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参与是积极主动的介入与参加，其动机可以是利益、价值或心理。根据参与的领域不同，分为政治参与、经济参与、文化参与和社会参与。政治参与是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公民的政治参与，需要有制度保障作为基础，同时以公民具有参与意识为前提。本书选择青年政治参与中的民主参与作为论述重点，本书所使用的参与意识是在“民主”这一特定主题下，是指公民对主动介入民主理论建构、民主制度建设和民主实践活动的认识与态度。在下文中，如未特别说明，参与意识特指在民主领域的参与意识。本书还涉及另一个重要的概念，即民主意识。民主意识是个人对民主本身及个人在民主制度中所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与态度。民主意识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对民主制度及民主运行机制的认识，即对权力的认识；二是对自身所拥有的政治权利、经济权利、社会权利的认识，即对权利的认识。简言之，民主意识是权力意识和权利意识的有机统一。权力集中表现为国家政权，权力意识表现为对权力来源、权力运行过程、权力监督的认识。“权利是指特定的社会成员依照正义的原则和法律的规定享有的利益和自由”[1]。权利意识表现为对权利边界、权利价值、行使和捍卫权利方式的认识。我们认为民主意识更多从静态层面描述公民对制度和权利的认识，而参与意识更多从动态层面描述公民对民主实践的意愿与反思，二者相互交织交融，从一定意义上，参与意识包含民主意识。本书论述青年参与意识发展，是在特定的“民主”这一领域内，因而论述的侧重点包括青年参与意识和青年民主意识，在多数时候，两个概念在同一层面上交叉使用。

参与意识发展不仅是静态的内容扩充和数量增长，而且是从接受观念、提供信息、达成共识、发挥效用到自我管理的动态过程。罗杰·哈特提出青少年参与模式分为“非真正参与”和“真正的参与”。二者的鉴别标准是青少年在参与过程中主体性的在场或缺失。“有意义的参与”是符合青年意愿并促进其发展的参与。[2]借鉴这一思想，本书所论述的青年参与意识发展，是青年不断获得主体性和增强权利意识的过程，是青年的行动影响民主决策和权利维护的过程，是青年民主能力建设的过程，是不断展现青年群体力量的过程。青年参与意识的发展，实质是青年与国家社会关系的重构过程，是经济社会发展与青年自身意识发展的综合性过程。青年参与推动民主建设和自身发展，民主不仅体现为政治制度，在本质上，民主也是一种政治生活。虽然法律赋予青年平等的民主权利，但是并不意味着这些权利天然就能实现，青年天然就能过政治生活。民主在青年中扎根下来，并成为青年的政治生活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从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的发展历程看，青年民主参与的态度、方式及影响力在不同的时期呈现不同的特征。

将青年参与意识发展放置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情境中，60多年的时间跨度不算太长，但其中巨大的环境变化、迥异的青年主体、剧烈的思想冲击、先进的技术手段等，都对青年参与意识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从“青年”“参与”“民主”“发展”任何一个角度出发的分析都能衍生出广泛的讨论空间，本书的重点不是静态描述参与意识的内涵，而是从动态发展的角度分析青年参与意识发展的历史进程。选择“青年”这一群体，一是避免论题的扩散，二是青年的地位使然。青年的参与意识之所以值得关注，不仅由于青年独特的社会地位，而且还由于青年参与意识发展记录了中国社会变迁的历程，并将引领社会主义民主发展的未来。

一 问题的提出

本书以新中国成立以来青年参与意识发展历程为线索，论述青年参与意识发展与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关系。就范围而言，本选题涵盖了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的民主发展和社会变迁。虽然本书的时间跨度较长，所涉及的面也较广，但是中心论点是紧扣青年参与意识发展的历程与经验的中心问题而建构起来的。之所以选择这一切入点来管窥中国的民主发展，主要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观察和思考。

（一）青年成长始终是执政党关注的重点，青年对民主的认识和态度研究显得必要而且迫切

青年处于社会化的关键时期，是民主发展继承与创新的连接点。面对既定的民主制度，青年不是简单接受，而是在不断扬弃过程中推动民主发展。青年关注民主发展，他们思想敏锐、求新求异，但缺乏社会经验。他们的激情可能成为社会变革的先锋和革命的动力，也可能挑战社会秩序的边界，制造混乱和无序。在改革开放环境中成长的青年，他们面临传统与现代的继承与嬗变，本土与西方的碰撞与融合。青年对民主政治的期待往往带上理想化的色彩，他们甚至把完美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理想附加在民主的追求上。青年的迷惘与求索、抗争与妥协相互交织缠绕，从而使青年的思想和行为充满不确定性。青年参与意识发展与青年自身的特性有密切的关系，但更取决于青年与特定时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互动过程，取决于青年的民主实践。青年如何正确看待民主？青年是否认同社会主义民主制度？青年将以什么样的方式追求和捍卫民主权利？从培养无产阶级事业接班人的角度，从维护社会主义制度稳定发展的角度，青年对民主的认识和态度研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二）青年对民主的认识存在许多模糊和混乱的区域，使得系统梳理青年参与意识的发展历程成为必要

民主“并不是界限明确、具有内在一致性的研究领域”，不同意识形态关于民主的认识存在鲜明的区别。民主在中国的地位如张灏所描述的，具有“高调”的性质，承载着崇高的社会理想。[3]民主问题不是一般的理论问题，而是涉及党的理论基础和国家的政治制度、前进方向的根本性问题。中国确立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已经有60多年的历史，不存在制度重构问题，而是要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和自我完善。中国民主建设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也面临严峻的挑战。在封建余毒未熄和西方民主价值咄咄逼人的双重挤压下，民主成为中国政治敏感而又多歧义的领域。青年的参与意识存在一些模糊和混乱的区域，例如青年如何正确比较中西方民主制度？青年如何评价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中国的民主成就？中国民主发展要往何处去？青年应该在国家民主建设中扮演什么角色？这些疑问是中国民主政治建设无法回避的课题。要回答这些疑问，必须系统梳理新中国成立以来青年参与意识发展的历程，研究其影响因素，探索其发展规律，把握其未来走向。

