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排放的夹缝

发达国家的历史，发展中国家的咽喉。

——本书作者

世界正在进入一个以气候问题为核心的新全球化时代。越来越多的国家通过制订碳中和计划等气候行动积极推进全球气候治理进程，绿色发展已经成为全球共识，可持续低碳经济将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主基调。

但是，从现实来看，即使近年来气候变化引发的极端天气等危险情况日益频发，全球气候治理进程中的纷争、博弈甚至倒退的趋势也不曾减弱。应对气候变化固然是人类必须解决的问题，但是也成了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实施“绿色遏制”的重要战场。各国应对气候变化工作都有着多重考量。

从环境层面看，应对气候变化是人类共同的诉求，任何国家都无法在全球气候变暖的背景下独善其身。对气候变化可能导致灾难性影响的恐惧无疑是驱动人类社会积极应对的基本动因之一。例如美国之所以在1988年兴起了对气候变化的关注热潮，主要原因是当年夏天出现了难得一见的热浪与干旱，这一事件推动了美国将气候变化议题纳入国际谈判的议程。欧盟在面对气候变化问题时比美国等其他发达国家要表现得更加脆弱，也体现出了更强的厌恶风险偏好。这种情绪也为后来欧盟达成气候政治的共识奠定了强大的社会基础。

但是，在政治方面，谁掌握了制度制定权和话语权，谁就占据了主导权。欧盟和以美国为首的伞形国家集团[6]一直在力争成为全球气候议程的设置者和未来气候治理合作框架的塑造者。“春秋无义战”，这些西方发达国家争夺气候治理的“领导者”之位，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推动形成更符合本国发展需求的气候治理机制，维持自身已有的发展优势，限制其他发达国家和新兴大国的发展空间。这种从各自的利益诉求出发而形成的零和博弈贯穿国际气候治理议程的始终，使得全球气候治理僵局频现，难以形成应对气候变化的有效国际合作合力。即便最终达成合作，也是各方妥协让步的产物，很难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

长期以来，发展中国家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始终遵循“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认为发展中国家不应该与肆无忌惮排放数十年而不经控制的发达国家承担同样的减排负担。毫无疑问，发展中国家追求发展的需求是无可厚非的。一方面，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正处于由农业体系向工业体系转变的发展过程中，高速的经济增长往往会伴随着高碳排放，而欧美国家已经走过了先发展后治理的进程。另一方面，随着全球分工协作产业链的形成，欧美发达国家将许多碳排放量较大的制造环节设在了发展中国家。所以发达国家盲目限制后发国家碳排放的行为是失之公允的，不仅损害了发展中国家追求发展的权利，甚至还有打压后发国家的嫌疑。

由此，全球气候治理格局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全球政治格局的影响，不同利益集团之间存在着显著的诉求分歧。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发展水平、发展阶段、发展诉求等方面差异明显，在大多数的多边政治场合中分歧显著，基本形成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南北阵营的划分，南北分歧也成了气候变化问题的主要矛盾。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两大阵营”的基础之上，代表发展中国家的七十七国集团加中国、欧盟以及包括美国在内的伞形集团国家的“三股力量”，构成了气候变化问题的基本治理格局。

从20世纪末以来，以中国为代表的一些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经济快速发展，对全球现有政治经济格局产生了很大的冲击，同时也对全球气候变化治理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90年，发达国家的碳排放量占全球的66%，其中美国一国碳排放占世界碳排放总量的23%，是全球第一大排放国。彼时，中国的碳排放量尚不足美国的一半，且不到世界发达国家总排放量的1/4。而到了2019年，中国碳排放量占世界碳排放总量的28.76%，不但成了全球第一大碳排放国，而且排放量基本达到了发达国家的总和。

但中国只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一个缩影。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发展经济和提升人民生活水平还是其首要目标。在一些欠发达国家和地区，比如东南亚、中东和非洲等地，人们生存的基本问题还尚未解决。因此，应对气候变化自然要给经济发展做出让步。即便是在全球共同推进气候治理的背景下，也需要在一定程度上保证经济的增长。

