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北京地区历史上气候的变化和植被的变迁

一、气候的变化造成了植被的变迁

北京地区气候的变化，首先是受到全球性气候变异的影响，欧洲人把12世纪至18世纪寒冷时代称为现代“小冰河期”。从我国的文献记载来看，古代的气候大致上是以宋代初年即公元1000年左右为一大分界，在此之前我国气候还是比较温暖的，虽然在公元前10世纪左右和东汉南北朝时期，出现过两次寒冷期，但时间都不太长，一些亚热带植被，如柑橘、梅、竹等可以在黄河流域普遍种植。可是，自公元11世纪后，我国气候基本上是以寒冷为主了。梅首先在华北地区消失，竹也不再作为经济作物大面积种植了，而且降雨量也减少了。

二、人为因素对生态环境的破坏

宋辽时期，华北地区气候寒冷，降雨量减少，亚热带的植物南移，从总体上来说是全球性气候变异的一部分，但此时正值北京地区由“北方重镇”转变为“帝王之都”之时，人口剧增，都城的营建，盲目地“放垦”，对北京地区的生态环境变化都构成了人为的影响。

（一）海河的水患

从东汉时期起，历代封建王朝不断地在华北平原上开凿运河。运河虽然保障了军事重镇和帝王之都的军国之需，但严重地破坏了华北平原上的河流水系，众多原来独自入海的河流被拦腰切断，截流北上统统归入海河入海，形成了海河水系。

海河水系形成后，华北平原上300多条主要河流诸水汇聚，拥挤在一起入海。洪水期宣泄不通，在大平原上泛滥成灾。辽宋以后太行山、燕山森林遭到滥伐，植被亦遭破坏，造成严重的水土流失，水患频繁。更为严重的是“山穷（森林消失）、水尽（植被水库不存）”，华北地区的河流均变成季节性的干河。雨季闹洪患，平时很难有舟楫，造成了严重的缺水。

宋辽雍熙之役后，北宋王朝对辽的战略由积极北伐，转为消极防御，在沿边实行塘泊政策，蓄水种稻兼植榆柳，其水势“深不可行舟，浅不能步涉”，从泥沽海口至保州（今大沽口至保定）之间形成一条由河网、沟渠、稻田组成的“水上长城”，蜿蜒900余里，最深处一丈，浅处三尺五，有效地阻挡了辽军大部队的南下。

北宋的塘泊政策，本是一种军事防御体系，可是对北京地区的生态环境却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北京地区为大陆性季风气候，冬季受西北蒙古高压气流影响，夏季受东南高压气流控制，塘泊政策使北京东南形成了广阔水域，使夏季的东南风带来了大量的新鲜潮湿空气，无疑减轻了燕京地区的燥热。北宋灭亡之后，塘泊政策当然也就不复存在了。这时华北平原上的降雨量又在逐年减少，900里泽园很快也就从地图上消失了。冬季寒冷、夏季燥热成为北京地区的气候特征。北宋的塘泊政策，对燕京地区的气候虽然产生过一些积极影响，但是又进一步破坏了华北平原北部的河流湖泊体系，形成了春季干旱、夏季洪患。

（二）西山兀帝京出

辽代的南京，城垣沿用唐代幽州旧址，只是在城内西南部建立了宫城，规模也不甚巨大。京畿山区的森林，基本上没有遭到“建都之灾”。

金代天德三年（1151年），海陵王完颜亮在辽代南京城址上扩建城垣，营造中都。由于急于迁都，主要工程限一年内竣工，因而征调了农夫80万，兵丁40万之多。在“工期紧，任务重”的情况下，只好就地取材，京畿山区的森林遭到了第一次“建都之灾”。

成吉思汗的铁骑攻破金中都后，把这座繁华的都城付之一炬。忽必烈营建大都时，不得不在中都城的东北郊另选新址。大都营建工程历时18年之久（1267~1285年），为了把大都西郊山区的木材、石料运往城区，郭守敬“凿金口，导卢沟水以漕西山木、石”。金口河通航了30余年，西山木、石源运入大都城中。京西的山林遭到了第二次“建都之灾”。

北京地区森林资源遭受的第三次建都之灾是明永乐年间开始的。从永乐四年（1406年）到永乐十八年（1420年）的14年中，西山林木砍伐殆尽，只在皇家敕建的寺庙周围留下一丝青绿，真可谓“西山兀，帝京出”。

三次“建都之灾”，几乎毁尽了京畿山林，使北京地区的生态环境遭到了严重破坏。

卢沟运筏图 元世祖至元三年（1266年），为了提供大都城营建所需物资，在郭守敬的提议下，元政府决定重开金代已经堵塞的金口河。该图反映了重开金口河后繁忙的运输情景。

（三）严重的后果

清初多尔衮当政，这位摄政王认为“京师建都日久，地污水咸”，不可夏居。在酷暑将至之时，跑到塞上之地避暑热饮甘泉去了。由此可以看出，清代顺治年间北京城已是污染严重、水质不佳、城市热岛现象十分严重。

乾隆晚年曾表示：早年跟着圣祖康熙到承德避暑，沿途所见均是森林草原，60年过去了，现在再赴承德避暑，沿途所见尽是耕地。土地有限，人口不断增加，这是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大片森林、草原的迅速消失，是破坏性“放垦”政策的恶果。

清末之时，北京已是甜水井少、苦水井多的缺水城市，又是“无风三尺土，有雨一街泥”的城市。由于坝上草原的沙化，燕山森林已不复存，北风夹着黄沙在冬春两季肆虐幽燕大地。

位于通州区南郊的延芳淀，据《辽史·地理志》记载：“延芳淀方数百里，春时鹅鹜所聚，夏秋多菱茨”，是辽代皇帝春狩之所，而且“国主、皇族、群臣各有分地”。到了明代，延芳淀的面积只有“方数百亩”了。进入清代后，这个“方数百里”的大湖已从地图上消失了。由此可见，辽代以后由于人口的激增、封建王朝盲目的“放垦”，以及对森林资源“竭泽而渔”的砍伐，北京地区生态环境恶化的速度是多么惊人。

铁铲

三、历史矛盾与经济特征

北京地区的地理位置和历史上的生态环境决定了在农业社会里，不可能成为经济发达的地区，更不可能超越江淮地区的农业发展水平。可是北京地区的地理位置又决定了它由军事重镇到帝王之都的历史进程，而在这一进程之中，又人为地恶化了北京地区历史上的生态环境。在这种情况下，无论作为军事重镇还是国都，在经济上完全“仰仗东南”，完全依靠大运河这条补给线进行“输血”。也可以说，北京地区的地理位置和历史上的生态环境，决定了北京地区历史上经济发展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