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主要背景

（一）世界经济进入深度转型调整期

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影响仍在不断发酵，在复杂多变、不确定性因素增加的形势下，经济低迷成为未来一段时间世界经济的新常态，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都在加速转型，推动世界经济进入深度转型调整期。

第一，世界经济平衡出现新变化。目前，主要发达经济体复苏乏力，未来可能会陷入长期低迷；而新兴经济体可能逐步成为引领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动力。新兴经济体的崛起，既表现在发展中国家的整体性崛起，又表现在新兴大国的崛起，经济总量最大的10个新兴经济体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从2001年的14.1%上升到2010年的24.2%，上升了10.1个百分点，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为34.6%。[1]尽管发达国家整体实力在相当长时期内仍将保持优势地位，仍将处于世界经济治理、国际规则制定的主导地位。但是，新兴经济体随着地位和影响力的上升，必然要求对现有的国际经济秩序做出调整，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同时，随着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的不断发展，该地区各经济体之间的经济联系与分工日益深化，经济总量不断扩大，世界经济重心呈现向亚太地区转移的新趋势。亚太地区是当今世界最具发展活力和潜力的地区之一。目前，亚太经合组织（APEC）所有成员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之和与贸易总额均占全球一半左右。特别是亚洲国家积极探索适合本国情况的发展道路，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复苏和增长的重要引擎，近年来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超过50%。随着新兴经济体特别是以中国、印度为代表的亚洲发展中国家的快速发展，以及亚洲同世界其他地区的区域、次区域合作展现出勃勃生机和美好前景，一些机构预测，亚洲经济规模将在未来十几年内超过北美和欧洲的总和。世界经济重心从大西洋地区向亚太地区转移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温迪·道伯森（Wendy Dobson）在《亚洲新势力2030：世界经济重心转移》中预测：到2030年，中国和印度有可能成为世界经济的动力之源，以中国、印度为主的亚洲将成为世界经济的重心。普华永道发布的《2050年的世界》报告显示，国际金融危机及其余波加快经济重心向中国、印度和其他新兴经济体的转移，美国、中国和印度将成为世界前三大经济体。有人甚至提出，21世纪是“亚洲时代”、“太平洋时代”。世界经济重心转移将带来深远的影响。世界各国纷纷将战略重点转向亚太，美国提出了“战略东移”、“重返亚洲”、“亚太再平衡”的战略；欧洲理事会常任主席范龙佩则提出欧盟应当“向东看”，加强与亚洲国家的合作，促进经贸关系深入发展。这些都将给国际格局和国际关系带来深刻调整，也将给我国的外部发展环境带来重大变化。

第二，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加速转型。国际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造成了巨大冲击，在复杂多变、不确定性因素增加形势下，世界经济面临的下行风险尚未完全消失，世界经济增长将继续保持低迷，经济低迷将成为未来一段时间世界经济的新常态。国际金融危机爆发7年来，有关国家为应对危机而出台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危机，但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主要经济体需求疲弱的局势。近一段时间以来，欧债危机的压力有所缓解，但从基本面看，欧元区所有国家的公共债务比例依旧呈上升趋势，债务问题仍将长期困扰欧洲，并给经济增长留下严重的后遗症。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的出现引起了人们对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的反思，进一步催化了贸易保护主义情绪的释放，各国政府纷纷采取贸易保护措施缓解国内的矛盾和压力。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耐克、阿迪达斯相继将在中国的自有生产工厂迁往越南、缅甸，星巴克、佳顿、福特等企业则将全部或部分产能迁回美国本土，第四次国际产业转移开始启动。前三次的国际产业转移都是单方向由上往下的转移，即由经济发达国家向新兴发展中国家转移，而这次转移出现了双向的转移，一部分高端制造业在美国、欧洲等发达国家“再工业化”战略的引导下回流。在这次国际产业转移中，中国制造业可能会成为受冲击最大的行业。如何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深层次影响，成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出口导向型国家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难题。发达国家致力于改变借贷消费的模式，吸引制造业回流，扩大实体经济比重。新兴经济体则致力于扩大国内需求，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努力实现创新驱动发展。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促进经济转型的努力将重塑全球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关系，重塑世界经济地理，重塑国家间利益分配的格局。

第三，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征兆越来越明显。美国著名未来学家杰里米·里夫金的著作《第三次工业革命——新经济模式如何改变世界》描绘了第三次工业革命将从根本上改变人们的生活和工作方式。随后，英国《经济学人》杂志的一系列相关文章再次勾勒出“第三次工业革命”令人震撼的图景。事实上，以大数据、智能制造、无线革命为代表的第三次超级技术变革，正在美国酝酿并初现端倪。苹果公司iPhone手机的计算能力已超越IBM在20世纪70年代生产的大型计算机；“云计算”在数据处理方面的成就让此前难以想象的服务成为可能；智能制造将使人类的制造方式发生根本性变化。越来越多的事实让人们开始感受到全球范围内一场技术大变革正处在孕育期，很有可能引发新一轮工业革命。第三次工业革命将催生世界经济新格局。观察家普遍认为：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第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集中经营活动将被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分散经营方式所取代。前两次工业革命的经验表明，工业革命决定经济发展的未来，第三次工业革命有可能使全球技术要素与市场要素的配置方式发生革命性变化，引领全球产业分工新布局，催生世界经济新格局。第三次工业革命既带来机遇也带来挑战。未来国家竞争力的基础在于能否占领第三次工业革命核心技术的制高点。第三次工业革命在使许多劳动密集型产业消失的同时，也将使机器人、可再生能源、新材料、智能制造、纳米技术、生物电子技术等新兴产业不断成长为新的主导产业。更重要的是，如果一个国家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主导产业的核心技术上不能取得国际领先地位，它原先在传统工业上的国际竞争优势最终也会丧失。在全球经济迈向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背景下，美国率先提出了“再工业化”战略。任何国家欲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占据先机和提升其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与利益，必须加快本国经济转型，不断提升国际竞争力。

