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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塞尔谈欧洲危机和欧洲人性可能消失的演讲是他的哲学遗嘱。他是在中欧的两个首都作这些演讲的。这一巧合有着深刻的含义：事实上，正是在中欧，西方首次在它的现代历史中，看到了西方的灭亡，或者更确切地说，看到了它本身的一块被宰割，当时华沙、布达佩斯和布拉格都被吞并入俄罗斯帝国。这一不幸的事件是由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这一由哈布斯堡王朝引发的战争不仅导致了帝国本身的灭亡，而且从此动摇了早已受到削弱的欧洲。

人仅需与自己灵魂中的魔鬼搏斗的最后和平时代，也就是乔伊斯与普鲁斯特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在卡夫卡、哈谢克、穆齐尔、布洛赫等人的小说中，魔鬼来自外部世界，即人们称为历史的东西；这一历史已不再像冒险家的列车；它变得非个人，无法控制，无法预测，无法理解，而且没有人可以逃避它。正是在这一时刻（在一九一四年世界大战之后不久），一大批伟大的中欧小说家看见、触及并抓住了现代的那些终极悖论。

但不能把他们的小说看作是一种社会与政治预言，就好像是奥威尔提前出世了一样！奥威尔跟我们说的东西，完全可以在一篇随笔或者一篇论战文章中说出（甚至说得更好）。相反，这些小说家发现了“唯有小说才能发现的东西”：他们阐明，在“终极悖论”的前提下，所有的存在范畴如何突然改变了意义。什么是冒险，既然K的行动自由完全是虚幻的？什么是未来，既然《没有个性的人》中的知识分子根本没有料到，就在第二天，那场将他们的生活一扫而光的战争会爆发？什么是罪，既然布洛赫笔下的胡格瑙不光不后悔自己的杀人之举，而且还遗忘得一干二净？既然这个时代唯一一部伟大的喜剧小说即哈谢克的小说表现的是战争，那么究竟什么是喜剧性？私人世界与公众世界的区别到底是什么，既然K，即使在他做爱的床上，都无法甩掉两个从城堡派来的人？而在这种情况下，孤独又是什么？一种重负？一种焦虑？还是一种不幸，就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抑或相反，是最可贵的价值，正遭受无处不在的集体性的蹂躏？

小说史的各个时期都很长（它们跟时尚的变化毫无关系），并以该时期小说优先探索的存在的这个或那个方面为特征。因此，福楼拜在日常生活中的发现所包含的可能性要到七十年后才在詹姆斯·乔伊斯的巨作中发挥得淋漓尽致。而五十年前由一大批中欧小说家开创的时期（即终极悖论时期），在我看来，还远远没有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