（三）青年参与意识发展是不同势力争夺的重点，总结历史经验、挖掘青年教育规律有利于中国民主发展

青年是国家的未来和民族的希望，赢得青年就赢得未来。他们求新求异但不成熟，是各种政治势力争夺的重点对象。尤其是中国经济实力迅速上升之后，“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等各种“捧杀”“棒杀”中国的言论纷纷出笼，而民主无疑是各种势力争夺中国未来的一个突破口，围绕青年参与意识所表露的思想倾向、政治态度、价值导向是各方角逐的焦点。在席卷世界的民主化浪潮中，西方国家借助经济、军事实力推行自己的民主价值观，在国际上掀起打压异己的狂潮，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土崩瓦解。近年来，各种“颜色革命”在许多国家轮番上演，使民主成为一个蛊惑人心又包含政治企图的武器。西方民主思潮对中国青年也产生了明显的影响，一度使部分青年对社会主义民主信念产生了动摇。今天，虽然青年对西方民主的迷信有所缓解，但是市场经济带来的利益分化和价值多元化使新时期社会矛盾凸显，围绕民主发展不同意识形态的争夺不断加剧。如何提供有效的利益表达渠道和利益整合机制来化解社会矛盾？青年对中国未来的民主建设有什么样的期待？在诸多的民主思潮中，青年是否有足够的自信选择和实践中国特色的民主？青年是否有足够的智慧建构中国自己的民主话语体系并争取更多的青年认同和参与？这些问题关系到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以青年参与意识研究为切入点，研究青年特有的理想和勇气，克服青年的狂热和浮躁，增强青年教育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是中国民主健康发展的保证。

综上所述，基于青年参与意识发展对国家民主建设的重要性日益凸显，青年参与意识发展进入我们的研究视野。我们需要在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历程中把握青年参与意识发展的脉络，探究其走向，以形成青年和国家关系的良性互动。研究的最终目的，不是学术本身，而是解决中国发展过程中面对的各种现实问题，特别是看清中国实力提升的同时潜藏的隐患和危机，在青年参与意识发展过程中始终保持忧患意识。因而，本书选择这一论题作为研究内容。

二 主要概念界定

本书的研究对象是青年的参与意识，尤其是不同时期青年参与意识上的异同。青年本身是流动性的概念，是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处于一定年龄阶段的群体。每一代人经历青年期后都会步入中年和老年，其思想和行为也随着发生变化。青年同时是融合在不同社会身份中的群体，现实中的青年总是具体表现为学生、工人、农民、军人等不同身份。如何从这些群体的意识中分离出具有青年特色的思想意识是个难点。因此，青年参与意识不是一个固定的概念，严格意义上是指不同历史时期不同青年群体的参与意识，是在特定历史时期处于青年年龄阶段的人其参与意识呈现出的共性。由于现实的困难，本书对青年代表性群体的选择有所侧重，主要选择青年大学生和知识分子群体，因为他们对民主发展最为敏锐，也拥有一定程度的话语权，能够表达自己的思想并影响其他群体。

（一）青年

青年是现代社会的产物，在前现代社会不存在社会类别的“青年”。按照Michael Mitterauer的观点，即使是作为生理现象的青年期，也是由社会的经济发展状况决定的，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现代教育体系、政治运动的发展才有了现代意义的“青年”。[4]各国青年现象出现的时间存在一些差别，主要是由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状况不同。青年不仅仅是一个特定年龄阶段人群的聚合，而且是某种在思想上、行为上与成人、儿童有鲜明区别的群体。理解青年不仅要了解青年生理、心理的变化，还需要了解青年与他人关系的变化，了解社会是如何看待和对待青年的。斯滕伯格认为：“对当代社会中青少年的完整理解取决于对青春期中生物的、社会的、社会学的、文化的和历史的等多方面的熟悉程度。”[5]

对于青年本质的认识，比较一致的观点是认为青年既具有人的生物性、社会性、实践性等一般属性，又具有青年的特殊属性，表现为急剧变化的自然属性、日趋成熟的社会性、逐步完善的实践性等。代表性的著作如黄志坚主编的《青年学》、国家教委思政司组编的《青年学概论》、金国华的《简明青年学》、罗映光的《青年学》等。也有学者认为不存在所谓的“青年的本质”，如陆玉林提出：“青年所固有的、决定其性质、面貌和发展的根本属性，事实上并不存在。对青年进行本质主义的理解和解释是背离了客观现实的，也是没有解释力的。”[6]对青年社会角色和作用的认识，有积极和消极两种评价。积极的评价把青年看作社会变革的先锋队、政治价值延续的接班人、社会秩序的学习者；消极的评价把青年看作社会问题的制造者、社会价值的叛逆者。本书认为“青年”的出现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产物，青年的本质表现为过渡性、不成熟性和面向未来的能动性。对青年的评价要辩证统一，一个时代的叛逆也是另一个时代变革的先锋。青年的作用是社会建构的，是社会对青年的期待和青年如何回应的互动，青年的自主选择也参与了这一建构过程。

