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昨天有人来前线换防。现在我们离那儿有九公里，胃里塞满了白豆和牛肉，吃得又饱又满足。还发了双倍的香肠和面包，够好的了，剩菜应该还够大家晚餐再打一次牙祭。厨师已经很久没有亲自打菜了，他满头大汗，涨红着脸，用勺子招揽每个路过的人，使劲把吃的倒进他们的盘子里。尽管如此，他仍然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大概是不知道怎么把吃的分完吧。恰登和米勒为了囤积存粮，连拿了好几个脸盆，装到汤都快溢出来了。恰登会这么做是因为贪吃，米勒则是因为天生谨慎。话说回来，恰登骨瘦如柴，怎么吃也胖不起来，他吃的东西到底跑哪去了，一直是个谜。

最棒的是，这回发的烟也是双倍分量。每个人可以拿到十支雪茄，二十支香烟和两块可以嚼的烟草。这样的数量相当可观。我用烟草跟卡特钦斯基换烟。现在我有四十支烟，够抽上一天了。

其实这些东西本来不是要送我们的，普鲁士人可没有这么大方。这份意外之礼完全要感谢有人估算错误。

两个星期前，我们得上前线换防。当时我们守卫的区域非常宁静。照例军需官估算交接日准备了我们这连一百五十人份的粮食及日用品。不料最后一天炮火连连，大炮炸弹都对着我们发射。本连伤亡惨重，回来时只剩八十个人。

我们连夜回营，倒头就睡。卡特钦斯基说得没错：要不是因为睡眠不足，其实战争也没那么可怕。在前线要好好睡觉是天方夜谭，更何况是连续十四天睡不好。

第一批人从驻扎兵营爬起来时已经是中午了。半小时后，每个人都拿了餐盒聚集在伙房前，那里飘来阵阵香气，闻起来既油腻又滋补。排在队伍最前面的当然是最饿的阿尔贝特·克罗普。他个子矮小，却是我们这伙人里脑筋最清楚的，所以只当了个二等兵；米勒随身带着教科书，一天到晚梦想会有战争特考，战火隆隆时他还能猛背物理学定律；留着大胡子的莱尔特别偏好军妓院里的女人，他对天发誓说那些女人奉军队之命得穿着丝质上衣，而且接待上尉级别以上的客人时得事先洗个澡。排在第四个的是我，保罗·博伊默尔。我们四人都是十九岁，从军前是同班同学。

紧跟着排在后面的是我们的朋友。恰登是锁匠，和我们年纪一样大，身材瘦削，是我们这连最能吃的人。他坐下吃饭前是只瘦皮猴，吃完饭站起来时，却可以肥得像只怀孕的臭虫。海尔·威斯特胡斯年纪跟我们一样大，是个泥炭工。他可以轻松地把士兵吃的粗黑面包握在一只手里，并且问大家：你们猜猜看，我拳头里藏了什么。德特林是个农夫，心里只有他的农庄和老婆。最后是史坦尼斯劳斯·卡特钦斯基，我们这群人的头头，四十岁，个性坚毅，机智精明。他面色土黄，有一双蓝眼睛，双肩下垂，光用鼻子闻就知道哪里空气不好、哪里有好吃的，也知道哪里工作轻松。

我们这伙人排在最前面，越来越不耐烦，因为无知的伙房家伙不知道还在那里等什么。

卡特钦斯基终于忍不住对他大叫：“海因利希，可以开始打菜了。谁都看得出来豆子已经熟了。”

他睡眼惺忪地摇摇头：“得等你们全员到齐。”

恰登龇牙咧嘴地笑了笑说：“我们全到齐了。”

下士还没弄清楚状况。“你们是到齐了！但是其他人呢？”

“其他人不会来找你要吃的了！他们不是躺在野战医院里，就是在集体墓地里。”

听到这消息他惊呆了，迟疑地说：“我可是煮了一百五十人的份！”

克罗普捅了一下他的肋骨。“那我们这回肯定可以吃饱了。快点开饭吧！”

