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序三
承认善有多难

段永朝

韦草智酷创始合伙人

今年34岁的布雷格曼，被英国《卫报》誉为“荷兰的新思想神童”。“神”在哪里？说来简单，就是“承认善”。用布雷格曼自己的话说，就是相信“绝大多数人在内心深处实际上都是十分正派的”。

“人之初、性本善”，这原本是远古初民遗留下来的素朴信念，被称作人的“自然状态”。要是这件事仍需要一位“85后”年轻人用近30万字的篇幅来阐释，可见“承认善”有多难。

重新理解、书写人类的演化史，是过去30年来令人瞩目的全球文化现象。美国康奈尔大学教授马丁·贝尔纳（Martin Bernal)从1987年始用时20年，撰写了一部迄今为止仍饱受争议的三卷本鸿篇巨制《黑色雅典娜》，用最新的分子考古学、人类学知识，来论证今天遍布全球的人类都是5万～6万年前最后一次走出非洲的黑人的后裔。他想说什么？无非想说一件事：从更大的尺度看，人类“本是同根生”。

2010年，以色列“75后”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Yuval Harari）出版了一部全球级畅销书《人类简史》，其中赫然写道：“农业社会是一个巨大的骗局。”赫拉利的“骗局说”到底有几分道理暂且不论，他试图借此说明，定居之前人类总体上处于“平等”的生存状态，虽难以确证，但总是能打动众多人的心灵。此说其实与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关于私有制起源的论断一脉相承。

万年以来的人类历史，充斥着灾难和屠戮，也充斥着绵延不绝的拷问灵魂的“善恶之论”。田园如画，柔情似水的怜爱与良善、敬虔与谦卑，似乎属于遥远的“黄金时代”，而后的世界便日渐“礼崩乐坏”，进入尔虞我诈、弱肉强食、丧伦败行的“黑铁时代”“末法时代”。一部人类万年史，几乎就是无休无止地“吵架”和“打架”的历史。两河流域、印度河谷、尼罗河三角洲、中原大地，代复一代的圣贤先哲们摩顶放踵、奔走呼号，只是想求索一个单纯的问题：同根同类，“相煎何急”？

汗牛充栋的历史篇章和思想著作，将人性的善恶本源的种种解释，已经穷竭到学说林立、流派众多的地步。但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就是布雷格曼的这部《人类的善意》，以“85后”的视角再次提出了这样一个“扎心”的问题：为何人们对人性持有如此负面的看法？

年轻人，开始重新理解、思考人类的演化史，重新诠释人类的苦难、罪恶与煎熬，重新诠释人性——这样的勇气与担当，无疑是未来的希望所在。但掩卷长息，也不免令人想起安徒生童话《皇帝新装》中的那个率真的孩童。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1949年，法兰克福学派的创始者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Adorno）在《文化批评与社会》中说：“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可耻的。”在阿多诺看来，这个世界已然空前地“融合为一体”，但人的心灵也空前地“物化”“荒芜”“文化批评正面临着文明与野蛮的辩证法的最后阶段：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可耻的”。

20世纪中叶的世界进入了快速的全球化时代。报刊杂志、广播电视和今天的互联网、社交网络，每时每刻都在传播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的“坏消息”：种族屠杀、自杀式恐怖袭击、跨国公司财务舞弊、政治丑闻、空难、性奴、物种灭绝、核泄漏、海啸与飓风、地震、洪水与干旱、制裁与反制裁，以及过去两年来肆虐全球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还有2022年新年伊始，汤加岛国的VEI5级火山大爆发。

一边是财富的急剧增长和生活条件的空前改善，另一边是政治权术、极端言论、贫富分化、社会撕裂的空前恶化。英国社会学家齐格蒙德·鲍曼（Zygmunt Bauman）在1989年出版的《现代性与大屠杀》中阐明：如果不能深刻地认识到自启蒙运动以来的这段波澜壮阔的文明进程——现代化的本质的话，大屠杀可能会再次发生。

