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介绍：研究目的 研究问题 研究方法

第一部分 我们是谁？我们研究什么？什么是“研之以情”？

本章的第一部分介绍有关工人新村妇女研究项目的研究目的、研究问题，以及研究方法与内容。在新中国大力推动社会主义建设的背景下，我国政府参考苏联、日本等国家的工人住宿安排，1950年初在上海选址兴建大量的工人新村（Workers’ New Villages），通过单位分房的方式为工人提供住宿，支持工人的社会再生产，以提升国家的劳动力和生产力（杨辰，2019年）。

经过七十年的历史变迁，昔日工人向往的住房类型（Housing typology）已变为当地居民眼中的“问题社区”，充斥着各种社会问题和家庭问题，备受政府和学者的关注。其中包括房屋与楼宇结构日渐破旧、居民之间因居住环境问题产生矛盾冲突，很多家庭中有独居老人、贫困户、大病户、大龄失业、失独等情况，需要居委会更多的支持和照顾。

通过实地调查（Fieldwork）的方式，本研究旨在记录和分析工人新村基层家庭中妇女们日常生活中面临的困境，以及她们不同的应对方式。她们积极主动地在家庭内部和家庭外部改变和沟通，这是一个个微观的个体行动，但我们又可以从中看到微观与宏观、个体与社会的密切关联。2020年初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放大了社会问题，但疫情也成为一个特殊的情境和契机，让我们通过写作工作坊细心观察她们的日常生活，去记录和探讨她们的情感世界。

一 研究目的

本书将目光聚焦于上海工人新村（Workers’ New Villages）里那些平凡的女性，关注她们在面对人生困境时的生命故事。自新中国成立后，为解决1950年代上海所面对的三百万人口住房问题，以及推动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政府决定在上海兴建大规模的工人新村，为国企工厂的工人们提供住所，同时亦在住房的空间设计中融入社会主义特色和集体生活精神，因此，工人新村被誉为社会主义遗产（Socialist legacy）（杨辰，2019年）。在工人新村里有住所和公共的活动空间，有居委会办公地点、小型的图书馆、派出所、医疗中心甚至图书馆等设施，为工人的生活提供各种福利与便利，其中还有特别为妇女同志设立的托儿服务，可以让妇女们安心地在工厂上班（Liang，2016年）。

在二十一世纪的上海，工人新村作为富有特色的住宅类型经历了七十年的时光洗礼，这七十年记载了社会主义中国对工人的关怀，也记录了现代化、城市化的背景下工人新村的变迁（参看罗岗，2007年）。居住在工人新村的居民经历了国家工业化的进程，并享受着集中住宅带来的生活便利，如周边交通配套公交车与地铁等，让居民可以方便地到达城市各处。然而，在城市化（Urbanization）的改造下，社会的巨大变迁也让新村居民经历了各种生活上的挑战（参看李芸，2006年）。何深静教授曾指出，我国于1990年初的经济改革让适应巨变的人口晋升成为了城市中的富裕者（The urban rich），然而无法适应的人群则有可能在经济起飞的过程中被落下，成为城市中的困难户（He，2007年）。

在本次研究中，研究团队为了解城市化对基层家庭（Grassroots family）中困境妇女的挑战与影响，从2017年开始通过不同类型的质性研究方法收集数据，分析妇女们生活中所面对的问题，并通过与政策制定专家（Policy shaper）进行商讨对策与方案，以期改善居民们的生活。本书的内容建立在研究团队在过去几年的研究基础上，并以新冠疫情为背景所收集的数据而成。其中口述历史和日记写作工作坊，记录着上海工人新村的妇女们如何应对疫情带来的生活上的新挑战与新压力。

这些挑战和压力是经济上、生活上的，也是身体上和心理上的。目前在有关疫情的研究中往往会忽略了基层妇女所承受的新挑战，因此本书的研究团队连同各国关注基层妇女的GenUrb研究组成员为选定的四个城市进行了日记写作研究，包括上海、德里、伊巴丹和科恰班巴。在上海，我们为上海工人新村的困境妇女们进行了为期28天的日记写作工作坊研究，让她们为自己的生活故事发声，让她们的日常生活和情感世界得以被看见。

二 研究问题

面对上海高速的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上海基层家庭中的困境妇女的日常生活发生了何种变化？我们观察到的三对母女亲密关系和情感沟通的变化与社会变迁有何关联？2020年以来的新冠疫情给她们的生活带来什么新变化而她们如何应对？工人新村的家庭—社区“关系”网络和居委会机制对基层妇女有何支持作用？对未来城市社区管理、妇女发展有何启发？本书将提供有效的质性研究方法，去探讨妇女们面对挑战时的选择和策略。

本书以“海上凡花”为命题，主要希望借机把这些女性习以为常的生活点滴记录下来。这些她们觉得平凡、琐碎甚至不值一谈的生活细节，反而可以让我们看到困境中妇女的勇敢、坚韧和乐观精神所绽放的光芒，普通质朴的花朵也有其美丽和芬芳。

其实我们都是平凡的人，都有着平凡的故事。愿本书能通过妇女们和研究团队的文字，让读者朋友对这个社会群体有一种“了解之同情”，让读者朋友和我们一起看见这些平凡的故事中的“不凡”：“凡”中之韧，“凡”中之力，“凡”中之爱，也借机回顾和反思我们自己的人生故事。

三 研究内容

作为质性研究学者，我们反复思考哪些实用的研究方法能够让我们有效地深入基层社会群体的生活，从中探索与了解她们的日常生活与情感世界。本书定义基层人口中的困境群体：包括贫困户、受家暴的妇女、大龄失业者、失独家庭等。在城市化研究与宏观社会学研究中，她们往往是不被看见的（Invisible）群体，我们希望以我们的研究呈现这部分群体面对的现实问题和她们的应对方式，引起学者与政策制定者的关注，从而为相关社会问题提出有效的改善政策。