恰登突然灵机一动。他老鼠般尖尖的脸亮了起来，眼睛机灵地眯缝着，两颊也开始抽动。他往前靠近一步问道：“小子，你是说你也有一百五十人份的面包，对吧？”

下士一脸茫然，心不在焉地点点头。

恰登一把抓住他的上衣。“香肠也这么多？”

那颗蕃茄似的脑袋又点了点。

恰登的牙齿开始打颤。“烟草也是？”

“对，所有的东西都是一百五十人份。”

恰登容光焕发地四下环顾。“天啊！这就是所谓的走运！这些东西都是要给我们的。等等，也就是说，我们每样东西都可以拿双倍的量！”

这时蕃茄头突然清醒过来澄清道：“那可不行。”

现在连我们都突然精神一振，开始往前推挤。

“红萝卜头，为什么不行？”卡特钦斯基问。

“给一百五十人的东西怎么可以发给八十人。”

“我们可以教你怎么做。”米勒念念有词。

“吃的东西也就罢了，但是其他的配给品我不能全发下去。”蕃茄头斩钉截铁地说。

卡特钦斯基开始发火。“还想不想干啦？你有的不是八十人的补给品，你拿的是第二连的军粮。我们就是第二连的人。事情就这么简单，你发下来就对了。”

我们推挤着那家伙。他本来就挺惹人厌的，因为他让我们在战壕里吃了好几回冷饭。战火激烈时，他不敢把锅子放在离我们近一点的地方，所以害得我们这连负责领伙食的人得比其他连的跑更远。第一连的布克尽职多了，虽然他胖得跟冬天的仓鼠一样，但在同样状况下，他也会把锅子送到最前线。

我们情绪激动，火冒三丈，要不是连长及时出现，恐怕会擦枪走火。他询问我们争执的原因后，只淡淡地说了一句：“没错，我们昨天伤亡惨重。”

然后他探头看了一下锅子。“豆子看起来不错。”

蕃茄头点点头。“放了猪油和肉一起煮的。”

少尉看着我们，他知道我们心里打什么算盘。其实他知道的还不止这些，因为他是和我们这连弟兄一起成长的，他刚进这连时还只是个军士。他又打开锅盖闻了闻。离开时，他边走边说：“也给我来一盘。所有的配给都发下去，我们可能需要的。”

蕃茄头一脸错愕。恰登绕着他手舞足蹈。

“你又不会少块肉！他一副好像军粮处是他开的德性。开始发啊，你这专吃肥肉的家伙，你可别算错了。”

“吊死去吧！”蕃茄头怒吼。他简直要气炸了，这事违反他的常识，他不懂这世界怎么会变成这样。为了假装他什么都不在乎，竟然还主动多给了每个人半磅的人造蜂蜜。

今天恰好也是发信日，真是个好日子。几乎每个人都领到几封信和报纸。我们慢慢晃到兵营后方的草地。克罗普腋下夹着一个人造黄油桶的圆盖子。

草地右侧建了一个很大的公共厕所，有屋顶，还算坚固。不过，公厕是给新兵用的，那些菜鸟还不懂得怎么善用每样东西。我们想要更好的，四处散放的小木箱可以拿来当马桶。这些木制的正方形箱子四面都是密闭的，很干净，坐起来很舒服，无可挑剔，侧面还有把手方便搬运。

我们搬了三个箱子，围成一圈，舒服地坐在上面。不到两个钟头，我们是不会站起来的。

我还记得，刚入伍时，我们这些菜鸟觉得上公厕很丢人。那里没有门，二十个男人并排坐在一起上厕所，好像搭火车一样。因为小兵时时得有人监管，一排人上厕所的样子一览无遗。

过了一段时间，我们学到了很多，脸皮越来越厚，比这糟得多的事情也渐渐习惯了。

其实在这里露天上厕所可算是一种享受。我不明白从前为什么总会难为情。这跟吃饭喝水没什么两样，再自然不过。要不是上厕所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加上我们以前又很好奇，这事根本不值得一提。其他的人早就对这事习以为常了。

