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金融危机对泰勒规则的影响

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使人们之前形成的普遍共识——认可政策规则、摒弃相机抉择这一行动主义思想产生了一定程度的逆转，各国政府以及中央银行相继实施相机抉择的货币和财政刺激政策。不仅如此，金融危机所带来的新情况也使人们对采用利率规则这一形式的货币政策规则产生了质疑。

首先，相机抉择重占上风。金融危机期间，危机救助方式上相机抉择色彩浓厚，即使到了后危机时代，美联储力图政策正常化的行为仍显得摇摆不定。Taylor（2008，2014，2017）认为，危机期间，美联储大规模购买国债和抵押贷款支持证券，以及资产负债表操作等这些政策都是相机抉择的。2013年，与所谓QE缩减恐慌症（taper-tantrum）(9)相关的不确定性和市场干扰，就说明了相机抉择色彩浓厚的资产负债表操作的危险性。2015年，由美联储加息所引发的市场猜测混乱也是对决策层不确定的、相机抉择政策的回应。其次，对泰勒规则有效性产生怀疑。此次金融危机产生的第一个反思就是“通胀稳定是否也代表金融稳定”。人们认识到，通胀和产出的稳定不足以保证持续的宏观经济稳定（Blanchard，Dell’Ariccia and Mauro, 2013），换句话说，当产出趋于稳定，并且通胀也维持在低且稳定的水平情况下时，金融的脆弱性仍然可能存在。危机还表明，名义利率触及零下限之后，若均衡实际利率也存在下降趋势，甚至为负的话，则实际利率不能降低到足以刺激投资的水平，那么作为政策工具，政策利率就没有办法发挥作用，结果只能是经济停滞不前（Summers, 2013）。出于以上担心与考虑，人们开始对以前提出的不同政策规则思想展开新的讨论，包括名义GDP目标规则和价格水平目标规则等。

金融危机对泰勒规则的冲击是显而易见的，但是时至今日，人们正在试图从危机带来的混乱中清醒过来(10)，不管是在决策方式上还是政策规则的形式上，都开始回归泰勒规则。Nikolsko-Rzhevskyy和Papell（2013）认为，虽然零利率下限使得泰勒规则的实证分析无法进行，但是将泰勒规则作为一种规范，使用其进行规范分析来评估货币政策立场仍是可行且流行的。Orphanides（2015）从相机抉择的角度探讨了美联储搁置政策正常化的原因，重提货币政策规则的重要性。美联储官员Yellen（2017a, 2017b）不仅对美联储的政策工具进行了再次确认（“我们的目标利率是联邦基金利率”），而且通过比较美联储规则与泰勒规则及其变体，向人们展示了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The Federal Open Market Committe，FOMC）如何以建设性的方式使用泰勒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