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银行的最后一天，我很晚才离开。那并不是我对银行依依不舍，而是我舍不得跟自己熟悉的一切说再见。我心里很清楚，自己应该不会再重复这样的生活了。也许我不该称呼那是一种生活，因为在银行工作的日子根本算不上有生活。每天不是加班就是应酬至深夜才回家。而周末，往往也被安排了会议或者培训。在这样的节奏和方式下活着，我觉得自己好像已经变成了一座工作机器。而机器是不允许有生活的。
到了楼下，我惯性地拨通了老张的电话，想着叫他把车从车库开上来接我。可刚一拨通，我就把电话挂了。我差点忘记自己现在已经不是银行的员工了。我的专用司机和小轿车此刻和银行一样，已经跟我一刀两断，再无关系了。
我内心无奈地笑了一下，然后抬头由下至上再看了眼这座如囚笼般的大楼。在大楼的最顶端，命运仿佛正俯视着我。它似乎要居高临下地重新宣判我。我想一定是这样。否则，为什么我刚踏入了不惑之年，困惑却如猛兽般接踵而来？我如日中天的职业生涯为何说结束就突然结束了？我的内心并不惶恐，但它纠结。它纠结着究竟该用什么词语来表达这种状态。失业？下岗？裸辞？蓄势待发？抑或是财务自由？不管这将以什么修辞来定义，它让我不一样了。
我缓缓地走在回家的路上。早早入夜的城市，依然灯火辉煌，照亮了一片夜空。经过漫长的一天，我此刻已分不清天空中的是月亮还是太阳。是啊，今天确实可以算得上是自己一生中最漫长的一天了。我原本以为在最后一天里，可以好好地和同事们告别。可是，却发现没有哪个是可以和我说得上话的。我丝毫都没有感到那是一种人走茶凉的待遇，毕竟这些人和我不是在级别上相差甚远，就是在思想上没有丝毫的共鸣。我本应该在下午大楼还飘着浓浓的咖啡香味的时候早早离开的。可是，交接手续上一些必要的签名却因一些芝麻绿豆的事情迟迟没能弄到。那些有权在交接表上签名的同事们，不久前还一直哥前哥后地称呼着我。以前，我要是心情不好，说话的语气硬朗一些，他们连半个屁都不敢在我面前放。可就是这些半个屁都不敢放的人，在我要离开的时候，彻底暴露了他们的虚伪。他们是最低级的伪装者。其实，当他们以前在我面前毕恭毕敬，连半个屁都不敢放的那一刻起，我就知道了他们这个丑陋的秘密。
我继续在路上走着，突然想到自己很长时间没有这么早走在回家的路上，心里竟然骤然萌生出一种如释重负的轻松。不过，以前在车上看到的那些熟悉的街道，现在走在路上看起来却很陌生。我绕了很大的一圈，也不知道自己在路上走了多久。最后，我拖着疲惫的身躯终于回到了家。夜已深，我的妻子和儿子早已进入了梦乡。我只觉得自己无力的身躯此刻像是一颗残缺的蛋壳，里面的内容全被人掏空了。我就这样倒在那软绵绵的沙发上，瞬间便酣然入睡了。我好像睡了很久，至于究竟睡了多长时间我已经记不清了。但我记得自己做了个梦，梦里的一切还十分清晰。在梦里我甚至害怕醒过来，因为我不知道梦的尽头究竟是什么、在哪里？
第二天，我竟然一大早就起来了。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起得那么早。明明已经不需要为了上班而早起，明明可以睡到自然醒，但却很自然地早起了。也许是我想为妻子和儿子做一份早餐。虽然自己这些年在金钱上对他们大方，但在时间上却是非常吝啬的。我突然意识到，这些年我算是在他们的生活中缺席了。由于内心萌生起愧疚，我更加渴望自己能弄出点像样的早餐，比如薯饼和三明治之类的。但最终我发现了一个残酷的事实，就是我压根就不会做早餐。这些年我的早餐仿佛进入了一个死循环，不是麦当劳就是肯德基，吃着千篇一律的汉堡加咖啡。该死！我怎么就没想到呢？
