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战并不是我们的天性

直到今天，我们的文化中依然充斥着这样一种误解，即给别人造成痛苦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试着想一想像“兰博”这样好战的动作片英雄，以及永远都在战斗的印第安纳·琼斯（Indiana Jones）吧。再看一看电影和电视上永远在上演的打斗场面吧，暴力就像传染病一样被传播开来：某一个角色绊了一跤，跌倒在别人身上，对方意外地给了他一拳，在意识到之前，他已经置身于一场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之中了。

但是好莱坞虚构的这种情节与真实的暴力之间的关系被严重夸大了。科学研究告诉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暴力是不会传染的，它不会持续很久，做出暴力行为绝非易事。

我越深入了解马歇尔上校的分析和随后的研究，就越怀疑人类是否真的具有好战的本性。毕竟，如果霍布斯是对的，我们都应该以杀死他人为乐才对。诚然，杀戮的排名可能不如性爱来得高，但它肯定不会引发如此深切的厌恶。

而如果卢梭是对的，那么那些过着狩猎和采集生活的游牧部落在很大程度上应该是和平的。在这种情况下，“稚人”在地球上繁衍生息的数万年间，一定已经演化出了对流血冲突的内在反感。

难道心理学家史蒂芬·平克在他那本重磅巨著中搞错了吗？他给出的关于史前战争造成的高伤亡的统计数据真的是错的吗？要知道，我在早期的书籍和文章中都曾急切地引用过。

我决定从头开始再梳理一遍。这一次，我避开了面向大众读者的通俗出版物，而是更深入地钻研相关学术文献。没过多久，我就发现了一个规律。当某位科学家把人类描绘成嗜杀成性的灵长类动物时，媒体很快就会开始大肆宣传。但是，如果某位学界同行提出了相反的观点，则几乎没有人理会他。

这个现象让我很好奇。我想知道，人们是否被我们对恐怖和奇观的迷恋所误导了？如果畅销书和被引用得最多的那些出版物努力想让我们相信的东西，其实与真实情况天差地别，那又会怎么样呢？

我们再来看看雷蒙德·达特的观点吧。他就是那个在20世纪20年代研究了第一具出土的非洲南方古猿遗骸的人。在检查了这些200万年前的古人类的残破骨头后，他立即断定他们一定是嗜血的食人族。

这个结论曾经风靡一时。只要看看像《人猿星球》（Planet of the Apes）和《2001：太空漫游》（2001： A Space Odyssey）这样利用“杀人猿”理论大大赚了一笔的电影就知道了（这两部电影都是1968年发行的）。导演斯坦利·库布里克（Stanley Kubrick）在一次采访中证实：“我对人类的野蛮和暴力本性很感兴趣，因为这是对其的真实写照。”30

直到很多年以后，科学家才开始意识到，非洲南方古猿的遗骸所指向的，其实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在法医鉴定结论的基础上，业内专家现在一致认定，这些骨头上的伤痕，并不是其他（挥舞着石头、象牙或兽角制成的武器的）原始人类造成的，而是食肉动物造成的。雷蒙德·达特在1924年分析过的那个头骨也是如此。2006年，新的结论出来了，“罪犯”是一只大型猛禽。31

那么，我们的近亲，会撕咬受害者肢体的黑猩猩呢？它们难道不是证明我们的基因里存在着嗜血欲望的活生生的证据吗？

这仍然是一个争论的焦点。为什么黑猩猩有这么强的攻击性？科学家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严重分歧。有人认为，人类的干预才是罪魁祸首。他们指责说，如果你经常给黑猩猩喂香蕉，就像坦桑尼亚的珍妮·古道尔所做的那样，它们就会变得更有攻击性。毕竟，没有任何一只黑猩猩愿意错失这种待遇。32

虽然这个解释乍听起来非常吸引人，但我还是不相信事实会如此简单。2014年的一项大型研究证实了我的想法。这项研究收集了18个黑猩猩群落50年来的数据。33不管研究人员从哪个角度看待这个问题，他们都没有发现黑猩猩自相残杀的次数和人类的干预之间有什么联系。他们得出的结论是，黑猩猩在没有受到外部刺激的情况下也同样会做出野蛮的暴力行为。

幸运的是，我们的“家族树”还拥有更多的分支。例如，大猩猩就比较“和平”。其实还有更良善的，那就是倭黑猩猩。这种灵长类动物有着瘦长的脖子、纤细的手和小小的牙齿，喜欢整天玩耍，是友善的化身，一副永远长不大的样子。

读到这里，你想起什么了吗？当然，生物学家怀疑，倭黑猩猩和“稚人”一样，是自我驯化的。顺便说一下，它们的脸看上去与人类极其相似。34如果我们真想要对人类与人类的近亲做比较，那么无疑应该从倭黑猩猩开始。