第四，经济全球化日趋深入。经济全球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趋势。2011年，世界货物和服务出口总额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32%，比2000年提高了7.5个百分点；全球对外直接投资（FDI）流量总额达到1.69万亿美元，是2000年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总额的1.38倍。根据联合国贸发组织发布的《世界投资报告》数据，全球最大的100家跨国公司的跨国指数不断提高，1994年这些跨国公司平均跨国指数为40%，到2010年全球最大的100家跨国公司平均跨国指数已经超过60%。经济全球化有利于资源和生产要素在全球的合理配置、有利于实现资本和产品的全球性流动、有利于实现科技的全球性扩张、有利于促进不发达地区经济的发展，是人类发展进步的表现，也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随着现代科技的进步，交通工具现代化水平和网络普及率不断提升，跨国公司业务持续扩展，经济全球化进程迅猛加快。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都会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一部分。同时，经济全球化对每个国家来说，都是一把双刃剑，既是机遇，也是挑战。特别是对经济实力薄弱和科学技术比较落后的发展中国家，面对全球性的激烈竞争，所遇到的风险、挑战将更加严峻。此外，进入21世纪以来，经济全球化与跨国公司的深入发展，既给世界贸易带来了重大的推动力，也给各国经贸发展带来了诸多不确定因素，使其出现许多新的特点和矛盾。因此，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都应以开放的心态把握全球的资源、需求和人才，只有在保护本国利益的基础上积极参与其中才能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实现互利双赢。

第五，服务业成为世界经济复苏的主要动力。当前，服务业已居世界经济主导地位，服务业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已达到70%左右，其中高收入国家服务业比重为74%，低收入国家服务业比重为50%。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主要国家和地区的服务业发展速度较快，比重不断提升。2000～2010年，美国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由73.5%上升至80%，日本所占比重由66.8%上升至74%，德国所占比重由67.3%上升至71.2%，巴西所占比重由64.3%上升至67.4%，印度所占比重由48.2%上升至55%，中国所占比重由33.2%上升至43.2%。服务业成为国际直接投资的主要领域。20世纪70年代初期，服务业吸收的外国直接投资仅占全球外国直接投资的1/4。而联合国贸发组织会议数据表明，服务业国际直接投资存量所占比重从1990年的48.9%上升至2006年的62.2%，成为国际直接投资的主要投资领域。即使在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的前两年里，服务业国际直接投资额占全球国际直接投资总额的比重也达到48%，仍然高于制造业；只是在2010年，服务业国际直接投资额占全球国际直接投资总额的比重下降到39%，但是2011年已经回升到40%。[2]服务贸易在国际贸易中的比重不断提高。1980～2010年，世界服务出口总额从3673亿美元扩大到36639亿美元，30年间增长了9倍，占世界贸易出口总额的比重从1/7增长到近1/5。2012年世界服务贸易总额达到43450亿美元，同比增长2%，高于货物贸易2个百分点，占全球贸易的比重达到19.2%。[3]相比制造业，服务业具有附加值高、资源消耗少、环境污染小、就业容量大等优势，其发展水平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综合实力以及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标志，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强劲、平衡、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动力。

（二）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

2014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开幕式上首次系统阐述了新常态。2014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全面描述了经济进入新常态的九大趋势性变化，提出要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发展的体制、动力、模式和目标都将加速转变，同时也面临诸多挑战，需要根据新的约束条件选择适当的发展战略，才能实现中国经济升级。

中国经济新常态具备五大特征。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是由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决定的，是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现象和自然过程。认识和准确把握经济发展新常态，是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的前提。从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和趋势性变化来看，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是指我国经济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经济发展方式更加合理，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成为主体；经济结构更加优化，服务业和消费需求逐步成为主体；经济发展动力更加强劲，创新驱动成为经济增长的主体；经济发展目标更加科学，广大民众成为享受发展成果的主体。中国经济新常态的核心是推进经济转型升级，宁可主动将增长速度降下来一些，也要从根本上解决经济长远发展问题，把提高增长质量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放在第一位。从时间维度上看，新常态指的不是短期的一两年，也不是长期的二三十年，而是一个中期的概念。具体来讲，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基本内涵可从以下五个方面来理解。第一，经济发展动力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增长点。我国过去30多年经济发展的动力，在需求结构上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在产业结构上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在要素投入上主要依靠增加物资和资源消耗。中国经济新常态立足于改变传统的经济发展动力，从拉动经济增长的三大需求看，经济发展动力将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增长点，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和出口需求都将出现新增长点，并将叠加起来形成推动经济发展的新动力。第二，经济发展方式从规模速度型转向质量效率型。中国经济目前已经到了只有转型升级才能持续发展的关键阶段，曾经让我们受益多年、以要素驱动为主的传统发展方式已经走到了尽头。同时，要素成本优势弱化、产业被低端循环锁定、企业创新动力不足，这些新的不利因素迫切需要我国尽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国经济新常态将改变经济发展对要素驱动、投资驱动的过度依赖，转向依靠技术进步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创新驱动，不断提高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形成创新驱动经济发展的新方式。第三，经济结构正从增量扩能转向调整存量和做优增量。制造业智能化、服务业高端化已经成为推动经济强劲、平衡、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动力，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综合实力以及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标志。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结构将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无论是制造业还是服务业甚至农业发展的重点都将从产业中低端环节向研发营销等产业高端环节转变，实现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成功跨越。第四，经济管理从刺激增长转向科学调控。我国经济正面临着近年来少有的“增长速度进入换挡期、结构调整面临阵痛期、前期刺激进入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错综复杂局面，再加上世界经济处于深度调整之中，使我国经济发展的内外环境更趋复杂。如果一味地采取总量刺激政策，忽视深化改革与结构调整，只能是拖延系统性风险爆发的时间。考虑到我国经济拥有巨大韧性、潜力和回旋余地，市场空间广阔和发展潜力巨大。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宏观经济管理将从刺激增长转向科学调控，着力增强宏观调控政策的精准性、有效性、前瞻性和协调性，确保就业稳定，避免出现系统性风险。第五，经济发展目标从追求经济增长转向共享发展成果。不惜代价追求经济高速增长的发展模式难以持续，中国经济新常态将放弃唯GDP论，真正做到以人为本，突出解决好教育、就业、社保等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促进公共服务共享、社会公平公正、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有新提升，实现人民生活水平的显著提升，保障人民共享发展成果。同时，我国还将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扩大同各方的利益汇合点，实现共同发展、共同受益。