军人比一般人更了解胃和消化系统。他们使用的词汇大概有四分之三都和这些有关。不管是要表达极度的喜悦或是深层的愤怒，都可以使用这类词汇直抒胸臆，其他方式反而没那么精准贴切。哪一天我们回到家乡，家人和老师们听到我们说话的方式时，应该会瞠目结舌，但这里通用的语言就是这样。

对我们来说，上厕所这事因为被强迫公开亮相，反而重获了它纯洁的性质。而且，就是因为我们觉得这件事非常理所当然，在我看来，能够轻松惬意地解决，跟玩纸牌时手握稳操胜算的牌一样痛快。各种闲言闲语会被称做“茅坑流言”也不是没道理。这地方方便传话，也是军中固定聚会聊天的场所。

此刻，我们觉得比在贴了白瓷砖的豪华厕所还要舒服。那里充其量是比较卫生，却没有这里美好。

这几个钟头什么事都不用想，真是太棒了。头顶的天空很蓝，地平线上悬挂着被阳光照得闪闪发亮的黄色观测气球，远处也能看见高射炮造成的白色烟云。高射炮追踪飞机时，烟雾有时候会成束状，快速升起。

我们隐约可以听见前线炮火隆隆，声音听来像是远方正在下雷雨，音量还抵不上附近飞来飞去的熊蜂的嗡嗡声。

四周的草地花开遍地，青草上细致的圆锥花摇摇摆摆，白粉蝶穿梭其间，在盛夏柔和温暖的微风中翩翩飞舞。我们把帽子脱下放在一旁，一边抽烟，一边阅读书信，让风舞弄我们的头发，也拨动我们的语言与思绪。

这三个木箱就处在火红的罂粟花海中间。

我们把人造黄油桶的盖子摆在膝盖上，这样就有个很棒的地方可以打斯卡特牌[1]。克罗普随身带着纸牌。我们穿插着玩弩尔制和拉母希制[2]两种玩法，简直可以永无止境地这样坐下去。

营棚传来手风琴的乐音，有时我们会把牌放下，彼此对望。然后就听到有人说：“孩子们啊，孩子们啊……”或是“当时真的是好险啊……”接着忽然陷入沉默。我们内心有一种强烈抑郁的感觉，彼此心知肚明，无需多言。我们也极有可能今天再无机会坐在木箱上，这要命的时刻就快来了。正因为这样，此刻的火红罂粟花、美食、香烟和夏日微风都让我们感到新奇的震撼。

克罗普问：“你们最近有没有人看到克梅里希？”

“他在圣约瑟夫医院。”我说。

米勒听说他大腿中弹被打穿，应该可以遣送回乡。

我们决定下午去看他。

克罗普拿出一封信。“坎托雷克要我跟你们问好。”

我们笑了。米勒把烟丢到地上说：“我真希望他在这里。”

坎托雷克过去是我们的班主任。他个性严厉，个子矮小，常穿着灰色燕尾服，尖尖的脸像老鼠一样。他的身材和有“克罗斯特贝格[3]恐怖怪人”之称的希默尔施托斯下士相仿。说也奇怪，世上的不幸经常是身材矮小的人造成的。他们比个子高大的人精力更旺盛，也更讨人嫌。我始终留心避开有矮小指挥官的部队，那些人多半是该死的虐待狂。

坎托雷克在体育课上发表长篇大论，一直到我们跟着他去区军役处报名入伍。他透过眼镜片盯着我们看，用动情的嗓音对我们说：“同学们，你们会一起来吧？”那幅景象至今仍深深印在我脑海里。

其实这些教师经常把感情放在背心口袋里准备好，每小时都拿出来撒一点。不过，我们当时根本没想那么多。

同学里有个叫做约瑟夫·贝姆的，他是个身材肥胖却很好相处的小伙子。一开始他还有点犹豫不决，并不是很想一起去报名从军，后来还是被说服了，不然面子挂不住。也许当时不想当兵的人很多，但是那个时代连父母都动不动把“胆小鬼”这个词挂在嘴边，所以也没有人敢真的拒绝。大家都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反而是穷困简单的人比较理智，他们认为战争就是灾难。处境较好、地位较高的人应该早早预见到战争的后果，却兴冲冲地搞不清楚状况。

