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青年参与意识发展影响并制约国家民主建设

一定社会政治经济变革的要求总是先表现为思想意识，这种思想意识可能是外烁的，也可能是社会精英对社会变化敏锐观察之后率先提出的。社会变革的思想意识要经历激烈的争夺，争取从众才能变成变革社会的现实力量。青年是社会中对新的思想意识最敏感的群体，他们有着变革社会的勇气和热情，因而他们总是率先接受新思想、新观念，再把这种观念传播到更多的群体中去，社会变革的要求因此形成。在这一过程中，青年接受什么样的思想意识，他们又是如何把这种意识传播出去，决定了不同“主义”的力量对比，影响并制约国家民主建设。邵涡阳认为：“对青年群体的动员经常会导致大规模青年运动的诞生，它既可以被建构也可以被解构。20世纪早期发生的五四运动和60年代‘文化大革命’期间的红卫兵运动就是截然相反的例子，展示了青年所扮演社会角色的两面性。”[66]

一 青年对民主本质的认识关系民主制度选择

中国要建立什么样的民主制度？这是关系国家前途命运的大事，青年参与意识发展影响国家对民主制度的选择。青年参与意识的产生是对笼罩中国社会的专制制度和礼教教条的叛逆性反应。假共和真专制的政权架构使得议会民主、多党制成为军阀争权夺利的遮羞布，中国迫切需要在两方面进行民主改革：一是在政治制度上建立民主政体；二是给予人民言论、集会、结社的自由。青年对国家政治、经济状况的清醒认识，对被压迫民众困苦生活的切身感受，汇合成为对国乱民困病根的认识，对旧制度的深恶痛绝，对新制度的渴慕向往。民主成为青年摧毁旧的专制堡垒、挣脱旧制度的枷锁、谋求个人及社会解放的利器。青年对民主的渴望犹如在黑暗中寻找光明，1919年3月，武汉中华大学学生部“新生社”给《新青年》编辑部写信，信中如此描述：“我们素来的生活是在混沌的里面，自从看了《新青年》渐渐的醒悟过来，真是像在黑暗的地方见了曙光一样。我们既然得了这个觉悟，但是看见我们的朋友还有许多在黑暗沉沉的地狱里生活，真是可怜到了万分。”[67]正是得益于早期共产党人对民主的启蒙和宣传，青年寻找到了革命的动力和方向。

觉悟的青年积极争取自身的权利。青年对外争国权，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没收帝国主义在华特权；对内争取民主权利，保障自己的切身利益。青年要求政府废除苛捐杂税，保障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给予工人组织工会、罢工的自由，给予农民工人武装自卫的权利，给予妇女平等的地位和合理的权益，召开真正代表人民的国民会议，建立革命统一的民主政府等。青年除了争取一般利益之外，还积极争取青年群体的特殊利益。如青年工人争取六小时工作制、青年学生争取自身受教育的权利，青年学生喊出“参加校务”“择师自由”“经济公开”“反对军队占据学校”“反对停办和合并学校”“确定教育经费及其来源”“减少学生读书负担”等口号。[68]但是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反动统治，既不能满足人民对民主的要求，也不能担负民族解放的重任。青年目睹各路军阀争相献媚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当局在政治上独裁专制、贪污腐败、特务横行。经济上苛捐杂税有增无减，不少国民党官僚大发国难财，物价暴涨、民不聊生。在与日俱增的战乱、剥削、压迫、恐怖的统治下，青年要争取自身的民主权利无异于与虎谋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其中关于“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论述指出：“由于中国没有资产阶级民主，反动统治阶级凭借武装力量对人民实行独裁恐怖统治，革命只能以长期的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越来越多的青年意识到要争取真正的民主和获得真实的权利必须反抗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国统区的青年组织起来奋起反抗，1935年北平学生组织了“一二·九”爱国民主运动，进行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国示威游行，形成了全国人民抗日民主运动的新高潮。“1945年2月，西南联大成立了秘密的群众组织民主青年同盟，到1945年10月底，民青组织已发展到约300人，在爱国民主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69]。1947年元旦前后，以北平沈崇事件为导火线，爆发了平津京沪学生的反美示威，形成了反美反蒋的“第二条战线”。1947年5月20日，北平、上海、苏州、杭州几千名学生在南京举行了“挽救教育危机联合大游行”，学生高呼“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等口号，提出增加伙食费及全国教育经费等五项要求，呼吁全国人民团结反对黑暗势力压迫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青年要求反帝争自由的民主运动无一例外遭到国民党的残酷镇压。在革命的实践中，青年意识到自由民主的获得，苛捐杂税的免除，教育的发展和生活的改善，只有彻底推翻独裁政权才能实现。1928年中共中央告小商人学生自由职业者及国民党中的革命分子，提出“中国土地革命必须完成，地租制度必须扫灭，然后三百数十兆农民才能解放，民主政治才能实现，封建军阀的根基才能够完全铲除。而真正民众的民主政治之发展，则必须一面反对那些什么‘军政’‘训政’等的党皇帝的统治制度，一面建设工农兵士贫民群众直接产生的苏维埃政权。民主问题必如此向着非资本主义的前途，可以渐次解决”[70]。青年争取民主和无产阶级争取自由解放的斗争是一致的，青年要在革命斗争中争取一般利益和特殊利益，这是青年参与意识发展正确的政治方向。