中国经济新常态呈现九大趋势。第一，个性化、多样化、品质化的消费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从消费需求看，过去我国消费具有明显的模仿型排浪式特征，现在模仿型排浪式消费阶段基本结束，个性化、多样化消费渐成主流，保证产品质量安全、通过创新供给激活需求的重要性显著上升，个性化、多样化、品质化的消费将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第二，公共服务、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投资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从投资需求看，经历了30多年高强度、大规模开发建设后，传统产业相对饱和，但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一些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投资机会大量涌现，公共服务、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投资将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第三，高附加值产品和服务的出口将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从国际需求看，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前国际市场空间扩张很快，出口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动能，现在全球总需求不振，我国低成本比较优势也发生了转化，同时我国高水平引进来、大规模走出去正在同步发生，高附加值产品和服务的出口将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第四，小型化、智能化、专业化生产成为产业组织的新特征。从生产能力和产业组织方式看，过去供给不足是长期困扰我们的一个主要矛盾，现在传统产业供给能力大幅超出需求，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成为必然，企业兼并重组、生产相对集中不可避免，新兴产业、服务业、小微企业作用更加凸显，生产小型化、智能化、专业化将成为产业组织的新特征。第五，创新成为驱动经济发展的新引擎。从生产要素相对优势看，过去劳动力成本低是最大优势，引进技术和管理就能迅速变成生产力，现在人口老龄化日趋明显，农业富余劳动力减少，要素的规模驱动力减弱，经济增长将更多依靠人力资本质量和技术进步，创新将成为驱动发展的新引擎。第六，质量型、差异化的市场竞争成为主旋律。从市场竞争特点看，过去主要是数量扩张和价格竞争，现在正逐步转向质量型、差异化为主的竞争。中国经济新常态将按照经济发展的内生性要求，深化改革开放，统一全国市场，形成统一透明、有序规范的市场环境，质量型、差异化的市场竞争将成为主旋律。第七，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成为新方式。从资源环境约束看，过去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空间相对较大，现在环境承载能力已经达到或接近上限。中国经济新常态将顺应人民群众对良好生态环境的期待，推动形成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新方式。第八，各类隐性风险逐步显性化。从经济风险积累和化解看，伴随着经济增速下调，过去被经济高增长和政府直接配置资源掩盖的各类隐性风险逐步显性化。虽然风险总体可控，但化解以高杠杆和泡沫化为主要特征的各类风险将持续一段时间。第九，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从资源配置模式和宏观调控方式看，全面刺激政策的边际效果明显递减，中国经济新常态将根据总供求关系的新变化，在全面化解产能过剩的基础上，通过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探索未来产业发展方向，科学进行宏观调控。

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面临重大机遇。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经历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众多主要经济指标名列世界前列，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世界货物贸易第一大国，迈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同时，我国经济规模很大，但依然大而不强；我国经济增速很快，但依然快而不优。主要依靠资源等要素投入推动经济增长和规模扩张的粗放型发展方式难以持续。2012年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部署，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研究了全面深化改革的若干重大问题，做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到2020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完成本决定提出的改革任务，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这预示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面临重大机遇。

第一，经济发展进入质量提升期。中国经济经过30多年的年均增长率在10%左右的高速发展，总量已经位列世界第二。由于基数的增大以及发展方式转型，长期保持GDP两位数的高速增长将不会是常态，中国经济开始进入个位数增长的“换挡期”。但是，中国还拥有广阔的市场空间和发展潜力，保持年均7%左右的增长速度、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是完全有可能的。我国城市化率刚刚超过一半，消费需求增长的最大潜力将来自城市化的持续推进。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是我国经济高速发展期的一个重要特点，在缩小区域间发展差距的同时，也将为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提供广阔空间。当中国经济从投资和出口拉动型向消费拉动型转变时，经济增长放缓可能更多是结构性的而非周期性的。对中国经济而言，新常态是7%左右的持续增长。经济增长速度适度回落是经济达到中等收入之后的普遍规律。从国际上看，二战以后德国、日本、韩国等一批国家成为成功的追赶型经济体，这些国家都经历了高速增长，当人均收入达到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11000美元时，几乎无一例外地出现了增长速度回落，回落的幅度平均在30%～40%，由高速增长转入了中速增长的阶段。德国的经济增速回落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日本的经济增速回落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韩国的经济增速回落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国的增长周期和这些国家相类似，在今后一段时期里我国的经济增长将保持一个中速增长的态势。经济增长速度适度回落是经济变得成熟的标志之一。原有的人口红利逐渐消失，资本回报率不断下降，这就是经济增长到了中等收入之后下降的根本原因。增长阶段的新变化，除了增长速度适度放缓，更重要的是经济结构和增长动力的重大调整。增长阶段的新变化，不仅表明经济发展的潜力依然可观，也将呈现与以往显著不同的特征，经济增长将更多地依靠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创新驱动和人力资本的提升。