但是，围绕我们最亲近的亲属展开的这场激烈辩论真的有意义吗？人类毕竟不是黑猩猩。当然，我们也不是倭黑猩猩。现在，地球上总共生活着200多种不同类别的灵长类动物，它们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差异。著名灵长类动物学家罗伯特·萨波尔斯基（Robert Sapolsky）认为，我们通过研究类人猿了解人类祖先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他说“这种争论是毫无意义的”。35

我们需要回到真正的问题上来，也即困扰霍布斯和卢梭的那个问题——最早期的人类有多暴力？

我在前面已经说过了，对于这个问题，可以通过两个途径去寻找答案。第一个途径是，研究与人类祖先的生活方式一样的现代狩猎采集者。第二个途径是，发掘人类祖先遗留下来的骨头和其他遗骸，并加以分析。

让我们从第一种方法开始讨论吧。我在前面提到过拿破仑·查冈撰写的关于亚诺玛米人的那本有史以来最畅销的人类学著作《亚诺玛米人：野蛮的种族》。查冈的研究表明，委内瑞拉和巴西的亚诺玛米人对战争有一种强烈的偏好，嗜杀的亚诺玛米人所生孩子的数量是奉行和平主义的亚诺玛米人（用查冈的话说，后者是“懦夫”36）的3倍。

但是，查冈的研究可信度究竟有多高？当前科学界的共识是，今天大多数仍然过着狩猎采集生活的部落，并不能真的代表人类祖先的生活方式。事实上，他们早就陷入了文明社会的包围。例如，他们经常与农学家和都市“文明人”接触。无论如何，谁都不能否认的一个最简单的事实是，他们一直在被人类学家所跟踪，这使得他们作为研究样本受到了“污染”。顺便说一句，按“受污染”的严重程度来说，几乎没有哪个部落比亚诺玛米人更高了。作为对他们提供的帮助的交换，查冈给他们分发了斧头和大砍刀，然后得出结论说，这些人非常暴力。37

那么，对于查冈的结论——嗜杀者生下的孩子比爱好和平者更多，又该怎么理解呢？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个断言是不成立的。原因在于，查冈犯了两个严重的错误。首先，他忘记修正年龄因素了：在他的数据库中，嗜杀者平均比那些“懦夫”年长10岁。35岁的人比25岁的人有更多的孩子，这有什么值得惊讶的呢？

其次，查冈的统计只计算了那些仍然活着的杀人者的后代。他完全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谋杀他人的人往往会遭到报复。换句话说，不少嗜杀者可能已经死于被害人的亲属的复仇了。正因为忽视了这些因素，查冈才会得出如此荒谬的结论。照搬他的思路，你可能会说，单单从中奖者来看，买彩票很值得呀。38

在遇到查冈这位人类学家的频繁拜访之后，亚诺玛米人在他们的词汇表中增加了一个新的单词——人类（anthro）。他们给它下的定义是什么呢？“一个强大的不是人的人，有着强烈的不安倾向和疯狂的怪癖。”39 1995年，这个特别的人类被禁止重返亚诺玛米领土。

因此，我们最好忽略查冈的这本畅销书。但我们必须面对那位著名心理学家史蒂芬·平克提供的可以作为人类暴力本性的权威证据的800多页证词，以及所有的图表。

在《人性中的善良天使》一书中，平克计算了8个原始社会的平均杀人率，最后得到的数字达到了令人担忧的14%。这个数字出现在了《科学》等备受推崇的期刊上，报纸和电视也在不断地报道这个数字。然而，当其他科学家仔细检查他的原始资料时，他们发现平克混淆了很多东西。

这可能会涉及一些技术性较强的专业问题，我们必须搞清楚平克究竟在哪里弄错了。我们想要回答的问题是：哪些在今天仍然过着狩猎采集生活的人，可以代表5万年前的人类的生活方式？毕竟，在历史上95%的时间里，人类都是“游牧”民族——人们组成了一个个相对平等的小群体，在世界各地游荡。

平克的选择几乎排他性地集中到了那些混合型文化上。这些文化团体的成员确实过着狩猎采集生活，但他们同时也会骑马，或者一起定居于某处，又或者从事农业。这些活动都是相对较“新”的。人类直到1万年前才开始从事农业耕种。至于马，则直到5 000年前才开始被人类驯养。如果你真的想知道人类的祖先在5万年前是如何生活的，那么从那些策马奔驰和耕地种菜的人身上去推断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而且，即便我们认同他的方法，平克所用的数据也是有问题的。根据平克的说法，巴拉圭的阿奇人（他的列表中的第一个部落）中30%的死亡、委内瑞拉和哥伦比亚的希维人（他的列表中的第三个部落）中21%的死亡，都可以归因于战争。乍看起来，这些人似乎有杀戮倾向。

