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与西方经济思想史上的大分流——基于《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考察

丁 涛

（东北财经大学）

《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以下简称《大纲》）是恩格斯最早的经济学代表作，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第一篇论著。它“已经表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某些一般原则”，被马克思誉为“批判经济学范畴的天才大纲”，对马克思开展政治经济学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从《大纲》的具体内容可以看出恩格斯对政治经济学发展状况的整体把握，体现了深邃的思想境界和宏大的理论视野。

一、《大纲》中政治经济学的两大流派

《大纲》开篇就指出：“政治经济学的产生是商业扩展的自然结果……一门完整的发财致富的科学……”。这句话揭示了政治经济学的起源。在古希腊，经济学是一门以家庭或个体为单位的理财学问，即家庭的理财术。“Economy”一词的原始含义就是家庭的经营和管理。中世纪后期，随着商业的发展和民族国家的产生，经济学超出了家庭经营的范畴，并具有了国家治理的意义。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随着工场手工业的出现，各国之间……展开了商业斗争，这种斗争是通过战争、保护关税和各种禁令来进行的……自此以后商业便具有了政治意义。”这实际上揭示了重商主义的产生。也就是说，重商主义是第一个政治经济学的流派。这个流派关心的问题是民族国家如何致富，因而自然具备国家治理的政治意义。所以，政治经济学也被称为国民经济学。

重商主义或国民经济学是西方经济思想史中最早的政治经济学流派。在新的政治经济学流派产生之前，政治经济学就是国民经济学。在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的中文版本中，我们发现“政治经济学”和“国民经济学”这两个术语经常被相互替换使用。1956年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中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在1979年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和2009年版《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中则被改译为“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看，国民经济学主要是指重商主义，即第一个政治经济学流派或学说。就一般意义而言，本文倾向于采用“政治经济学”，既包括重商主义，也包括18世纪产生的古典政治经济学。

《大纲》指出：“18世纪这个革命的世纪使政治经济学也发生了革命。”显然，这里的“革命”首先是指18世纪中叶以后的工业革命，而政治经济学的革命则是指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产生，只不过被恩格斯称为“新的政治经济学”“最新的政治经济学”或“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即“以亚当·斯密‘原富’为基础的自由贸易学说”。古典政治经济学对重商主义开展了尖锐的批判，可以认为，贸易自由主义就是建立在对保护主义批判的基础上的。

至此，《大纲》中已经出现了政治经济学的两个流派，也被恩格斯称为“两种学说”。不仅如此，《大纲》中也大体描述了这两种学说的发展脉络。首先，古典政治经济学形成和发展的脉络在《大纲》中清晰可见：始于亚当·斯密的自由贸易学说，被李嘉图、穆勒等继承和发展。古典政治经济学在恩格斯所处的时代显然处于主流地位，但重商主义也没有销声匿迹。《大纲》中也专门提及了李斯特复兴重商主义学派的努力。因此，从《大纲》中，我们可以看到政治经济学两大流派的分流。一个是重商主义学派，被李斯特继承和发展；另一个是由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等建立并发展的古典政治经济学。

二、恩格斯对两大流派的分析与批判

恩格斯首先对重商主义进行了批判。《大纲》中指出：“人们还有一种幼稚的想法，以为金银就是财富。”正是在这种幼稚的想法的基础上形成了重商主义的贸易差额论，因为贸易顺差会带来金银的增加。因此，重商主义并非一味采取保护主义，只要能带来贸易顺差或金银的增长，重商主义也会大力支持贸易自由，甚至以暴力手段逼迫对方签订自由贸易条约。由此，恩格斯也揭示了商业的贪婪和自私性。正是贪婪和自私的本性，使商业和贸易都具有了掠夺性。“贸易和掠夺一样，是以拳头为后盾的”。