第二，经济发展进入升级机遇期。国际经济形势的深刻变化为中国经济升级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准确把握国际金融危机深层次影响不断显现和世界经济进入深度转型调整期的机遇，有利于培育我国经济发展的新优势；准确把握经济全球化日趋深入和全球经济治理机制进入变革期的机遇，有利于增强我国参与国际经济分工和全球经济治理的能力；准确把握第三次工业革命处于孕育期和服务经济时代来临的机遇，有利于抢占未来经济发展战略制高点；准确把握新兴市场国家力量步入上升期和世界经济重心向亚太地区转移的机遇，有利于增强国际竞争力。经济总量和人均收入跃上新台阶为中国经济升级提供了较大的回旋余地。中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在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时间里，保持了10%左右的高速增长，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位，能够容忍因经济升级带来的经济增速放缓的压力。2013年，中国货物出口总额处于世界首位，服务出口总额位居世界第五，对外经济交往的能力显著增强，有助于进一步提升我国国际产业标准和规则制定的话语权，有助于影响国际商品和服务价格的生成，为中国经济升级创造更好的外部环境。2012年，我国人均GDP已超过6000美元，进入了中等收入阶段，消费升级空间广阔，将为中国经济升级提供强大的内需支撑。巨大的发展潜力为中国经济升级提供了显著的空间。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经济还有相当大的增长潜力，后发优势依然比较明显，经济升级仍处于大有可为的战略机遇期。首先，我国居民消费结构正处于迅速提升的阶段，消费市场非常广阔，广大人民改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迫切要求，是中国经济升级的持续动力。其次，城镇化正处于加速提升阶段，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的进一步转移，都将持续促进消费增长，为中国经济升级提供新的动力。再次，区域协调发展正处于加快推进阶段，中西部大开发、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和东部沿海地区产业结构调整将推动全国范围内梯次产业转移与升级。最后，改革的红利可以进一步释放，进一步激活中国经济升级的潜力。总之，只要把改革的红利和内需潜力逐步释放出来，就能促进中国经济不断升级。

第三，经济发展进入转型关键期。中国现有的经济发展方式不可持续。中国现有的经济发展方式，在需求结构上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在产业结构上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在要素投入上主要依靠增加物质和资源消耗。2013年，我国最终消费支出总额占GDP的比重为49.8%，而高收入国家一般在70%左右，消费在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方面不突出；相比之下，当年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重高达45.9%，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我国的发展方式表现为“三高一低”，即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2012年我国GDP约占世界总量的11.6%，而消耗的能源占到21.3%。中国现有的经济发展方式已难以持续，必须进行转型。在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情况下，能否顺利实现转型，形成新的经济竞争力，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实现可持续发展，将决定未来中国经济崛起的走势。虽然我国劳动力等要素的低成本优势不可能瞬间消失，能利用的还是要尽量利用，但这种优势的逐渐减弱却是客观必然的趋势。作为替代，必须加强创新驱动，不断提升产品和服务的附加值，确保在一些重要领域与国际先行者并驾齐驱甚至局部领先。服务业将成为引领转型发展的新引擎和新方向。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要有相应的服务供给来支撑，要通过创新驱动，提升产业层次，补足服务业等短板，提高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服务业依然是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一块短板，2013年，中国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6%，大大低于发达国家70%以上的份额，也比同等收入水平的发展中国家低10个百分点左右。差距就是潜力，中国服务业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服务业的发展将扩展新的增长和就业空间，尤其是通过技术和知识密集型等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通过大力发展企业服务外包，既可以为制造业升级提供支撑，也将为服务业内部产业升级提供持久的引导力量。

中国经济新常态面临诸多挑战。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无论是从国际形势还是内部变化来看，我国经济发展都面临诸多挑战。

第一，面临更加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世界经济深度调整成为新常态。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影响仍在不断发酵，未来一段时间世界经济形势更加复杂多变、不确定性因素增加，深度调整将成为未来一段时期世界经济的新常态。首先，发达国家制造业回流成为新常态。国际金融危机使美国和欧盟等发达经济体重新认识到制造业对于推动技术进步、拉动就业的重要性，将重塑制造业视作拉动经济复苏、恢复经济活力的关键，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来实现本国的“再工业化”，吸引制造企业回归。美国先后推出《美国制造业促进法案》、《重振美国制造业政策框架》、《先进制造业伙伴计划》等一系列措施，鼓励企业在本国建厂，为制造业回流本土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德国政府提出了“工业4.0”战略，进一步提高德国工业的竞争力，在新一轮工业革命中占领先机。其次，发达经济体经济结盟成为新常态。长期以来发达国家一直是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引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新兴经济体的增速明显高于发达经济体。为推动发达经济体经济快速复苏并继续主导世界经济，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从军事结盟、外交结盟开始转向经济结盟。经济结盟的主要策略是组建自由贸易区，以此形成发达经济体的自由贸易网络，对于非经济结盟的国家和地区形成战略挤压。美国正在努力推进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议（TTIP），希望通过推行更高标准的自由贸易区遏制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再次，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速放缓成为新常态。当前，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总量已占到全球一半之多。但是国际金融危机导致作为全球增长引擎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速放缓，对世界经济产生重大影响。同时，一些新兴市场国家陷入了“中年危机”，出现国家经济结构长期失衡的趋势，将直接导致其经济脆弱。最后，世界经济还存在一些不确定的因素。当前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幅度加大，未来10年或更长时间，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大幅波动可能成为新常态。国际金融危机引发了人们对经济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的反思，进一步催化了贸易保护主义情绪的释放，各国政府将采取更多的贸易保护措施来缓解国内的矛盾和压力。此外，地缘政治等非经济因素影响加大。在欧洲，乌克兰危机引发的地缘政治格局正在发生冷战后最剧烈的嬗变，其外溢效益已经传递到亚太地区。在亚洲，一些国家出于觊觎之心与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在岛屿争端和海洋权益问题上狂飙突进；在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催化下，中国同周边国家的关系出现了新困难。在中东，“伊斯兰国”、“基地组织”等极端恐怖势力的异军突起，悄然改变中东政治版图与国际反恐格局。在西亚北非，埃及政局动荡不已，利比亚战争后遗症严重，叙利亚内战前景不明，地区国家宗教内部以及宗教和世俗政权之间的矛盾尖锐。地缘政治等非经济因素已经并将继续影响我国周边稳定、能源安全和经济安全。