区分是否属于“青年”的标准主要是年龄，但各国对于青年年龄的上限和下限设定存在争议。联合国大会把青年年龄界限设定为14～24岁，世界卫生组织的设定为14～44岁，英联邦的联邦青年规划（Commonwealth Youth Programme，CYP）把青年年龄限制在15～29岁，非洲青年宪章（The African Youth Charter，AYC）把青年年龄限制在14～35岁，香港青年事务委员会、澳门人口暨普查司、台湾青年辅导委员会的规定是10～24岁，中国共青团的规定是14～28岁。20世纪80年代末之后，中国加强面向青少年的社会主义教育，当时对青年认定的上限是35岁。黄志坚提出青年的年龄界限从整体性上界定为14周岁至30周岁。[7]S.N.艾森斯塔特的《从代到代——年龄群体与社会结构》认为，年龄阶段包含着对人在生活的某个特定阶段的义务和能力的广泛定义。马赫列尔提出，通过与年龄阶段相应的状态系统，青年获得了“他们的生活、期望和机会的轮廓，并把自己和他人置于适当的地位”[8]。拉葛雷认为随着个体教育年限的延长和自主权获得的延迟，年龄作为成人期到来的标准化参考指标变得越来越不重要了。[9]个体何时开始步入成年期并没有一个固定的自然年龄，随着社会的发展，严格限定某一年龄阶段的人群属于青年存在困难。本书采用中国共青团的年龄设定，把处于14～28岁年龄阶段的人称为青年。但是这一设定只具有参考意义，在很多资料和文献中对青年的认定并没有采取严格的年龄标准，而是在习俗和经验层面上使用青年概念，本书在论述中也会采信这些资料和文献，在更宽泛意义上使用青年概念。

（二）民主意识

民主意识是实体民主在社会成员思想观念中的反映，是人们对民主本身及个人在民主制度中所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与态度，是对权力和权利认识的有机统一。民主意识内在包含了认知、情感、评价的成分，表现为对民主理念、民主制度、民主实践等各个层面的知、情、意、行多方面的综合。民主不是简单的制度建构及运行，而是人与制度在不断互动中构成的政治生活。创新的制度要进入现实的民主实践，需要一个过渡性的主体转换，即民主意识。民主意识是连接从制度到实践的中介，是对现有民主制度的理论反映，也是对民主实践的经验总结和发展引导。

关于民主意识的研究是多元和开放的，法学、政治学、社会学、思想政治教育学等不同学科、不同理论视角都有涉足，目前尚未形成固定的理论模式和研究方法。关于民主意识的概念界定、功能分析、发展引导等，都存在不同的理解方式和解释路径。

民主意识是一个高度凝练的概述，不同时期的不同群体，同一时期的不同群体，或者不同时期的同一群体，其民主意识都可能呈现巨大的差别。当前，中国处于急剧变化的现代化进程中，在这一时代有如《共产党宣言》中的描述，“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10]青年民主意识也处于快速的变化时期，它与中国民主的发展进程相契合，又不完全同步，具有高度的复杂性、多维性和不确定性。对每一代青年民主意识特征的表述并不一定真实、精准地界定了一代人的思想共性，而更接近一种理论的抽象。本书的论述从青年民主意识的表现形式、形成机制、价值导向出发，结合《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对青年民主实践的报道等基础性支撑材料，使论述丰满真实，避免无的放矢和囿于个体经验的玄想。

（三）参与及参与意识

参与是积极主动的介入与参加，在不同的领域，参与的内涵不同。周大鸣等总结了关于参与内涵的论述：（1）参与是人们对国家发展的一些公众项目的自愿的贡献，但他们不参加项目的总体设计或者不应该批评项目本身的内容（拉美经济委员会，1993）。（2）对于农村发展来说，参与包括人们在决策过程中，在项目实施中，在发展项目的利益分享中，以及在对这些发展项目的评估中的介入（Cohen，Uphoff，1997）。（3）参与涉及人们在给定的社会背景下，为了增加对资源及管理部门的控制而进行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努力，这些人在过去是被排除在对资源及管理部门的控制之外的（Pearse，Stiefel，1997）。（4）社区参与是受益人影响发展项目的实施及方向的一种积极主动的过程。这种影响主要是为了改善和加强他们自己的生活条件，如收入、自立能力以及他们在其他方面追求的价值（Paul，1987）。从决策的角度，“‘参与’的实质是个决策的民主化过程，即从资金、权力等资源拥有者（传统的决策者）那里分权，或赋权给其他相关群体，以便在多方倾听中求得决策的公正与科学。”[11]在关于参与的内涵与特点界定中，比较普遍的观点是将参与看作互动的过程，参与者本身及参与者与管理者之间形成协作或对抗的关系，作为平等的个体，以积极主动的心态介入，强调参与的自主性、平等性和有效性。

在特定的政治领域，参与被认为是一个赋权的过程，是主体自我发展的过程。如童吉渝从基层民主参与的视角，提出：“参与就是赋权给社区边缘、弱势群体的过程，是唤回他们对自身知识、能力的自信和重建自尊的过程，也是建立村民主人翁意识的过程。”[12]政治参与强调其行为的自愿性和方式的合法性，如《中国大百科全书》将政治参与定义为“公民自愿通过各种合法方式参与政治生活的行为”。王浦劬提出：“政治参与是普通公民通过各种合法方式参加政治生活，并影响政治体系的构成、运行方式、运行规则和政策过程的行为。”[13]黄光成提出：“政治参与是社会普通公民通过各种合法方式参加政治生活，并影响政治体系的构成、运行方式、运行规则和政策过程的行为。它是政治关系中政治权利得以实现的重要方式，反映着公民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作用和选择范围，体现着政治关系的本质。”[14]政治参与程度的高低反映国家的民主发展程度。个人通过决策过程中的参与提升自由及他对自由的感受，“因为参与赋予了他一定程度上对自己的生活和他周围的环境进行控制的能力。”[15]参与提升个体的价值，增强个体的能动性和主体性。