可见，贸易保护并非重商主义的实质。因此，古典政治经济学对重商主义的批判不得要领，正如《大纲》中指出：“最新的政治经济学甚至不能对重商主义的学说做出正确的评价”。古典政治经济学宣传的贸易自由，实质没有脱离重商主义的衣钵，只是以伪善的技巧取代了原来的暴力手段。“贸易自由的捍卫者原来是一些比旧时的重商主义者更为恶劣的垄断者。……在新经济学家的虚伪的人道背后，原来隐藏着旧经济学家闻所未闻的野蛮。”在恩格斯看来，就道德层面而言，古典政治经济学实际上更为恶劣。“重商主义的学说在某种程度上还具有一种纯朴的旧教的坦率精神，它丝毫不隐瞒商业的不道德的本质”。古典政治经济学则“不得不求助于诡辩和伪善……以便得出那些不是由它自己的前提而是由这个世纪的人道主义精神出来的结论”。

在揭示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伪善面目后，恩格斯开展了科学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我们在批判政治经济学时就要研究它的基本范畴，揭露自由贸易制度产生的矛盾，并从这个矛盾的两方面作出结论。”

《大纲》中讨论的第一个范畴是价值，并从抽象（或实际）价值和交换价值之间的关系入手揭示了古典政治经济学价值理论的致命缺陷。古典政治经济学在价值是由生产费用还是由效用决定的争论中陷入无法摆脱的理论困境，并导致了实际价值的丢失。最终，古典政治经济学只能讨论价格了，并想当然地把价格视为价值。《大纲》中指出：“整个政治经济学从此就被弄得本末倒置了：作为基本东西和价格泉源的价值倒要从属于它自己的产品——价格了。”价格本是价值的表现形式，应该由价值来决定，但古典政治经济学却将价格视为一切问题的核心。现实生活中的价格，都是可以直接观察到的现象，本无须求解。本应该通过价格这种现象来揭示事物本质，但古典政治经济学却把精力浪费在求解价格本身上了。这种做法回避了对价值根本来源的讨论，有助于掩盖资本主义剥削本质，但也导致了政治经济学的庸俗化，看似复杂的供求分析，实际上是“在表明的联系内兜圈子”。

众所周知，供求分析并不考虑实际价格，而通过数理逻辑求解出一个均衡价格，而这个均衡价格得以实现的前提条件是自由竞争。恩格斯分析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第二个主要范畴是竞争。如果说价值范畴暴露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伪科学一面，那么竞争范畴就暴露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伪善和内在矛盾一面。

从古典政治经济学提供的理论设想来看，自由竞争将产生一幅美好的图景，看似人道主义精神得出的结论，但事实恰恰相反。对于自由竞争的实际后果，《大纲》指出：“在普通情况下，按照弱肉强食的道理，大资本和大土地并吞小资本和小土地，就是说，产生了财产的集中。”自由竞争实质上是强者剥夺弱者的自由，或者如马克思所言，是资本的自由。“竞争是一部强大的机器……它每紧张一次，同时就吞噬掉一部分日益衰弱的力量”。根据恩格斯的这一判断，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中做了更清晰的表述：“竞争的必然结果是资本在少数人手中积累起来，也就是垄断的更可怕的恢复。”

可见，均衡分析和自由竞争的说辞实际上服务于资本积累和资本家的利益。由此，恩格斯揭示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阶级本质，并第一次站在了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思考政治经济学，《大纲》也因此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第一部重要著作。

综上所述，价值范畴和竞争范畴已经彻底暴露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荒谬，因而不得不开创真实的和科学的政治经济学。总体而言，在《大纲》中恩格斯把道德问题摆在了重要位置，但又不乏科学和严谨的分析。可以看出，恩格斯在整个理论分析和批判过程中，强调了“前提”的重要性，并善于运用唯物辩证法。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这是科学的政治经济学前提。古典政治经济学普遍忽视理论成立的“前提”，且往往采用二元对立的方法，不能在对立中看到统一。这对于认识恩格斯与马克思最初的合作极为重要。