第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世界银行《东亚经济发展报告（2006）》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基本含义是指：鲜有中等收入的经济体成功地跻身为高收入国家，这些国家往往陷入了经济增长的停滞期，既无法在工资方面与低收入国家竞争，又无法在尖端技术研制方面与高收入国家竞争。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2012年我国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目前，经济增长减速、经济发展动力不足、经济发展方式不适应、就业压力上升、腐败现象蔓延等其他国家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出现过的问题，在我国也相当程度地存在。这些问题如果解决不好，不但会给社会稳定造成极大的危害，甚至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同时，我国还出现了严重的贫富差距问题，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发布“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显示，中国家庭收入两极分化严重，贫富差距高达234倍；2014年中国官方公布过去10年的基尼系数，始终在0.47以上，远远高于国际公认的0.4的警戒线。只有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形成新的发展动力，才能避免经济快速发展积累的矛盾集中爆发，防止经济增长出现大幅波动或陷入停滞，最终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但是，我国经济提质增效升级的动力基础薄弱，国内消费需求增长乏力，我国最终消费支出总额占GDP的比重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同时企业普遍缺乏核心技术，转型升级困难。

第三，各类经济风险将持续一段时间。以高杠杆和泡沫化为主要特征的各类风险将持续一段时间。当前高杠杆的风险点主要包括企业高负债风险和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泡沫化的风险源则是以房地产为主的资产价格风险。近年来，企业高负债风险日益凸显，2014年多家大型企业因负债率高、无力偿还债务或资金周转出现问题而出现债务危机，陷入破产重整的境地。这些企业无不背负巨额银行贷款，靠高负债、高杠杆实现企业大规模扩张，在经济增速放缓与结构调整的双重压力下，这种高负债模式的风险逐渐暴露。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同样具有高杠杆特征。《全国政府债务审计结果》显示，截至2013年6月，全国共有7170个融资平台公司；地方政府负有直接偿还责任的债务为10.88万亿元，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为2.66万亿元，可能承担一定救助责任的债务为4.34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7%。而2015年1月5日中国指数研究院发布报告显示，2014年全国300个城市土地出让金仅有2.3万亿元，同比下降28%。同时，经过此前10年的繁荣，房价持续高涨，大量资金流入房地产市场，整个市场出现泡沫化迹象。随着市场进入调整下行期，房地产领域的风险隐患逐渐显现，部分地区已经出现小型房企因资金链问题而破产的案例。从发展态势来看，企业高负债风险、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和资产价格泡沫化风险还处于凸显阶段，短时期内难以化解。

第四，已经进入并将长期处于人口老龄化社会。人口老龄化是我国面临的长期挑战。2014年6月17日民政部发布的《2013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截至2013年底，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14.9%。人口老龄化一般指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或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超过10%或7%。这表明，我国已进入并将长期处于老龄化社会。如果维持现行生育政策不调整，几十年后劳动年龄人口锐减，老年人口比重过大，势必严重影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活力和国际竞争力。同时，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国民收入增长、社会保障制度趋于健全、城镇化水平提高，特别是生活、教育成本的提高导致低生育思维定式已在处于生育期的新生代家庭中悄然形成，妇女总和生育率还可能进一步下降。我国人口老龄化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具有明显不同的特点，解决起来更加困难。一是整体数量庞大。目前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世界老年人口总量的1/5强，占亚洲老年人口的1/2强。二是高龄趋势明显。我国高龄老年人口正以较快速度增长，预计到2020年8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达到3000万。三是性别比严重失调。我国老年人口中女性比男性多数百万人，特别是80岁及以上年龄段尤为明显。四是老龄化先于工业化。发达国家在进入老龄化社会时都实现了工业化，而我国现在仍处于工业化的进程之中。

第五，生态环境承载能力已经达到或接近上限。生态环境严重恶化。201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首次用了“上限”二字，这是中央在研判当前生态环境保护形势后，发出的有史以来最为严厉的警告。201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生态环境保护形势的定性还是“生态环境恶化”，时隔一年之后，形势判断发生了巨大转变。措辞变化的背后是生态环境的急剧恶化。2014年6月4日，环保部发布的《2013中国环境状况公报》显示，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形势依然严峻，最受公众关注的大气、水、土壤污染状况依然令人忧虑。依据新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进行评价，74个新标准实施第一阶段城市环境空气质量达标率仅为4.1%，华北不少城市常年被雾霾笼罩。生态环境恶化的形势短期内难以改善。尽管2014年度的各项环境污染及相关指标尚未统计出来，但从现有的信息看，环境质量在总量和结构上的进一步恶化已经难以避免，环境污染的存量和增量都将持续发力，使得生态环境质量在短期内仍无望好转，生态环境承载能力达到或接近上限。无论我们如何调整经济发展方式，物质和环境资源消耗的自然规律都将使我国的利用总量在这段时期内达到峰值，正如2014年11月12日《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所提出的，2030年可能是中国碳排放的峰值年份，从同根同源和相关性角度看，碳排放的峰值年份其实也正是其他污染物的大概峰值年份。所以，在达到或接近生态环境承载能力上限后，如果无法扭转生态环境的恶化趋势，就有可能危及经济发展甚至社会安全。

（三）经济升级将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主旋律

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升级将成为经济发展的主旋律。党的十八大提出，要适应国内外经济形势新变化，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加快形成新的经济发展方式，把推动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不断增强长期发展后劲。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推动经济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201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提质增效升级，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2014年2月24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把改革创新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各个领域各个环节，全面深化改革，实施创新驱动，加快转方式调结构促升级，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切实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

2012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广东考察工作期间高屋建瓴地提出，加快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是大势所趋，刻不容缓。国际竞争历来就是时间和速度的竞争，谁动作快，谁就能抢占先机，掌控制高点和主动权；谁动作慢，谁就会丢失机会，被别人甩在后边。2014年6月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七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二次院士大会上指出，进入21世纪以来，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孕育兴起，全球科技创新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和特征，面对科技创新发展新趋势，世界主要国家都在寻找科技创新的突破口，抢占未来经济科技发展的先机，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我国经济规模很大，但依然大而不强，我国经济增速很快，但依然快而不优，主要依靠资源等要素投入推动经济增长和规模扩张的粗放型发展方式是不可持续的，要加快从以要素驱动、投资规模驱动发展为主向以创新驱动发展为主的转变。2014年8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七次会议的讲话中强调，我们必须认识到，从发展上看，主导国家发展命运的决定性因素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只有不断推进科技创新，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才能实现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必须增强紧迫感，紧紧抓住机遇，及时确立发展战略，全面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掌握新一轮全球科技竞争的战略主动。