青年要冲决网罗，只靠青年群体的觉醒远远不够。青年可以为先导，但是不可代庖，只有唤醒更多的工农群众才能把思想的力量转变为革命的力量。1939年12月9日，毛泽东在延安纪念“一二·九”运动四周年大会上的讲演指出：“现在的青年学生，懂得的道理更多了……懂得了民主宪政。他们认识清楚，要进步，要民主，要参政，而这民主宪政的真正实现还需要大家起来奋斗。只有全国青年学生、工人、农民一同起来作斗争，才能把这个事情搞成功。”[71]青年参与意识的觉醒使青年成为中国革命的先锋。要以科学取代愚昧，以民主取代专制，在中国实现真正的独立和自由，必须唤醒更多的民众在不同的政治制度之间做出选择。要让人民在政治上认识到自己的责任和利害，而不只是少数先进分子孤军奋战。觉悟后的青年把对民主的追求不断扩展到人民大众中去，青年向国民党军队宣传士兵不当炮灰，反对欠饷，穷苦人不打穷苦人；向农民宣传抗税、抗租、抗债、抗日，帮助农民成立各种抗日救国组织；向工人宣传增加工资，减少工时，要求社会保险和救济等。青年通过各种方式宣传进步的民主观念、革命意识，当时的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教育宣传委员会出版多种出版品：《新青年》季刊、《前锋》月刊、《向导》周刊、《党报》、《青年工人》周刊、《团镌》以及专门为工人农民编写的小册子等，青年通过这些进步的期刊向民众传播先进的革命思想，号召民众反抗国民党的反动统治。[72]山东档案馆披露的《山东青年运动档案史料摘编》记录了先进青年唤醒民众工作的艰辛。“各中学都有学生会。学生会的组织都是照着学生联合会的组织。其工作情形：在伏假以前，罢课期间，会员全体轮流出发到民众（工、农、兵）中演讲。效果：民众稍知道点帝国主义者和军阀之罪恶及民众联合的必要。伏假期内各校（教会学校在外）学生会都有留会的人，每日轮流向各工厂、各工人团体中宣传（宣传是本着宣传大纲及宣传决议案，大纲是李耘生作）。效果：工人都知道他是被剥削阶级，都知道资本家是他的敌人，非打倒不可，都有联合的要求。但因人数少，不敢起来活动。……其工作情形：罢课期间全体动员到民众中宣传；暑假期内，凡会员到农村中实地从事宣传，并有开办平民夜校者”[73]。但是在反动统治下，要把先进的思想输送到人民大众中去，阻力重重。“在阴历年后，因各校进步校长有被撤换消息，我们想利用此时机做一次宣传活动，想把‘已死’的群众惊醒过来。结果虽经不遗余力地努力，未见何效力”[74]。虽然思想意识领域的争夺面临重重阻力，但是青年前赴后继。在激烈的争夺中，进步的民主力量不断壮大，最终战胜了专制势力，取得了革命的成功。

在共产党的教育引导下，青年接受了新的思想，产生了新的参与意识，他们将这种觉悟不断地宣传和扩散出去，唤醒更多的民众觉醒。通过青年不懈的努力，改变了不同政治集团的力量对比。共产党的民主建国理念获得越来越多的劳动人民的认可，最终赢得了革命的胜利，实现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目标，建立了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在这个意义上，青年参与意识发展影响国家对民主制度的选择。

