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百年变局

新阶段、新思想和新战略

2020年虽然经历了新冠疫情的冲击，然而，新冠疫情毕竟是短期的历史事件。从中长期历史来看，中国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社会革命，这是一场漫长的社会转型，即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经历的传统社会迈向现代社会的转变。然而，这场漫长的转变在过去30多年中变成一场蔚为壮观的集中巨变，这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社会革命时代。在短短几十年间，中国从一个传统的小农社会转变为工商业社会，甚至迅速步入互联网、人工智能时代的信息社会；从一个熟人社会迈向一个大规模城市化带来的陌生人社会；从一个相对封闭、文化单一的社会迈向一个向全球开放而形成文化观念多元的社会。可以说，当代中国社会是一个极其复杂的体系，它在地理空间上呈现出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不同经济生产方式和社会生活方式，从西部边疆的游牧社会到中西部地区的农业社会，再到中部、东南部地区的工商业社会乃至沿海地区的信息化社会。而这种地理空间的内部分工实际上为中国构建起一个自我循环的垂直分工体系，从而推动中国经济从东南沿海地区向西北地区进行渐次发展的替代和转移。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发展的重点是积极参与全球市场分工，用全球外向的分工来推动中国内部的垂直分工，由此推动中国经济发展一波一波从沿海地区向内地的波浪式发展。比如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制造业集中在东南沿海地区，然而到了2008年之后，随着东南沿海地区的“腾笼换鸟”政策，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内地转移，而沿海地区开始发展高技术产业。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郑州、武汉、成都、重庆成为制造业中心，从而推动了“中部崛起”。由此可见，改革开放推动了中国社会关系的巨大变化，推动了“中国崛起”，创造了“中国奇迹”，这必然对18世纪以来西方主导的全球秩序构成冲击。一方面，中国经济增长持续推动全球经济增长，中国成为世界经济的引擎，加速了全球化的历史进程，因此没有中国参与的全球化就不可能是真正的全球化；但另一方面，中国崛起不断推动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上升，结果就是中国的科技产业发展开始挑战美国所垄断的高端产业市场。由此，中美贸易战的核心在于科技和产业争夺战。这不仅是全球市场高端利润的争夺战，更重要的是由于高技术的溢出效应，高技术的争夺战也就变成军事技术、工业能力和综合实力的争夺战。经济主导权的争夺必然导致全球政治力量对比关系的改变，并由此形成新的国际体系。因此，中国崛起必然引发后冷战以来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的担忧和恐惧，美国对中国发起了前所未有的全面打压，由此引发了中美“脱钩”乃至中美“注定一战”的“修昔底德陷阱”争论。可以说，中美贸易战爆发的原因实际上是中国的崛起对美国所构建的“世界帝国”造成了挑战。而2020年，中国近乎完美地快速控制住了新冠疫情，西方国家的新冠疫情失控，由此中美之争就从经济产业问题上升到制度、文化和文明的竞争，这无疑加剧了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

若要将中国如此复杂多样乃至发展多变的社会整合在一起，必然需要构建一个多元一体的制度体系，一方面这需要具有足够的弹性来容纳不同的社会形态，另一方面还必须有一个强大的中央权力来提供政治稳定的制度基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必然引发国家治理的难题，中国共产党必须面对新的历史形势，经受新的历史挑战，并提供新的思想和理论来为中国的未来发展指明方向，指明道路。正是在这种历史大背景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构成了中国共产党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思想武器和理论指南，其核心就是着眼于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积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构建一套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基础相匹配的上层建筑。国家治理现代化意味着中国在经济发展、国家治理和文化思想观念上都会有一个全面的提升，从而迈向现代化发展的新阶段，推动中国从一个区域性大国迈向全球性强国；国际的紧张局势意味着中国必须针对美国的打压而建立起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国家安全体系。这种国家发展战略的布局在2020年尤为明显。

本章主要概述2020年中央推出的国家发展战略。第一节概述中央提出的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迈入新阶段的判断，并围绕这个判断构思新的发展理念，推动形成新的发展格局。这个判断既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又是回应西方霸权压力的需要。在新阶段中国必须推动科技产业的加速发展，实现将中国建成社会主义强国的战略目标，而在新阶段必须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理念，进而推动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国之所以有底气来应对美国的打压和挑战，关键在于中国经过近代以来漫长的历史探索，已经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迈向现代化的发展轨道，那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因此，中国的发展始终紧紧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积极开展国家治理现代化，而其中法治是最重要的一环，在法治的轨道上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实现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第二节概述习近平法治思想提出的时代背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核心要义和历史意义。如果说毛泽东时代提出“以阶级斗争为中心”，邓小平时代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那么“以人民为中心”就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以人民为中心”既要保障人民当家做主的地位，形成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又要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而《民法典》就是一部保护公民权利的法典，中国民法典的编纂既吸收了民法传统中的有益要素，又形成了中国自己的特点。尤其要注意的是，这是一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传统中的民法典，必然有其不同于西方的独特内容。

第三节概述中国民法典编纂的背景、特点和历史意义。虽然中国往往被称为大陆法系国家，但这是新中国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民法典的颁布虽然被普遍解读为“人权保障”的标志，从而标志着中国进入权利保护的新时代，但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下将民法看作“市民社会的宪法”，中国的民法典依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秩序的一部分。

第四节概述面对美国对中国的打压所导致的外部环境恶化，中国围绕“总体国家安全观”，在各个领域“补漏洞”“扎篱笆”。可以说，从2014年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之后，中国是以近乎跑步的姿态推进构建与世界强国相匹配的国家安全体系的，为中国在新阶段的发展夯实国家安全的基础。2020年这一年，中国的国家安全体系终于迈上了一个新台阶。一方面，从传统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迈向总体国家安全观下的“平安中国建设”，进而提出“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另一方面，通过了《香港国安法》，保障了国家在香港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更重要的是，总结了军事改革的成果，推出联合作战的新型战争指挥体系，并拓展了国防的空间领域，这意味着中国正在从一个军事大国迈向军事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