然而，人类学家道格拉斯·弗莱（Douglas Fry）却对此表示怀疑。在查证了原始资料之后，弗莱发现所有被平克认为可以说明阿奇人的“战争死亡率”较高的46个案例，实际上都与一名被巴拉圭人枪杀的部落成员有关。

根据原始资料的记载，阿奇人实际上并不会相互残杀，而是经常“被奴隶贩子无情地追击，以及被巴拉圭的边民攻击”。至于他们自己，却是“渴望与更强大的邻居建立和平关系”的。希维人也一样。1968年，所有被平克列举为战争死亡者的男人、女人和儿童都是被当地的牧场主杀害的。40

看似居高不下的谋杀率也是如此。这些游牧的狩猎采集者并不习惯于互相残杀，他们反而是手持先进武器的“文明”农民的迫害对象。弗莱写道：“柱状图和充满数字的表格……也许传达了一种科学客观性，但这其实完全是一种错觉。”41

那么，我们能从现代人类学研究中了解到一些什么呢？如果我们调查的是一个没有定居点、没有农业、没有马匹的社会，即一个可以代表我们的祖先生活方式的社会，又会发生什么呢？

你猜对了。当我们研究这种类型的社会时，结果发现战争极其罕见。道格拉斯·弗莱根据2013年为《科学》杂志编制的一份非常有代表性的部落名单得出的结论是，游牧的狩猎采集者反而会避免使用暴力手段。42游牧民会选择把他们之间的矛盾坦率地说出来，或者干脆搬到另一个山谷去居住。这听起来很像阿塔岛上的男孩。当脾气上来时，他们会选择让冲突双方前往小岛的不同地点，让大家都先冷静下来。

还有另一件事。人类学家长期以来都假设，在史前时期，社会网络的规模很小。他们认为，人类祖先是成群结队地活动的，即三四十个具有亲属关系的人组成一个群体，然后一起穿越丛林。与其他群体的任何接触都会迅速演变为战争。

但是在2011年，一个由美国人类学家组成的研究团队绘制出了全世界32个原始社会的成员组成的社会网络，既包括阿拉斯加的努拿穆伊特人（Nunamuit），也包括斯里兰卡的维达人（Vedda）。事实证明，这些狩猎采集者部族的成员都非常“社会化”。他们经常在一起聚餐、唱歌，并且与其他群体联姻。

诚然，他们确实是以30～40个个体组成的小团体的形式去狩猎和采集的，但这些团队成员主要由朋友组成，而不是家人，而且他们还会不断地交换成员。因此，这些狩猎采集者拥有庞大的社交网络。2014年的一项研究估计，不管是巴拉圭的阿奇人，还是坦桑尼亚的哈扎人，平均每个部落成员一生中会遇到的人多达1 000个以上。43

简而言之，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史前人类一般都拥有一个庞大的“朋友圈”。不断地结识新朋友就意味着不断地学习新东西，只有这样，人类才能变得比尼安德特人更聪明。44

如前所述，我们还有另一种方法来回答早期人类是否具有好斗的天性这个问题，那就是我们可以通过发掘化石来解决这个问题。考古学证据可能是解决霍布斯和卢梭之争的最大的希望所在，因为化石记录不可能会像生活在现代的部落那样被研究人员“污染”。但这里还需要考虑一个问题：狩猎采集者都是光脚旅行者。他们生前拥有的东西并不多，身后留下的东西更是少之又少。

幸运的是，这里有一个重要的例外，洞穴壁画。如果人类的自然状态真的如霍布斯所说，“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那么你就有理由预测，在那个时期的某一时刻，某个人会把这种情景绘成一幅画。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发现过这类壁画。尽管这个时期留下了成千上万幅描绘狩猎野牛、马和瞪羚的场面的洞穴壁画，你却找不到哪怕一幅描绘战争的。45

那么古老的骨骼又如何呢？史蒂芬·平克引用了21个考古遗址出土的骨骼化石，然后得出结论说，平均谋杀率为15%。但是与以前提到过的一样，平克在这里给出的表单还是有点过于混乱了。在他引用的21个考古遗址的案例中，有20个考古遗址的历史背景都是在发明农业、驯化马匹或定居生活兴起之后。显然，他们生活的时期离我们这个时代都太近了。

那么，在农业、驯化和定居社会出现之前，又有多少关于早期战争的考古证据呢？有多少证据可以证明好战是人类的天性呢？

答案是，几乎没有。

到目前为止，足够古老的智人骨骼化石总共有约3 000具，它们分别出土于400处遗址。这些骨骼化石应该可以告诉我们关于人类“自然状态”的一些事情。46但是，所有研究过这些遗址的科学家都没有发现令人信服的关于史前战争的证据。47

然而，后来的情况就全然不同了。正如著名人类学家布赖恩·弗格森（Brian Ferguson）所说：“战争永远也不会走回头路，它是一个开端。”48