二 青年对民主的预期影响民主制度巩固

社会主义制度是人类历史上崭新的社会制度，没有经验可循。“一个新的社会制度从诞生到进入平稳高效的运转，总是需要一个调整时期。在这一点上，无论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概莫能外”[75]。社会主义制度客观上需要一段相当长时间的调整和巩固时期，才能达到理想的发展状态。所谓巩固是稳定不动摇，一种巩固的民主制度是运行良好、能够抵御颠覆危险的制度。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巩固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这是因为：①民主归根结底是由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水平决定，中国落后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决定了中国民主制度建设的长期性和艰巨性；②政治、法律制度建立和健全也需要一个过程，在有着千年“人治”传统的国家，完善民主制度、尊重民主程序、树立制度权威需要较长时间；③主体民主素质提高也需要一个过程，国民的受教育程度、民主习惯的养成都无法一蹴而就，需要长期的教育培养。从这个意义上看，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巩固有赖于经济发展、政治制度完善和人民民主素质提升，其巩固过程也是不同意识形态之间尖锐斗争的过程。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革命是一场最深刻的、最尖锐复杂的斗争。这里充满着革命和反革命的斗争，进步和落后的斗争，新和旧的斗争。这个斗争要求青年成为是非分明和意志坚强的人。”[76]

新中国成立后，青年参与意识发展的目标从“翻身求解放”转向“当家作主人”，青年的任务从推翻旧的民主制度转向巩固和建设新的民主制度，青年争取民主的方式从游行、示威、暴动等革命性的反抗行为转向在制度的保障下享受民主权利、行使民主权利。青年参与意识的转变和发展也需要一个过程，“一个崭新的社会制度要从旧制度的基地上建立起来，它就必须清除这个基地。反映旧制度的旧思想的残余，总是长期地留在人们的头脑里，不愿意轻易地退走的。”[77]新旧制度转换过程中，人们的思想不会随着制度的建立马上转变。新中国成立后，整个社会弥漫着由革命胜利带来的欢欣鼓舞、蓬勃向上的气氛，但是在新政权的建设过程中面临许多困难，也面临强大的敌人。对人民实行民主，对敌人实行专政，在政权建设中推进民主是共产党的建国方针。在一系列的重大的政治活动中，青年成为新制度的坚定支持者，民主建政、土地改革、婚姻法颁布、制定宪法、召开人民代表大会……青年由于没有历史包袱，积极投身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而成为社会的生力军。改革开放后，国家大力推进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进程，党内民主、基层民主的进一步推进为青年行使民主权利创造了条件，青年逐渐摆脱街头政治等无序的民主参与，采用合法的手段行使和维护自己的权利。青年参与意识发展是中国民主建设的强大推动力，邓小平提出：“我们的党十分重视青年在国家生活中的作用。这一代的青年广泛地受到党的教养、受到革命的锻炼。无数的事实表明了新中国的青年是敢于向前看的，是生气勃勃的，是对社会主义抱有无限热情的，是有强烈的上进心的。我们毫不怀疑青年是我们的希望和我们的将来。”[78]

青年既可以是民主建设的建构性力量，也可能变成民主建设的破坏性力量。青年参与意识发展是社会主义制度巩固的基石，但由于青年涉世不深，青年对民主往往有过高的期待，在各种政治势力的诱导下，青年参与意识发展也容易出现偏差。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形式出现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潮，60～70年代“造反有理”的冲击党政机关和打砸抢行为，80年代持续不断的学潮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尤其是改革开放初期，青年在思想意识、行为方式上有许多不适应。国门初开时西方国家的繁荣、富裕与中国的现状形成强烈的对比，给青年的心理带来极大的震撼，长期压抑的物质、文化需要被空前激发了，青年强烈的民主诉求与政治体制形成了紧张的关系。一些政治势力借助世界“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兴起，否认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如戴蒙德认为，中国、伊朗和沙特阿拉伯等几个在世界上有重大影响的威权国家的存在，可能是导致世界民主化浪潮“第三波”产生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79]

由此可见，青年追求什么样的民主，青年践行什么样的民主，对社会主义制度而言意义重大，有时甚至直接影响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发展。邓小平语重心长地指出：“我们一定要向人民和青年着重讲清楚民主问题”[80]。要教育我们的青年树立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念，对社会主义民主的信心，“要特别教育我们的下一代下两代，一定要树立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一定不能让我们的青少年作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俘虏，那绝对不行”[81]。

