点，将其理解为具体的规则种类。以这两种理解分类为问题辨识点，本书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概述了货币政策规则的演变过程。通过对上述历史事件与理论的回顾，我们不仅避免了对某一问题的孤立认识，而且可以更好地理解本书即将展开研究的泰勒规则产生的理论基础：它是建立在规则战胜相机抉择、利率规则取代货币供应量规则（以及其他规则）基础上提出来的。

（2）本书对泰勒规则研究涉及的两大问题——测量问题与变量扩展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考察。具体而言，本书在考虑测量问题的基础上，运用最新的数据扩充样本区间，依次考察了简单形式的泰勒规则，分别添加利率平滑项、汇率变量和资产价格变量的泰勒规则扩展形式的中国适用性。

（3）本书利用泰勒规则规范研究进行中国“政策偏离”的首次尝试。无论是在学术论文中还是在实际决策中，货币政策规则在制定货币政策行动基准方面都非常有用（Bullard, 2018），而存在规则就意味着存在偏离。因此，将货币政策规则作为一种经验法则或基准，在此基础上比较实际情况与规则所提出的建议，查看是否一致或存在偏离，就可以对货币政策立场进行评价。国外相关研究比较多，但国内文献以“政策偏离”为出发点的研究还不多见。

（二）不足之处

首先，由于中国还未确定基准利率的种类，而基准利率的备选种类又不止一种，因此本书基于文献中较常用的Chibor数据进行的研究只能是一家之言。

其次，本书多采用线性分析方法，仅在第三章中利用Chow检验对中国货币政策的结构转变进行了简单描写。鉴于中国经济高速发展、货币政策制度不断完善、关键经济变量表现特征变化，对中国货币政策进行非线性泰勒规则研究是可行的。

再次，本书采用的是事后修正数据，而非实时数据，而这可能会给结论带来影响。

最后，对“政策偏离”的研究还比较浅显。

泰勒规则研究是一个宏大的、关联性强的主题，本书会以上述问题为进一步研究的方向进行更深入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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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这分别对应于对货币政策“规则”的两个不同层次的理解，具体见第二章“理论回顾与文献综述”。

(2) 关于时间不一致的讨论最早出现在Strotz（1956）的一篇论文中，该研究分析了购买者偏好变化对其决策的影响。

(3) 正是因为这一点，Barro和Gordon（1983）的论文也被看作强调央行信誉（credibility）的文献之一。

(4) 关于“中央银行如何才能做到可信”的讨论，除了实施政策规则之外，还有Rogoff（1985）对保守中央银行行长的任命提议，以及Walsh（1985）提出的激励合同来解决委托—代理问题等讨论。

(5) [法]阿格尼丝·贝纳西-奎里，等。经济政策[M].徐建炜，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254.

(6) 2006年，美联储进一步停止了M3的数据公布，这是因为“M2已经包含了经济活动的大量信息，而M3无法传递更多的额外信息，并且M3已经多年没有在货币政策制定过程中发挥作用”。另外，2017年7月美联储《货币政策报告》首次增加的“货币政策规则”专栏中，也可以发现其对“货币政策规则”的定义明确利率规则的重要性，其随后详细介绍的五个政策规则也都是基于利率规则——泰勒规则的原式及变体。

(7) 参见Asso，Kahn和Leeson（2010）对泰勒规则在美联储的早期应用相关内容。

(8) 关于泰勒规则修正与扩展的详细介绍，参见第二章“理论回顾与文献综述”。

(9) taper-tantrum起源于2013年夏天，当时的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宣布美联储将会逐渐削减购债规模，这导致美国贷款利率飙升，资本从新兴市场撤离。

(10) Gust等（2015）认为，简单泰勒规则在零利率条件下仍然稳健；而对此次金融危机的爆发原因，一些研究认为不能由泰勒规则来背锅（Taylor, 2008；IMF, 2008；Kahn, 2010；Ahrend, 2010；Nikolsko-Rzhevskyy et al.，2014）。

(11) 截至2019年1月，美联储共发布三个包含“货币政策规则”专栏的《货币政策报告》。虽然每次专栏所介绍的货币政策规则并不完全一样，但是根据《货币政策报告》开头对“货币政策规则”的定义，它们都属于利率规则。

(12) 参见Clarida，Gal和Gertler（1998）对德国、日本、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的研究；Lubik和Shorfheide（2007）对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和英国的研究；Schmidt-Hebbel和Werner（2002）对巴西、智利和墨西哥的研究。另也可参见Aizenman，Hutchison和Noy（2008）的参考文献，能够获得更多关于新兴市场中泰勒规则研究的内容。

(13) Taylor（2007）认为，2003—2005年美国联邦基金利率较原始形式泰勒规则建议的利率水平低了3个百分点，由此导致了房地产泡沫，继而Taylor（2008，2010）认为其最终导致了金融危机的发生。

(14) Nikolsko-Rzhevskyy和Papell（2013）也表达过类似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