本书的作者为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背景的学者，我们撰写此书的目的是改善教学中只关注资料搜集与理论分析，而缺乏关怀弱势群体的现状，同时也希望为社会学特别是质性研究的方法与理论实践作出贡献。本书首先为广大读者记录了工人新村妇女的日常生活并提供了研究团队的反思，希望借此为质性研究初学者提供参考，也可以为性别研究、城市研究、社区发展、社会学与文化研究领域的师生们提供教学实例。最后，我们也希望为人文社会领域的跨学科研究（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提供一个实证研究（Empirical study）的案例。

我们尤其希望分享我们对城市基层与弱势社会群体的质性研究经验。在本书中，除了传统的研究方法，譬如深度访谈（In-depth interview）与口述历史（Oral history），还采用了新颖的质性研究方法包括照片日记（Photo-diary）、日记写作（Diary-writing）等，我们会以生动的案例为读者介绍多样的研究方法如何获取质性数据（Qualitative data），通过叙事分析（Narrative analysis）的方法，本书对收集的质性数据进行了仔细的分析。早在1980年代，已有学者提出叙事分析是一种可用于考察妇女生活轨迹的质性访谈方法（Mishler，1986年；Riessman，1987年）。因为叙事（Narration）作为一种描叙和解说人类社会行为的方式，可以让我们了解不同个体在这世界上的体验与经历（Riessman，1987年）。叙述个人经验可以有很多方法，但是聆听者可能会听不到对那些叙述者来说哪些是重要的事情（Riessman，1993年）。在调研采访中，也很有可能因为缺乏共同的文化规范（Social norm），造成对同一个故事、同一种观点的理解不同，这是叙事分析的一种挑战。因此，女性研究学者Catherine Kohler Riessman（1987年）指出对于采访妇女以了解其生活的叙事分析来说，这种“理解障碍”尤为重要，它反而会成为研究的起点。因为社会的多样性中，研究人员和受访妇女之间有着文化分歧，而女性研究学者一直在努力消除这些分歧（参看：Riessman，1987年；1993年）。本书希望首先深入体察基层妇女们的日常生活，进而对她们的叙事进行理解和分析。

另外，本书亦会详细介绍不同的质性资料，例如照片、日记等所需要的资料整理和分析的技巧。质性资料搜集的过程是可以很有趣的，也可以很有个性的，这取决于研究人员的能力与兴趣，也取决于研究的问题与内容。本书建议在采纳传统质性研究的方法同时，也可以加入创新且多样的质性研究的方法来补充与丰富质性数据，这是三角互证（Triangulation method）的好方法。三角互证法是实证研究的常用技巧，其内涵是如果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数据来源指向相同的分析结论，那么研究结论就更为可信。

第二部分 我们如何研究？——日记的质性研究理论和本书的研究方法

本章的第二部分介绍本项研究所采用的质性研究方法（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概念（Concept）和理论（Theory），以及本书大纲和作者简介。

首先，研究人员采用口述历史和日记工作坊收集研究资料的质性研究方法，并为口述历史和日记写作相关的质性研究理论进行文献整理和综述。其次，本章将详述本研究所引用的概念和理论，从而为读者提供一个更完善的分析视角，以了解时代变迁下住房对基层家庭妇女生活的改变和影响。

本书的老师们为了保护受访妇女们的身份，将用别名来替代她们的真实姓名，本书的实地研究地点也会用别名来替代。

四 研究方法

我们可以用什么方法去探索基层社群和困境妇女的日常生活和情感世界？我们如何搜集重要的质性数据（Qualitative data），去理解和认识她们生活中面对的各种困境？我们可以运用怎样实用有效的质性研究方法去实现研究的目的？作为人文和社会科学背景的研究人员，我们介绍团队对上海工人新村基层家庭中困境妇女的研究实践，提供一些实用的技巧，探讨有效的质性研究方法。

传统的质性研究方法与创新的质性研究方法有什么区别？本书的质性研究方法包括了传统的方法，例如深度访谈（In-depth interview）和口述史等（Oral history）。同时，我们亦会介绍一些非传统的质性研究方法。质性研究的研究人员刚进入实地考察（Fieldwork）时，很多时候会面临无法获得研究对象信任与支持的情况，特别是一些没有接触过实地调查或深度访谈的研究对象，他们很可能会对此产生抗拒心理。为了有效增进研究人员与研究对象间的沟通和信任，以及为研究项目提供支持，本书的研究人员采用了很多创新的质性研究方法（Innovative research methods），包括“互动互助”（Interactive and Reciprocal）的方法和“心连心”（Heart-to-heart）以同理心来收取数据的方法。这些有趣的互助活动可以破除采访中的情感之冰，让研究对象能够主动参与，觉得“好玩”、“有趣”、“有用”，不会觉得自己在“被研究”或是“被调查”，这样建立了一条可以与研究对象交流互动的桥梁，也能产生丰富的质性数据。其次，本书建议研究人员充分尊重他们的研究对象，在研究之内和之外都有“关怀”，在研究过程中传递关怀、友爱与支持等正能量。最后，当研究对象体会到研究人员真诚的付出时，她们便会逐渐信任研究人员以及研究项目中的工作坊等活动。

由于疫情的原因，在2020年研究团队采用线上线下混合的方法进行了为期四周28天的日记写作工作坊（Diary-writing workshop），通过日记写作的方式来获取质性数据（详见第六章）。本书建议读者们在采用传统或创新的研究方法前先了解你们的研究对象：她们属于什么样的社会群体（Social group）？她们的日常生活习惯和喜好是什么样的？她们抗拒什么样的研究方法，乐意接受什么样的研究方法？例如如果我们要对癌症妇女进行深度访谈，那么访谈设定的时间不可能长达数小时，我们要根据研究对象的实际情况做出相应的改动和调整。又譬如在对贫困家庭进行研究时，如果研究人员计划安排家访（Home-visiting），这样的安排是否会对受访家庭带来心理压力？家访需要被访者对研究人员有了一定程度的信任时才会愿意“开门”，让研究人员进入她们的私人空间。同时，一旦家里的门开了，她们的家庭情况便进入了研究人员的观察视线，居住环境的空间规模还有其他生活上的困难都显现了出来。对于很多贫困家庭来说，简陋的家居意味着“家丑不可外扬”，这也是她们并不愿意让研究人员走访的原因，此时有什么方法可以让研究人员小心谨慎处理？本书会根据我们的研究经验提供建议，供质性研究初学者参考。