参与意识被视为责任感和权能意识。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将其称为政治文化：“它包括在政治输入活动中参与者的责任感以及参与者的权能意识。”[16]本书在“民主”这一特定主题下讨论参与意识，认为所谓参与意识是指公民对主动介入民主理论建构、民主制度建设和民主实践活动的认识与态度。参与意识包括参与认知、参与意愿、参与效能评价等。参与认知主要是对参与客体及参与功能的认知，即关于民主制度建设、民主运行机制、民主参与程序与途径及民主参与所起作用等的认知；参与意愿即是否肯定或赞同参与行动；参与效能评价，即对民主参与行为是否得到回应，结果是否满意的评价。参与意识在实践中首先表现为主体的自我意识，即谁参与；其次为参与的途径选择，即如何参与；最后表现为对参与的评价，即参与是否有效。影响参与意识的既有利益因素，也有“非利益”因素，个人利益或共同利益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非利益”因素包括是否被尊重，是否体会到信心，是否得到支持或回应，参与是否产生了预期的效果等。正如胡伟提出的：“公民参与政治不只是为了物质利益的满足、生活水平的提高，参与政治也成为获得他人的认同、实现某种道德理想、维护特定生活方式、改良生活品质的机会。”[17]

三 文献综述

目前尚无直接、系统论述青年参与意识的权威性论著，必须做非常细致的沙里淘金的工作以获取有益的资料。在前期准备工作中，笔者阅读了大量的经典著作，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列宁全集》《列宁选集》《毛泽东选集》《毛泽东文集》《邓小平文选》《江泽民文选》等，并围绕青年参与意识这一主题广泛搜集资料，主要包括中文论著、译著、外文论著等。本书对资料的阅读和研究经历了从易到难、从边缘到中心、从分散到集中的过程。

中文论著数量庞大，国内对参与意识的研究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在21世纪初呈现蓬勃态势。研究成果比较集中的时期有两个：其一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伴随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人民对民主的渴望倍增，对学潮的反思激发了第一波的研究热潮。这一时期许多学者在报纸杂志上发表文章论述参与意识的内涵、重要性及民主观教育等。其二是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随着基层民主和党内民主发展的研究热潮，涌现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其中有不少学术价值很高的著作如房宁《民主十论》，刘书林《党的领导与民主监督》，吴大英、杨海蛟《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林尚立《政治建设与国家成长》，辛世俊《公民权利意识研究》，陈映芳《“青年”与中国的社会变迁》，单光鼐、陆建华主编《中国青年发展报告》等。还有一些具有历史价值的资料和文献，如2005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的《当代中国青年权益状况研究报告》等。从中国期刊网搜索的同主题论文数量庞大，一些论文思路开阔、论述严谨，如杨清（刘书林）《中共执政方式的转变与公民权利的发展》，姜颖《关于民主意识》，刘书林《青年的最大利益是自身发展》，初阳《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经验和面临的挑战》等。遗憾的是没有直接以“青年参与意识”为题的专著，对青年参与意识的研究散落在对民主制度、民主发展、青年权利等研究成果中。此类文献还包括虽无直接相关但有很高参考价值的论著，如房宁、王炳权、马利军等著《成长的中国——当代中国青年的国家民族意识研究》，胡绳《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金冲及《二十世纪中国史纲》，刘小萌《中国知青史：大潮（1966～1980年）》，刘书林、陈立思《青年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等。这些论著从不同侧面和角度论述了中国民主建设或青年发展，帮助我们拓宽思路、开阔视野，把握相关的历史背景和内在联系，深化了对二者互动关系的理解，有很高的借鉴价值。

外文原著和译著类文献也面临与中文文献同样的问题，即直接相关的少，间接相关的多。由于立场的差异，这类文献在研究方法、理论基础等方面都有比较大的差异，需要在广泛阅读的基础上去粗取精。与参与意识相关的经典性文献包括戴伊《民主的嘲讽》，科恩《论民主》，约翰·邓恩《民主的历程》，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约瑟夫·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李普塞特《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阿尔蒙德《公民文化》，Yijang Ding的Chinese Democracy after Tiananmen等。与青年研究相关的经典文献包括F.马赫列尔《青年问题和青年学》，斯滕伯格《青春期：青少年的心理发展和健康成长》，M.米德《代沟》，理查德·弗拉克斯《青年与社会变迁》，让-查尔斯·拉葛雷主编的《青年与全球化——现代性及其挑战》，Michael Mitterauer的A History of Youth等。通过外文数据库也搜索到较多与中国民主和中国青年研究相关的文章，它们从村民自治、中国文化变迁、青年政治态度等多个角度分析青年民主意识，研究方法多侧重调查、访谈等实证研究，但研究立场和研究结论也存在一些偏见和谬误，需要在阅读时仔细鉴别。

（一）关于参与、参与意识和民主意识的内涵和外延研究

董小苹援引李小云的研究成果提出，参与主要包含如下三个方面的含义：（1）从政治学的角度，强调对弱势群体赋权，注重发展项目的目标群体在发展过程中的决策作用、对资源的控制以及对制度的影响；参与的目标是达成发展的公正、公平，使目标群体受益。（2）从社会学的角度，强调各类社会角色在发展过程中形成平等的伙伴关系并平等参与，其基本愿望和知识系统都得到充分的尊重。（3）从经济学的角度强调参与的干预效果，参与既是手段，又是目的，可以使社会发展更有成效和更具有创新性。[18]王韧的博士学位论文《公众网络政治参与研究》[19]，提出社会参与是指主体对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如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现状与活动的关心、了解与行为投入。青年对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关心、关注及了解，是青年社会参与的一种低级形式。而青年对社会生活各方面的行为投入，则是青年社会参与的一种高级形式。周钜乾提出，在西方社会，提倡民众参与的思想主要出自“天赋人权”，“大多数人都把参与看作是在多元化价值观社会中寻找平衡点、协调社会关系、确定发展方向的普遍做法。”[20]周钜乾同时提出参与性活动的基本条件：享有平等参与的民主权利；承认价值观差异及其差异存在的合理性；不以一己利益损害他人的利益；保证言论与表达意见的自由；获得别人的尊重与避免被不公正对待；承认本地和个体的知识不可替代；加强合作和避免冲突的机制。[21]陶东明和陈明明提出，政治参与是公民影响或试图影响政府决策的行为和活动，必须满足三个条件：公民的自主性，政治系统的开放性，社会的组织性。[22]他们将政治参与分为五个方面：（1）直接参与和间接参与；（2）显性参与和隐性参与；（3）主动参与和被动参与；（4）合法参与和非法参与；（5）输入性参与和输出性参与。[23]针对大学生政治参与的动力机制，将青年的政治参与分为四种类型：一是信念性青年学生政治参与；二是服从性青年学生政治参与；三是分配性大学生政治参与；四是强制性的青年学生政治参与。他们分别对应不同时期青年的政治参与。[24]