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已经实现了碳达峰，比如，欧盟已于1979年碳达峰，英国于1991年碳达峰，美国于2005年碳达峰，日本于2013年碳达峰。需要看清的是，由于发展阶段不同，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碳排放性质有着根本不同。大多数发达国家现阶段基本以“奢侈性碳排放”为主，比如，美国人口仅占全球人口的3%～4%，而排放的二氧化碳却占全球排放量的25%以上。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韩国等国的人均碳排放基本上都是我国的2倍左右。相比之下，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大多仍处于工业化高速发展过程中，以“生存性碳排放（或发展性碳排放）”为主。

目前，大气中人为增加的二氧化碳绝大部分是由发达国家在过去150年内排放的，其总量到目前为止仍占全球人为排放量的3/4。为保持工业化优势和领先地位，发达国家选择性地忽视了自身在发展阶段时的碳排放，抱着“既往不咎”的心态，在减排问题上持续向发展中国家施压，把矛头指向了高增长、高碳排放总量的发展中国家。

尽管现阶段大多数的发达国家经济增速放缓，但这是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其一是系统性原因，当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的阶段，经济底盘基数大，发展空间小，要实现高增长难度较大；其二是发达国家的“民主陷阱”和“福利陷阱”所致，欧美大多数政客为了提高选票率，不断提高民众福利，过度的福利降低了民众的劳动意愿，造成了经济发展放缓；其三是去工业化、产业空心化的后果，欧美劳动力成本过高，企业经营成本大幅度升高，造成了“用工难”和产业外溢的后果。目前，发达国家已经完成工业化，高耗能、高排放产业基本上被转移到了发展中国家。2020年，在疫情的冲击下，中国成为全球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多数发达国家并无经济增长的压力，能源消耗、碳排放自然也不会有太大的增长。

为了限制新兴大国的发展空间，打压战略竞争者，碳排放成了发达国家继石油之后重要的博弈棋子。在此背景之下，多数发展中国家则希望维持团结，发展中国家阵营中小集团不断涌现，以共同应对发达国家的压力。发展中国家集团与发达国家的立场分歧逐渐显现。

除了借机拉开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差距的考虑，发达国家也试图通过巩固自身在全球气候治理体系中的优势地位来主导全球经济的低碳化转型，“这种特定构型的低碳化，是以欧美工业发达国家既存的（‘习以为常的’）或已然萌生中的绿化现实为摹本的，至少是欧美国家偏好或更容易渐进适应的选项。不仅如此，它不需要、似乎也不会导致长期以来形成的工业发达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之间不公正的、等级化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及其运行规则的颠覆”[7]。发展中国家在一定时期内还将处于受制于人的发展状态中。

在这种情况下，发达国家出于一己私利而故意忽视不同国家在经济技术水平上的差异所制定的低碳贸易措施，不但不能提升全球气候治理成效，反而进一步加剧了南北斗争，甚至可能引发更加频繁激烈的贸易战。说到底，在事关一国国际权力地位的经济发展问题上，发达国家并没有真正地与发展中国家形成共赢共享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打算。

为此，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要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和政治定力，从国内国际两个层面着手应对发达国家的单边气候贸易措施。

在国内，应积极采取减排措施，加强对全球尤其对发达国家的减排政策和制度标准的研究，为决策者提供具有针对性与前瞻性的决策依据，逐步缩小与发达国家在减排政策上的差异；适时推进符合本国国情以及社会环境准则的碳税制度，推广碳排放交易制度试点，在实践中不断完善低碳经济新格局。

在国际上，强调碳关税等边境措施对全球气候治理成效及贸易发展的制约作用，坚决反对发达国家以环境保护之名行贸易保护之实；主动加强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合作，研究制定针对发达国家碳排放转移的庇古税，要求发达国家承担相应的减排责任；积极参与全球多边环境规则和贸易规则的制订，提高自身在气候治理领域和国际贸易领域的话语权，逐步扭转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低碳经济格局，推动形成兼顾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利益诉求的国际法规范，争取实现南北阵营的互利共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