不同的社群有不同的特点。历年来，许多社会学家、人类学者会利用不同的质性研究方法去探究社会现象、文化与社会：比如香港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潘毅老师对女工的研究（Pun Ngai，1999年，2003年，2004年，2005年，2007年），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副校长C.Cindy Fan教授对农民工的研究（Cindy Fan，1999年，2003年），美国密歇根大学妇女学和历史学教授王政老师对于五四时期女性的口述历史访谈（王政，1999年），上海大学社会学家计迎春教授对单身女性的研究（计迎春，2015年）以及上海财经大学苏熠慧老师对家政工的研究（苏熠慧，2011年）。这些研究均富有关怀人民的精神，为社会上的女性发声，同时亦为她们的研究对象在学术领域，甚至社会上重新争取关注。

本书集中关注困境妇女，尤其以居住在上海工人新村的基层家庭中的妇女为案例（Case study）提供实证研究的方法建议。本书采用的质性研究的方法是“互动互助”的方式，希望能更深入地收集质性资料与质性数据，另一方面也可以让研究参与者受益于被研究的过程。深度访谈、观察法等方式是单向的，研究对象往往是被动的，因此受访对象很难投入研究项目中，更遑论对研究人员的信任。而我们设计的与研究对象的互动活动把研究方法融入活动中，让受访对象能够主动参与的同时，也能产生丰富的质性数据。归根结底，本书的目的是要以我们对丰富的质性研究方法的探讨，协助研究者在面对研究弱势群体、边缘人群的困难时寻找解决方法。

我们相信研究的意义除了是去了解被研究者的生活，也包括为研究对象提供一定程度的回馈，而研究对象愿意付出时间和感情来参加我们的研究，也代表了她们愿意帮助我们，这便是我们所说的“互助”。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者们，我们知道自己能够为基层家庭提供的实质帮助其实是远远不足的。从她们的角度来看，我们可能只是研究人员，不是心理学家，也不是社工，更不是提供社会福利的政府人员，研究对象参与到一个研究项目或一个访谈时也有着她们的考量。因此，倘若她们愿意被研究，也意味着她们愿意以自己的时间和经历帮助研究团队，这种想法让我们更感恩受访对象的信任和参与。因此，倘若能够提升研究方法，使其对研究对象而言是“好玩”、“有趣”、“有用”的话，研究的学术意义和社会意义也能同时得以提升。

本书响应国家政策，利用人文关怀、回馈社会的理念关注新时代的文化扶贫政策。在过去四年中，研究人员一直在统筹和举办相关的文化活动，如文化扶贫工作坊，一方面用以收集质性数据，一方面为研究对象，就是阿姨们，提供一个集娱乐与学习为一体的文化互动交流的空间。这些文化活动，在我们研究团队的老师看来是一些质性研究方法的工作坊，而对阿姨妈妈们来说，我们用“工作坊”这个名字太学术了！她们一开始并不能理解什么是工作坊（Workshop）。经过商议，我们把“工作坊”这个名字改为“文化活动日”，阿姨们便“秒懂”了，也很投入地参与其中。而这些“文化活动日”对当地合作的政府工作单位来说，正好是文化扶贫的活动。人文的理念其实就是以“人”为中心，要关怀困境群体并为其带来丰富的文化生活。我们希望更多的学者和学生可以关怀社会上有需要的群体，为他们进行研究的同时也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回馈他们，让质性研究不再是单向的，即研究人员从研究对象中收取研究材料，而是可以互动、互惠（Reciprocal）的过程。

五 理论

理论一：“日常生活”

从“平凡”的生活出发，本书除了介绍与描述研究项目中妇女们的生活之外，也会穿插社会学和文化研究的一些理论与概念，去理解与分析“平凡”生活是如何被更大的政治经济（Political economy）结构所建构与影响。在此，我们沿用“日常生活”（Everyday life）去试图探索妇女们“平凡”的日常生活。

根据法国理论家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所建议，日常生活中的平凡细节往往可以让我们发现不平凡的事情（Lefebvre，1987年）。列斐伏尔提出把日常生活理论化，并提议理解日常生活的两种重复性的法则：第一，周期性（Cyclical）的重复，那是根据自然定律的重复如春夏秋冬和日夜的更替；第二，线性（Linear）的重复，那是涉及过程（Process）与理性（Rational）的线性重复，这个进程可以在生老病死的人生历程中体会到。

在日常生活中，重复性（Repetition）的事情也可见于我们的身体定律，饥饿有时，满足有时，渴望有时，像季节轮转，也像星月与日夜的替换。在现代社会中，这些日常生活中的重复性也包括了工作和消费。比如说，洗衣液用完了，要买新的，这些重复性既有消费属性，也是我们现代人的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然而，在探索基层家庭的困境妇女们的日常生活中，那些毫不起眼的、平凡中的更替会否与其他社会背景下的你与我有所分别？在探究一个社会群体的日常生活之时，那“平凡”的、零碎的、不值一提的事件，为什么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国家乃至整个世界的时代背景？本书的作者们会对此作出详细的讨论。

1950年代至2020年代七十年间，我国经历了一场时代性的变迁，成为了世界经济中的强国，国民的生活得到了很大的提升。邓小平同志在1990年经济改革时提出小康社会的目标已经实现。然而在经济起飞的进程中，有一部分的人口没有办法跟上时代的步伐，他们被困在生活的压力中，虽然享受到了城市化的便利，却无法拥有富裕的物质生活（Material life）。

也许跟GenUrb研究团队老师们在印度和尼日利亚等地所研究的贫民窟相比，上海基层家庭表面上并没有贫困窟的人们那么困难。然而，在我们深入挖掘和了解后发现，上海的困境妇女们所面对的是更难以启齿的困难。由于中国社会具有“爱面子”与讲求体面的文化特点，很多困境妇女们抱着“家丑不可外扬”的心态，就算面对问题也不好意思申请援助。然而在很多第三世界地区，困难人口一般习惯表达她们的困难来申请政府与NGO的经济援助。而上海的基层家庭还要面对社会文化中“脸面”的压力。在我们的研究接触中发现，妇女们踏出家门后需要承担保全家人面子的精神压力，她们背后的这种挑战与困难在未深入她们的日常生活时是难以察觉的。