关于参与意识的元理论分析，如鲁东大学张岩的硕士学位论文《中小学生公民参与意识培养的价值与实践策略研究》提出：“公民参与意识的含义是通过引导社会成员参与到社会公共生活中，从而培养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关心，培育公民的公共精神、公民品德和公民行动能力，使公民以一种主人翁的心态有序地参与管理国家社会事务的意识。按照不同的领域，将公民参与分为社会生活领域的公民参与、政治领域的公民参与、公民的自主性参与三种类型。”[25]赵学会的硕士学位论文《大学生公民参与意识研究》从狭义和广义层面区分公民参与意识，狭义的公民参与意识是指社会成员在政治参与过程中对社会政治关系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对政治行为、政治体系、政治现象等政治生活各个方面的意识，主要表现为人们对国家政治的态度、兴趣、信念等。广义的公民参与意识还包括社会成员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行为在其观念中的反映。[26]其他成果如何盼盼的论文：《论公众参与和公众参与意识》[27]。有学者对不同群体的参与意识进行研究，如关于妇女、农民、大学生等的参与意识研究。如袁博《新生代农民工的参与意识与权利表达》[28]，马雁《公民参与意识与宪政价值目标的关系及衡量方式》[29]，杨家宁《新的社会阶层政治参与责任意识研究》[30]，孙宇、孙群、孙璐《市场经济条件下完善“90后”大学生政治参与意识的对策探究——以北京大学为中心的考察》[31]，李茜《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学生政治参与意识的演变》[32]，孙宇《市场经济条件下“90后”大学生政治参与意识的研究理路》[33]。国内学者对参与意识的内涵界定多从思想意识反映客观存在的角度出发，虽然表述各有差异，但是不存在根本的分歧。

关于参与意识与民主意识的关系问题，有学者认为民主意识包含参与意识。如吴大英、杨海蛟提出，“民主意识作为社会成员的心理状态、思想品质和精神状态，是民主制度、民主权利等在观念上的反映”[34]。两位学者认为民主意识作为一种心理状态是一种不定型的、自发的和比较直接的以感性和情感因素为主的意识；作为思想形态的民主意识是民主的理性认识，是人们对民主的理解、思考和反映，是比较系统、定型、深刻的民主意识；作为精神状态的民主意识包含民主精神，即社会成员的主体意识、主体精神、平等意识、参与意识等。[35]姜颖也持相似观点，把民主意识界定为：“民主意识是社会意识的一种形式，是人民对社会民主制度和民主生活的理解、态度和要求的总和。”从民主的实质、目的、方式派生出民主意识包括权利意识、平等意识和参与意识三部分内容。[36]张军提出，民主意识是“作为民主主体的广大人民对于知政、参政、议政的迫切愿望和自觉要求”。民主意识包括：平等意识、主人意识、竞争意识、参与意识、民主与法制相统一的意识。[37]也有学者将权利意识等作为民主的重要观念。房宁把观念的民主界定为权利意识，“作为一种社会观念，民主在本质上是一种权利意识，是社会成员对社会公权的要求与主张，它要求和主张国家权力应当属于人民，属于占社会主导地位的人们。”[38]刘瑜在《观念的水位》一文中提出：“民主的观念基础无非是两点，问责意识和权利意识。”[39]政治制度的变革源于观念的变化，观念的变化源于生活方式的变化。她将民主的观念比喻为“水位”，水位决定了船的高度。

（二）关于参与在民主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研究

基于个人自由和选举基础上的民主在当代西方是一个政治共识和基本的分析框架，普选制、政党、选举立法等被视为正式的民主制度。而在西方古典的民主传统中，直接的参与被视为民主的理想状态。“近代以后民主理论就分化出两大基本的流派：其一是共和主义取向的，直接民主、参与民主理论均属此类，主张对于公共事务由公民直接介入进行决策，这是民主制的‘原型’；其二是自由主义取向的，或称代议制民主理论，倡导由经选举产生的‘官员’在严格界定的地域内行使权力以‘代表’公民的利益或主张并坚持‘法治’。”[40]“在自由主义民主框架下、以选举权扩大为核心的政治参与，与共和主义民主传统所主张的公民参与，实在是大相径庭。自由主义民主所主张的参与，是保障民主制度能够正常运行的最低限度的参与。”[41]对参与作用的不同认识，体现了不同的民主理念。