于是，我匆匆跑到楼下的超市。可面对各种各样的面包，问题又来了。我好像并不知道妻子和儿子喜欢吃哪种面包。不过这种问题在我以往要处理的问题当中算是级别最低的一种。我很快就做出了决定。就像在工作上，大家都眼巴巴地看着我，渴望着我做出决定的那样。我似乎天生就会做出一些大气的决定，所以我各种面包都拿了一袋，还扛了一箱牛奶。
当我从楼下的超市回到家里的时候，妻子和儿子刚好梳洗完，正准备张罗早餐。儿子看我买回来的一大堆面包，手舞足蹈，异常兴奋。他随手挑了一包就撕开了。我替他打开了一罐牛奶，递了过去。没想到，他说了一句：“爸爸，我对牛奶过敏。你不知道吗？”
我握着那罐牛奶的手僵住了。在那一刻，我不知道该将我的那只手往哪里放。我的内心很难过，但还是强装着调皮的腔调说了一句：“对不起哦！爸爸以为你会突然对牛奶不过敏了。”
说完，我隐藏好内疚的神情尴尬地看了一眼站在旁边的妻子。她很显然对我甚为不满。她也在餐桌上的那堆面包里挑了一袋撕开了。我赶紧把手上的那罐牛奶递给她。吃完早餐妻子带着儿子上幼儿园去了。临走的时候，妻子无奈地告诉我，儿子在幼儿园是有早餐吃的。她还告诉我，餐桌上剩下的那一大堆面包就是我接下来半个月的早餐了。
我转身看着餐桌上的那一大堆面包，确实有那么一瞬间我的心脏仿佛停止了跳动。一个面包并不可怕，或者说吃一顿面包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一大堆面包，或者说可怕的是每餐都吃面包。但很快，我从以往无数次出现在麦当劳和肯德基的点餐柜台前的经验中找到了解决方案。我可以做点什么让它变得很不一样。或许我可以再买点巧克力酱和果酱之类的抹在面包上面。要不也买点巧克力回来，放进热牛奶里增加一些可可的味道。这样，就跟我以往吃的早餐没有什么区别了。我甚至可以现在就在网上下单，买台咖啡机和一些咖啡豆回来。每天早上都为这堆面包搭配一杯热乎乎的美式咖啡。那样的话，我的早餐又变回和以往一摸一样了。不过，还是算了。为什要吃和过去一样的早餐呢？还是想想一会上哪去吧。
有时候生活真让人为难。没时间的时候，总是想着去这儿去那儿。一旦彻底自由了，却又不知道上哪儿去。我苦想了许久，觉得他那儿应该可以让我好好的呆上一会儿。于是，我给彪哥打了个电话。不出所料，彪哥说让我去他公司。
彪哥是我中学时候的同班同学，脸上长着一双帅气又神奇的小眯眼，既能预见股市的动荡，也能洞悉朋友思绪的起伏。我记得多年以前，自己正处在跳槽更换新单位的时候，却不幸刷爆了信用卡。新的工作刚刚开始，可是薪酬还没发。不巧的是，自己当年还是月光族的一员。其实，我不是很愿意向人借钱的。也许自己是从事借贷行业的，心里总有一种傲气。认为只有自己借钱给别人，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也有要向别人借钱的一天。另外，我也十分清楚，向别人借钱是一件多么难的事情。更何况是在这样的一个大家都紧张兮兮的大都市里，碰上了2008年的全球金融海啸，又有谁会冒着风险借钱给你呢？我想哪怕是像我这种只是想借个五六千元的，也会被人不假思索地拒绝。事实上也真如此。我当年也曾向我的一位同事借钱，他一口就回绝了。而且甚至不为回绝的理由多加粉饰，直接了当地说“我没钱”。其实，当年我可以向家里或亲戚借这点小钱的。这样，问题就轻松解决了。可是，我实在是拉不下面子去做这一件事情。因为，这意味着我在家人和亲戚眼里的崇高形象将就此陨落。在迫在眉梢之际，我突然想起了彪哥。我也不清楚为什么当时就想起了彪哥。也许，我能想起来的人并不多。当时我也是抱着碰运气的心态打通了彪哥的电话。毕竟，自从高中毕业后，我和彪哥的见面次数屈指可数。但万万没想到，彪哥简单问了问我借钱的目的便向我要了我的银行账号。后来我收到的并不是五六千元，而是两万元。看见电话银行发来的短信那一刻，我颇感意外。我实在无法相信，怎么会是两万元呢？我第一时间就拨通了彪哥的电话，问他是不是弄错了。他说五六千哪够我这个月光族花呀，还说等我收到薪酬再慢慢还。我当时听他在电话那头这么说，眼角那不争气的泪水竟无声无息地袭来，导致我的脸颊有两股热流淌淌而下。
