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思想史的意义上说，中国20世纪的大门是知识分子用带血的头颅撞开的。菜市口的一片血光，戊戌君子的六颗头颅，不仅将清王朝的专制制度绑在历史耻辱柱上，而且将上下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中国文化、中华民族的灵魂推上了历史审判台，让每一个活着而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将它们一一审视，一一考问。人们猛然发现：“更历千岁”的中华“巨厦”的确已“瓦墁毁坏，梁栋崩折”，有“风雨猝集，则倾圮必矣”的危险；“酣嬉鼾卧，漠然无所闻见”“束手待毙，不思拯救”“补苴罅漏，弥缝蚁穴”的局面不能再继续下去，必须“破坏”，必须重建。其中，通过对悲剧问题的思考，直面满目疮痍的现实，剖析伤痕累累、黑雾弥漫的灵魂，甚至打破人生幻想，建构新的生存方式，以期达到“新民”、建设“新国魂”的目的，就是不少知识分子孜孜不倦从事的工作。正是这些黎明前黑暗中的思考和呐喊，使中国带血的20世纪肇端伊始就负载了史无前例的内容和分量，也为新文化曙光的展露做了思想准备，为关于悲剧问题的思考提出了许多需要辨析、需要继续探索的问题……
戊戌变法的失败，使东渡日本的资产阶级维新派领袖之一梁启超痛定思痛，想到了改良国民素质和唤起民众实行革命破坏的问题。
1902年，他在《新民说》的叙论中说：
国也者，积民而成，国之有民，犹身之有四肢五脏筋脉血轮也。未有四肢已断，五脏已瘵，筋脉已伤，血轮已涸，而身犹能存者；则亦未有民愚陋怯弱涣散混浊而国犹能立者。故欲其身之长生久视，则摄生之求不可不明；欲其国之安富尊荣，则新民之道不可不讲。[1]
的确，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即如梁启超的朋友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在变法失败完全可以东渡日本以求保全生命之时敢于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2]就已惊天动地。然而，戊戌变法失败了，历史上历次起义、改革也都失败或蜕变了。许许多多前仆后继战斗的“中国的脊梁”“总在被摧残，被抹杀，消灭于黑暗中，不能为大家所知道”[3]。这究竟是什么原因？专制统治者的阴险残酷固然是一个方面，但民众因中专制文化之毒甚深而不觉悟，也是重要原因。民之于国，的确好像四肢五脏筋脉血轮与“一身”的关系，没有肢断血涸而能存身的道理，也没有民愚心死而能立国的道理。因而，摄生以强身，新民以荣国，就是每个有维新、革命思想的人面对戊戌悲剧不能不反省、思考的问题。
于是，梁启超比较中西文化，提出改善民德、民智、民力的主张，批判中国不讲进化、不求进步、保守落后的国民性。探本溯源，他认为“大一统而竞争绝”“环蛮族而交通难”“言文分而人智局”“专制久而民性漓”“学说隘而思想窒”是形成落后国民性的五大原因。前二者出自“天然”，后二者源于“人事”。他认为，要改变这种状况，就要讲“天赋人权”，讲“人道”：“天生之而赋此权利之智识，且赋以扩充此权利之智识，保护此权利之能力。故听民自由焉，自治焉，则群治必蒸蒸日上；有桎梏之、戕贼之者，始焉窒其生机，继焉失其本性，而人道几乎息矣。”但中国长久的专制政体，培养的却是“私天下为一姓之产”的“霸者”和“不顾公益”“自居于奴隶盗贼”的国民，所以“群治不进”。他又说：“凡一国之进步，必以学术思想为之母，而风俗政治皆其子孙也。”但中国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只有“缘饰孔教，利用孔教，诬罔孔教”以束缚国民，“自贼而贼国民”的文化，所以，“全国之思想界消沉极矣”。这就使中国到了非“破坏”不可的程度：“当夫破坏之运之相迫也，破坏亦破坏，不破坏亦破坏，破坏既终不可免，早一日则受一日之福，迟一日则重一日之害。”他主张：“必取数千年横暴混浊之政体，破碎而齑粉之，使数千万如虎如狼如蝗如蝻如蜮如蛆之官吏，失其社鼠城狐之凭借，然后能涤荡肠胃以上于进步之途也；必取数千年腐败柔媚之学说，廓清而辞辟之，使数百万如蠹鱼如鹦鹉如水母如畜犬之学子，毋得摇笔弄舌，舞文嚼字，为民贼之后援，然后能一新耳目以行进步之实也。”这的确像如磐暗夜中的呐喊，引起了主张维新、革命的人士对国民性，保守与进步、专制与自由、改良与破坏的注意。