在自由主义民主理论中，预设了“有能力的精英”和“不可靠的大众”两个群体，维持政治系统稳定的必要保障就是大众的参与要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也就是只要求少数公民对政治生活感兴趣并积极参与，大多数公民的冷漠和不感兴趣对于维持政治体系的稳定是必要的，否则可能存在多数暴政或极权等潜在威胁。如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将特定政治文化中的公民，按照他们对政治过程及自己潜在影响力的不同认识，分为三种类型：狭隘观念者、顺从者和参与者。狭隘观念者是指那些对政治体系所知甚少，甚至一无所知的公民。主要指那些在生活中只关心非政治性事务，而且对自己与国家政治过程的关系毫无意识的公民。顺从者是已成为政治体系组成部分的，并对政治体系所施加于他们生活的影响或潜在影响有所认识的公民。他们受政府行动的影响而不是积极地去影响政府的行动。参与者是对那些促使他们介入政治的过程有一定的认识，并形成了鼓励自己利用各种参与机会的态度，也就是相信自己只要努力去做就能够影响国家的政治事务。[42]在阿尔蒙德的另一本著作《公民文化》中，他将一些并不积极参与政治的公民比喻为“睡着的狗”，他们的参与是潜在的，他们容易被具体的事件刺激唤醒，从而对精英的统治构成挑战和威胁。因而，在正常的社会中，多数公民可能都属于“睡着的狗”这一类型，他们的存在，是维持政治系统稳定的必要条件。亨廷顿在其《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一书中，考察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民主化浪潮，断言自由民主是衡量政府政治合法性的唯一标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主流的方法几乎完全根据选举来界定民主。”[43]他认为：“选举是摆脱威权主义的一种途径，革命是摆脱威权主义的另一种途径，选举的动力使很多国家摆脱了威权主义，走向了民主，‘革命的动力’使很多国家从一种威权形式走向另一种威权形式。”[44]台湾学者张朋园在《中国民主政治的困境1909～1949——晚清以来历届议会选举述论》一书中以“有选举就有民主，无选举就无民主”，来审视中国近代的民主发展。[45]自由主义民主理念，将选举作为民主有无的标准，参与不过是维持政治制度运转的保护性条件。

自由民主主义理论不仅不赞同大量的民众参与，还将直接而广泛的参与和极权主义相联系，尤其是德国魏玛共和国高度的大众参与最后演变为纳粹法西斯主义，“二战”后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强调广泛人民参与的社会主义民主，也被贴上“极权政权”的标签。“在20世纪40年代，他们用极权主义模型来评价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认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参与是高度动员和虚假的，不符合自愿、功效和回应的自主参与三原则。”[46]是否有广泛的民众参与的理论之争，演变为民主制度与极权制度之间的对比。因而认为参与应当控制在适当的范围。“尽管所有人最大限度参与的人民统治意义上的民主仍然是一种理想，以社会科学的名义提出的大量怀疑已经影响实现这种理想的可能性。”[47]将民众普遍缺乏对政治和政治活动的兴趣作为政权稳定所需要的必要条件。

在共和主义民主理想的传统中，参与居于核心地位。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参与民主理论，重拾古典民主理论中关于公民参与的理念，批评自由主义民主理论恐惧民众参与的做法。佩特曼在《参与和民主理论》一书中提出：“对民主的参与能够促进人类的发展，提高人们的政治效能感，减少人们对于权力中心的疏离感，培养对公共问题的关注，有利于形成一种积极的、富有知识的并能对政府事务具有敏锐兴趣的公民，从而有助于一个参与性社会的形成。”[48]批评在自由主义民主思想中，“参与思想不仅在民主理论中地位低微，而且近来民主理论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强调大众广泛参与的政治所具有的内在危险。”[49]佩特曼称之为“当代民主理论”，即自由主义民主理论，“在这一理论中，‘民主’指的是在全国层次上的一种政治方法或一套制度安排。这种方法中民主的特征因素就是领导者（精英）在定期的、自由的选举活动中通过竞争获得人民的选票。对于民主方法而言，选举是关键性的，因为主要是通过选举大多数人能够对他们的领导者施加控制。领导者对非精英的大众要求作出反应，或者对领导者的‘控制’，主要通过在选举活动中领导者因担心失去职位的惩罚而得到确保。”[50]在这样的民主理论中，“就大多数人而言，‘参与’是指人民广泛参与对决策者的选择。因此民主理论中参与的唯一的功能就是起到保护性的作用，保护个人免受当选领导者的独裁决定的影响，保护公民个人的私人利益。”[51]领导人是否经过竞争性的选举产生本身成为民主的标准，“当代民主理论不仅仅描述特定政治体系的运行过程，而且也意味着这是一种我们应当予以高度评价的制度，这种制度中保护了判断一种政治体系是否是‘民主’的一套标准或准则。”[52]佩特曼评价卢梭在其《社会契约论》一书中，奠定了参与民主理论的基础。“卢梭的整个政治理论集中围绕政治决策过程中每个公民的个人参与，在他的理论中，参与不仅仅是一套民主制度安排中的保护性附属物，它也对参与者产生一种心理效应，能够确保在政治制度运行和在这种制度下互动的个人的心理品质和态度之间具有连续的关联性。”[53]

科恩认为：“民主决定于参与——即受政策影响的社会成员的参与决策。”[54]不应当以是否实行代议制为衡量民主有无的标准，而应当以公民参与的普遍性、充分性和广泛性来衡量民主的尺度。科恩提出衡量民主的三个尺度：广度、深度、范围，广度主要涉及公民参与是否普遍，深度主要考虑公民参与是否充分，范围主要针对参与指向问题的多少、重要程度及最终效能。巴伯将关注促进个人自由而非公共正义的自由主义民主称为“弱民主”，这种民主颠倒了个人自由与政治行为之间的关系，将摧毁传统的个人和社会之间的维系纽带。他提出的改革方案是以扩大公民对政治直接参与为核心，以“社群”“共识”为特征的“强民主”，即参与民主。[55]随后的“公民治理”理论批评自由主义民主将公民参与聚焦于投票是静态表达偏好的行为，从现实的治理角度，“公民治理”理论将研究的重心聚焦在公民在社区、公共政策，以及现代通信资讯科技中的民主实践上，强调参与过程中的对话、沟通、交流。[56]参与民主理论关于参与的理解不等同于直接民主。“参与民主论者特别强调参与不等于直接民主，参与只是人们扩大对自己生活控制的一种方式。”[57]