除了传统文化的特点，经济体制改革带来了人们日常生活的巨变。比如说，同在一栋房子居住的邻居在某些工作的机缘下成为富者，而自己却年复一年地停留在低工资的状态，无以改善，当中所产生的心理的落差与压力、失落与挣扎也实实在在地烙在困难户的日常中。在研究团队的探访过程中，我们听到妇女们后悔二十年前没有把工人分房的住房买下来，倘若那时候买下来，日子便不一样了。在这些叙述中，我们听到了失望与无奈，也听到了一些家庭因为争产而出现家庭关系的破裂，兄弟姐妹之间更从此决定“老死不相往来”。这些日常生活中发生的争执与家庭矛盾，反映出社会政策的改变是如何带来了生活里的甜酸苦辣。

2019年11月初，在上海杨浦滨江视察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里的老工业区见证了上海百年工业的发展历程。过去的“工业锈带”变成了今天的“生活秀带”，人民群众有了更多幸福感和获得感。习近平总书记进而指出，要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让城市成为老百姓宜业宜居的乐园。中国之所以能在短短的七十年特别是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历史进程中，积极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的需要，除了制度变革、科技发展等因素以外，坚持“人民城市为人民”的价值导向和理论起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因此，正因为社会上有着这么一群需要被看见、被了解的人民，在看见她们的同时，我们可以去研究、去思考如何改变那些“平凡”、“零碎”、“毫不重要”的日常生活，以期满足她们的美好生活愿望，探讨建设和推进“人民城市”的路径。

研究小技巧

质性研究方法中，所关注的问题与研究方向可以分为三大流派（Marshall and Rossman，2011年）：（1）关注社会和文化，譬如民族志（Ethnography）、行动研究（Action research），案例研究（Case studies）和扎根理论（Grounded theory）；（2）关注个人生活经验（Lived experience），比如以现象学方法（Phenomenological approaches）为例，当中包含女性主义研究（Feminist inquiry）、生活史（Oral histories）以及文本主义（Textimonio）；（3）关注语言与交际类，例如以口头方式的文本表达，如社会语言学方法（Sociolinguistic approaches），包括叙事分析（Narrative analysis），话语分析（Discourse analysis）和对话分析（Conversation analysis）等。这三个流派中，均会有探究研究对象的日常生活的可能，特别是关注社会和文化以及关注个人生活经验这两大流派，都涉及研究日常生活（Everyday life）有关的各种社会问题、社会现象与社会关系。由小见大，见微知著，也就是指研究对象一般不以为意的日常生活也能成为我们的研究重点，让我们从平凡中发掘、挖掘有用的、有趣的、有意思的质性数据（参看：Marshall and Rossman，2011年，17—31页）。

作为质性研究人员，我们视“日常生活”为一个重要的概念，那么我们该如何概念化（Conceptualize）大家每日的生活呢？这个“日常”与“生活”指的又是什么呢？有研究团队老师常听到研究参与者会说：“我的生活没什么特别，没有什么好说的。”对她们来说，她们的生活太平凡而没有什么特别的经历可以与我们分享。而其实她们生活中的任何细节都可能会成为我们重要的质性数据。

在介绍我们用概念去理解“日常生活”前，先简单说明一下，质性研究选取研究主题（Research topic）和研究问题（Research question）是整项研究的关键，我们可以假定研究主题是“贫困妇女的日常生活与城市化的关联——以菜市场的减少为例”，那么我们会提问有关城市发展使菜市场减少的情况如何影响贫困妇女们的日常生活，譬如买菜的钱会不会增加了，去买菜的路会不会长了，这些在城市化的影响下，改变着人们每一天生活的细节，看似平常，却又和城市发展与国家政策走向密切相关。因此，本研究的妇女们口中所说的“我们的生活很平凡，没有什么好说的”，事实恰恰相反，对她们平凡的日常生活的深入研究可以回答我们的研究问题。

理论二：“情感世界”

本书运用的另一个理论是情感理论（Affect theory），我们把研究对象的心灵、思考、想法概括为“情感世界”，并对其进行“情感”分析。那么“情感”是什么呢？本书的研究团队把“情感”看为有别于“情绪”（Emotion）与感受（Feeling），并采用情感为研究分析的重心。我们定义的情感（Affect）源自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Baruch Spinoza）（1677年）的著作《伦理学》（Ethics）。书中斯宾诺莎提到Affection（拉丁语Affectio）是身体的（Body），而Affect（拉丁语Affectus）是心灵上的（of the soul/mind），把情感看作身体与心灵上的“相互影响”。

·Affectio——情状，指的是情感的波动。

·Affectus——情动，感知的事物、知觉的对象。

根据斯宾诺莎的定义，“情感”有别于情绪与感受的原因是因为情感的不可看见性，我们往往只能感知而难以言全。有趣的是，情感是心灵与社会力量关系的互动，会受社会环境的影响，却不受理性所控制，是一种“能动”的反应，比如乐（Joy）、爱（Love）、恨（Hate）等，及时的心灵对外界做出的反应也是情感状态的呈现。理论家Michael Hardt和Antonio Negri便把情感定义为“与情绪这种单纯的心理现象不同，情感指的是身心。情感如喜悦和悲伤能够揭示了整个有机体（Organism）的生命现状，表达了身体的某种状态，以及某种思维方式”（Hardt and Negri 2004年，108页）。

因此，我们旨在探讨妇女们的“情感世界”，从她们的所思所想，以及她们的身体对外界的变动所带来的思想上的变化，去了解情感世界必须用到不同的方法，然而不论是访问或是邀请受访对象拍照片，研究人员和研究参与者的接触（Encounter）都会产生情感互动，这亦是本书所提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譬如说，在访谈的过程中，受访者回答任何问题都会经过思考的过程，她们也会观察研究人员的举动和语气，这种思考与观察，影响了她们回应研究人员的问题。从更大的层面来说，研究人员接触受访对象进行任何研究，也就是对研究参与者的情感世界进行一次介入（Interruption）。能够在介入中建立信任与正面的社会关系是一种挑战，如果受访者信任研究人员，他们便会更容易敞开心扉，把他们的感受（Feeling）与想法（Thought）分享给研究人员。