卡特钦斯基断言教育是罪魁祸首，使人变得愚蠢。他说的话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诡异的是，贝姆是第一批倒下的人。他在一次冲锋陷阵时，被子弹射中双眼。我们以为他死了，便把他留在战场上。因为当时撤退的时间很赶，所以我们无法把他带走。下午时，我们忽然听见他的喊叫声，看见他在外面到处乱爬。看来他之前只是昏过去了。因为看不见，又痛得要命，所以他也没办法利用掩护，在被我们的人救走前，先被敌军射死了。

我们自然不能怪罪坎托雷克。如果这也算是一种罪，那世界上每个人都有罪。像坎托雷克这样的人成千上万，他们坚信自己正在用最合适的方法做最好的事。

但这点正是他们的失败之处。

对于十八岁的我们来说，他们应该是引领我们进入成人世界的导师，他们应该带领我们进入工作、责任、文化与进步的世界，带领我们走向未来。虽然我们偶尔会开他们玩笑，有时也会捉弄他们，但根本上我们还是相信他们的。在我们心目中，他们就是权威的代表，应该拥有更多的判断力和智识。可惜，我们亲眼目睹的第一个死者彻底摧毁了我们的信念。我们体认到我们这个年纪的人比他们那辈的人诚实得多。他们只是比我们懂得如何说空话和耍心眼。第一场战火就证明了我们的决定是错误的，并彻底瓦解了他们教给我们的世界观。

他们继续写文章并演讲的同时，我们却在这里跟战地医院和死亡对望。他们把效忠国家称为伟大事业的同时，我们只知道我们更害怕死亡了。尽管如此，我们却没有成为叛国者，也没有成为逃兵或胆小鬼——这些称谓都是他们随口而出的——我们跟他们一样爱祖国，每次进攻都勇往直前。然而，我们突然领悟到，我们已经懂得如何区辨。我们认清了事实，他们说的那个世界已不存在。我们突然感到孤独得可怕——却又得不断地面对孤独。

出发去看克梅里希前，我们打包了他的物品。他回家路上应该用得着。

战地医院来来往往的人很多，闻起来有医院惯有的石炭酸、脓和汗水的味道。其实住过兵营的人都习惯了这些味道，但是这里的气味更令人无力。我们四处打听克梅里希的消息，他躺在一间集体病房里，看到我们时露出虚弱的表情，既高兴又激动，还有几分无助，有人趁他不省人事时，偷走了他的手表。

米勒摇摇头：“我早就告诉过你，别戴这么好的手表。”

米勒这个人笨拙又有点自以为是。照理说他应该闭嘴，因为任何人都看得出来，克梅里希不可能康复离开这里了。找不找得到他的手表没什么意义，顶多只能帮他寄回家。

“弗兰兹，你怎么样？”克罗普问。

克梅里希垂下头。“还好，只是脚痛死了。”

我们看着他的被子。他的一条腿放在一个铁丝笼底下，上面盖着被子。我踢了一下米勒的小腿，暗示他别把救护兵在外头告诉我们的事转告克梅里希：他那只脚已经没了，一条腿已经被截肢。

他的样子看起来很恐怖，脸色蜡黄，没有血色，脸上出现了异样的皱纹，这种皱纹我们太熟悉了，因为我们已经看过不下百次。说穿了那也不算皱纹，而是一种征兆。皮肤下已经看不见生命的脉动，生命已经被压迫到身体的边缘，死亡正在里头一步步逼近，它已经控制住了眼睛。不久前我们的伙伴克梅里希还和我们一起烤过马肉、蹲过弹坑，现在却躺在那里。虽然他在那里，却不像同一个人。他的形象开始模糊不清，好像是用同一张底片照了两次照片一样，连他的声音听起来都像死灰般无力。

我想起当时我们一起出发时的情景。他的母亲，一个和蔼的胖妇人，送他到火车站。她不停地哭泣，哭到脸都肿了。克梅里希觉得有点不好意思，因为她是所有人里面最克制不了情绪的，哭成了个泪人。然后她转向我，紧紧抓着我的手臂，要我在外面要多照顾弗兰兹。他的脸还像孩子一样，骨头也很软，才背了四个星期的背包就成了扁平足。话说回来，在战场上怎么照顾别人啊！