当我和彪哥表明了我的来由后，他递了一条办公室的钥匙给我，并告诉我电子门禁的密码。彪哥的办公室是用来炒股票的，白天他就如深山的隐士般独居在此。要是他不出现，我自然是要被拒之门外的。接过小小的钥匙，手上感觉到的是那样的沉重。这一种重量是来自于一种接近信仰的信任。我似乎明白了当年他为什么愿意借钱给我。我坐在沙发上，口里使劲地抽吸着雪茄，并试图用泪水湿润着眼睛，希望把手上那把闪闪发亮的小钥匙再看清楚一点，时而又透过窗外望向那高高耸立在远处的东京一百大厦。那个曾经让我在职场上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方，它也许是我职业生涯的纪念碑，但它不是我生活的坟墓，更不是我灵魂的归宿。
就这样，我在彪哥的办公室里坐了下来，而且是每天在那儿坐了下来。
有一天，酷热的天气让人躁生烦闷。股市仿佛也因此中暑了，晕晕沉沉的，没有一丝活跃的迹象。正当我和彪哥在办公室琢磨着干点什么解闷之际，楼上的强哥嘻嘻哈哈地走进来了。强哥也是我们的同班同学，他经营的调查公司就在这楼上。强哥在我们小的时候就显得特别的活跃，也许因为多年的过度活跃，他脑门上顶着的头发早已疲惫地慢慢离他而去了。但这让强哥看上去更像一个外国人，万分潇洒。狡猾的强哥，屁股还没坐下，就先骗来了一杯茶。然后，才得意地翘起了二郎腿，说出了他的来意。原来，强哥也是闷得发慌，来找乐子的。他建议我们一起去找浩班长。他说浩东正万分惆怅。听说他的再生资源公司好像已经吊了好长一段时间的盐水，岌岌可危。浩东忙里忙外，如同医院里的护工般孜孜不倦地伺候着他的公司，希望它有一天能健康起来。但从强哥的口中听来，这似乎已不可能了。所以，强哥希望我们能一起去安慰他。还说，痴迷于音乐的清风同学也会去。强哥虽然平时不正经，但关键时刻还是挺正经的。于是，我们三人成行匆匆出发了。
我已经有好多年没见过班长了。高中毕业以后，偶尔会有同学聚会。可是，就是没能见着班长。浩东健硕的身材和低沉的声音，我至今还记忆犹新。我记得知道有浩东这个人的存在，是在我小学四年级的时候。那年，我参加了市里举办的小学生田径运动会。当时，我破了全市小学三四年级跳高跳远的记录，正得意洋洋。可就在我出席四百米跑的那场径赛中，我惨败了。从此，我也知道有浩东这个人。就是他夺去了我的小组第一，让我无缘总决赛。
后来，待我上了市里的第一中学，竟发现浩东和我同班，而且还成了我的班长。世界在那一刻，告诉一个依然还小还嫩的我，其实它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大。刚上初中的那一年，我们的班主任没多久就去了生小孩。换了新的班主任，我的同桌也换了新的。我和浩东成为了同桌。
能成为浩东的同桌，我非常的兴奋，毕竟他是在小学跑赢过我的人。后来，我渐渐发现，浩东成绩也非常好，而且人也长得老成。小小的年纪，发线好像就已经往后移了。那时候的浩东最喜欢调戏我们班的上海妹子郭燕。也许是两人都提前发育了吧。女的长得特别高，男的长得特别老。我当时非常地羡慕浩东已经是那么的成熟，连声线都比我们提前发育了，特别的有磁性，别具男人味。我还记得浩东时常跟我提起的香港电台男主持洪朝丰，他说那把声音才叫男人的磁性。于是，我在无数个星期五的晚上都在床上听着洪朝丰主持的电台节目。但好多好多年以后，发现洪朝丰已经疯了。