三 青年参与意识发展制约民主制度发展

社会主义民主制度要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完善，一方面，要加强制度建设，坚持社会主义民主的方向，加快民主法律化、制度化的步伐；另一方面，要加强对青年的教育，使青年增强对社会主义民主发展的信心，既不急躁也不政治冷漠。借用“长波理论”，我们可以分析青年参与意识发展与国家民主建设的关系。杨雄提出用“长波理论”考察改革开放以来青年文化的发展，把青年文化“长波”周期分为“同向”“反向”“上向”“下向”时段。同向时段：青年文化对主导文化是理解、认同、参与；反向时段：青年文化对主导文化是背离、拒斥、批评；下向时段：青年文化对主导文化是怀疑、失望、疏离；上向时段：青年文化对主导文化是思考、观望、接近。[82]用“长波理论”来分析60多年来青年参与意识发展历程有很大的契合性，青年对民主的认识和接受也经历过“长波”周期的不同时段。1949～1957年，属于长波的上向阶段，青年对社会主义民主的认识从无到有、从虚到实，青年参与意识发展与国家民主建设同向互动；1958～1978年，青年参与意识发展与国家民主建设依然同向互动，但是由于执政党指导思想偏差，青年参与意识处于下向时段，出现怀疑和疏离；这一下向时段一直延续到1989年，青年参与意识发展与国家民主建设的关系呈现反向关系，青年对西方民主的崇拜和热衷以非理性的激情爆发，持续不断的学潮使国家的民主建设步履维艰。1989年是个拐点，政治风波给青年造成了强烈的震撼，青年思索国家民主的走向。从1990年起，青年参与意识更为理性务实，青年参与意识的发展与国家民主建设同向良性互动。由此可见，青年参与意识发展制约民主制度发展，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青年参与意识发展与社会进步方向是否一致，影响国家民主制度的发展方向

民主观念是典型的西方舶来品，中国的民主发展不可避免地被置于西方的学术规范和概念体系之下，接受苛刻的批评和恶意的否定。全球化时代和网络社会的到来使青年面临全新的环境，青年作为容易动员的社会力量，可以被建构也可以被解构。苏联由于放松对青年的思想引导，导致青年对西方民主的迷信和追求，青年的信仰危机加速了苏联解体的过程。近年来此起彼伏的“颜色革命”使一些国家政局动荡。这些前车之鉴揭示了青年参与意识发展出现偏差，对国家民主建设的巨大影响。中国社会发展呈现“时空压缩”的特性，社会环境处于急剧的变化过程中，青年思想意识也在快速变化。今天，全球化使中国青年获得了更大的自主性，世界范围内的交流成为现实，各国之间互相关联、彼此依赖的影响日益加深，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国家凝聚力和集体认同感。青年在破除对西方民主迷信的同时对民主也有了更高的期待，中国青年对完善民主制度和保障民主权利的期待是否顺应历史发展方向，决定了青年将成为社会主义民主的建设性力量还是破坏性力量。“时代造就了一代青年，青年又将促进时代的发展，今天他们的思想意识又将在明天的某个时候变成生活中的现实”[83]。

2.青年参与意识发展影响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发展的持续性

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休戚相关，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持续发展的前提条件是保证共产党的执政地位，青年是否接受和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影响社会主义民主发展的未来。无产阶级政党从一开始就不是把自己定位在多党制的框架内，而是组织和带领人民推翻旧制度，开创新生活。中国共产党通过意识形态的激励和鼓舞，通过暴力革命的方式夺取政权，并代表人民的意愿规划社会发展的远景，执政的合法性来自人民对政治理想的普遍认同。革命产生了一套崭新的以政党为中心的体制，共产党掌握和巩固权力，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政党的政治理想和国家的制度紧密结合，政党的理念国家化，政党地位维系着社会制度的安危。政党不仅要通过执政来实现和满足人民的愿望，还要通过教育和引导促进青年一代的政治社会化，进行政治关系的再生产，培养自己政治理念的接班人。青年是否认同社会主义民主，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决定了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发展的持续性。

3.青年的认同和参与形成民主发展的动力

社会主义民主发展需要源源不断的推动力，这种动力来自执政党推进民主的坚决意志和实际行动，也来自青年对民主前景的期待和对自身利益的维护。赵海月提出：“衡量一个政治制度是不是民主的关键要看‘三个充分’，即：最广大人民的意愿是否得到了充分反映；最广大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是否得到了充分实现；最广大人民的合法权益是否得到了充分保障。”[84]从反映人民意愿、实现人民权利、保障人民权益的角度看，民主发展不可能一蹴而就，更不会自发实现，它需要社会成员根据变化了的形势不断主张自己的权利，表达自己的意愿，维护自己的权益。从民主发展的宏观层面看，社会主义民主建设是在坚持宏观政治制度框架不变的基础上，推动制度发展和制度创新的过程，青年是否认同并推动社会主义民主自我完善关系到中国民主发展的前景；从民主建设的微观层面看，民主发展表现为利益冲突、利益表达、利益整合的过程，多元的利益冲突使青年政治参与的热情不断高涨，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为青年的政治参与提供了崭新的平台。青年不断增长的政治参与需求推动民主的制度创新，拓宽民主的表达渠道，丰富民主的表现形式。

一代又一代青年成长在完全不同的环境下，面对完全不同的挑战和机遇，他们的思想和行为塑造着民主的现在，决定了民主的未来。青年参与意识发展影响国家对民主制度的选择、影响民主制度的巩固，制约民主制度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