2013年3月，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后，李克强总理在与中外记者见面并回答记者提问时，首次提出了“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概念，指出要把改革的红利、内需的潜力、创新的活力叠加起来，形成新动力，使质量和效益、就业和收入、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有新提升。之后，他又在很多场合对如何“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提出了明确要求，做出了具体部署。2013年3月20日，李克强总理在国务院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再次提出，“稳中求进”中的“进”关键要靠经济转型，打造中国经济的升级版……中国的经济到了今天，不转型将难以为继。2013年3月25日，在与出席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3年年会的境外代表座谈时，李克强总理再一次提出：要有相应的供给做支撑，要通过创新驱动，提升产业层次，补足服务业等短板，提高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2013年3月27～29日，李克强在上海召开部分省市经济形势座谈会时强调：我们要用开放促进改革，要以勇气和智慧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2013年4月12日，李克强在中南海主持召开专家和企业负责人座谈会时指出，我国经济发展正处在“爬坡过坎”的关键阶段，必须远近结合，在有效应对短期问题、保持经济合理增长速度的同时，更加注重提高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把力气更多地放在推动经济转型升级上来。2013年5月21日，李克强总理在印度世界事务委员会发表题为《把握中印战略合作新机遇》的演讲中提到，我们将集中精力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实施好扩大内需、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等战略，更加注重改善民生，更加注重提高发展质量，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2013年6月4日，李克强总理在同出席第四轮中美工商领袖和前高官对话会的美方代表进行座谈时表示，中国正在打造经济升级版，将进一步释放改革红利，扩大对外开放。2013年6月5日，李克强总理同出席成都财富论坛企业家代表座谈时强调，我们将继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更加注重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2014年1月21日，李克强总理在同部分外国专家座谈时指出，中国经济已进入提质增效升级的新阶段，根本上要靠创新和人才。2014年8月27日，李克强总理在全球研究理事会2014年北京大会开幕式致辞时强调，持续下好中国经济这盘棋，实现升级是方向，这需要不断深化体制改革，激发全社会创新动力、创造潜力、创业活力，为此我们要弘扬求真探源的科学精神，尊重个性、宽容失败，支持科研工作者在探索中获得更多原创性、基础性的发现和发明，让创新成为中国发展的强音、实现中国经济升级的强大动力。

实现中国经济升级是国家根据世界经济发展的新特点与新趋势，针对我国经济未来发展面临的新机遇与新挑战提出的重要经济方略。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影响尚未消除，世界经济进入深度调整期，整体复苏艰难曲折。为在新一轮世界经济发展和竞争中抢占先机、掌控制高点和主动权，各国政府都在积极促进经济升级，以进一步提升本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发达经济体致力于改变以往的过度借贷消费模式，寻求再制造化，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新兴经济体则致力于扩大国内需求，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努力实现创新驱动发展。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促进经济升级的努力将重塑世界经济的地理，重塑国家间利益分配的格局。中国经济在经历了30多年高速增长后，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二，进出口总额位居世界第二，外汇储备位居世界第一，经济发展站在了一个更高的起点上。同时，我们必须清楚地看到，我国虽然已成为经济大国，但不是经济强国，我国经济增速很快，但依然快而不优，主要依靠资源等要素投入推动经济增长和规模扩张的粗放型发展方式是不可持续的；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依然突出，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产出、低效益的发展模式仍未改变，科技创新能力不足、产业结构层次低、世界级的企业和品牌缺乏等问题不容忽视。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14～2018年全球竞争力报告》显示，中国排名第28位，较2011年下降了2个位次，中国经济再不升级，国际竞争力提高将无以为继。

中国经济升级既是稳增长、调结构、提高经济发展质量与效益的需要，也是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持久动力的需要，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和增进人民福祉的需要。历史给中国开启了一道难得的时间窗口，我国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完全可以通过深化改革开放、释放需求潜力、提高创新能力，成功实现中国经济升级，而且这条路也一定会越走越好。

（四）异质企业贸易理论蓬勃发展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企业的研究越来越成为国际学术界最活跃的领域之一。对企业问题的研究大致可分为两大分支：以研究企业的市场行为规律为主要内容的“产业组织理论”；以研究企业本身性质和内部制度安排规律的“企业理论”。现代企业理论是由科斯（Coase）开创的，在其革命性的论文《企业的性质》（1937）中提出了交易费用的概念，并认为“企业”的本质是对“市场”的一种替代，在一定的范围内节省了交易费用，促进了分工的拓展。张五常在《企业的契约性质》（1983）一文中进一步揭示，企业在本质上只是用一种要素雇用契约替代商品契约。以威廉姆森为代表的经济学家认为科斯并没有把“交易费用”的成因分析清楚，从而提出了“专用性投资/资产”（specific investment/assets）概念，强调企业是保护和激励专用性投资的装置，研究的重点转向了纵向与横向一体化问题。以哈特为代表的一些经济学家认为交易费用理论以交易作为分析对象，对于企业内部的关系，尤其是对权利（rights）/权力（power）关系难以进行分析，提出了“不完全契约理论”（the theory of incomplete contract），强调了契约的不完全性，并认为“剩余控制权”的配置是企业制度中最关键的内容。由于企业理论和管理学联系紧密，管理学家也越来越多地进入企业理论的研究领域中。帕哈拉特（Prahalad）等管理学家认识到企业并非像经济学理论中所抽象的那样是一种“同质化”组织，而是具有很强的“异质性”，这种异质性体现在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差别上，由此引发了一系列内容广泛的研究。

