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能影响生育决策吗

几年前，新加坡政府曾经尝试将这个问题付诸实践。当时的背景是在这个华裔占其总人口数75%的富庶小岛国，已婚夫妻渐渐抛弃生育观念，转而选择“五C”——现金（cash）、汽车（car）、信用卡（credit card）、公寓（condominium）和乡村俱乐部（country club）。于是政府就此情况致信一组抽样的典型丁克夫妻，信中指出为了维持经济的繁荣增长，国家必须拥有充足的年轻人。信中还附带一项特殊的福利——巴厘岛免费度假，政府认为此举有助于丁克夫妻转变思想与情绪。他们都渴望在美丽的海滩上度过一段美好时光，于是争先恐后地争取这个机会，但新生儿数量并没有明显增加，政府官员对该措施的结果并不满意，试验计划在9个月后便终止了。

中国也曾采用严格的独生子女政策来改变人口趋势。20世纪70年代末，富有远见的邓小平领导的中国改革者们认为当时人口的增长速度过快可能引发严重的生存资源问题。他们仔细研究中国的历史：1500—1700年，中国的人口增长速度与西欧大致相同，但在18世纪加速增长，这是一段漫长的和平繁荣时期，农业产出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在此期间，水稻和小麦的产量增加了两三倍，从美洲移植引进的新作物，如玉米和甘薯，也推动了增产增收。这不仅提高了中国部分地区的生活水平，而且提升速度赶超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发源地英国。1800—1950年，长江下游流域的人口增长实际上有所放缓，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过度耕作、政治动荡、内战以及他国干预和入侵。

但是，尽管有20世纪50年代的“大跃进”导致的严重饥荒和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文化大革命”的混乱，但中国在1950—1979年的30年间，人口依然增加了4.3亿。中国几乎成为那一时期首个人口超过10亿的国家。邓小平领导的改革者们因此于1979年出台独生子女政策。

但事实证明，政策制定者并没有意识到中国的生育率自20世纪60年代起就在急剧下降，下降的主要原因与世界其他地区相同：城市化、女性更多地参与教育和劳动，以及父母逐渐倾向于为孩子提供更好的生活条件而非追求子女的数量。政策制定者对这个问题没有采取横向思维。看看下面的数据：早在1965年，中国城市女性平均生育6个孩子，到1979年独生子女政策生效时，中国的城市生育率已经一路下滑，平均每位女性生育1.3个孩子，远低于每位女性生育2个孩子的更替水平。与此同时，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中国农村女性平均生育7个孩子，而1979年这一数字降至3个。在独生子女政策实施期间，城市女性平均生育子女数量从1.3下降到1.0，农村女性平均生育子女数量从3下降到1.5。正如人口学家在《中国日报》上撰文指出的：“中国生育率下降的大部分原因不能归咎于独生子女政策。”生育放缓是由人们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做出的决定推动的，而不是由政府官员推动的。

2016年，中国全面实施二孩政策。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人口增长形势现在会恢复吗？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指出：“女性的进步得益于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中国女性受教育机会和就业机会持续增加，这意味着子女数量不太可能增加。相比之下，在从未实行过计划生育政策的中国台湾和韩国，每位女性生育孩子的数量徘徊在1.1个，远低于中国大陆目前1.3个孩子的水平。“经济发展是最好的避孕药”这句流行语在中国大陆及中国台湾地区和世界其他地方都被证实是正确的。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独生子女政策的最大影响是代际变化，导致中国正在经历世界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人口老龄化进程。我们将在第2章分析这些巨大的代际变化的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