在布雷格曼看来，这一“现代化的本质”就是一种极度务实的“现实主义”思潮，占据了人们的心灵。这种“现实主义”思潮，就是在悲怆、绝望的神情之下，无奈地承认并接受人性的天生之恶。

这是一个令人沮丧万分的结论。当然，这一结论的达成也绝非一朝一夕，而是经历了漫长的痛苦累积和苦苦挣扎之后的哀鸣。

西方文明植根于深深的“罪感文化”。“罪感文化”这一术语从何而来，恐难以考证。西方历史上有太多讨论“罪恶”的文字。这种现实主义思潮对人性恶的假设，可以上溯至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古罗马神学家奥古斯丁以及文艺复兴以来的诸多思想家，如《君主论》的作者马基雅维利、《利维坦》的作者霍布斯。新教改革家约翰·加尔文曾说，“我们的天性不仅毫无善良且无力向善，而且不遗余力地结出了各种各样的邪恶之果”。

受“罪感文化”拖累和折磨的西方人，背负了2000年的沉重肉身与思想重负。

这种对人性恶的恐惧和失望，在现代社会中沉淀为人性的“伤疤”，时时提醒人们生活的刺痛和现实的苍凉。

英国杰出的小说家及诗人戈尔丁爵士（Sir William Golding）撰写了成名作《蝇王》，在198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评奖委员会给予他的颁奖词中有这样一句话，他的作品“具有清晰的现实主义叙述技巧，以及虚构故事的多样性和普遍性，阐述了今日世界人类的状况”。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现代学者，尝试用所谓科学的手段来论证这种“恶”是天性的组成部分，比如著名的（或者在布雷格曼看来应该是“臭名昭著的”）津巴多监狱实验、米尔格拉姆电击实验等。英国生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更是在其1976年出版的《自私的基因》中，将这种人性之恶，描绘为“刻写在骨子里”的“自私”。

这是一个令人沮丧、备感绝望的世界。

年轻人布雷格曼不满足于这些观察。他之所以花大量笔墨并身体力行地寻找隐藏在人性底层的“善良”，寻找这些说辞背后的反例，寻找“新蝇王”，就是想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为何人们对人性持有如此负面的看法？被无数思想家、学者论证过的所谓“所有人反对所有人”（霍布斯）的人性假设，真的是人性的全部吗？

布雷格曼寻找新蝇王的动机，在于他对用达尔文进化论来解释人性与社会感到极度失望。他希望寻求更加久远的人类演化的证据，希望将新的人性假设建立在更加开放、更有温情、更加柔软的基础上。他在这部著作中提到了人的两个进化特征：“脸红”和“眼白”。人是唯一会脸红的灵长类哺乳动物，也是唯一眼球中有眼白的哺乳动物。这两个生物特征显示：人具有天生的同情心、羞耻心和“关注同类”的本能。在被称作“史前政治学”的篇章里，布雷格曼认为人类祖先非常厌恶不平等，会用羞耻心维持谦逊和友善，他们禁止储存和囤积行为。如卢梭所言，正是由于“定居和私人财产的出现”，人类社会才进入了“私欲横流”的时代，产生了文明与野蛮的较量。

阅读布雷格曼这部著作，除了重新打开“理解人类文明史”之窗的益处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帮助新生代的青年重新理解人类的苦难史、奋斗史，帮助他们将面向未来的思想观念奠基在坚实的善的伦理基础之上。

过去10年，大量“黑科技”的涌现在加速人类历史进程的同时，也将高度的不确定性带入了人类未来。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数字孪生、区块链、虚拟现实、基因编辑、人工合成生命、纳米材料、元宇宙，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新型科技，让“技术介入生命”成为可能，让虚拟化、代码化的数字世界成为可能，让“数字化永生”成为可能。