同时，他还提出了建设新的国民精神的问题。他认为：“凡一国之能立于世界，必有其国民独具之特质，上自法律道德，下至风俗习惯、文学美术，皆有一种独立之精神，祖父传之，子孙继之，然后群乃结，国乃成，斯实民族主义之根柢源泉也。”而要保持这种“特质”，还要“博考各国民族所以自立之道，汇择其长者而取之，以补我之所未及”，并不断加以淬厉、濯拭、锻炼、培浚，以求岁岁有新芽之茁，息息有新泉之涌。
与之相呼应，1903年，进步杂志《浙江潮》《江苏》又先后发表《国魂篇》和由资产阶级革命派著名文学家金天翮（署名金一）撰写的《国民新灵魂》，主张建设积极进取的民族精神。它们或者说：“一民族而能立国于世界，则必有一物焉，本之以特性，养之以历史，鼓之舞之以英雄，播之于种种社会，扶其无上之魔力，内之足以统一群力，外之足以吸入文明与异族抗。其力之膨胀也，乃能转旋世界而鼓铸之，而不然者，则其族必亡。兹物也，吾无以名之，名之曰国魂。”或者说：“是故特殊之灵魂足以代表一群，多数之灵魂足以代表一国，有华美高尚樱花之魂，而日本以之名其国也；有凌厉鸷鹜荒鹫之魂，而俄罗斯以之名其国也；有高掌远跖神奇变化猛狮之魂，而英吉利以之名其国也。夫国而无魂，乃以陈死之人而充国民之数矣，可乎哉？”
但是，他们看到的却是中国大地充斥着种种愚昧怯弱的旧灵魂。金天翮在《国民新灵魂》中描写道：
梦餍于官，词呓于财，病缠于烟，魔着于色，寒噤于鬼，热狂于博，涕縻于游，痁作于颤，种种灵魂，不可思议。而于是国力骤缩，民气不扬，投间抵罅，外族入之，铁鞭一击，无敢抗者，乃为奴隶之魂，为仆妾魂，为囚虏魂，为倡优魂，为饿殍待毙一息之魂，为犬马豢养摇尾乞食之魂，而籀其府，而徘徊其都市，则商黯其色，工卒其容，农喘其息，士淹其气。悲风吹来，四山落叶，晚景袭人，灯烛无光，暮气入床，沉冥石室，乃魂之房。耗矣哀哉！中国魂，中国魂！
这是说，在中国大地上游荡的都是一些为官、为财、为烟、为色而梦呓疯魔的人物，他们怕神怕鬼，自由散漫，疾病缠身，而又为蝇头小利进行狂热的赌博。一当外族侵入，便乖乖听命，降为奴隶、仆妾、囚虏、倡优，以摇尾乞怜的方式维持奄奄一息的生命，没有丝毫凛然正气。
而这一切，又来源于专制制度的压迫。发表在《国民报》第二期的《说国民》一文说：
且也今日之中国，报馆有禁，出版有禁，立会演说又有禁，倡公理则目为邪说，开民智则诬为惑人。坐是种种，而中国国民之种子绝，即中国人求为国民之心死。故父以戒子，师以率徒，兄以诏弟，夫妇朋友之相期望，莫不曰安分、曰韬晦、曰柔顺、曰服从、曰做官、曰发财。故卒举国之人而无一不为奴隶，即举国之人而无一可为国民。
这种情况当然亟待改变。因而，一时间，“中国之国魂安在乎”“国魂乎，盍乎归来乎”的悲怆呼号此起彼伏，鼓吹建设冒险魂（山海魂）、宗教魂（魔鬼魂）、武士魂（军人魂）、游侠魂、平民魂（社会魂）等等新灵魂的倡议也响彻中华大地。
正是在这种形势下，中国的知识分子们开始注意到悲剧问题。
注释
[1]林志钧编.饮冰室合集六专集之四.北京：中华书局，1989，1.
[2]梁启超.殉难六烈士传.见：林志钧编.饮冰室合集六专集之一.北京：中华书局，1989，109.
[3]鲁迅.且介亭杂文·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见：鲁迅全集第六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