近些年，国外学者受企业异质性和大量企业数据分析结果的启发，将新贸易理论的假设由代表性企业放松为异质企业，从出口企业和非出口企业的差异性以及跨国企业与出口企业和非出口企业的差异性来解释企业的出口行为选择和对外投资选择，并运用企业层面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在一定程度上打通了宏观经济分析的微观基础，将国际贸易理论对国际贸易模式和贸易利得的解释深入企业层次的微观研究。传统贸易理论和新贸易理论研究重心在国家和产业的层面，很少考虑到企业在贸易经营过程中的微观特征，都不涉及异质企业，忽视了企业之间差异性及企业之间的国际贸易维度。最早研究异质企业贸易理论的代表文献当属Melitz（2003）、Antras（2003）、Bernard（2003）等学者的论文，该理论认为只有具备异质性优势的企业才能弥补进入国际市场的固定成本，才能够选择出口贸易、开展对外投资，异质企业的自我选择行为提升了其经营活动的地理范围和产品多样性，获得了更大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与国内非异质企业相比竞争优势更加突出，从而进一步吸引人力资本、技术等优质资源向其集中，不仅带来了传统贸易和新贸易理论所强调的商品成本下降和产品多样性增加的贸易利得，而且还带来了由生产要素在企业间优化配置所导致的产业生产率的提高，进而获得了新的贸易利得，这是以前的贸易理论没有揭示的。新新贸易理论是国际贸易理论的前沿，能够较好的解释当前国际贸易现实。同时，跨国公司在全球经济中的重要性与日俱增，企业国际化过程中日益复杂的一体化战略选择，以及中间投入品贸易在国际贸易中份额的不断上升，都使得研究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中的企业行为选择变得非常重要。异质企业贸易理论和企业内生边界理论是这些国际贸易前沿研究的代表。Baldwin（2005）和Larry Qiu（2006）等学者将异质企业贸易理论和企业内生边界理论称为“新新贸易理论”（New-New Trade Theory）。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对企业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在迅速扩展。企业核心竞争力、企业网络化、企业创立与发展、企业制度演进等都是国内研究的重要问题。但是将微观企业研究与宏观经济分析结合起来的并不多，实现中国经济升级需要微观视角，特别是需要从企业的角度分析如何实现中国经济升级。异质企业贸易理论所阐释的自由贸易带来的产业生产率提高与中国经济升级的内涵高度一致，具有内在的逻辑自洽性。随着中国异质企业的不断增加和逐渐提升，中国经济的发展将更多地体现在全要素生产率和产业生产率的迅速提高上。考虑到异质企业理论愈来愈成为现代经济学讨论的关键性问题以及在中国经济升级中的重要应用价值，本书以独特的视角来分析异质企业如何为中国经济升级服务，如何推动中国经济实现由大到强的转变。

（五）中国的异质企业还相对缺乏

《财富》世界500强企业排行榜是衡量全球大型企业的知名榜单，2014年中国上榜企业数量依然保持增长态势，总数达到100家，仅比美国上榜公司数量少28家，差距进一步缩小。然而，与其他国家上榜企业相比，中国大陆企业多数还不算世界级的企业，国际化程度较低，异质企业缺乏，并存在严重的结构失衡，上榜企业主要分布在钢铁、汽车、资源、化工、金融等领域，其中多数处于受管制的行业。中国大陆进入世界500强排行榜的95家企业平均利润为32.2亿美元，低于世界500强企业的平均利润（39.1亿美元），与美国上榜128家企业的平均利润额62.4亿美元相比差距更大。相比利润，生产率是更需要深远考虑的企业核心竞争力，中国企业的平均员工数量是美国的1.5倍，说明中国上榜企业人均盈利能力与美国上榜企业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同时，中国上榜企业中的国有企业居多，民营企业较少，体现出中国企业竞争能力不强、市场活力不足的特点。特别应该指出的是，上榜的科技型企业很少，充分显现出中国企业研发投入不足、创新能力较差的致命弱点。与中国企业在世界500强排行榜上屡创新高，跻身世界第二的辉煌。形成巨大反差的是，在世界创新企业百强榜单中竟无一家中国企业入选。世界创新企业百强一共有四个指标：一是专利数量；二是国际专利数量；三是创造发明专利的占比；四是创造发明专利在企业经营总额中的占比。在这张排行榜上，美国企业49个，日本企业17个，韩国企业12个。虽然中国企业在专利申请数量上位列全球第一，但其专利质量和影响力明显不足。因此，世界级企业缺乏不仅是世界500强中的中国企业大而不强的主要原因，也是中国经济难以实现升级的根源。

2014年9月2日，由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评选的“2014中国企业500强”在重庆发布，榜单前19名均为国企，17家银行企业的利润合计额所占的比重超过一半，中石化以29450亿元营业收入排名第一，中石油、国家电网分别以27593亿、20498亿元营收列第二、三位，中国银行、农业银行、工商银行和建设银行四大国有银行全部进入前十。其中，共有260家制造企业和17家银行企业（包括以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为主要业务来源和利润来源的中国邮政集团）进入中国企业500强，260家制造企业的营业收入合计为23.0万亿元、资产合计为20.9万亿元、净利润合计为4623亿元，分别占中国企业500强营业收入总额的40.6%、资产总额的11.8%、净利润总额的19.5%；17家银行的营业收入合计为5.52万亿元、资产合计为107.3万亿元、净利润合计为1.23万亿元，分别占中国企业500强营业收入总额的9.7%、资产总额的60.8%、净利润总额的51.0%；制造业企业的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8.8%，而银行的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18.6%。