再后来，我却发现了浩东成绩好的一个秘密。就是他那旁若无人的考试偷看技术。有一次期末考试，正当我为一道难题绞尽脑汁、挠破了头皮之际，我回头看看了坐在我右下方的浩东。那一刻，我崩溃了，浩东的形象也在那一刻在我的心目中彻底崩溃了。他正从抽屉里拿出书本飞快地抄着。班长带头作弊的一幕在我心里留下了一道深刻的思考题。完美的背后是否就是残缺，好的身后是否藏着坏，白的底色是否就是黑，君子的另一面是否就是小人。我当时虽小，但已经遐想联翩。
再后来，浩东带领了我们进行了一次全民健身。由于初升高要考体育，跑步跳远实心球就是必考的“地三鲜”。这三样项目就成了我们的日常三餐。早上课间练一练，体育课练一练，下午放学再练一练。浩东从小就是运动小健将，他知道这三项都需要爆发力，而爆发力往往由肌肉的强大来决定。于是，他操起了单双杠。有一段时间，我觉得浩东胸部的肌肉完胜女同学们那亭亭玉立的小山丘。在浩东的以身作则下，大家都纷纷积极了起来。结果，我们迎来了好多体育获满分的。
也许因为体育这科没拉后腿，我们很多同学还是一起考回了市内的第一中学。高中的浩东就更牛了。他考进了重点班。所以，他后来也就轻轻松松地考进了BJ大学。
坐在强哥的车上，以往读书的片段如同重播一部老电影般，在我脑海里不断翻开我的回忆。
我们三人很快就来到了浩东公司的办公地点。可眼前的景象让我顿时进入了沉思。原来浩东公司的办公室就座落在一间公共厕所的正上方，让公共厕所亲吻着屁股，难分难离。这里虽说是一间公共厕所，但仅凭它的外观大多数的人是无法分辨出来的。这里四周都种满了绿植。厕所的外墙上爬满了绿萝和一些说不出名字的藤类植物，远看像似城市中一处别致的小憩之地。而且，这四周的绿植竟然还围起了一个足够放好几辆车的专属停车场。如果不在乎平常人那些世俗的眼光，我想在这样一个公共厕所上办公看起来还不错。
这时，身后蹦来两声活泼的喇叭声。随后，一辆小车瞬间停靠在强哥的车旁。从车里跳出来的是骨架略显奇壮的清风。他步调如跳动的音符，头上的卷发就像乱窜的旋律，不知道是他征服了音乐还是音乐绑架了他。清风的外表实在是无法让人将他和钢琴联系在一起。四人围着寒暄一阵后，便先去体验了一把再生资源源头的痛快，撒了一泡尿。接着，我们直登二楼，来到了浩东的办公室。
浩东的办公室实在是不堪入目。除了几张简陋得可怜的桌椅之外，就只有一台看起来已经很久的台式电脑和办公桌上摆放零乱的文件及文具。而浩东本人，也是邋邋遢遢的样子。他穿着一双拖鞋，往上是两条粗粗的小腿，露出一些不修边幅的腿毛。再往上就是一条齐膝的短裤。我不清楚浩东这些年是否赚了大把大把的钞票，但我可以确定他这些年一定吃得很好。因为，继续往上看我发现他有一个不错的大肚腩。而且，看得出来他身上穿的那件短袖衬衫被他的肚腩折磨了很长一段时间了。他头上依稀可见的卷发飘逸得非常任性，犹如令狐冲的剑法，斩断了他和自己青葱年华的千丝万缕。
浩东知道我们要来，早就泡好了茶。他用那把仍然充满磁性的声音招呼着我们用茶，同时举了举手中的那一大筒水烟。我很诧异，浩东竟然还抽水烟。看着眼前的浩东，我如同看到了镜中的自己：一个历经沧桑的灵魂烟者。但不同的是，浩东手上的那筒大水烟比起雪茄更能熏陶灵魂。随着浩东嘴中的一张一合，滚滚的浓烟霎时汹涌而来。它们被水湿润着，又变成了雾，弥漫在我们的四周，让办公室如同仙境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