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独有偶。欧榘甲的文章1903年才在美国《文兴报》上刊出，1904年日本出版的《新民丛报》第三年第十七期又发表了蒋观云的《中国之演剧界》一文，更明确地提出了悲剧问题。
蒋观云是蒋智由的别号。他也是维新变法中的活跃分子，1902年冬天游学日本，与梁启超相识，曾参与《新民丛报》的编辑工作，思想比较激进，一度倾向民主革命，参加过中国教育会、光复会等。他早年的诗多用新事、新典、新名词，极力鼓吹西方民主、自由、平等的思想，反对专制，立意新颖而又慷慨多气，被梁启超称为与黄遵宪、夏曾佑并肩而立的“近世诗界三杰”。“力填平等路，血灌自由苗。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潮。”这首脍炙人口、题名《卢骚》的诗，就是他的杰作。
《中国之演剧界》一文除通过“古之乐”与“今之乐”“各国之剧”与“我国之剧”的比较，批评了“我国之剧乃独后人”的落后状况之外，还讨论了悲剧、喜剧问题。他认为，“委曲百折，慷慨悱恻，写贞臣孝子仁人志士，困顿流离，泣风雨动鬼神之精诚者”为悲剧，相反，“舞洋洋，笙锵锵，荡人魂魄而助其淫思”的是“喜剧”。悲剧能启发人“广远之理想，奥深之性灵”，能“鼓励人之精神，高尚人之性质”，能“使人学而为伟大之人物”。还说：“悲剧者，君主及人民高等之学校也，其功果盖在历史以上。”甚至认为，像拿破仑那样功业显赫的盖世英雄的产生，也是悲剧熏陶的结果。
但是，尽管西方悲剧源远流长，造就了奥深之性灵、伟大之人物，环顾中土，却“有喜剧，无悲剧”，中华民族只能长久地浸泡在“舞洋洋，笙锵锵”的“喜乐”温水之中。他认为，这种所谓“戏曲”实际上是在播种罪孽，是造成中国社会多“惨剧”的重要原因：
要之，剧界佳作，皆为悲剧，无喜剧者。夫剧界多悲剧，故能为社会造福，社会所以有庆剧也；剧界多喜剧，故能为社会种孽，社会所以有惨剧也。其效之差殊如是矣。
这种将舞台上的悲剧与社会上的庆剧、舞台上的喜剧与社会上的惨剧联系起来的看法，的确是惊世骇俗、倒转乾坤之论！
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他甚至准备重新拾起墨子“非乐”的口号，号召演剧界坚决抵制、摒弃那种“舞洋洋，笙锵锵”的“喜剧”，多演“悲剧”，以图“保存”“刷新”我国戏剧：
嗟呼！使演剧而果无益于人心，则某窃欲从墨子“非乐”之议。不然，而欲保存剧界，必以有益人心为主。而欲有益人心，必以有悲剧为主。国剧刷新，非今日剧界所当从事哉！
与欧榘甲一样，他也认为我国唯一“切合时势”的“悲剧”只有汪笑侬的《党人碑》。
很显然，蒋智由对悲剧的认识要比欧榘甲明晰一些。他不再把以成功为结局的戏剧掺和进来，使悲剧的概念混杂不清。他褒悲剧贬喜剧的态度也比欧榘甲激烈，认为悲剧是兴国育人之声，而喜剧是亡国害人之音。当然，他所谓“喜剧”并非通行意义上以讽刺嘲笑为主的喜剧，而是指迎合低级趣味或毫无矛盾冲突的娱乐性戏剧和以“大团圆”为结局的“正剧”。这大概是他当时还没有接触到西方喜剧概念的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