那些掌握巨额资本、超级算力、底层代码、政治权利的少数阶层，正以前所未有的姿态，雄心勃勃地“重新定义世界”。在令人眩晕的技术至上主义描绘的数字世界里，某种乌托邦的画面近在眼前，似乎人类再次将自己的命运牢牢攥在手里。然而，“这个世界会好吗”？这是1918年因悲愤投湖自尽的清末学者梁济先生最终留下的一个沉甸甸的问题，也是向这个日益魔幻的世界投下的一个巨大的问号。

令人欣慰的是，布雷格曼不只是在寻求善良，而且找到了一个至关重要的“线头”：游戏。

“游戏是人的天性”，这几乎尽人皆知。但人们看待游戏的态度却大相径庭。太多的观点将游戏视为“消遣”或者“娱乐”，似乎游戏仅仅是人的辛劳生活之余的调剂和补充。布雷格曼寻找新蝇王的故事，让我联想到刘慈欣早期的一部科幻作品《超新星纪元》。这部30年前出版的作品，将未来世界的决定权交给一群平均年龄不超过12岁的孩子。当世界上只剩下孩子的时候，这个世界被完全改变了。

在经历了短暂的混乱后，孩子们开始重新让世界变得有序。超新星的能量使孩子们暂时拥有了无尽的能源，孩子们克服了重重困难，建立起超新星纪元最初的新秩序。孩子们一致通过了“建立好玩的国家”的决议。

真正的游戏是生产性的、建设性的，而不纯粹是消耗性的。游戏应该是生动的、活泼的，充满生命气息的。美国纽约大学哲学教授詹姆斯·卡斯（James Carse）在其1986年出版的箴言体哲学短篇《有限与无限的游戏》中指出：“世上至少有两种游戏。一种叫有限游戏，另一种叫无限游戏。有限游戏以取胜为目的，而无限游戏以延续游戏为的目。”生命存在的意义，正在于“让生命存续下去”，这里所包涵的哲理，是以超越“零和游戏”为指向的缠绵与诗意，是对生命的赞叹。德国浪漫主义诗人席勒曾说：“只有当人是完全意义上的人，他才游戏；只有当人游戏时，他才完全是人。”毛主席在1937年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所题写的八字校训“团结、紧张、严肃、活泼”，不也正是这一思想的生动写照吗？

未来学家们对未来有各式各样的猜想，技术专家们则描绘出了未来的万般可能。但未来终究属于孩子。让游戏这种天性重新回归孩子的心灵，这才是未来的希望所在。

2014年，时年26岁的布雷格曼出版了他激情四溢的第三部著作《现实主义者的乌托邦：如何构建一个理想世界》（Utopia for Realists: How We Can Build the Ideal World），在这部书中，他以乐观、激昂、恢宏的笔调，畅想了奠基于三大理念之上的富有成效和公平的社会：普遍基本收入、每周工作15小时、所有国家的公民自由交流。这三大理念并非布雷格曼的首倡。秉持公平正义、富有人情味的世界，是人们代复一代的期盼。乌托邦更是对“大同天下”“美好未来”的浪漫畅想。100年前的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就曾畅想过21世纪的人们每周只需要工作15个小时……

然而，这些美好愿望一次又一次落空，一次又一次被重新唤醒，除了提醒人们开创美好生活的路途依然艰难之外，也一再咏赞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不懈追求。正如德国诗人荷尔德林（Hölderlin）所说：“虽充满劳绩，但人依然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

我们应该让新世代的孩童振奋游戏的翅膀，绽放快乐的笑容，虽前路充满荆棘但别无选择。

游戏中所体现的生活态度，既开朗又严肃，既积极又友善。正在崛起的“00后”和成长中的“10”后，已经在用自己的方式，通过对话、交流、游戏，诠释和再度激活人类原本善良的天性。

相信他们，他们终将重新书写未来“充满希望”的人类历史新篇章。

2022年1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