有关本书的理论，有兴趣的读者请详看第六章。

六 读者

本书面向对社会群体研究有兴趣的不同受众，包括关注基层妇女们生命故事与日常生活的大众读者，也适合从事性别研究、城市研究、基层研究的初学者特别是大学生们。我们希望借此书建立一个平台推广“互动互助”的质性研究方法，以及需要研究人员动用自己情感的“研之以情”的研究方法，并让更多研究人员能够产生对关注与研究边缘社群的兴趣，并能借鉴学习书中的研究建议顺利开展自己的研究项目。对草根妇女故事感兴趣的读者可以阅读本书第一部分生活纪实，对我们的研究有兴趣的读者可以继续阅读第二部分学术研究。

七 本书大纲

本书分为七章，共上下两部分。上篇是书的第一章“介绍”、第二章口述简史和第三章日记。

】第一章的第一部分介绍有关工人新村妇女研究的研究目的、研究问题，以及研究内容。如上文介绍，工人新村这种诞生于社会主义新中国的住房类型，经过七十年的历史变更已变为充斥着各种社会和家庭问题的“问题社区”。通过田野调查的方式，本研究旨在记录和分析工人新村女性居民的日常生活及困境、她们应对困难与解决问题的方法。第一章的第二部分介绍本项研究所采用的质性研究方法、概念和理论，以及本书大纲和作者简介。研究人员利用口述历史和日记写作工作坊收集研究资料的质性研究方法，并为口述历史和日记定性研究理论作详尽的文献整理和综述。本章将详述这项研究所引用的概念和理论，从而为读者提供一个更完善的分析框架和方法。

本书第二章是工人新村妇女口述简史。2017年至2020年期间，研究团队为六位基层妇女（三对母女）进行了深入的口述历史访谈，在社区工作者的眼中，她们是需要被关爱的人群。当中包括饱受家暴虐待的妇女、失独的外婆、残障人士的妈妈，以及贫困家庭中的外来媳妇。几位基层妇女的生活经验（Lived experiences）写满了不一样的辛酸，然而面对生活中的惊涛骇浪，她们坚毅而强大地生活着。通过口述的方式，我们记下了她们的生命历史。从新中国的崛起，到上海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作为社会主义建设下工人新村的居民，她们所分享的日常生活点滴正是大时代发展下的一面镜子。

在第三章，我们将分享基层家庭中困境妇女们在疫情期间的日记，这是她们在2020年暑假期间参加由GenUrb上海研究团队为上海工人新村的妇女们举办的日记工作坊时完成的。

本书的下篇为学术研究。第四章通过工人新村三对母女六个人的生命历程，探讨在社会主义国际大都会里基层社区中母女关系和社会变迁的关系。对比中产阶级家庭关系，我们希望通过几对母女之间的扶持、矛盾和沟通的变化，去考察高速发展的城市化、商品化和消费主义价值观对基层家庭的影响，研究剧烈的社会变迁所带来的阶层化和性别化的后果。我们的研究发现经济改革带来的极大的城市变迁以及阶层分化，给基层家庭里的母女关系造成了巨大的冲击，然而，基层社群母女之间的沟通和扶持，让她们在抵御社会压力过程中产生巨大的能动性，这是她们对抗异化关系的重要力量。

】第五章探讨新冠疫情对上海工人新村基层妇女日常生活带来的变化和对她们从事的照料工作的影响，也考察工人新村里的家庭—社区关系网络。本研究发现疫情加剧了基层家庭内部的性别不平等，也加重了基层妇女再生产劳动负担。面对新冠疫情的影响，工人新村妇女积极应对，以细致的照料工作（Care work）和情感付出应对疫情时期陡增的照料需求。研究还发现虽然有限的居住条件加剧了基层妇女在社会转型中的困境，但工人新村共享公共空间的特点和居委会倡导的集体生活培育了独特的生活方式和邻里关系，有助于对抗疫情。工人新村社区里保留的再生产共享空间包括社区活动中心、食堂、慈善超市、图书馆等，以及居委会与贫困妇女一直以来互助互惠的关系网极大地支持了贫困妇女的日常生活和抗疫。

】第六章将和读者们分享研究人员与受访者互动的田野经历。本章运用情感理论（Affect theory）反思研究人员参与式田野观察，与受访者“互动互助”的田野经历，以期探讨城市化发展与性别议题。首先，本章将介绍研究缘起，由于疫情团队采用线上日记写作工作坊（Diary-writing workshop）的方式收取质性数据，如何通过线上的方式建立彼此之间的沟通与信任成为第一个难题。其次，本章将探讨如何软化研究员的社会角色，如何进入妇女们的生活成为她们生活的一小部分，通过建立感情（Feeling）与信任（Trust），让这个田野项目得以持续进行。我们反思如何创建一个有效的“互动互助”的质性研究：（1）作为研究者在互动中如何共情？（2）田野互动中“共情”的同时有“越界”的可能吗？（3）最后，我们将探讨基层家庭的困境妇女的“人设”是如何被建构出来的？我们需要追问“基层妇女”的概念究竟是什么？

本书最后一章第七章为结语，反思与总结本书的研究方法与分析，并记录研究团队的希望和期盼。

八 作者简介

本书的第一作者是叶子婷（Penn Tsz Ting Ip）博士，也是研究团队的统筹。博士毕业于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文化分析研究院，叶子婷老师现任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文化产业与管理系助理教授，加拿大SSHRC“城市化，性别与南半球——改造知识网络（GenUrb）”研究项目成员，以及上海研究团队联合领导。叶子婷博士的研究方向包括城市研究、性别研究、移民研究、后殖民主义理论、全球化理论、情感理论等。叶博士致力关注性别议题，包括贫困妇女、城市外来女务工人员、剩女与成功女性的文化与媒体再现等，并参与及统筹关怀癌症妇女与困难妇女的社区工作。叶子婷博士是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文化分析研究院访问学者，相关研究发表于《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European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Global Media and China》等学术期刊。