20世纪后期，参与民主的进一步发展，是“协商民主”理论的兴起。“协商民主是公共协商过程中自由平等的公民通过对话、讨论、审视各种相关理论而赋予立法和决策合法性的一种治理形式。”[58]“协商民主既肯定公民积极参与政治生活，又尊重国家与社会间的界限，力图通过完善民主程序，扩大参与范围，强调自由平等的对话来消除冲突，保证公共理性和普遍利益的实现，以修正代议民主模式的缺陷与不足，也是对参与民主理论的最新诠释。”[59]

（三）关于中国青年参与意识发展的研究

关于中国青年参与意识的历史与现状描述，孙宇等在《“90后”大学生政治参与意识的调查研究——以北京大学学生为中心的考察》[60]一文中通过实证研究，分析“90后”大学生政治参与价值评判状况，提出66.5%的受访者对历史事件中政治参与活跃者的认同度持肯定态度，53.6%的受访者对积极参与政治活动的同龄人表示认同与欣赏，对现实生活中政治参与活跃者的认同度较高。吴鲁平对20世纪90年代青年社会参与的调查显示，青年社会参与意识高于其参与行动，地区变量、性别变量、年龄变量、职业变量、文化程度、婚姻变量对青年社会参与意识和行为水平的高低有着显著影响，其中“一个地区青年社会参与意识与行为水平的高低，并不简单地取决于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而是该地区经济、政治、文化及青年自身素质高低等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男性高于女性，年龄上呈现两头高、中间低的U形结构，文化程度与参与意识和行为呈现负相关的关系，已婚青年低于未婚青年。[61]田科武在《中国青少年参与历史与现实》一文中梳理了改革开放前后中国青少年参与的变化，提出青年参与是指青年个体或群体表达其利益需求并借此获得特定利益的行为。就表达和争取的利益性质来看，青年的参与分为政治参与、经济参与和文化参与三种。改革开放前青少年参与以有组织的政治参与为主，是一种青少年为社会整体利益而进行的参与。改革开放后的参与主要是维护自身的政治、文化、经济方面的利益和权益。相比改革开放前以政治为主的参与，改革开放后青少年参与的范围更宽泛。

关于青年参与意识发展重要性的论述，学者们的角度各有差异。燕继荣将政治体系分为“硬件”和“软件”两个部分，各种制度化和结构化的政治组织机构和规则是硬件，而政治文化是软件，二者必须相互兼容、相互匹配。[62]船夫《十年学潮纪实》中纪实性地描述了1979～1989年10年间学潮发生的原因和经过，侧重分析学潮产生的原因在于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泛滥和“四大”（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等不当的民主表达方式，从反面论述了青年民主意识出现偏差的后果。[63]刘明主编的《街头政治与“颜色革命”》一书从多国发生“颜色革命”的现象出发，提出“颜色革命”的本质就是街头政治，非政府组织、基金会、大众传媒等大力“促进民主”，制造思想混乱，对“颜色革命”的成功起着异乎寻常的作用。[64]何正玲的博士学位论文《当代中国公民网络政治参与问题研究》，提出青年特有的反抗和叛逆心理，使得他们很容易成为现实的批判力量。[65]亨廷顿评价：“学生在哪里都是反对派；他们反对存在的任何一种政权。”[66]其余的研究成果还包括闫立超《中国青年参与的基本经验与展望》[67]，侯江波《浅谈青年参与意识的形成与爱护》[68]，石国亮、邓希泉《当前我国青年参与机制研究》[69]，王锡源《中心城区青年社区参与意识的实证研究——以上海徐汇区有关街道社区为例》[70]，汪晓华等《青年参与民主政治建设现状与发展研究——以安徽省黄山市青年政治参与调查为实例》[71]，刘晨《新时期大学生政治参与意识问题研究》[72]，郭开元《论我国政策制定中的青年参与》[73]，沈远新《当前农村青年参与行为的政治分析》[74]，张磊《当代中国青年政治参与研究——以闸北区新社会阶层青年为例》[75]，董小苹《1992～2012：中国青少年的社会参与》[76]，杨东平《八十年代青年社会参与》[77]，赵学会《大学生公民参与意识研究》[78]，李兵《青年参与网络政治活动的理论基础与政治稳定》[79]，陆士桢、王蕾《青年网络政治参与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定量研究的过程分析》[80]，孙艳秋、戴锐《中国青年政治意识的未来发展》[81]，高发水、王建基《青年学生的政治参与意识及其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82]，吴旭华《广州青年民主意识的几点思考》[83]。

学者们还从青年对民主制度的认识、民主权利的行使角度论述青年参与意识发展。如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发布的《当代中国青年权益状况研究报告》，系统论述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青年各项权益的实现情况，其中青年的公共参与权部分论述了青年的选举权、青年的社会参与渠道、青年的参与积极性等状况，提出青年的公共参与领域越来越广泛，参与机会和渠道大大拓展，青年的有序参与越来越活跃的发展趋势。[84]单光鼐、陆建华主编的《中国青年发展报告》回顾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青年参与的情况，在分报告之九《青年社会参与发展报告》中提出青年“动员型参与”的基本判断。该文重点分析了80年代青年参与的特点，提出共青团是青年参与的主渠道，青年社团组织获得很大发展，青年社会地位改善以及体制外青年社会参与等新现象。[85]黄志坚主编的《走向新世纪的中国青年》，分析了改革开放20年来青年的生活方式、就业状况、青年心态、青年的思想轨迹等。其中刘书林撰写的《改革进程中青年的思想轨迹》一文系统归纳了当代青年的思想特征，提出青年政治态度趋于稳定、对改革的承受能力增强等思想趋向。[86]