与中国企业在世界500强排行榜上屡创新高、跻身世界第二的辉煌，形成巨大反差的是，2001～2013年，世界品牌价值咨询机构Interbrand发布的全球最有价值100个品牌排行榜中，均没有中国品牌入选；直到2014年才有中国企业华为入选，且仅此一家。2013年8月28日国家质检总局指出，中国出口商品中大约90%是贴牌产品，制造业品牌国际化进程缓慢，2008年至今，没有一家中国制造业品牌跻身世界品牌500强排行榜中前100位。中国产品质量水平结构性差异依然突出，国家监督抽查合格率有所下滑。2013年上半年，质检总局共抽查43种3487家企业生产的3639批次产品，批次抽样合格率为88.9%，比2012年同期下降了2.2个百分点。日用消费品类、建筑和装饰装修材料类、工业生产资料类、农业生产资料类等重点产品批次抽样合格率分别为89.4%、85%、86%、92.1%，同比分别下降了1.3个、2.8个、1.3个、2.0个百分点。玩具、童车、纸尿裤、卫生巾、电磁灶、自行车、汽车GPS导航产品等日用消费品批次抽查合格率为89.4%，同比下降1.3个百分点。杀虫剂、除草剂、脱粒机、铡草机、植物保护机械等5种537家企业生产的585批次产品批次抽样合格率为92.1%，同比下降2个百分点。小型微型企业的质量问题依然突出。2013年上半年，小型企业批次抽样合格率仍然是最低的，为86.5%，同比下降2.1个百分点。由于缺乏核心技术，原创性设计不够，我国产品档次偏低，结构性矛盾突出。我国企业在塑造品牌的进程中，更多依靠的是成本优势和国内广大市场，而非出自技术革新。中国制造业规模已跃居世界第一，但绝大部分产品属于为他人作嫁衣的贴牌产品。

由《巴伦周刊》评选出2014年度最受尊敬的100家公司，上榜的中国企业仅有中国移动、腾讯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移动位居第96，腾讯位居第97，中国建设银行位居第99。《福布斯杂志》列举了中国企业排名靠后的四点原因：一是中国企业还没有现代化的管理系统；二是中国企业采用创新的商业模式遇阻；三是中国企业还未发展出现代化的资本运作思维；四是中国企业缺乏透明的会计系统。

中国少数企业发展成异质企业给本书写作带来了启发。中国部分企业通过创造和提升企业异质性，不仅使企业成为异质企业或竞争力更强的异质企业，还有效地促进了中国经济升级。首先，部分企业通过实施品牌国际化战略，成为竞争力更强的异质企业，促进了中国经济升级。2006～2010年，在连续5年对北京纺织服装行业10家自主品牌出口企业进行调查研究过程中发现，主动实施自主品牌战略的企业出口增长较快，利润率增加明显。企业通过品牌经营创造和提升了企业的异质性，成为异质企业，形成了更大的竞争优势，推动了生产要素向异质企业集中，进而提升了整个行业的平均劳动生产率，直接促进了中国经济升级。其次，部分企业通过扩大规模，成为异质企业或竞争力更强的异质企业，促进了中国经济升级。国际金融危机期间，对一些企业进行了实地调研，发现部分企业在应对危机的过程中抓住机遇进行投资并购和企业联合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推动了生产要素向异质企业集中，进而提升了整个行业的平均劳动生产率。再次，部分企业通过实施产业链经营，成为异质企业或竞争力更强的异质企业，促进了中国经济升级。在北京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互动发展研究过程中发现，部分企业在积极提升企业产品及配套服务的整体提供能力，比如联想集团成功地由制造企业转向服务型制造企业，成为竞争力更强的异质企业。正是企业实施产业链经营战略推动了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融合发展，企业成为这种融合的主体，在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互动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推动了经济升级。因此，企业实施产业链经营是实现中国经济升级的有效途径，而不是简单的转向服务贸易。而且，产品及服务整体提供能力的提升也有效地提高了企业竞争力，同时还是创造和提升企业异质性的一种重要途径。此外，部分外商投资企业通过延长产业链，实现了加工贸易的转型升级。2009年，对通用医疗、索爱在中国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通用电气中国有限公司和北京索爱普天移动通信有限公司进行调研时发现，在国际金融危机期间它们开展了母公司全球产品的再制造和维修服务业务，扩大了经营范围，是典型的加工贸易转型升级案例，也是企业通过延长产业链，创造企业的异质性，进而转变发展方式的一种有效形式。企业为适应国内外环境变化而主动采取的创造和提升企业异质性的行为虽然数量不多，但代表性很强，使企业成为异质企业或竞争力更强的异质企业，将在实现中国经济升级的过程中发挥较大作用，值得进行深入研究，分析是否存在普遍性。

异质企业贸易理论的主要研究对象是比较优势的新来源——异质企业，分析了异质企业如何在对内销售与对外出口、对外出口与对外投资之间进行选择，阐述了异质企业的自我选择如何产生贸易利得。该问题也是目前我国企业升级的抉择难题。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中取得了快速发展，但是产品附加值低、自主品牌缺乏、资源消耗多和环境成本高等弊端成为众多国内外学者批评的焦点，中国经济升级的呼声越来越高。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更暴露了中国经济发展方式存在的弊端，中国经济升级的紧迫性空前高涨，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国际金融危机通过价格和收入双重效应导致中国出口的外部需求大幅萎缩，倒逼经济升级，长期以来对外贸易采取出口导向、大进大出、低成本和低价格竞争的策略难以为继。第二，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来，贸易保护主义倾向在世界范围内不断增强，作为全球第二大出口国，我国也成为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打击的最大目标，各贸易伙伴屡屡发起针对我国产品的贸易救济调查。2009年，中国遭遇的贸易摩擦为历年之最，案件数目超100起、案值约120亿美元，两者都比2008翻了一番。[4]而且，对中国发起贸易救济调查的不仅仅是发达国家，一些发展中国家为保护国内市场，也纷纷发起针对中国的贸易保护调查。贸易保护主义频频针对中国的部分原因在于中国粗放的经济发展方式。第三，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不断增大。近两年中国采取盯住美元的汇率政策，但是美国却通过大量发行美元和国债以及长期的低利率政策操纵美元汇率不断贬值（2000～2009年，美元兑欧元累计贬值35%、美元对日元累计贬值13%、美元对加元累计贬值31%）[5]，人民币也相应地跟着贬值，中国的部分贸易伙伴已经开始抱怨中国的汇率政策，要求人民币升值的意愿不断增强，这无疑给中国经济升级又增加了一个变数。我国企业如何升级以及我们的经济如何升级，是困扰当前理论界的重大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本书引入异质企业贸易理论的框架，从这一视角给出思路和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