本书的第二作者为章羽博士，也是研究团队的写作工作坊督导。她毕业于复旦大学社科学院，后在复旦大学社会与公共政策学院完成博士后，现任上海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并担任性别与文化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上海市妇女学学会理事。章羽博士是密歇根大学性别与妇女研究中心访问学者，她关注的性别议题为城市化发展中的社区妇女。曾经主持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专项课题一项。

本书的第三作者刘希博士，也是本书的编委。她毕业于香港大学比较文学系，现任西交利物浦大学中国研究系助理教授、博士生导师。她的研究方向包括性别研究、文学研究、女性主义理论等，相关研究发表于《文学评论》《文艺理论研究》《妇女研究论丛》等学术期刊，并著有《“话语”内外：百年中国文学中的性别再现和主体塑造》。

九 团队研究人员的小心声

叶子婷老师的小心声：

记得2018年来上海的时候，我需要跑田野调查。那时候受访的妇女说省一点的话一百块钱，可以买够吃两个星期的菜。访问完了我坐车去到繁华商业区，看到店里面随便卖一条裤子也要几千块人民币，那时候在想，那几千块的一条裤子也许已经是一个基层家庭一整个月的收入。身边也有上海的朋友，她们可能买一个手袋的钱就足够我们办一次学术活动的工作坊。在那之后，我在上海走访困难家庭时，便带着这样一种对比的思维。我就开始想，我可以把有限的资源放在办一次文化活动日上，我也情愿用自己有限的能量去多办具有社会意义的事，也可以在上海多听听身边不同社会位置上的人们的声音。就这样，我开始把自己部分的工资安排在筹办文化活动日上，那就是我们老师们所说的有关质性研究的“互动互助”的工作坊。

2018年的时候办第一届文化活动日，当天有老师们、学生们、志愿者们陪伴着基层家庭的困境妇女们，还有居委会、街道办等的老师来一起参加我们第一届的文化活动日。我们也特别邀请了专门推广性别与女性议题的Joy老师来帮忙筹办该次活动，让她协助推广我们关怀基层家庭中的困境妇女的理念。那是非常让人感动的一天，妇女们分享她们自己的故事的时候，老师们和志愿者们听到了也都很有感触直至落泪，因为妇女们背后的故事让我们了解到她们承受的压力，非常的不容易。举办文化活动日让我感受特别深，让我觉得要是能够把资源放在有意义的、能够回馈社会的活动上，而同时可以感染更多的朋友、更多的学生志愿者们、更多的老师们，那不管有多辛苦，都是非常值得去做的事情。

2019年我们办了第二届文化活动日，那时我们邀请了Vox Photo Project公益团队的主席Dolce Wang老师和晓琦老师来教妇女们拍摄照片。当天非常的成功，我们老师们跟阿姨们一起学习拍照的一些技巧，也有学生志愿者们来帮助阿姨妈妈们一起学习。之后我们拿着阿姨们拍摄的照片，举办了一次文化艺术展览，让阿姨们看到她们自己的作品展出。该次文化艺术展览由专业的团队老师帮忙展放在艺术展览场地，通过展览，还让阿姨们当上“小区的艺术家”。两次文化活动日，我们很幸运地得到了羽瓦台美术馆馆长、书法家陆天艳女士提供她的场地，让我们办活动，也得到街道工作的庄霞（Yaya）老师的大力支持，以及她的团队小宋老师的支持，还有居委会的陈老师、小黄老师、小应老师、段老师、玲玲老师、沈老师、毛老师、于老师、许老师、小高主任，真的非常感恩在路途上遇到你们！

因为疫情，2020年的时候，我被困在美国没办法飞来上海。为了可以举办第三届的文化活动日，我特别邀请了很有爱心的章老师来帮忙筹办以线上为主的日记写作工作坊，让我也可以同时在线上参加活动。然而我们知道有些妇女是没有手机的，便拜托了章老师和她的学生徐洁同学特别跑去这些妇女的家安排线下的日记写作工作坊。在这个工作坊里面，我们邀请了几位妇女跟我们一起分享她们在疫情期间还有后疫情时候的一些心路历程，记录了她们的感受还有想法，也就是本书出版的背景。希望我们可以透过本书，让妇女们的心声和她们的情况得到社会上更多人的关注，也可以有更多的力量来帮助解决她们的困境。在此，特别感激章羽老师和徐洁同学的参与和付出！

感谢Yaya老师、小宋老师、章羽老师、马老师、朱老师、Joy老师、Dolce Wang老师和晓琦老师，以及艺术家李消非老师和郭庆玲老师，因为得到你们的支持，我们的工作坊才得以成功举办。也谢谢GenUrb研究团队的黄宗仪教授和王婧老师和我一起进行有关工人新村的研究，并且大力支持我们的工作坊。我们的出版计划很幸运地得到了GenUrb项目的领导Linda Peake教授和项目经理Leeann老师的支持，谢谢你们。在我和章羽老师寻找出版社屡次碰壁时，感谢刘希老师积极联络让我们找到对基层社群研究有兴趣的出版社，并感谢上海文艺出版社和责编于晨老师对我们的支持！

也谢谢每一位协助过我们办工作坊的学生和志愿者，特别感谢李照、乔伊林、Joyce、徐洁、周海燕、姚源、周天慧、陈菱怡、刘雨璇、孙通、周小宝、徐艺兵、卞佳怡、李星、安鱼、陈琳、魏伟和盛莹。感谢项目的研究助理周海燕、支娴、付丛笑几位同学，特别感激徐洁、张丝雅、王赵燕和王雨眺几位同学的辛劳付出，用心尽力地完成调研的工作任务。每次活动还有媒体朋友袁老师和沈老师，以及花主任和Alice来支持，谢谢你们！也感谢帮忙校对的上海交通大学PRP项目“社区关爱小组”的史嘉颖、赵家宁、肖雯、王雨眺、王赵燕几位同学。