三、与马克思会面并继续推进政治经济学研究

《大纲》受到了马克思的高度评价，无疑对马克思深入开展政治经济学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不难发现，在《手稿》中，马克思吸收了恩格斯的很多观点，并做了更深层次的探究。恩格斯在《大纲》中所特别注重的“前提”和“辩证法”这两个方面在马克思的《手稿》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首先，马克思同样注重“前提”的讨论。例如，《手稿》中明确指出，古典政治经济学“把应当加以论证的东西当作前提”。这正是恩格斯在《大纲》中所指出的“私有制的合理性的问题”。正是回避了这个前提，古典政治经济学掩盖了自身的矛盾，得出了虚伪的人道主义结论。马克思在《手稿》中进一步揭示了古典政治经济学这种伪善：“既然按照斯密的意见，大多数人遭受痛苦的社会是不幸福的，既然社会的最富裕的状态会造成大多数人的这种痛苦，而国民经济学又会导致这种最富裕的状态，那么国民经济学的目的也就在于社会的不幸。”

其次，对于恩格斯在《大纲》中运用的辩证法，马克思更是赞赏有加，因为他本人在加入青年黑格尔哲学俱乐部以后就掌握了辩证法，并在他的博士论文中熟练运用了这种方法。在《手稿》中，马克思也明确指出了古典政治经济学二元对立思维的错误：“正因为国民经济学不理解运动的相互联系，所以才会把例如竞争的学说同垄断的学说，营业自由的学说同同业公会的学说，地产分割的学说同大地产的学说对立起来。”《手稿》中对竞争与垄断、资本与劳动，以及人与自然等诸多二元关系的剖析，都采用了辩证法。

上述两个方面决定了恩格斯与马克思之间能够结为紧密的合作关系。进一步来说，恩格斯和马克思在这两个方面的共鸣为他们合作开创辩证唯物主义或唯物史观铺平了道路。恩格斯与马克思正式会面后，合作完成了《神圣家族》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两部伟大的光辉著作。这两部著作虽然不是政治经济学专著，但是继承和发展了他们在探究政治经济学过程中的共同发现。

首先，两部著作解决了政治经济学的“前提”。《神圣家族》中指出：“对任何科学的最初的批判都必然要拘泥于这个批判所反对的科学本身的种种前提。”这体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的强烈共鸣。揭示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在“前提”上犯的错误，要为建立科学的政治经济学寻找正确的前提。马克思在《手稿》中指出：“我们从当前的经济事实出发吧。”政治经济学的前提应该来自生产生活实践，而非基于宗教神学的假设。《德意志意识形态》对此做了明确的阐述：“我们开始要谈的前提不是任意提出的，不是教条，而是一些只有在臆想中才能撇开的现实前提。这是一个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这一前提不仅是建立科学的政治经济学的前提，也自然成为辩证法的首要研究对象，从而开启了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创作历程。

其次，马克思在研究政治经济学过程中遇到的每一个重要问题都会与恩格斯开展深入讨论，《资本论》这本光辉著作不仅是马克思的巨大成就，也倾注了恩格斯的大量心血。此外，为了让马克思专注于《资本论》的写作，恩格斯不仅向马克思提供了大量经济援助，而且还分担了马克思的很多工作，用恩格斯自己的话说就是“第二提琴手”。

四、结语

《大纲》是一部极其重要的政治经济学论著，它概览了政治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深刻揭示了其理论缺陷，并为创立科学的政治经济学指明了方向。不难发现，《大纲》高度概括描述了政治经济学两大流派的大分流和各自的发展脉络，即以古典政治经济学为代表的正统经济学和以重商主义和李斯特经济学为代表的非正统经济学。同时，《大纲》也深刻揭示了两大流派的缺陷，尤其通过“价值”和“竞争”范畴的剖析对古典政治经济学开展了彻底的批判。《大纲》在对两大流派的深入批判中也预示了创立科学的政治经济学的需要。就此而论，《大纲》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先驱性著作。恩格斯虽然没有像马克思那样集中精力进行政治经济学研究，但他与马克思合作完成的“前提”论证和唯物史观的创立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资本论》的发表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建立，也意味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大分流。可以认为，这一过程是从恩格斯的《大纲》开始的。《大纲》体现了恩格斯深邃的思想境界和宏大的理论视野，讲清了政治经济学的过去和现在，也为其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本文采用经济思想史大分流的概念就是为了表明恩格斯这种宏大的理论视野和大历史格局。《大纲》在理论方面的贡献足以奠定恩格斯在经济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它不仅是深刻把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可或缺的宝贵文献，也是深入开展经济思想史研究的重要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