“你现在就能回家了，”克罗普说，“如果要等休假，少说也得等上三四个月。”

克梅里希点点头。我无法正视他的手，它们看起来跟蜡一样。他的指甲里还有战壕里的脏污，像中毒一样发紫。我突发奇想，克梅里希停止呼吸后，指甲仍然会像幽灵般的地下室植物一样继续生长。我仿佛看见它们跟软木塞开瓶器一样呈螺旋状不停地长。死后会继续长的，还有在那颗快破裂的头颅上的头发，那样子就像肥沃泥土上的青草。没错，跟青草一模一样。这怎么可能呢？

米勒弯下腰。“弗兰兹，我们把你的东西带来了。”

克梅里希用手指了指。“就放床下边吧。”

米勒照做了。克梅里希又说了一次手表的事。我们该怎么安抚他，才不会让他起疑！

米勒站起来时，手里拿了一双飞行员长筒靴。那双漂亮的英国鞋是用柔软的黄色皮革做的，靴子可以绑鞋带穿到膝盖，看得出来是双好鞋。米勒看到那双鞋非常高兴，捧着鞋底和自己笨重的鞋子比了一下后问：“弗兰兹，这双鞋你要带回家吗？”

我们有了同样的念头：就算他康复了，也只需要一只。这双鞋对他来说没什么价值了。但是照目前情况看来，把鞋留在这里也是糟蹋，因为他一死，救护兵马上就会把鞋拿走。

米勒又问了一遍：“你不把鞋留在这里吗？”

克梅里希不要，这鞋是他最值钱的东西。

“我们可以交换，”米勒又建议说，“这双鞋可以在外面派上用场。”

克梅里希不为所动。

我踩了米勒一脚，他慢吞吞地把靴子放回床底下。

我们谈了一会后跟他告别。“保重，弗兰兹。”

我答应他明天再来。米勒也这么说，他满脑子都是那双靴子，只想守在这儿。

克梅里希呻吟着，他正在发烧。我们在外面拦下一个救护兵，试图说服他给克梅里希打一针。

他拒绝了。“如果每个人都要打吗啡的话，那我们得准备好几大桶。”

“你只服务军官！”克罗普气愤地说。

我马上打圆场，先给了救护兵一支烟。他拿了烟，然后我接着问：“说真的，你可以帮病患打吗啡吗？”

他觉得自己被侮辱了。“如果你们不信，干吗问我？”

我又把好几支烟放到他手里。“帮我们一个忙——”

“好吧。”他说。克罗普跟着走进去，他不怎么信任他，所以非亲眼确认不可。我们在外面等。

米勒又提起那双靴子。“那双鞋太适合我了。我穿现在这双笨重的鞋已经长了不少水泡了，一个接着一个长。你们觉得他撑得到明天有人值班时吗？万一他晚上走了，那双鞋我们就只有干瞪眼的份了。”

阿尔贝特回来了。“你们觉得……”他问。

“没救了。”米勒斩钉截铁地说。

我们回到兵营。一想到明天要写信给克梅里希的母亲，我就浑身发冷。我想喝一杯烈酒。米勒拔了几根草放在嘴里嚼。矮小的克罗普突然把他的烟丢在地上狂踩，环顾四周，神情惊慌，结结巴巴地说：“可恶，可恶的东西。”

我们继续走了好长一段时间。克罗普冷静下来了。这种情形我们并不陌生，前线的情绪失控，每个人都有过的。

米勒问他说：“坎托雷克信上写了什么？”

他笑了：“说我们是钢铁青年。”

我们三个人都恼火地笑了。克罗普咒骂着，他应该很庆幸他还能继续讲话吧。

没错，这些人就是这么想的。这些成千上万的坎托雷克都是同一个样子！钢铁青年！青年！我们都不到二十岁。但是我们年轻吗？我们是青年吗？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现在我们都成了老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