感激几位在GenUrb团队成立前给予建议的导师们。感谢郭老师和小燕老师对整个研究方向的建议与引导，也让我得以成长，希望可以继续向你们学习。最后，特别感谢蔡老师的建议与扶持，尤其是对文化活动日安排的建议，让我们有了改善工作坊为“互助互动”文化活动日的构想。

章羽老师的小心声：

由于疫情，2020年开学后的那个学期第一次尝试网课，上课的主题是疫情与看见。学生们和我第一次重新去“看见”那些一直在我们眼前却被我们忽视的人：环卫工人、菜场商贩、快递人员、小区门口的六七十岁甚至八十岁的志愿者，以及居委会主任。疫情初期社会停摆之时，每天我们急需采购满足一日需求的基本物资，为避免或减少接触更需要快递人员的忙碌奔波；当我们居家隔离时每天产生的垃圾并没有减少，马路上需要环卫工人日复一日打扫；当我们或居家隔离或坚守各自岗位时，退休的居民一天一天地站岗守着小区的大门。

他/她们一直都在，疫情给了我们一个重新看见他/她们的机会和视角。

直到六月中小学开始陆续复课后，一切渐渐步入正轨。因疫情无法回国的叶老师邀请我加入她的GenUrb上海团队工人新村妇女写作工作坊，也就是本书的有关质性研究的“互动互助”的工作坊。在此之前叶老师和她们已经认识三年，而我对她们的认识更多只是停留在她们的口述访谈记录中。多年教学经验和仅有一学期的线上教学经验，对于即将开始的工人新村妇女写作工作坊其实没有什么实质性帮助。

开课第一天，先破冰。那一刻我突然不知道该聊什么。对于来参加工作坊的阿姨们来说，她们都是在时间贫困的情况下努力辗转腾挪出两个小时，这是她们生命中的两个小时。现在回想，很感谢叶老师邀请，让我得以有机会通过倾听她们的故事，走入她们的人生，重新看见她们，为她们的喜而乐，为她们的悲而伤。作为老师我经常教学生学会感受，自己却差点丢失共情的能力，直到遇见她们。

现在回看这是一个关于女性书写女性的故事。她们用日记表达着自己的情绪、情欲和情感，我们用笔记下她们的表达、生活和经历。这是一本研究团队和基层妇女们一起合作完成的书，她们以她们的人生经历告诉我们应如何书写上海工人新村妇女日常生活，以及如何回归书写之外的日常生活和人的真情实感。

刘希老师的小心声：

感谢我的两位合作者叶老师和章老师，我在2020年夏天受她们之邀加入这个研究项目，跟大家共同分析GenUrb上海团队搜集到的关于工人新村妇女的质性研究数据，整理妇女们的生命史。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们不断交流和分享研究心得，借助社会学研究和文化研究中的“情感研究”、“社会再生产”、“关系网”、“批判性话语分析”等理论和概念，一起探讨这些妇女们的生命轨迹和日常生活如何与时代发展息息相关，又如何展现出个体在社会变迁中积极而能动的力量。

然而，这个研究让我们得到的不仅仅是抽象的研究发现和结论，我们也不会仅仅把这些妇女看作我们科研项目的“客体”或者大时代的小“注脚”，她们是活生生的人，是凡中有“韧”、凡中有“力”、凡中有“爱”的鲜活、坚强和自由的女性。我还清晰地记着第一次读完几位困境妇女口述历史时的震撼和感动。这感动来自她们在困境中的坚守和勇敢，来自她们对国家的信赖和对社区的回馈，更来自她们在回顾人生时传达出的乐观和希望。相比于中产家庭，这些来自基层家庭的“正能量”更沉甸甸，她们跟社区、邻里之间的联结和互助也更加珍贵。我们因此用一种历史的视角，去考察社会主义制度和集体主义精神在工人社区中的沿袭，也将“人民关怀”融入我们的分析，努力成就一种有温度的学术研究。

与这些妇女们之间的“共情”和“互助”就是我们对所谓研究者和研究对象之间的“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的认识，我们在考察、访谈和日记工作坊中尊重工人新村妇女的发言，深入了解其所处的社会文化语境，进行平等的沟通。对比她们在逆境中的闪光点，我们更要自我反思，在急剧的社会变迁中，来自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者们怎样以我们的学术成果回馈社会，既揭示问题又给人以力量？

徐洁同学的小心声：

生活从来都变幻莫测，明天会遇到什么也难以捉摸。

有些时候正是因为这些“变幻莫测”，爱和痛苦的交织，才让我感受到生命的力量，让我觉得要努力，要自由地去做自己想做的任何事情。一开始，在朋友的介绍下作为志愿者参加了叶老师牵头的这个项目，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感到自己的生活更加充满奔头，因为我不再是一个人，而是有很多的同盟，这同盟不仅仅是叶老师、章老师，还有这些妇女们，她们作为光和热，努力地让生活变得更美好。和她们相处，我可以感受到她们的力量，因为这些力量我也会更努力地想去做更多的事情。

最先接触到的阿姨是一位外来媳妇，让我最印象深刻的是她从不在择偶上对自己的女儿有任何的要求，即便是不结婚也没关系。对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出生的人们来说，婚姻的重要性是难以表述的。于我而言，在过年的时候，七大姑八大姨们总是津津乐道我们这代人的婚事，他们会觉得没有家庭的生活是不完整的。在这位阿姨这边我感受到了力量：独立自强，自己的情绪、自己的快乐永远应该是第一位，没有爱、出于将就或者是其他目的组建的家庭会是未来生活的地雷。不仅仅是这位阿姨，还有一位阿姨，她在摄影展中叙述自己为什么要拍还剩下一点点红的菊花：即便是在自己生命的最后一个阶段，也要把自己最后的一点红释放，让别人感受到自己的力量。她这种贯穿生活的坚韧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都是我勇于面对自己生活挣扎的力量来源之一。在项目中，类似这样的案例不胜枚举。