多数西方学者评价中国民主制度的标准是选举民主，并以此标准来分析评价中国民主建设和青年参与。有学者从中国农民的村民自治出发研究中国的民主实践，如Susanne Brandtstädter和Gunter Schubert赞同中国农村竞争性选举和执政党对农民权利的回应，认为这是增强政治合法性的途径。[87]John James Kennedy参照西方竞争性选举标准来评价中国村民直选是否真正的民主。[88]他们热衷于分析中国为什么没有民主，其原因有中国经济发展与民主不兼容、中国传统政治价值对民主的抑制等。也有学者客观分析中西方民主的差异，如Robert Ware认为中国关于民主的观念和西方关于民主的观念有很大的区别，“中国特色的民主”与西方民主的区别集中在五个方面：强调善（goods）而不是权利（rights）；强调集体（collective）而不是个人（individual）；强调实践（practice）而不是程序（procedure）；强调客观利益（objective interests）而不是抽象利益（subjective interests）；强调社会动员（social moblilzation）而不是自愿参与（voluntary participation）。[89]Yijang Ding认为西方学者对中国民主的研究视角各异，从文化、历史、意识形态、结构预期等不同角度出发展开研究。他们关注的重点主要是中西方文化的差异，特殊的文化背景和传统价值塑造了中国人对于民主的不同理解和独特的议题。中国正统的对民主的理解与西方自由主义民主截然不同，如“人民”的观念，中国式民主是人民集中追求他们统一的、根本的利益并对敌对阶级实行专政。[90]这些分析注意到中西方关于民主的认识存在根本的差异，因而对中国人参与意识的研究也更客观。

西方学者大多把中国青年争取西方式民主，反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言论和思想奉为参与意识的先声。如Joseph W.Esherick和Jeffrey N.Wasserstrom把1989年的政治风波视为中国青年的民主运动，是青年争取民主的正义斗争。[91]James Tong把学潮视为民主运动，分析不同地区学生对待“民主运动”热情不一的原因。[92]这类研究带有鲜明的政治倾向性，需要仔细甄别。也有学者比较客观地研究中国人的参与意识，其研究虽然没有专门针对青年，但是对中国青年参与意识研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如Andrew J.Nathan和Tianjian Shi通过一项全国性的调查，分析中国政治文化与民主之间的关系。文章从三个维度分析中国政治文化：民众是否意识到政府与他们的关系？民众是否相信他们有能力理解和参与政治？民众在多大程度上容忍那些不同的政治信仰？分析过程中侧重探讨教育程度与三者之间的关系。数据显示，近72%的中国公民认为中央或地方政府对他们的日常生活没有影响，认为个体有能力影响政治过程和期待政府公平地对待个人权利的比例较低，中国公民对不同政见的容忍程度较低。[93]

前人的研究日益深入，提供了许多可资借鉴的东西。但是从纵向上看，学者关注的焦点基本上集中在两头：新中国成立前和改革开放后。1949～1978年青年是否存在参与意识？如果有，这一时期青年参与意识发展的特点是什么？此类研究成果较少，这是研究领域的一个缺憾，亟须拾遗补阙。从横向上看，研究参与意识内涵、特点、对策的论文较多，而直接以青年参与意识发展为切入点，探讨青年参与意识发展与国家民主建设关系的研究并不多见。这一领域还有许多需要探索的内容，值得学者们深入研究。

四 本书内容与结构

本书的研究取向上着重说明三点。

（1）坚持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研究态度，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分析和研究问题。把青年参与意识发展置于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大环境下，结合不同时期的特征做动态比较，尽可能客观公正评价。将青年发展与中国民主建设紧密结合，以青年参与意识发展为切入点做整体研究，使分属两个领域的研究有机统一起来，深化对具体问题的理解。

（2）余英时的“历史的脉络”，即遵循历史发展的本来顺序，厘清其思想脉络。同时结合史华慈的思想史方法论，凸显人们对其所处特定环境的“意识反应”，厘清环境变化与意识变化的互动关系。青年参与意识研究需要“发展维”，即以纵向的时间顺序考察不同阶段青年参与意识发展特点、发展趋向，注重“史”的研究。同时需要以横向的经济、政治背景解读青年参与意识发展的影响因素和现实状况，注重“论”的分析。通过史论结合系统梳理青年参与意识的发展历程，结合青年参与意识发展面临的问题进行深层次探究，形成了对1949～2014年青年参与意识发展从概念到结构、从实践到理论、从客观分析到理性反思的全过程研究。

（3）总结历史经验，提出有价值的对策建议，对存疑的问题结合特定的历史背景重新解读，力图有所突破和创新。以宽泛的国际视野考察他国的经验教训，选择典型、把握标准，在新旧、中西的比较过程中为中国青年参与意识发展准确定位。结合网络时代的新背景，通过实证的调研分析掌握动态，研究青年参与意识发展的新特征和新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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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陶东明、陈明明编著《当代中国政治参与》，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第126～1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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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陶东明、陈明明编著《当代中国政治参与》，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第2页。

[47] 〔美〕卡罗尔·佩特曼：《参与和民主理论》，陈尧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2，第2页。

[48] 〔美〕卡罗尔·佩特曼：《参与和民主理论》，陈尧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2，胡伟：“推荐序言”，第IX页。

[49] 〔美〕卡罗尔·佩特曼：《参与和民主理论》，陈尧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2，第1页。

[50] 〔美〕卡罗尔·佩特曼：《参与和民主理论》，陈尧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2，第12～13页。

[51] 〔美〕卡罗尔·佩特曼：《参与和民主理论》，陈尧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2，第13页。

[52] 〔美〕卡罗尔·佩特曼：《参与和民主理论》，陈尧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2，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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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美〕卡罗尔·佩特曼：《参与和民主理论》，陈尧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2，胡伟：“推荐序言”，第XI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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