在实地采访中，也会有很多情感需要消化，每次采访完都很累，尤其是情感上的，但这其实也是乐趣之一。章老师即便跑开叉自己的裙子也要听到更多的故事，因为跑可以压缩自己的路途时间；叶老师也总是会嚷嚷着在大量的工作之后要吃甜甜的冰淇凌，因为这样可以帮助消化这些沉重的故事。和她们的相处中我能感受到爱与痛的交织，感受到老师们对记录她们生活，转达这些边缘化妇女的声音的热忱，如果不是热爱，很少有人能这么做吧。

有时有些人暮气沉沉，抱怨着工作也哀叹着生活，但是在团队老师和这些妇女的身上，我感受到另外一种朝气，这种朝气让我觉得生活有更多的奔头。

十 本书常用词（关键词）

本小节介绍本书的常用词，当中涉及了本书所引用的不同术语、研究概念和理论，也包括了我们用这些常用词的定义。

1.研究团队（Research team）：本书的研究团队为GenUrb研究项目资助的上海研究团队，研究团队老师成员包括黄宗仪教授、王婧副教授、叶子婷博士，以及章羽博士，团队学生成员包括徐洁、张丝雅、周海燕、周天慧、姚源、Tamires Lietti、陈菱怡、支娴、付丛笑、王赵燕和王雨眺。

2.研究参与者（Research participant）：本书把我们的研究对象（Research subject）统一定义为研究参与者。这是因为妇女们参加我们的研究，她们不仅仅是受访者或是研究对象，很多时候我们邀请妇女们为我们的项目提供建议，以及和我们一起设计“互动互助”的文化活动日。这些过程都让妇女们的“被研究”角色变得更多元和丰富，也让研究团队的老师们和学生们可以有机会向妇女们学习她们的生活智慧。

3.研究项目（Research project）：本次日记写作工作坊文化活动由加拿大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研究理事会（SSHRC）资助之联合研究项目课题组《城市化、性别与南半球——改造知识网络研究项目》（GenUrb）全额赞助。

4.妇女（Women）：我们在书中引用“妇女”一词，而非“女性”，是鉴于王政老师与Tani Barlow老师对中国女性的研究。她们提出运用“女性”与“妇女”时需要注意这些词在我国的历史。Barlow（1994年）在论文理论化妇女（Theorizing Women）中提出中国传统家庭的观念中的“女”（Daughter）和“妇”（Wife）把女性绑定在家庭中的角色上。而在“五四”运动时期受到西方维多利亚时期性别二元论的影响，知识分子使用“女性”一词以淡化女性的传统家庭角色。王政同意性别二元论的确在“五四”时期被介绍到中国，但认为不是一个主导性的话语，而“独立人格”（Independent personhood）这个重要的“五四”新文化话语是构建新女性主体性的重要力量。（Wang,1999年）。本次研究对“女性”与“妇女”二词进行了严谨的反思，并决定使用“妇女”来指涉研究项目中的阿姨们。这是基于她们在家庭中担任了重要的家务劳动的角色，同时在工人新村的调研观察中，我们发现社区工作人员均沿用“妇女”来统称阿姨们，这是一个日常的用语，当中带有社会主义特色重视女性的家务劳动的贡献，也有别于未婚女性的称谓，因为“妇女”一词有已婚妇人的符号指涉。最重要的是，对团队研究人员而言，“妇女”和“阿姨妈妈”亦同时是对研究中的女性的尊称。

5.上海工人新村（Shanghai Workers’ New Village）：本书研究的工人新村指的是兴建于1950年至1990年间，国家为工人打造的新村。工人新村位于上海的各个区域，在1950年开始为国有工厂的工人提供了住房的福利，是我国极具社会主义特色的建筑。

6.深度访谈（In-depth interview）：本书运用深度访谈去进行质性研究，此方法是传统的质性研究方法，通过一对一的面谈方法，访谈内容深入，访谈时间一般为一小时以上。我们团队也进行过超过五小时的深度访谈，透过访谈我们对研究参与者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7.口述历史（Oral history）：我们在此书中引述了口述历史方法。口述历史是质性研究的传统资料收取方法之一，透过受访者口述分享他们的生活历史，研究人员可以有效地了解个体在社会变迁中面对与经历的不同变化，也可以反映人生历程与人生体验。本书便运用了口述历史方法来记录妇女们的人生历程。

8.照片日记（Photo-diary）：属于创新的质性研究方法，深受研究人员的欢迎。照片日记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研究人员自己拍摄实地调查的情况，以照片作为每日的记录。另一种是研究人员邀请研究参与者拍摄照片，可以是拍下他们生活上的事情，也可以设定主题（Theme）让研究参与者根据主题进行每日的拍摄。有关利用照片收集为质性研究的用途，也可以是邀请受访对象根据研究问题来提供照片。照片本身可以不是受访对象拍摄的，例如要求受访对象提供一张照片或一段影像来代表他们的性格，那受访对象也许会提供电视剧照来回应研究人员的要求。这种方法是照片分析访谈法（Photo elicitation interview），有别于照片日记法。

9.日记写作（Diary-writing）：质性研究方法也用到日记写作的方法，和照片日记类似的，可以由研究人员自己写作实地调查时的日记，也可以由研究对象撰写日记。一般研究人员邀请研究对象写日记时，会指导写作的内容和方法，也会设定写作的时间，比如每天写，然后花七日时间完成，还是一个月完成等。本研究的日记写作工作坊便以“疫情”为主题，邀请妇女们进行为期四周28天的日记写作，记下她们的日常生活和情感世界。

10.情感世界（Affective world）：沿用“情感理论”（Affect theory），本书把妇女们的所思所想界定为“情感世界”，旨在探索与记录她们的想法和体验如何与更大的社会世界（Social world）相互影响。

11.日常生活（Everyday life）：本书把日常生活概念化，视妇女们的日常生活中的点滴为珍贵的研究素材，因为日常生活受政策、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影响而有所改变，因此了解生活中零碎的事物，可以让研究人员见微知著。

12.“心连心”：本书建议质性研究人员采用“心连心”的共情或同理心，与研究对象建立社会关系，从而收取质性数据。“心连心”的建议是需要研究人员调动他们的情感，当中涉及设计质性研究时，采用“互动互助”的活动来进入受访对象的情感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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